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影响和改变9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第七篇一场影响和改变9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按下手印，签订了一份分田到户的包干“契约”。

一年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将小岗村的事写成一组“内参”送到中央领导手里，小岗村从此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其实，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发源地并非在小岗村，而是在一个更边远和偏僻的山区农村——浙江台州的皂树村。这里的分田到户和大包干，比小岗村更早、更广泛、更彻底，并且经受的斗争也更激烈和痛苦。皂树村和台州农民应该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发源地和急先锋！中国改革开放史将重新改写这一新事件。

引言历史学家喜欢追溯首创和第一，其意义显而易见。因为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称得起勇敢者，其后，即使你能一次吃上一百只螃蟹，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勇敢的追随者；第一个登月者在月球上迈出的那一步，远比今天在几万公里外的太空站上行走的宇航员要伟大得多；《共产党宣言》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连同第一个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之所以被后来的信仰者与追随者称为“马列主义”，同样也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学说和学说实践的第一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谁发起和缔造了这场改变了当今世界命运的伟大革命，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我们或许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客观公正的史学研究，然而现在大家能够统一和共同确认的是对前一问题的肯定，那便是：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那么，到底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呢？有人说是深圳人，然而“特区”的孕育和“特区”这一词的出现，也还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期；有人说应是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的18户按手印分田的农民，他们该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可浙江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浙江人明确告诉我：中国的改革风暴确实始于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民，是中国农民最先掀起的改革风暴，但我们浙江人毫无疑问是这场急风暴雨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浙江人的理由是：如果说分田，我们浙江人要比安徽小岗村人早得多，而且范围要大得多，不止几十个农民，是一个村、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区的范围。“在小岗村人按手印分田之前，我们早就有人悄悄地甚至是公开地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如果说农民走出庄稼地开始经商，“我们浙江人挑着补鞋机走遍全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靠粮票、靠定额过日子呢!”如果说民营企业,“这更不用说了,是我们浙江人最先开创了民营企业的先河，而且先有‘浙江制造’，而后才有了‘中国制造’的……”浙江人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浙江经济,特别是浙江广大农村所掀起的民营经济风暴,事实上一直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样式,是全国各地的样板。

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

然而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还有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是：在英气昂扬的浙江人中，又是哪个地方的浙江人开先河并成为真正的“浙江精神”和“浙江制造”的始作俑者呢？

外界似乎有一种统一的说法，是温州人。其实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真正的先行者应该是台州人!这是笔者近年多次亲历台州实地考察的结论——许多社科界的专家和学者以同样的形式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台州人？台州在哪儿？许多人听了这样的结论，会立即问起这样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不了解历史真实的重要原因，历史和传说因此变得有些偏误……

现在该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了!改革开放30年了，越来越多因为客观和人为的原因阻隔了普通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期待，现在确实到了告诉世人什么是历史的真实的时候了!啊，台州和台州人，你亮出神秘面目和走向前台的时候到了——真温州假温州原来是台州……

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州采访前，竟然还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叫“台州”的地级市。买飞机票时，服务员特意为我查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只有到黄岩机场的，好像台州就在黄岩附近。最后电话打到台州市委的同志才弄明白，原来黄岩机场就在台州市区。可为什么不叫台州机场而叫黄岩机场呢？到台州后问了当地官员，他们苦笑着告诉我：建机场时，国家民航部门的管理者说，国内和国外的人都知道黄岩，因为黄岩蜜橘出名，台州没人知道，若起名台州就会影响民航的“社会效益”。台州人哭笑不得，只好认账。

台州在哪里？几千年来，地图上我们找不到，即使在十来年前的中国地图上我们仍然找不到台州这样一个城市。就是在台州的诸多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温州市的今日，许多台州人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时，仍然会有意无意地加一句：“我们就在温州旁边……”嘿，这个台州!然而，到了台州，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了若有谁把它小视，就等于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严重的现实错误!在漫长的岁月里，台州因地理的闭塞，简直就是一个被大山和大海完全包围的独立山国。

