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
我已经是四到常熟而三登虞山了。
虞山隆起于市区的西北部，如一条绿色的巨龙，腾跃而出，逶迤而来，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明朝的沈玄，曾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诗句，常被常熟人不无自豪地加以称引，拿来描绘此地独特的山水之美和城池之美。
虞山之美，美在地脉地貌，自然风光。山上林草丰茂，竹木葱茏，植被极好。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春兰秋菊，夏雨冬雪，四时景色不同。再加上溪涧流泉飞瀑的清音，节令变换中鸟去鸟来的嘤鸣，实在是美不胜收。眼睛忙不过来，耳朵也忙不过来。
但我以为，虞山之美，更美在它的人文景观，文物胜迹，美在其底蕴深厚的文化历史承传。登上虞山，极目远眺，你会立即感到，身边巨大的苍绿色山体，于平畴沃野之中拔地而起，尚湖波光潋滟，市区楼宇林立，闾阎铺地。山上一派生机，市井和川原也是一派生机。这里是常熟的地理标识，也是物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标识。岳镇而安。一脉青山，沉稳而凝重。层峦耸翠，上出重霄，很像是眼底这座文化历史名城的脊骨，也是这一方东吴旧地的制高点，更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崇高的精神象征。有虞山镇守在这里，则江海安澜；有虞山支撑在这里，聪慧的常熟人，就会永远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开拓进取，引领**。
虞山的得名，源于仲雍。此山古有乌目山、卧牛山之称，又因其地近江海交汇之处，故名海禺。仲雍即虞仲，为纪念他，便以虞名山。太伯和虞仲，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和次子，为了让位给他们的幼弟季历，特别是太王钟爱的他们的侄儿，季历之子昌，就是后来被囚羑里而演《周易》的周文王，二人便远避到今无锡、常熟一带，虞山则是虞仲避隐之地。他们把先进的北中国的周文化，带到了这块当时还是荒草蛮烟、断发文身的勾吴故地。在他们的启迪和带领下，教化文明，建立了勾吴政权，迎来这个长江三角洲最初的文明的曙光，太伯做了国主。太伯无子嗣，虞仲后来便从其兄长的手里继承了国主之位。其实，在太伯、虞仲到来之前，这里并非完全没有文化。从常熟地下发掘的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和文物来看，早在5500多年前，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他们二人只不过以先进的周文化，与当地原先的土著文化，进行了整合、交融与提升，而不是推行强势文化征服主义，遂使新的勾吴文化既有与北国的中原文化的相同点，又保留了鲜明的南国气韵和地域文化特征。无论是传播，还是整合，虞仲兄弟，都功莫大焉。虞仲死后，葬于虞山东岭。他的墓上封土，虽高不过2米，广不过4.5米，但在人们的心里，他是江东文化文明的真正意义上的开山，而这整座因他而得名的名山，千百年来郁郁葱葱，也才真正是与他的文化贡献相匹配的陵山，是他伟岸人格的象征。离仲雍墓不远，是他的曾孙吴王周章的墓地。周章是正式被周武王姬发封为诸侯的吴国国君。总之，吴国的王族和周的宗室，即宗周，是有着直接的血缘承续关系的。
在仲雍墓和周章墓的中间，是言子墓。言子名偃，字子游。言偃是孔子门下惟一来自南方，来自江左吴地的弟子，比孔子小45岁，深受乃师器重并寄以厚望。学成后留居鲁国做官，在武城宰的任上，政绩颇佳。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有一天孔子从武城路过，听到盈耳的弦歌之声。孔子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莞尔而笑，对子游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子游毕恭毕敬地回答道：“从前，老师您一再教诲我们说‘君子学了大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了大道，也会变得温顺，容易听使唤’。”孔子对子游的回答很满意，便对随从的几个弟子说：“言偃说得很对，前言戏之耳！”意思是，“我前面说的话是开玩笑，别当真”。太史公的这段记载虽然不多，但是“弦歌”、“割鸡焉用牛刀”、“莞尔而笑”、“前言戏之耳”，都作为表现力极强，且流传极广的成语，或常用语汇，至今仍在人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中被反复使用。言偃晚年回到吴地，传播儒学文化，从学者甚众，因而开启了江左的百代儒风，泽被千秋。
