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第一个外资企业，我们连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惹出一些毛病来。有一次晚上11点钟，我去敲总机值班的那个小姑娘的宿舍，让她起来接线打长途，人家老大不高兴，责问我:‘你半夜敲我门想干什么？’我说有急事要打国际长途电话，人家小姑娘根本不理睬，‘我不能半夜给你开门，谁知道你半夜来敲门怀啥心哩！’无奈，我只能等到天亮。”这是老宣讲的第一个故事，把我和那个女导演笑弯了腰。

“昆山第一个台商到我们开发区落户不久，突然有天半夜有公安局的人来敲门，我问什么事，公安人员一开始不说话，先到我房间里查看了一遍，然后说:‘老宣啊，你可得注意，你们没有发现什么敌情？’我说哪来的敌情？公安人员说，昆山现在不仅有敌情，而且是台湾的特务敌情。我一听不信，说哪有特务啊。他们就半夜把我拉到一个台资厂，指着一堆纸箱说，这不是特务敌情还能是什么？我一看，简直哭笑不得，原来那纸箱上印了一行字:三义救中国……”这是老宣讲的第二个故事。

“有一天又有公安局的人找我，说老宣你这样下去不行，昆山非出大事不可。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们又把我拉到那个外资手套厂，进了女工宿舍，他们指着女工**的几本外国杂志，说:老宣你自己看看，这么腐朽的资产阶级东西在工人中传播，昆山不出大事才怪。原来他们看到了这个厂的老板为了让女工们熟悉外销手套的生产特点，给每个宿舍发了些时尚杂志，那上面有女人穿着有点露的照片……”这是老宣讲的第三个故事。

“我们去广州招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意向到昆山投资的外商，我们就请人家吃了顿饭。我刚从广州回来，纪检部门的人就来到了办公室，他们铁青着脸冲我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去了，才知道有人检举我们在广州花3000元请外国人吃了一顿饭……”

“哈哈……哈哈……”我们再也收不住笑了。

坐在“老板椅”上的老宣则一点儿没笑容:“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从办开发区的第一天起，几乎没停过这样那样的检查、调查和审计……”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昆山的干部群众为了建设开发区奉献了多少的心血和泪水、汗水？汗水不用说，做事情肯定要出力流汗，但碰到出力流汗之外的事就会让你感到百倍的累……像吴克铨他们这些昆山的大当家人，比我们经历的事更多。我们几年前外出招商，只敢住旅店，住澡堂。第一次到广州连香蕉都不敢吃。有个局长在广东看到一根八块钱的皮带很想买，但最终没买，因为他身上带的钱都是公家的，不敢用。这钱可以用于招待外商和谈生意时的花费，但绝对不能用于个人开销，当时昆山上上下下都是这样做的。”

“后来台商多了，他们习惯和喜欢夜生活，不怎么在白天用心思，更不怎么跟我们在白天谈事情。为了适应和伺候好客人，我们的干部白天办公，晚上还得去陪客人吃饭喝酒。有人以为吃饭喝酒是件乐事，可天天上馆子、举酒杯的人知道啥叫难受。尤其是台商们喜欢去‘卡拉OK’——我们有我们的规定:凡参与招商的干部不准进‘卡拉OK’厅，只能在外面等着。这客商一进去不要紧，不到凌晨两三点钟是不会出来的。大冬天的，我们的干部只能在‘卡拉OK’厅的走廊或屋檐下靠抽烟取暖打发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