有史记载：南朝大诗人谢灵运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七月，出任永嘉太守，在途经台州赴任途中，因山高路险，又多林莽深壑，便招得几百民夫开山伐木，一路焚烧丛林方“日走三里”。由于谢灵运他们一路砍烧林木，以致当地的台州官员以为是匪徒滋事，发兵前去阻挡，闹出笑话。台州交通不便而闹出的“历史性笑话”还有不少，即便到了20世纪后期的80年代仍然还有流传。在这之前的1958年，台州修过一条与外界通行的公路，但因翻越大括苍山等曾被李白惊呼高达“四万八千丈”的重重大山，司机们一向极其畏惧行走。天气晴朗时，去一趟省城，天不明出发，黑夜才能赶到西子湖畔。如遇雨雪天气，由于山道险恶，谁也不敢出差。

不然车至途中，一旦被险情所搁，呼天不应，呼地不灵，难保性命。一场雨来，几天不通路是常事。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群省城来的客人，乘坐几十辆客车被阻在猫狸山岭上，几天下不了山，结果几百名旅客，只得冲进沿途的农家户舍，竟然把山民们家中的所有食物吃了个精光。80年代初，浙江省委书记到台州检查工作回程途中，阻在台州境内前后动弹不得。这时省城有急事催书记同志回杭州，可就是没有办法，急得当时的台州地委不得不令沿途几县组织几百名基干民兵上山铲雪开路，方让省委书记得以回到省城。后来浙江省府上下有到台州的，旁人都会半真半假地关切道：你备好随行的基干民兵没有？

台州东临海，在落后的时代，滔滔大海成了另一种阻隔台州与外界相通的屏障，倒是常有海盗和倭寇侵扰沿海庶民，弄得人人恐慌不已，纷纷后迁或逃跑。清初，台州又成为张煌言、郑成功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清朝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撤尽沿海30里居民于内地的政策，并禁止片板入海，台州又一次成为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

长达一千余年的封建皇朝时代，台州一直被朝廷当作贬官流放之地，又加上这些被贬的官员和学士经常奋起反抗朝廷，所以台州在历代朝廷的眼里，是块必须打压的地方。也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规矩，辖6县之域的台州，在之后的一千多年设郡立州的历史里，竟然没有一个“台州”的中心城市!其他府郡却不是这样。比如苏州，设府建郡后就有了苏州城，之后的几千年，苏州的发展与沉浮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心城市的建设与壮大。台州邻居的宁波与温州，能够发展成解放初期规模仅次于杭州等名城的海滨城市。尤其像宁波，自19世纪中英《南京条约》起，就成为中外著名的港口，其发展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心城市宁波府。所以到了20世纪初时，它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处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前列，与隔杭州湾相望的上海齐步发展成东方大港。即便我们今天看到了大上海，如果没有“宁波邦”加入和源源不断的输血，是断然不能成大器的。相比之下，台州的命运实在可怜可悲，连台州人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千年漫长的历史里，“台州六县”这一广大区域内、长达8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竟没有形成一个稍有些规模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问旧史，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台州是贬谪之地，他们根本不想把台州弄出一个有团结力量和象征意义的中心城市，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清楚：让你台州永远一盘散沙，不得有为。即便到了新中国，台州仍有35年的漫长历史里没有一个中心城市。直到1994年8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和县级黄岩市、椒江市，设立地级台州市，将椒江、黄岩两个县级市一起拼合成现在的台州中心城区，境辖椒江、黄岩、路桥3区与临海、温岭2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县。市人民政府驻椒江区……至此，台州市才结束了有州(市)无城的历史。

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源于台州，早已被那些研究“浙江现象”的学者所共识，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温州人似乎是最先搞起中国民营经济的。正如前文所言，历史上的台州是块贬谪之地，进那里的人和出那里的人都不愿说自己是台州而来、台州而出的人。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州人和温州人一起扛着补鞋机走遍大江南北时，他们着意掩饰了自己的祖籍，都说是来自温州的——温州人天不怕地不怕，烂了名声也不怕。台州人如此谦卑，原因只有一个：

