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在少数。流调队员为了抢救患者，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具后的是患者本人，两人之间的距离约二十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什么的。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

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千万可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的艰辛。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只好无奈地沿着楼梯一层层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在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将他们隔离之外，便是尽快帮助他们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也罢，我们在门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扯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哐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就以为我们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由于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登上前去接应的密切接触者代表开来的车。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动弹不得。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用不了一会儿浑身上下跟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儿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又过1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代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你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说一个字!”不由分说地黄大夫等人被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消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厕所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的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待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魔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立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烦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立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避免让周围的百姓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顺顺当当地实施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集中营”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不露任何声色地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集中营”。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他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集中营’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送进“集中营”，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集中营”从建立到撤除，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阻击来犯之敌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与SARS的战斗比做上甘岭战役。由最初600人的防病队迅速扩建成2500人的流调队也发生在此刻。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呀!”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喂喂，同志，我们是在旁边的大楼里办公，这儿出现了非典病人，我们大楼会不会被传染呀？”“对呀，这个人是我们最先发现的，我们是不是就很危险了？要不要隔离啊？”“没事，大家都是在室外远距离见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楼和居民更不会传染上的。”流调队员登上救护车的那一刻，隔着两层口罩对现场的市民说。

“哟，原来她们都是女的呀!”几个公安人员感到脸上红红的，相比之下，他们自感有些惭愧。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救。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历。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您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您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

吴疆小组大汗淋漓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5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白天色，已经出现在她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个小时里，吴疆小组共发现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50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告诉我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地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您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您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大爷，来，我帮您。”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老人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正好与老人面对面。

这是不曾想到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看到了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觉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

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您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那双混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上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多次去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后来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交大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提供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贫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发烧，被确诊为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病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活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从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把病人弄走呀!“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胖胖的，躺在**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反而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