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儿的分田到户总的时间远比小岗村要早。那么到底早多少年呢？现任村支书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就研究决定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原来如此。“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们还同意分？”“怎么会同意呢？”李方满说，“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有人马上告诉我，老汉叫李文君。我便让李文君老汉坐到身边，请他讲讲当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啥叫猪口地？”我不懂了，便问。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子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子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中国今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实就是靠像皂树村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础为推动力的。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个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个小小生产队，所以便成了“父子队”“夫妻队”“兄弟队”“亲戚队”为主的“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了。

真是聪明绝顶!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户、到人制度，与当时的社队三级所有制又相符……

“后来公社知道了，又派人来，要求我们合并。在上面看来，三级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随便再分什么小小队，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并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这大约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满回忆说。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们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又商量，这回采取新办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绍说。

“按耕牛分田怎么讲？”我又不懂了。

李方满忙接过话茬，解释道：“我们是山区，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着一头条牛。当时上面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按户分田，一听按人头、按户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你不是不让分成小小队吗？那我就按耕牛来分田，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高，实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树村的农民们夸耀。他们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听后，说这是“真正的高明办法”——因为它既没有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又结合了皂树村的实际。

“那会儿，政治形势非常紧，别说是分田到户，就是发现谁种了几条丝瓜也算是‘资本主义’。农民们辛苦干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没办法过日子。上面又不让我们劳力外出，谁外出干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坏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还过得去。可我们皂树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号人捆在这么一块山窝窝里，不想点法子，真的肯定会饿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户是逼出来的。”李方满说。

“可不，要不是怕饿死人，谁敢冒着掉脑袋去搞分田到户嘛!”李文君指着满屋的人，挨个问：“你们对作家说说，我讲的是不是事实？”“是，是这个理。”众乡亲异口同声，像要向我发誓似的。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自有皂树村的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记者、作家来过村上，除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来的干部们隐瞒分田到户说过假话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第二回假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从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数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决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这中间有六七年、十来年，是中国政局比较复杂的‘文革’时代和‘文革’刚结束的‘两个凡是’阶段，你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有没有因此受过牵连？”我进而问。

“有。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李文君点点头，抽着闷烟。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老队长你能说说吗？”“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说。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其实全村的其他一百多亩大田早也分了，他没发现。这个姓金的书记原来也是区委派到我们黄坦公社工作队的，后来他留在黄坦。这个人“左”得很，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那是个现场会，放在黄坦乡最高的山顶上开，那儿有个茶场，叫安基山茶场。批斗会就在那里开的。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算是游山批斗吧……

李文君说了十几分钟，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乡们一定还沉浸在当年那个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是李方满打破了沉寂的气氛。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老队长说的真有可能。”我点头道。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还了得!性质不一样了!”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当年的嫁妆……”老队长瓮声瓮气地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听后差点落泪。心想：当年的生产队长也是穷人，或者比一般社员还要穷苦，可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乡亲们活下去，把村头的一块半亩坡地分给了社员，结果落个又是批斗又是撤职，最后还要罚交15元的命运!穷苦的李文君可怜，没有钱，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妆上交了才算顶了这事……这是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一幕，离今天的日子并不远。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这难道不是一场看似无声却比万钧雷霆更巨大的响声吗？

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中国人多地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像台州皂树村的农民分田到户事件，我想也许还有不少，他们或许也同皂树村一样远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要早、要彻底。我后来知道，仅台州地区，像皂树村这样的分田事件还有不少地方，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样可贵，并值得我们记住。

在台州采访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见了一位人称“台州农村通”的老干部邢传欣。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台州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农工部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当土改队长。