外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台州，而温州却是大家熟识的，并且也是能从地图上找得见的地方。

日子一长便成了习惯，连台州人自己都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台州人了，加上后来温州人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场上本来就兴谁的名气大，谁的生意就好做。如此一来，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间，台州人几乎统统称自己是“温州人”了——这份荣辱感在台州人内心压了很久，也很疼痛和无奈。

台州人因为自己独特的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长期被外界所冷落、所陌生，所边缘……新中国成立，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和地区都跟着共和国一起奋发图强，而一大批老城和新城都在这样的奋发图强中或焕发青春，或平地而起。照理，有千年历史的台州应该像它们一样迅速崛起并被人熟识。然而台州却因地处与台湾遥望相邻的海防前线，又严严实实地被排除在大建设的总格局之外，眼睁睁地坐失于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之中……蒋介石军队与大陆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仗是在台州的大陈岛，时间是1955年。战斗的结果自然是我军全胜，可台州从此也就成了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前线。

我军则把台州当做“放进来，关门打狗”的最佳海防战区。从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直到70年代初的二十几年里，台州一直处在这样的备战前线。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第一任务是支援前线和备战。有一个电影叫《东海女民兵》，就是按照台州所辖的温岭石塘镇一群守卫海防线的女民兵事迹拍摄的故事片。2006年笔者到石塘镇采访时，专程上了这个女民兵哨所，见到了今天的7位守疆海防女民兵，她们个个英姿飒爽，不减当年老一代女民兵的斗志，令人敬佩。

因为是海防前线，建国初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工程自然没有台州的份，即使国家和省内安排的一般性大中型项目，也不会有人敢放在台州。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国家在台州的各项建设投资加起来总共还不到5个亿，而且这些投资主要投向农业和兴修水利之类的工程，稍稍大一点的就是台州唯一的一个发电厂。这个数目与国家对邻近的宁波和温州所投入的建设资金相比，台州人实在可怜又可悲，如同一个从没有吃过娘奶的野孩子，它的成长经历中有些自生自灭的味道。而这恰恰给了台州人一份勇于奋进、从不索求的自强不息精神。这是后话。

经济上的不投入、少投入也罢，最让台州人不可忍受和负辱的是建国初期的前十年里，有两次竟然被撤销地区行政区划，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58年，撤销后的台州下属县级单位不是划给了宁波，就是分给了温州。直到1962年，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地叫嚣“反攻大陆”时，考虑到军事形势的需要，台州才再次重立专区。重立后的台州又在很长时间里承担了海防前线的特殊任务。所以因诸多的“军事秘密”和“军事要地”的原因，台州始终成了一个不被人熟识的地方。

台州还有一个非常不利于名气外传的原因，是它的地名读音，很不适合国人的理解。台州台州，不就是台湾的“台”字吗？非也。到了台州才知道，这个台州的“台”字不读台(tái)，而读台(tāi)，其音与“胎”儿的胎字一样。台州的真正读音，与江苏的泰州一样，所以过去除了台州地理上的偏僻荒蛮原因外，很多人一听“台州”，还以为是江苏的泰州。总之，台州的名声很受这些历史的、地理的、读音上的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吃亏。

台州有座高高的山，叫天台山，“台”字便是起名于此岳。

天台山蜿蜒于东海之滨，以其绚丽多姿的形貌和临海昭然又与尘世几乎隔绝的独特地理原因，而一直被佛教界所看重。从汉晋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天台山以其古久、清秀、奇特和幽静的自然“佛性”而被佛界所高看与尊重。尤其是南朝陈至隋时的高僧智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更使天台山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的圣地。天台宗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和传世多时，特别是对日本和韩国宗教的影响与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在今天的日本和韩国，“天台宗”的佛学和弟子之广、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创立“天台宗”佛教学说的智，在隋初受“智者”号，世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是位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化起过巨大影响的大师。智者大师采取“六经注我”、“随义立名”等手法，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印度佛教经典进行了取舍、发挥和再创作，又把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欲念等融入天台宗思想中，提出有自己本体特色的种种命题，并用一系列的范畴进行思辨论证，建构和引照了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台宗完整的佛教哲学体系。

