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撰写本书而采访的时候，我的妹妹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她又要买房子了。

“你不是已经在城里有房子了吗？再说你厂区的住宅小洋楼已经够宽敞、够气派的了！还添房子干吗？”我不解妹妹的动机。

“是给你这个哥哥买的！”妹妹说。

“给我买什么房子？我在北京有住的，还到家乡买房子干什么用？”我不解。

“你不是说以后退休要回家乡来嘛？”

“我——哎，那是何年何月的事！再说，我告老还乡也用不着你当妹妹的操心呀！”

“那不行！你那点工资和稿费添不上一处好房子，我给你买……”妹妹一腔豪气。

我一阵激动。本人有一姐一妹，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没有读多少书，但她们现在各有自己的企业，生意做得不错。尤其是我妹妹，一人支撑着一个效益很不错的企业，走过了几段不平凡的经历，但终究现在比我强许多。姐姐也是这样。我们姐妹兄弟三人，过去我以挣稿费居经济条件第一位，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远远地被她们甩在后面。相比之下，我现在是“困难户”了。我们姐妹兄弟三人感情很深，姐姐与妹妹，她们对我格外地好。只要我开口，她们都可以为在京城当作家的我慷慨解囊。相比之下，我显得很小气——城里人通常有的那种小气。

“我要给你买一套旁边是小桥流水、前后都是花园绿地、左邻右舍还应该是园林湖泊的别墅……”妹妹在电话里这样向我描绘她要送给我的“养老斋”，又言是“江南才子别墅”。

“为什么要这么好啊？”我问。

“因为你是我们苏州人啊！你是我们何家的骄傲，苏州的文人怎么能没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呀？”妹妹说完，在电话的另一头“咯咯咯”直笑。

那得多少钱呀？我心里在盘算……

“放心，阿哥。一切都由我来操办。我只要你一句话:过几年你是不是要告老还乡回苏州住？”妹妹的这句话显得有些认真。

“嗯，那应当不是问题。”

“好，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妹妹把电话搁下。之后的日子里，不时有她从老家传给我的各种房子的信息，有时让我出面与苏州当地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是他们掌握着更好的房产信息。

我不用去管这类事，我知道妹妹的豪气是最愿意在我这个哥哥身上无私地奉献和体现的。但她的话时常勾起我对另一个人的怀念，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三年前患病去世了，72岁的他终究没能越过人生的一道坎。这三年里，我想念最多的一个人也是他。这让我特别吃惊和意外，因为父亲在世时，几乎是一个与我赌了30多年气的人——我们父子之间的问题跟许多家庭的父子之间的问题一样，谁都不让谁。这种结果通常是在其中的一位离开人世后，另一位才猛然发觉以往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变得毫无意义。

与父亲的分歧，是我这位生长在“天堂苏州”的儿子该不该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和我是否应该最终回归老家的问题。

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虽然年轻时一直当干部、在我出生时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骨子里却非常传统，连我不识几个字的祖父的思想都比他开通。

“应该让他出去闯闯！总在小河塘里游不长路。”1975年底，围绕我该不该出去当兵的争论就开始了。祖孙三代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与我站在同一战线的竟然不是父亲，而是我的阿公(苏州人习惯称祖父叫阿公)。父亲为此与我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较劲，并且利用那么一点儿小权力对身为儿子的我进行“残酷打击”——那时作为小“走资派”的他被贬为农村的生产队长，他竟然采用原始的、甚至有些残暴的手段来惩罚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他让十六七岁的我，跟着成人去当“纤夫”——划船到上海运输下脚氨气之类的繁重劳动。从我老家那个何市小镇到上海也就一百公里，但靠人工摇橹得花两天时间，尤其是装满货物后，碰上逆流潮水，得三天时间才能完成艰难的旅程。当“纤夫”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