“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78岁的邢传欣老人谈起台州的“三农”历史，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说话：土改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农民们高兴得不得了，分田那会儿，大伙哎呀呀喊着唱着，说我们的土地总算回家了。当时的土改是与抗美援朝工作联在一起的，时间短。我们台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临海的洋渡六房村。农民们对初级社很赞成，因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度。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归属，但家庭条件差的贫下中农没有分到什么农具和耕地的水牛，这样农民们就特别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决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洋渡是1951年办的社，第二年他们就大丰收，农民们很高兴。丰收的原因除了土地归属权外，生产上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种了双季稻，每亩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办社农民们得了实惠，其他的村子就跟着学，洋渡乡一下办了十个合作社，成为当时浙江省农业战线的第一个先进单位。台州在那时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家庭条件原先比较好的中农有意见了，说入了社、与贫下中农拼在一起种地，“种了稻没有多收谷，养了猪也没有多吃到肉”，于是中农们纷纷要求退社。一时间，台州的退社现象严重起来，甚至惊动了京城的毛泽东主席，土改以来对农民办社倾注异常热情的毛泽东很关注台州出现的倾向，对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邓子恢很不满意，认为照顾中农利益而进行的调整办社方针是“小脚女人”，并且随即提出了著名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农村一轰而起，批中农，全党办社风起云涌。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杨渡有个富裕中农产粮不少，可我让他上交1000斤粮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想交。我一打听，他家里是交得起这些粮食的，就严厉地告诉他：你哭也没有用!后来这位富裕中农还是卖了1000斤粮食。从此农民向国家卖粮成为一种义务。这阶段，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及城市建设贡献极大。但农民交粮的时间太长，农民们就有意见了。到1957年，一些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交了粮，自己却吃不饱。仙居县地处台州的深山区，这里的合作社经一些农民一闹，很快全部垮了。后来又波及临海，临海甚至有农民到县乡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给砸了，震惊全国，这又一次捅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怒，立即提出要严厉打击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和新兴的农村破坏分子。台州是重灾区，一下抓了好几百人……这个事件，台州一些上年岁的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邢传欣老人说到这儿，刹住话题，神情显得凝重。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1958年后，上面号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再过后，就是三年自然灾难，黄岩和温岭有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县也出现了死情……

由于有了1957年那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为、反抗性很强的台州农民从此不再正面起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变得你上面喊什么口号，我下面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学乖了。”邢传欣老人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从1957年到1961年、1962年这些年里，台州像全国各地一样，出现过不少饿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农民因为‘人民公社’大集体种地，死了许多人，可我们台州就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你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台州人其实通过各种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给了农民、或承包给了生产小组，总之形式上是一样在干人民公社，其实是在进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和生产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说是农民们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传欣这样总结道。

“有人现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硅谷，不是没有一点历史原因的。因为台州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由经济形式，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人的最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是最讲实际、最求现实的人。‘文革’时期，我在下乡中经常听到农民们这样对我说，主任啊，我只要吃饱肚子，就是做死也愿意。台州人就是这个样。在种地吃不饱的年代，你只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他们甘愿像黄牛一样干死也情愿。后来政策松动了，允许干私营经济，允许赚钱发家致富了，他们又对我说：邢主任啊，只要能让我们发财，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们也不会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你还不相信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邢传欣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令我内心产生强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台州人能够在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奠基者。

田埂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股民”……

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股份制形式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中最活跃和具有社会推动力的先进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几乎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国营集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形式开始被人们渐渐认识和接受。最早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对当时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在许多年里，“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国这个红色政权的国度里，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剥削阶级的产物”。现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对实行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有集体经济的一场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国，它与当时农村所开展的“分田到户”搞包干一样，是实实在在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与“复辟”和“政变”没多大差别的惊天动地的事。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植根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现在有据可查的几个史实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区的温岭县社队企业局(那时还没有工商部门)正式发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为“社员联营”的企业营业执照。“股份制企业”是1985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之后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业性质，台州的乡镇企业局当时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由社员合股出资办的企业起的名字为“社员联营”，用后来的名称就是股份制企业。这也是新中国工商企业史上第一个颁发的标明由几个法人“联营”的股份制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有据可查的上面两份史料，足可证明台州是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这已被现在研究经济工作的专家所认可。其实，谈到台州的股份制，其开始和发源的时间远比这两个事件要早得多和广泛得多。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台州人竟如此胆大妄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引见下，来到玉环的芦浦乡那个原“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旧址现场，并与几位当年办股份制企业的当事人见了面……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面积很小，老玉环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后来又将温岭的楚门半岛划归了玉环，但陆地面积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环仍然是台州面积最小的县。可别看这弹丸之地的“海中玉环”，它现在的人均收入不仅在台州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国的百强县中也名列第29位。玉环有数个“全国第一”的产业与产品，这与玉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直接关系。浙江籍著名作家叶文玲老师曾经对我说，写台州，绕不开玉环。叶文玲是玉环人，她最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那天我是怀着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动的心情，跟着几个农民来到玉环芦浦分水村一块田埂上。一位本地农民老汉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闸上破旧的却依然挺立在那里的三间半砖瓦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当年办的最早的一个股份厂，当时叫红卫仪表厂……”“就这个样啊？”我对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发源地竟然产生在这么一个极不起眼、极不壮观的地方，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心想：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时，不也就是几根破枪、几把红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别小看这几间房子，当时我们还当宝贝呢!”林友泮老汉说,“这个地方办厂，一是不占集体房子，二是关键这里能上电线，好发动机器做工。”末后，他补充道,“我们办的是仪表厂，需要电动力。”原来如此。