台州，又因历史上“贬谪之地”的缘故，像骆宾王、郑虔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大师和著名学者被贬之后在这里养心修身的同时，写书作文，使得台州的名胜古刹和自然风景让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至，于是高僧与文化名流的合作，为中华文明史尤其是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如山一样的硬气，如水一般的灵气，如佛一样的超然与内敛，决定了台州人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闯**，又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而这也为我们合理地理解和解释台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以及它又没像温州那样早已被外界熟知的缘故。

历史需要还原真实，台州人现在已经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些年它所表现出的强大内动力，已经让国人和众多研究者为之振奋。2007年，台州的GDP总量达到1717亿元，位居全国100个城市的第36位，这百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等特大城市;其14.3%的增长速度位居浙江全省五大城市之首，浙江五大城市为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其实台州人告诉我，台州人创造的GDP应该有两个概念，这官方公布的1717亿元是在台州本地统计部门统计的本地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至少还有达1700亿元的GDP是台州人在其他省市区为别人创造的财富。如果两数相加，550万台州人实际为国家创造的GDP，应名列全国100个城市的前25位，与大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相当水平。而这样的数据绝非杜撰，只要你到台州走一走，再深入百姓和金融机构了解一下，你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数字或许还是低估的。

至2007年末，台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000亿元。台州的经济95%以上是民营经济，也就是说，存在台州金融机构的钱绝大多数是老百姓的。按照这个“硬碰硬”的基本事实推断，台州的人均存款是多少，你可以计算一下，而计算出来的数字会吓死人!台州人与温州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做生意靠吆喝赚钱，前者是闷声大发财。

了解这样的背景后，谁都会对台州和台州人刮目相看。然而，当我们再深入到台州这块神奇的土地时，我发现的却是另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默默无闻而又绝顶智慧、坚忍不拔的台州人，在最近30余年的历史里，为中国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无数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而这些丰富的精神财富，在笔者看来，是必须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册的内容，否则中国的当代史将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绝非滋事惑众。所有从事党史和国史研究的学者与专家，所有想了解当代中国农民发展史的人们，都应该怀着虔诚的心，与我一起走进台州这块由农民们建立起的创新与求索的精神圣地——皂树村：孤独而沸腾的农民革命策源地翻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史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段历史记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分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

其实，最早分田到户的并非小岗村，从笔者实地采访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镇皂树村远比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几年，而且分田到户的范围和所经历的过程比小岗村所经历的要更加惊心动魄！2006年4月23日，当我采访完台州诸多现代化的先进企业和令人振奋的民营经济后，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较落后的山区看一看时，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与临海市联系了一下，结果有关人士带我到了临海、天台和仙居三县市交界的三水洋镇。与高度发展的台州市区相比，偏僻的山区小镇白水洋确实更像我记忆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镇。虽然这里的居民也能通过电视看到大洋彼岸的奥斯卡奖颁奖的现场直播，但人们住的、商店里陈设的基本上还都是一些日用品，时尚的奢侈品很少见。镇政府的文化站长小杨将我们领到镇会议室时，已经有几位老干部在等候我们。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会议室，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当副区长时，这会议室和办公楼就是这个样。近40年了，镇政府的办公条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白水洋历史上可是蛮有名气的呀!方圆几十里，就这儿街市热闹，有‘台州京城’之称的临海的城里人，都称我们这儿是‘小上海’。”老区长的话让我对白水洋刮目相看。一个山区小镇，有5万人居住在这儿，仅凭这一点，我相信它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白水洋镇最繁华的地方走了一程，总体感觉这里偶尔也有一些年轻人能够上上网，但百姓们基本上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那种逍遥自足的状态，与大都市那种人赶人、车挤车的情况相比，白水洋人的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让人有种怀旧的享受感觉。

白水洋镇现在管辖二镇一乡，即原来的白水洋镇和双港镇及黄坦乡，与中国农村乡镇变革一样，这些年里白水洋镇并并合合，管辖的行政村也由过去的145个撤并成了122个。双港和黄坦也不再叫镇与乡了，改为白水洋镇下属的办事处，就是过去的公社。