无论是从中国的儒学传播史，还是从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史来看，言子都是东南一隅的第一根擎天大柱。儒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积极用世为指归，是一种实学和进取之学，由于言子的传播和开启，在常熟、在吴地，便形成了强劲的、深入人们骨血和灵魂的地域文化承传，虽历千秋万世而不稍歇。孔子曾非常称许言偃的“习于文学”。习，是熟悉、熟练掌握的意思，也可作精熟、精通解。文学，在当时主要指礼乐教化，指政治，就是道、道德风尚，是相对于射、御等技能而言的，当然也包括孔夫子所说的“行有余力而后学文”的“文”。所以，旧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言偃正是出现在这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经典中的重量级人物。在由言子所开启的儒学传统的熏陶和沾溉之下，从表面上看常熟这块土地上走出去，在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史上作出了贡献，留下了名字的人物，可以说灿若星辰，闪耀在历史的长空。据可靠统计，自李唐以降，单是被誉以“调和鼎鼐”、“燮理阴阳”的相国，就有9人是常熟籍；通过科考，蟾宫折桂，取得进士功名的480多人。其中状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如今，别的不说，单是两院院士，就有18人之多。
一座言子墓，使虞山胜境平添了多少文化的分量！康熙帝题写“文开吴会”的牌匾，乾隆帝御书“道启东南”的石坊，都无不印证了这一点。而且，这两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的所谓“康乾盛世”的缔造者的着眼点，都在天下，而不仅仅在常熟，是以全局为参照而作出的评价。在常熟，除了这虞山东岭的言子墓，城内还有言子巷、言子故居、言子专祠、言子故里亭等。有一天晚上，我从宾馆出来，沿着不远处的引线街漫步，在一个街角的行人休憩点的长凳上坐下，发现后面立了一组碑石，每块石上镌刻一位常熟历史文化名人的小传，其中有一块便是言子。实在让我感动。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气韵可以说无处不在，而仲雍、言子、翁同龢等都是它的文化名片。既是家喻户晓的明证，也向观光游客推介，足见此地文脉之盛。
我每到常熟，兴福寺是必去的，共四次。深山藏古寺。它深隐在虞山北麓一个林木蓊郁、翠竹如海的幽谷里，站在十里青山峰头的几个著名的观景点，如站在位于入城东岭的最高处，正好在仲雍墓和言子墓上端的辛峰亭，或辛峰城楼，凭栏远眺，是怎么也看不到这座兴福古寺的。此寺初名大慈寺，由当地一位在外做官的人施舍私宅改建而成，时在南齐。梁大同年间，改名兴福寺。我几次到兴福寺寻访，都有导游或僧家特意指着大雄宝殿佛龛侧后的一块突出地面的琥珀色石头让大家辨认。从一头看是繁体汉字的“兴”，从另一头看则又分明是“福”。兴福，两个多喜兴的字！这也许是寺名的由来。与原先的“大慈”比，虽说那名更贴近释典中大慈大悲、慈航普度的佛理，但毕竟离一般信众礼佛祈福的尘世心理远了些，倒是祈福而能如愿“兴福”，离人间，离信众个人的、家人的幸福更近些。所以，虽然唐贞观年间相传因两龙斗法而将寺边山体破为溪涧，寺名一度冠以“破山”，但终于改回兴福之名。
就我个人而言，则是先知道破山寺，而后才知道兴福的寺名的。原因是很早就读过盛唐诗人常建的五律名篇《题破山寺后禅院》，并已熟读成诵。就我所知，许多外地游客，都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这位常建，虽然生逢盛世，才分极高，但却仕途偃蹇，科考中曾名落孙山，后来考中了进士，最大的官阶也只做到盱眙县尉，似乎时间也不长。盱眙在江北洪泽湖的南岸，离常熟不是很远。他来虞山游寺，当在那前后。从“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的诗句来看，他在虞山是很盘桓过一些日子的。这里的文脉，启发了他的诗思；古寺里幽静空寂的境界，引燃了他的灵感。以致这首诗成为他在后世影响最大的篇什。常建的诗歌，在今存《全唐诗》中，占第144卷的全卷，以五言为工，七言中只有为数不多的绝句，倒也写得流丽畅达。常建在他生活的当时，诗名很高。在同时代人殷璠选编的《河岳英灵集》里，常建的诗编在李白之前的全书的卷首。