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饮誉清代的“诗画通人”(1 /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这是清代郑板桥的一首著名的咏竹诗。历代文人画士之中,爱竹的大有人在,竹诗竹画也多得不可胜数。然而无论数量之多,还是格调之高,都莫过于郑板桥。

扬州大学江树峰教授曾评价郑板桥为“诗画通人”,实际是说郑板桥的成就贯通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郑板桥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首、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他的诗清新流畅,直抒胸臆,自由洒脱,很少用典,描写人民生活的痛苦和贪官酷吏的丑恶,兼具少陵、放翁风格。如《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就是潍县灾后情况的真实写照,《悍吏》和《私刑恶》揭露了酷吏的凶残暴虐,而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则表达了郑板桥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他的词或婉约,或豪放,颇“近陈(维崧)词派”。婉约之词如《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等。慷慨苍凉,大开大合,“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散曲主要是《道情》10首,用黄冠体写成,借出世外衣揭露世道之险恶,广泛传播,被誉为清代道情体的最高成就。对联质朴自然,意境高远,既富有哲理,又多生活情趣,成为清代联学一大家。《家书》兼叙述家常琐事、议论经邦治国之道、评论文学创作派、交流诗词书画心得,直抒胸臆,每多独见,在清代散文史上有一定地位。

郑板桥现存绘画作品1000余幅,是中国古代画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郑板桥既不画人物、山水,也不画一般花鸟,而是以兰、竹、石为主,兼及松、菊、梅。他画的竹清瘦挺拔、墨色淋漓、干湿并兼;兰秀劲坚实、萧散逸宕、妙趣横生;石雄奇秀逸、丑怪苍润、百状千态。这些都构成了郑板桥秀劲挺拔、生动活泼的总体画风。

郑板桥自幼在日光月影、纸窗粉壁中学画兰竹,自称“无所师承”。初到扬州卖画时,扩大了眼界,意识到自己过去只是做到形似,远不能同石涛的神似相比。雍正年间游庐山后更认识到八大山人简笔写意画的高妙所在。郑板桥从师法自然开始,又继承和发扬了石涛、八大山敢于创新、不拘成法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手法。

郑板桥不但以竹自况,还以“竹”待人。对于后学,他乐于奖掖,尽力扶持,言传身教,寄予厚望。他曾写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竹,十丈龙孙绕凤池。”他又写道:“且让青山出一头,疏枝瘦干未能遒。

明年百尺龙孙发,多恐青山逊一筹。”他一生笔耕不辍,诗、书、画被时人称为“三绝”。其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也与竹大有关系。他曾对友人说,画竹要经历三个阶段,达到三种境界。一是“眼中有竹”,要仔细观察,反复临摹。他年青时画竹竞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年老时曾无限感喟地说:“我为这竹君,不知磨秃了多少毫锋,消损了多少精神啊!”二是“胸有存竹”,即在创作前对要画的竹了然在胸。“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三是“胸无存竹”,即在挥写的过程中,又不为胸中之竹所束缚,只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创造出新的形象。他曾用诗总结自己画竹的经历:“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竹之于郑板桥,真可谓相得益彰,人竹合一。

郑板桥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将自己的书体分为“六分半书”,人们则称之为“板桥体”。这种书体在笔法上以八分为主,糅合楷、行、草、篆及画兰竹之法,方笔、圆笔、渴笔、蹲笔变化自如,中锋、侧锋、衄锋恰到好处。在字的结体上,着力于横向,多呈扁形,由重心辐射于四方,显得潇洒新颖,览之无尽。在布局上,具有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整体感。一幅当中,虽然大、小、方、圆及各种不规则形状千变万化,但安排得错落有致,乱中有序,违而不犯,气垫连贯,通篇浑然一体。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板桥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

同画论一样,郑板桥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板桥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板桥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板桥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方面,郑板桥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郑板桥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板桥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宏观方面,郑板桥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板桥始创,但如郑板桥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板桥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板桥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板桥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板桥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板桥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板桥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板桥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板桥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