我们这些当年“人民公社”社员，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当我离开白水洋，往大山深处的双港和黄坦两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时，仍然不敢相信中国之大、中国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之大。

双港小镇还算说得过去，有那么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黄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无法认辨了。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诉我，现在的白水洋黄坦办事处和过去的黄坦公社，都是在这座小院子里。这与我小时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过的江浙小镇相比，黄坦实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象得到：双港和黄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白水洋、双港和黄坦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演变过行政管辖权。白水洋镇凭着历史悠久、镇大人多，所以从来都是以“中心镇”的优势在这一带雄踞龙头地位。“老二”的双港则曾经在镇之前的行政区划内一度作为县下面的区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黄坦始终是受白水洋和双港的领导与管辖。现在从台州市区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车路程也就是三四个小时，从临海到白水洋也就两个来小时，可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前一二十年，别说台州市领导，就是临海县的领导能够跑一趟双港或黄坦，也实在太不容易了。难怪当我把黄坦和双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积分田到户的史实告诉在临海当了十几年领导的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广建时，他十分惊诧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黄坦和双港有这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分田到户大包干，从公社和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开始，所有人都是瞒着上面干的，根本不会让上面知道一点儿风声，知道就麻烦大了!”老区长王植江这样解释。

“难道就没透过风声？”我问。

“也不能说上面没发现过。我经历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农村包干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讲起当年的大包干，顿时情绪高涨起来，说：“先说1979年，因为我们双港和黄坦两乡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乡的干部就向县里报告了。有一天县里的领导就把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同志叫到县里询问。当我们承认有这回事时，县领导就责令卢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检查，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两个凡是’风还很严重，谁要搞分田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坐牢杀头的事。

我们的卢书记真是一条硬汉，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县领导，说让我检查可以，但让我动员农民把分的田再收回来，我不干!我也干不了!县里领导一听，气得嘴都歪了，说：你是区委书记，你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还要你这个区委书记干什么？卢书记说：我这个书记的乌纱帽你们可以随时摘掉，但你们谁也无法阻止农民分田的行动!卢书记的态度，让这事闹大了，周围的公社怕我们的分田到户风刮到他们那儿去，于是在我们双港、黄坦二乡通往外面的一个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竖了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写了十个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双港烂。意思是我们双港已经被资本主义烂掉了，现在紧挨双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乡村的最后防线，一定要堵住不让我们的分田包干风吹到他们那儿去。”才30多年前的事，现在我们听听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会捧腹大笑。“后来呢？”我问。

“那个时候，农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早已像干枯的水秧苗，靠一块牌子、一个命令是挡不住的。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双港、黄坦周围的河头、沿溪、张家渡等山区乡村，也有不少农民偷偷仿效我们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还是我们双港和黄坦二个公社……”王植江老人谈起那一段往事，颇为得意。

“你们的分田到户，与安徽小岗村相比到底时间比他们早多少？方式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所关心的事。

“我们这儿的分田到户，最早的一些生产队上世纪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说要比小岗村早出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们这儿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一开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岗村，他们是那种几个农户联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反抗集体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进而介绍：“比如黄坦公社有个皂树村，在1977年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后来到80年代中央出台农村实行分地到户的责任承包制政策时，皂树村就没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为好几年前他们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两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时，他们因村里的户籍人员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才重新调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划分。”王植江说完这话补充道：“我在双港和白水洋当干部到退休，已经几十年了，都是在农村工作，对这里发生的每一件稍大一点的事，全部记得清清楚楚。”“那你能说说你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并支持农民们分田包干的呢？”“可以。”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干的事是在1976年。当时我任双港区副区长。”“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农民其实早把地分掉的呢？”王植江很骄傲地说：“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农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吧。”老人到底是农村干部出身，知道应该先让我明白些什么,“我们双港区除了白水洋镇情况好一点外，双港和黄坦是临海最穷的地方，尤其是黄坦，基本都是山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农民们一直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但由于人民公社后，土地归了集体，农民们吃返销粮仍然不能吃饱，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各家各户。可那时毕竟全国农村都是不允许分田到户的所谓社会主义，因此上面听说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1976年夏，我当副区长时，上面又要求我们组织工作组下乡，对那些分田的农民动粗。当时上面给我们工作组的精神是：只要共产党在，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搞单干。

