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特”咋办？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到苏州，显然是需要中国政府拿出诸多特殊政策，而没有这些特殊政策，苏州人几乎寸步难行。

比如说，如果是特区，就会在税务方面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一条直接影响到园区的生命旺盛力，后来苏州人从国家那儿争取到了“园区新增财政收入5年内(1994—1998年)免除上缴”的政策。

比如关于审批工业用地问题，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达到一定限度的招商工业用地，即使在园区范围，都必须报上级甚至是中央审批，但苏州后来到国家那儿争取到了比浦东还特别的政策。这项特殊政策让新加坡的李显龙特别高兴，有一次他听吴克铨介绍后，惊诧地问:你这么一说，我们园区每次只能批60公顷土地？吴克铨告诉他:没错。李显龙又问:那是不是我们每天可以批几次“60公顷”？吴克铨又答:是这个意思！李显龙于是大笑，连赞中国政府太“够意思”。

在项目管理上也是这样，国家规定对外商数额超大的项目都需要北京方面的批准，即使浦东也不例外，但国家对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定是:只要是符合国家对园区的政策要求的项目，园区自己就可以审批。

比如还有诸多涉外的事务，园区通过外交部得到了特殊的外事审批权，即园区内可以直接办理护照，商务出国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来去方便……

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说的:你们苏州园区虽然不是特区，但不特有特，特中有特。意思是:你虽然不是浦东、深圳一类的特区，但却享受着许多特区的政策，而且你有的比特区还特。

正是这“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特殊政策，苏州工业园区才使新加坡的“软件”得以顺利地落户在美丽的金鸡湖畔。

所有这些“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政策，都体现在国务院1994年2月11日“关于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的“国函〔1994〕9号”文件之中。苏州人将其简称为“9号文件”。

这个“9号文件”来之不易，听当事人讲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令人难忘:

“这个‘9号文件’形成之前是需要我们起草的，起草成功后就是提交国务院会议上正式审批通过，但这个过程很复杂，你不能等着开会时让领导举手就行，我们请求国家优惠政策中有许多内容不是所有的领导一下能理解和支持得了的，这就需要事先向这些领导介绍情况。我们事先知道这事会涉及18个相关领导，于是我们就带着草案稿，一一上门向他们汇报。记得当时只有宋健同志那里没走到，其他领导我们都走到了。通过介绍，他们全都原则上同意。有了他们事先的了解，这文件就很快进入了中央领导手里。”周志方是当年的文件起草人之一，他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文件是1994年的除夕送达北京的，李岚清副总理是大年初一签的名，然后传到副总理手上，再传到总理手上，最后是总书记‘划了圈’。江总书记是年初二圈阅的。你可以想想，这份苏州工业园区的‘出生证’在中央领导手中是何等高效地被批复的！”

所有的苏州人都感谢党中央、感谢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关怀之情。据说后来同志到苏州视察时提起这事说:“类似9号文件，以后不会再批了！”可见这“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分量。

这年2月26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中新两国就《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文件的正式签订仪式，李岚清副总理和李光耀资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了名，总理和吴作栋总理出席。苏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有关方面同时还签订了《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协议书》及《商务总协议》。江苏省负责同志和苏州市领导都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

3月16日，江苏省领导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省级机关3000人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是江苏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江苏省当前改革开放的头等大事，是江苏省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据说，当时南京人民大会堂掌声雷动。

在苏州更不用说了，当国务院“9号文件”下达之后，往日宁静和萧条的金鸡湖畔，顿如春雷响起——千年古城仿佛再次迎来新生，人们期待中的“洋苏州”从此揭开它那神秘而妩媚的面纱……

5月12日，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