殷璠在序言中，特别提到这首诗，认为“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一联，是整首诗的“警策”所在，给以极高的评价。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也格外喜欢这首诗，而对颌联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尤为激赏。他曾两度想仿效此诗，并已动手，终因无以超越而承认失败。细忖这位以千古文名和诗名而雄视天下的巨匠，他的欣赏亦不无道理。如果殷璠肯定的是常建诗中所营造的一派清寂静谧的禅境与禅机，那么，欧公则从“曲径通幽处”中得到了更深一层的哲理的启悟。于是，出典于这首诗的“曲径通幽”，便成了常建贡献出的一句流传颇广的成语。不是兴福寺让常建出了名，而是常建的诗，让兴福寺名满天下，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但对常建的出身行状，仕宦经历，人们仍然所知甚少。连他是哪里人，也说法不一。一说是长安人，即今之陕西西安人。但傅璇琮根据其落第之后写的一首诗断定不是长安人，已成定论。但是哪里人呢，仍付阙如。2006年，河北临城文管所征集到一块唐碑，是咸通六年为常建之裔孙立的，碑文中明确说是邢州人，即今邢台人。而且讲到这位“近祖”的诗被收入《河岳英灵集》，称“在《英灵集》，冠群公之首，词华品藻，具在小序”。常建走入历史，已有千余年，然而诗仍在，破山寺即兴福寺仍在，而且游人络绎，香火极盛。“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警策，“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哲理覃思，以及北宋第一书家米芾书写了全诗的诗碑，都成了虞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成了常熟人的骄傲。
据现代测定，虞山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山脊线总长6400余米，山体最宽处2200余米，海拔263米。锦峰是虞山的主峰，山体的海拔高度一般都以主峰为准。这里的剑门奇石，是虞山十八景之一。剑门石上方，正是锦峰顶部，是虞山最佳观景点。从这里看山，则重峦叠嶂，诸峰依次低昂，满眼青苍；从这里望水，则近山的尚湖，远处的昆承湖，尽收眼底；从这里瞧市区，则人烟屋舍，溪桥塔影，俱入画图。所以来常熟览胜的四海宾朋，八方游客，少有不先上虞山的；而上虞山，又少有不首登剑门的。比如，最近这次由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何建明牵头，组织一批文友来他家乡采风，第一个活动日程的首项，就叫“登剑门远眺常熟山水城”。记得杜甫晚年放舟湘江上的空灵峡时，为两岸美景所动，曾留下了“佳处领其要”的诗句。意谓欣赏美景，不能狗看星星一片明，而是要动心思领悟其之所以为美的要妙之处，关键之处。就我的体会，常熟之美，美在山水；山是虞山，水是尚湖、昆承湖、城厢七溪。登剑门而凭栏远眺，对常熟之美，便可纵观全貌，以收“佳处领其要”的效应。
我已经是三登剑门了。初次登临，感到不解的是剑门的名称，包括峰头玲珑高耸的剑阁。剑门本是秦蜀之间的一座雄关要塞，自川入陕和由陕入川，都要经过那里。李白在《蜀道难》中曾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形容其险要。但这里的剑门是怎么回事呢？求教掌故熟悉的东道主，才知道：原来，这里的剑门是奇石，而不是雄关，名同而实异，此剑门非彼剑门也。
但此剑门却也颇有些来历。相传当年吴王夫差铸成一剑，寒光逼人，锋利无比，便携此剑登虞山一试。看到山头巨石，奋臂挥剑而下，只见电闪雷鸣，巨石轰然中开，裂隙划然如门。于是便有了剑门之名。剑门绝对是虞山一个最为险要的去处，危崖壁立，悬石欲坠。从上往下看，燕雀翻飞于脚下，如临无地；从下往上看，则石峰直上云空，一门通天。虞山地处长江南岸的要冲，是吴国京都姑苏的北部屏障，如果真有夫差来此试剑之说，那也肯定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劈石为门的实际价值或其留给后人的观赏价值。作为仲雍和周章的胤裔，夫差曾是有为的君王。他的父亲，吴王阖闾，即那位用专诸刺杀王僚而夺得王位的公子光，在吴越争雄的沙场上负了重伤不治身亡。他立志复仇，终于大败越军，几让越人宗庙丘墟。越王勾践折节委命，自降为儿女下国以事吴。他又试剑虞山，饮马长江，率江东子弟，旌麾北指，争雄中原。先是大败强齐，后与单平公、鲁哀公、晋定公会盟于黄池。在那次会盟中，吴王夫差出尽了风头。他是主盟者，为歃血的先后而与自恃国力强大的晋定公发生争执。他说：“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则说：“于姬姓，我为伯。”伯，也是老大的意思。二人争持不下，各以自己高贵的宗周血统为据。最后还是晋定公让了步，夫差先歃。依我看，原因有二：一是黄池在吴王兵威所加的地盘之上，强龙不压地头蛇；二是吴兵新败强齐，事发于齐之侵鲁，鲁是受援国，单国更小，所以会心向吴王，劝说晋定公让步。