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制止和刹住单干风，关系到能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天大问题。老实说，当时我带着工作组，就有种同单干风生死斗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而他们搞单干、分田分地就是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为了给那些分田搞单干的人点颜色看看，工作组也曾采用专政的手段，揪了几个人，像斗地主、斗走资派一样，押着游街和游村。但这些措施还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单干的人太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搞单干和分田的人都抓起来;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个生产队把他们分的地合起来，明天你工作组还没有离开村子，他们又把地分了。开始有人报告后我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调查才有人告诉我说，区长这还不简单，我们熟悉每一块地，你们工作组白天把分的地收拢了，晚上我们再开个会，几句话就又把地分了。我听后，心想可不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对每一块土地了如指掌。于是我动员工作组人员，说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让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你们想单干也单干不成。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农民们没辙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哈哈，农民们就用那么简单而充满智慧的做法蒙混过关了!”我听后忍俊不禁。

老人也笑了，说：“没办法，他们的招数太多了，无论我们工作组想什么法子来割‘尾巴’，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开始反思了：一是思考为什么农民们那么强烈地坚持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二是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凡搞单干和分田到户的地方，农民们的日子就相对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去讨饭的。相反，那些靠吃国家返销粮又不分田的村子，则每年会有很多人出去讨饭。基于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区委和卢凯书记作了汇报，结果其他几个工作组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农民们就是愿意分田单干。基层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单干。而且这些基层干部明确告诉我们工作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执行不让农民们单干分田的话，他们就全部自动辞职。这一态度在乡以下干部中占了9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乡、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执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动员农民们上交已经分的土地和停止单干的话，那么乡以下的所有基层组织将基本瘫痪。在那个年代，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也担当不起的事，所以区委，尤其是本来就支持农民分田的卢凯书记的态度，我们那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后来完全站在了农民这一边。比如我领导的六个工作组，几十号干部，没有一个人说农民单干和分田有什么坏处。

但毕竟作为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我们几个负责人，还要对上面负责，所以最后我把六个工作组的队长召集在一起，我们共同商量了一个对上的对策。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上面最关心的是在‘祖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如果哪个地方出现成群结队的讨饭和流浪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几位工作组的队长约定：在我们负责的那些生产大队，对农民们的单干和分田分地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们了。工作组的任务将向上面保证：所进驻的地方，如果出现有外出讨饭的人，我们将负政治责任。当时我们还盟誓向上级保证：要让所进驻的农村，少要或不要国家的返销粮。县上后来听说我们双港区派到下面的‘割尾巴’工作组能够保证上面的两点，自然非常高兴，之后也就不再怎么逼着我们问到底有没有解决分田单干的现象，最多问问现在又收了多少土地，至于分掉了多少土地似乎并不在统计之列。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1980年……所以后来听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有人跟着学他们时，我们这儿的干部和农民们只是笑笑而已，因为到那个时候，整个黄坦乡的土地基本上已早分光了，双港乡和白水洋的土地也都分得差不多了。”王植江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抬头瞅了瞅我们正坐着的白水洋镇会议室，说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个经济学家叫薛暮桥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后，引起了全国大讨论。当时我们区里各乡的干部都坐在这个会议室开会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分田到户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场讨论涉及的是农民们的大事情，所以我们干部在会议室开会，各乡的老百姓也来了不少人，他们在外面听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讨论整整持续了一天，当社员们听我们会议室的干部说分田到户没有什么错时，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我们会议结束时，各乡、各大队、各生产队那些没有分的土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全部给分掉了!”“有这么快吗？”我有些不敢相信。

