魏源被称为“放眼世界第一人”。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0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2、经世致用批判时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腐败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免册”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

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

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