可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时在农村，能响机器声的，只有集体农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脱谷场上的拖拉机声，除此再不可能有什么机器声响了。林友泮他们能在如此无遮无掩的广袤田野上开动机器搞“资本主义”，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起码是吃了熊胆!在芦浦镇的镇委会议室里，几位当事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看法——玉环农民在田埂上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果真历经了太多沧桑：

“我们那时办厂，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林友泮是当年办厂的“头头”，也是当时分水村的党支书，他给我解释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随后他指指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60来岁的老汉说：“最早是他颜祜庆出的主意。”被林友泮点名叫颜祜庆的另一位老农笑了，冲林友泮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不向你说向谁说嘛!”林友泮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被老伙计颜祜庆这么一激，一边抽着闷烟，一边低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进海里差点淹死……”屋里的人顿时哈哈大笑。“老支书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颜祜庆这话让林友泮爱听，老人一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最早动因确实是我。”看得出，颜祜庆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果然，他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几年兵。“我在部队时当过团部通信员。复员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穷，流血流汗干一年，连口饭都吃不饱。于是我就和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本村社员蔡志昌，还有回乡知青、懂点机械知识的梁华星商量，说能不能几个人凑点钱办个厂，赚点钱。他们都觉得是好事。不过那时在集体之外办厂是件冒政治风险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芦浦一带有影响的支部书记林友泮商量。老林是个好人，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也属于脑子比较开放的人。我们一说办厂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听我们发誓保证：本金我们几个人自己凑，赔了算我们自己的，赚了也给集体分一点。这样他就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同我们一起合股干。有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合股干，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借到了天大的胆子，所以后来就偷偷干起来了……”“其实到底办啥厂，他们几个心里根本没有底。几个人想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

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维庆，是坎门前台的支部书记。林维庆就建议我们办个仪表厂吧，他说他跟上海仪表厂有熟人，好有销路。这样我们才定下来办仪表厂的。”林友泮插话。

“干什么定下来后，就马上涉及怎么个干法的问题。集体的钱肯定不能用，再说生产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

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哪？”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批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而且这个时候上面刮起了‘打扫地下厂’的运动，我们的厂自然跑不了，只好关门。几个月后，‘打扫地下厂’的运动风吹过了，公社干部看到农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动找到林友泮，劝说他们重新办厂，并且公开同意原来集体所有的、位于芦浦尖山三眼陡门的半门房无偿地借给我们当厂房……”“就是刚才我们在水闸上看到的那几间房子？”我打断颜祜庆的话，问。

“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

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那个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

可没法找人说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说，人家说没把你们抓起来送进监狱里算是对得住你们了，你们还嚷嚷什么？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颜祜庆回想当年事，依然愤愤不平。

“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的事当时在我们这儿闹得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敢在‘文革’的风头上办股份制私有企业。”娄昌福接过颜祜庆的话说：“过了大约两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农机厂，没有钱买设备，就想起了林友泮他们办过红卫仪表厂，所以就将他们的那些闲置设备全部充公到了公社农机厂。颜祜庆他们就闹，说那些机床是他们几个人出钱买的。公社干部一商量，说安排你们几个进厂，抵作你们先前的那些损失吧。老颜他们也没辙，就这么着平息了这事。林友泮是大队书记，后来被安排在公社养殖场工作。”“这个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彻底散了？”“散啦!当时只能是这种命运。”娄昌福苦笑着看着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们几个其貌不扬、却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你们都非常不简单，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许多，而且今天你们中间也没有人成为富人，可你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