“一点没错。就分得那么快。”王植江瞪大眼睛向我证实，“分不分土地，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没有活路的大事情，他们太关心了!所以听我们干部说没什么不对时，他们一下把消息散了出去。你想想，咱们这儿虽然是山区，可一传百、百传千……一顿饭的工夫，区委干部赞同分田到户的消息还不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吗？”原来如此!“王老，据你所知道的，当时分田搞单干的，在咱们双港、黄坦两个公社中，哪个村最早、最典型？”“黄坦的皂树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皂树村从此烙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采访台州没有时间了。2006年5月22日上午，在我第二次采访台州抵达目的地后，立即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安排到皂树村的采访事宜。下午3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皂树村。

这正是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坐落在环山的半山腰间，背靠的大山顶峰，有一块冲天巨石，十分雄壮巍峨。皂谢村的正面，有一块小盆地，种着绿油油的水稻，满山都是绿林。那天我们去时，正是雨后，所以整个村庄和盆地，飘舞着湿淋淋的云雾……

空气显得特别清新。村边的一条小溪，响着潺潺流水，无论是举目远眺，还是低头观草，无处不让人心旷神怡。

村民们告诉我，皂树村得名是因为村子后面的大山上有棵两人合抱的大皂角树，这树的荚果像肥皂一样，能用来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树村”。据老者讲，这村子有一百多年历史，过去住在这里的没有几户人家，抗日战争后，山下搬来不少怕打仗的人，所以慢慢村子就大了。现任村支书李方满接待了我，当我在他家坐下后，立即有十几个村民跟我们围坐在一起。原因是，上午镇上有干部告诉他们我要来了解当年他们村上分田单干的事，加上老区长王植江跟着一起过来，所以我们一出现，正在家里闲着的村民们纷纷来到了村支书家。

“我已经快三十年没来过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王植江老前辈望着小山村，感慨道。

“我当会计那会儿，村上的人最多时共有296人，101户。现在少多了，常住在这儿的有70来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户到临海、台外买了房子，甚至还有到杭州、上海买房子的。他们都不会回来了……”李方满向我介绍说。

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样有许多向往都市生活的人，并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别看我们村小，现在也有人当千万富翁了!”李方满指指村中央的一栋新楼房，说那家主人就是个“千万富翁”。

“是干什么的？”我吃惊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筑的。他是我的前任，当过村主任。”李方满说。

台州农民就是了不起，连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穷山村，竟然也会冒出个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大亨，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地，是个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1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尤其是‘文革’那阵子。社员出去讨饭，是要生产大队开证明的，那会儿谁也不敢给社员开证明，你一开证明就等于说你允许坏分子出去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个责任干部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外出讨饭不行，国家的返销粮不来，人民公社大集体种田的收成又不够大伙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相比之下，我们这儿天高皇帝远，大山沟里，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会走到我们这儿的，最多区委和公社的干部几年来一趟，偶尔来一趟也不会呆上几个时辰，他们说什么我们听听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自己的事。再说，当年我们的区委干部、公社干部都是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跟我们农民有感情，他们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看着我们农民过的日子，他们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些丧尽天良的事。

王区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情况？你说。”李方满指指身边坐着的王植江。

“是啊，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睁一眼闭一眼，谁也不得罪。”王植江抽着乡亲们递上的烟卷，点头道。

乡亲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干部和工作组只要睁一眼、闭一眼，我们就有日子过了!”有乡亲站起来，给王植江敬烟、敬茶，说着当年多亏了老区长开恩一类的话。

这时的王植江感到特别自豪，连声说：“我这辈子风水一直很背，唯独当年对你们的分田到户我是支持的。”“仅凭这一条，您老功德无量!”乡亲对他说。

王植江老人听后连连点头，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容。

“那——你们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你们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分田到户的呢？”这是个关键性问题，我希望皂树村的乡亲们能够准确回答。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马上说。

“应该是1967年。”有人则说。

“那到底是1965年还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为这很重要，如果这一时间成立，等于说皂树村的分田到户，其实要比安徽小岗村早出十年!“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拍胸脯保证比他们那儿分田到户早得多!”“早得多……后来报纸上说学习安徽人分田的事，我们这儿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