然而吴王夫差又是一个有重大性格缺陷的人物。他过于刚愎自用，大败越师之后，便胜利冲昏头脑，而没有听从伍子胥的谏言，杀掉勾践，将越地并入吴国。反而给了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机会，因而也最终给了勾践反手的机会。就在他黄池之会，自我感觉特好的那一年的六月，越兵强势攻吴，战略局势开始朝越强吴弱方向转变。10年后，姑苏城破，夫差自刎，吴国败亡。这时他才痛悔不听伍子胥的苦谏，更不该赐死这位忠心不贰的臣工，然而为时已晚。设想一下，如果夫差当年能够从善如流，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先除心腹之患，然后北进中原，那么就不会留给勾践以“卧薪尝胆”的机会和美名了，《吴越春秋》就会是另一种写法了。那也就不会有后来李白的名诗《越中览古》里“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的描绘与感喟了。当然，这些都是假设，不是历史。但剑门毕竟是虞山显露风骨的地方，毕竟是吴王长剑决石，展示北进中原的雄图壮心的地方。
虞山灵秀婉丽，坡势平缓，但却骨力内蕴。剑门奇石，一如苏州的虎丘、剑池。作为江南文化的象征，它们贡献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不仅是吴侬软语，仁山秀水，丝竹管弦，好一朵茉莉花，更有深藏少露的凛然风骨，以及外圆而内方，外柔而内刚的器识与风度。
以抗清和从荷兰入侵者手中夺回台湾，因而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例，他是登过剑门的。他看到的是“剑气”，有他的《暮春三月至虞山谒受之师同游剑门》诗为证，“西山何其峻，巉岩暨穹苍”两句，写的正是山势的峻峭和峥嵘。受之是钱谦益的字。郑成功15岁时就拜到钱谦益门下为徒，深得钱的赏识与器重，他的“大木”名号，就是老师给起的。郑成功的这首诗记述的正是他专来虞山看望乃师时二人同游剑门后的感受，全诗在今人重修后的剑阁上，被刻成一木制屏风，放在抢眼的位置，展示给每一位登阁观览的游客。在剑门拂水岩下方的山麓，有郑成功恩师钱谦益墓和钱的爱妾柳如是墓。钱柳二人之间的情爱婚恋，诗书唱和，性格反差，气节刚柔，至今仍是学界谈论的热门话题。对河东君柳如是的评价，倒是比较一致地趋向于正面的肯定与褒扬，认为她是一位侠肝义胆，聪慧绝顶，明艳照人，琴棋书画样样来得的旷世奇女子，更为难得的是身处易代的乱世，有胆识，有定力，懂得坚守气节的底线，连最后的死，也很刚烈。至于钱谦益，则由于性格深处的那一点点文人的脆弱，而大节有亏，对他的评价，论者则又各执一说，争议颇大。
从钱、柳墓园，北望虞山，锦峰剑门高指长天。柳如是虽出身青楼，名在“秦淮八艳”之列，却如剑门奇石，有着浙人与生俱来和常熟人深蕴少露的风骨。作为嫁出后列籍常熟的侠女烈妇，她无愧于背后的虞山青峰，也无愧于面前的尚湖碧水，更无愧于由仲雍、言子所开启的江左礼乐文化的传统。她的性格中有着锦峰剑芒逼人的豪光。钱、柳生前是夫妇，柳小钱36岁，钱家人不仅因财产纷争逼她自缢于牧斋离世的同一年，而且死后赶出钱氏坟地，不得合葬。两墓相距50米，何况中间还隔着一条乡道。这哪里是一般的见外！如果不是今人修了形制大小相同的碑亭，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对象，则柳墓看起来还真会给人以孤坟野鬼的落寞之感。但从另一角度想，这也使钱、柳之间人品的差异，更加分明。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柳如是的人品和柳如是的关系，我这个秦地游客是不会有兴趣特意来看钱谦益墓的，尽管对他的悲剧人生也不无同情。
钱谦益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天赋高，书读得多，博闻强记，贯通古今。有人把他与同时代的大思想家、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并提，不是没有道理。而他在诗歌领域里的成就，更是首屈一指的，是虞山诗派的领袖人物。在这方面，顾、黄难以望其项背。然而，他身仕两朝，领头降清，犯了历朝文人做人的大忌，亏了大节。崇祯年间，他已官至礼部右侍郎，俨然已是文化班头，甚至差一点登了相位。在文士聚会中，他还最喜谈兵，扼腕攘臂，激昂慷慨。到了福王的南明小朝廷，他又领礼部尚书衔。扬州战事吃紧时，他甚至上书福王，请求立即准他领兵前往驰援。陈寅恪对此评论说，福王虽庸懦昏聩，未予允准，还算是有知人之明。史家调侃的口吻，显而易见。随后，北兵突至，金陵告危，柳如是劝他自杀死节。柳自己更是义无反顾，举身投池，被童仆死死拉住，才未先他而去。但他软弱了点，生的欲望，苟全性命的欲望，占了上风，不仅未听柳如是的死劝，反而选择了投降新朝，并且扮演的是领头羊的角色。清廷给了他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充《明史》馆副总裁的职衔。朝廷在北京，作为朝官，他得北上。但刚烈的柳如是却仍自己留在南京。钱谦益作为知识分子，又久居官场，他什么不懂？他怎能不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和煎熬中，终于在北上不久的顺治三年告病还乡，当然不是“衣锦”。迎接他的就不无乡里诸生的嘲讽，如说：“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在吴语中，“觉”与“阁”同音。明里在说不显老，实际意思却是说：“您老大人从明朝折腾到新朝，在明未跻相位，在清也未混上“阁老”，白投降了不是？”又如，他做了宽领窄袖的衣服穿，有一天对诸生说：“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人家便笑着回他：“可谓‘两朝领袖’矣！”也是讥讽他身仕两朝，俱为“领袖人物”。
钱谦益虽然活到了82岁的高龄，但因失节而形成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却始终像梦魇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有自责，有歉疚，有悔恨，故诗多悲苦之词，如“苦恨孤臣一死迟”等。为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并在柳如是的推动与影响下，他们秘密地大力资助和支持了那一带此伏彼起的反清复明运动，特别是曾给了郑成功以全力的资助与支持。他也曾因类似的事被牵连入狱，赖有柳如是生死相随和营救而得解。他后来被乾隆列为“贰臣”，他的著作全部遭到禁毁，而比他降清更早，也更彻底的洪承畴，却未被乾隆列入“贰臣”传。钱谦益的“贰臣”是双重的，因而是悲剧性的。作为前朝的重臣，弃明降清，是显而易见的贰臣行为。所以，对明来说，他是贰臣。但作为新朝的臣工，他又怀有贰心，不甘心为新主效忠，还暗中支持反清活动。爱新觉罗·弘历是何等样人，焉能不心知肚明。所以，他又是新朝的贰臣。这就难容他了，乾隆帝在他死去长达百年之后，还采取那样严厉的处置措施，正是由于这一点。陈寅恪用“枯兰衰柳终无负”的诗句，评价他携柳如是归田以后的晚年，应该说是公允的。“无负”于什么呢？要我看，最重要的是无负于常熟，无负于他们陵园后这神圣的虞山，还有山下的后土，山外的苍天。
我站在剑门之上，锦峰之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太伯、虞仲，到钱、柳伉俪，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功绩，乃至缺憾，走入了历史。还有一门五进士、两状元、三督抚、父子二代帝师的以翁同龢为代表的翁氏家族，乃至新中国两弹元勋的王淦昌，元代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元四家”，清初以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晚明由严澄所创建的“虞山琴派”等，也都先后走入了历史，但是由他们的业绩而汇聚成的常熟文化和精神，却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获得了永生，成为新一代常熟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我站在虞山顶上极目远眺，看大江东去，天高吴楚。“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而那跨江飞架的苏通大桥，有如一道横空卧波的彩虹，似乎既连接着南北两岸，更连接着过去、现代和未来。眼下正是烟花三月，这片勾吴故国的川原沃野之上，莺飞草长，满目生意，春光烂漫，无限新机。我仿佛能听到大地的脉息，更有常熟人沉稳、矫健的步履声。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