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间所看到的，他一般从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虽然有时地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老战友、老朋友以及亲戚、老乡也会送些礼物给他，而放到他家里的东西，一般都由有关部门充公处理，这是毛泽东自己定的规矩。外国朋友和领导有时也会送礼物，那更是充公处理。如果是吃的东西，那就乐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卫士和警卫连中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毛泽东总是想到我们的。

记得是抗美援朝胜利的第二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表示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敬意，送给毛泽东二十四箱上等苹果。通常，毛泽东对类似这样的礼物只是过目一下礼单而已，是见不着实物的。可是，这一次有关部门觉得事情难办了，因为苹果上面，个个都印着“毛主席万岁”五个醒目的字，谁敢吃“毛主席万岁”呀！为此，不得不请示毛泽东。那天我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一个印有“毛主席万岁”的苹果好奇地看着。管理部门的一位同志告诉他，这是在苹果尚未熟的时候，用写上字的纸贴在苹果上，太阳一晒就出了这些字。“难为金日成一片心意。”毛泽东说，“不过，‘万岁’是不可能的，人能活到一百岁就是长命了。我这个人别说活到万岁，就是百年也绝不可能。因为我有很多问题早想同马克思探讨探讨。这样你们也就不要有什么顾虑。”毛泽东说得幽默，一副无所谓的神态。

“银桥，传达我的命令，让卫士们和警卫中队的同志把这二十四箱苹果全部消灭。”毛泽东大手在胸前做了个习惯而具有吸引力的向前推动的动作。

“是！”就这样，我和卫士班、警卫班的小伙子美美地吃了几天朝鲜苹果。

俗话说，再好的夫妻也有吵架的时候，再亲的兄弟姐妹也会气得咬牙切齿。我们生活在毛泽东这个大家庭里，有时也难免为一些事情闹些矛盾。这时毛泽东总是像父亲似的，先把我这样的“大孩子”剋一顿，对年龄小些的便总免不了哄几句。也难怪，虽然我们的卫士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战士，可毕竟大多是刚离开父母的毛头小伙子，办事任性，毛手毛脚的事总是会有些的，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从来不会把它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来训斥我们的，倒总是用幽默，或者像逗孩子似的启发、开导。于是，本来有的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便马上化为乌有。因此，我这个当卫士长的“大哥哥”，十几年间，也非常容易带这些当卫士的“小弟弟”们。我们卫士之间始终保持着情如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这当归功于毛泽东这个“大家长”。

对内是这样。对外，毛泽东可完全是另一种姿态。要是我们卫士与外人搞不好关系，毛泽东会完完全全地摆出一副严家长的态度，把你狠狠地剋一通，直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

毛泽东常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卫士，一旦你们跟外人闹了别扭，我就得像那些严爸爸一样，自己的孩子再对，别人家的孩子再有什么不是，我首先也要批评你们。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中华民族所有做父亲的传统美德。

卫士田云玉是公认的最受毛泽东喜爱的小卫士，他不仅年纪小，而且一身孩子气。平时在毛泽东和江青面前无拘无束。这对身边缺少儿女天伦之乐的毛泽东夫妇，无疑是一种补偿。所以，他们平时很惯着他。他身上穿的毛衣，还是江青亲手一针一针织的哩！这一惯不要紧，小田却渐渐滋长起了那些被惯孩子的通病——任性，目中无人。

有一次，我们随毛泽东到南方。在专列上，一天，小田和乘务员小姚在一起，小姚是个姑娘，也是跟随毛泽东多次出车的熟人了。为了开门快慢的事，小田和小姚两人吵了起来。小田让小姚开快一点，声音里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小姚也是个任性的姑娘，偏偏不吃这一套，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顶了起来。

“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田挖苦道。

小姚的嘴巴也不饶人：“列车员怎么着？我还入党了，你还没有入党呢！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别以为你在主席身边有什么了不起！”

小田不干了，到毛泽东身边还没人这么伤他自尊心呢！于是气得破口大骂，什么话难听，他就骂什么。一开骂，小姚姑娘就只有眼泪了。她“呜呜”地哭着到毛泽东那儿狠狠地告了小田一顿御状。

“小田，主席叫你去！”我把小田叫去。见他的神色，还是那样一腔傲劲，他嘴里喃喃着：“哼，告就告，主席会把我怎么样！”

谁知，这一次毛泽东可没有轻饶小田。毛泽东用手指着小田的鼻尖，怒吼地责问道：“你说，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都是我们把你给宠坏了！瞧瞧，现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江青也在一边指指戳戳。

“越来越不像话了！”毛泽东双手叉着腰，那架势真像老子要打恨铁不成钢的儿子似的。“要检查，要当面向小姚检查，检查不好就别来见我！”

小田这次可威风扫地了，一直几天抬不起头来。不过，事情过去了，毛泽东又像疼爱自己的乖孩子似的跟小田又是逗乐又是寻开心。小田也没有一点思想负担。

严格地说，这类事还只能算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大人间的大打大闹也是有的。我们卫士及工作人员之间还倒没见过和听说过有谁跟谁公开打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同毛泽东的家人之间倒是出现过几次大吵大闹。不是跟别人，都是跟不可一世的江青大人。江青那时还不是什么“四人帮”，除了主席夫人外，没有什么头衔，后来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常委研究同意后，她才有了毛泽东生活秘书的头衔。但她不怎么管事。虽说她负责兼管我们卫士、医生、护士和阿姨这一摊，实际权力还不一定有我这个卫士长大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的眼里，她也仅算是毛泽东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仅仅是重要一员而已。江青可不同于毛泽东，侍候她不那么容易，而且她经常挖空心思出怪点子让我们不好办。我们最恨她的是她经常干扰我们值毛泽东的正班。

毛泽东长年累月，难有闲时，毛泽东越忙，江青就越闲。她一闲，事情就多起来，而且总是叫上我们这些卫士们。虽然我们心里也很反感她，可毕竟不敢公开跟她唱对台戏。再说，我们卫士也负有为她服务的一部分责任。江青也就借这一点，总是对我们指手画脚，谁要稍微表露出一些不顺从，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当然，那时还谈不上“政治迫害”，再大，也仅算作是“家庭矛盾”吧。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卫士、毛泽东，连江青在内都把这些顶嘴吵闹当作一说就过去的“家庭矛盾”。待后来登上“女皇”的政治舞台后，这位“第一夫人”便一下翻脸，说成是我们“一直对她不满”，“反对江青”的把柄，从而进行严酷的政治报复。这是后话。

但在五六十年代，虽然我们多次跟江青吵过，而且有时吵得非常厉害，但毛泽东和我们，包括当时的江青在内，都把这些看成是“家庭矛盾”，我举个例子。

记得是1958年夏天，我随毛泽东、江青又来到北戴河，还是住平房一号屋。自毛泽东1954年来后，这一号平房便成了他每年夏天的一个新办公地址和起居处。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忙，诸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吃食堂等大事都纠缠着他，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这一天照例，毛泽东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上午十点来钟才睡觉，并在临睡前嘱咐我，下午四点钟有个会议，三点钟要叫醒他。趁着还有几个小时，我便坐在值班室看书。大约两点，给江青值班的卫士说江青让我去打牌。

就一个来小时了，我真没什么兴趣，可江青叫的能不去吗？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正浓。可偏偏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怎么了，想老婆了？你几天没陪我打了，快拿牌。”她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让我打起精神配合她赢上几回。

我抬起手腕，看看还差几分就两点了，便“唉”的长叹一声，那只摸牌的手慢腾腾地抓着。

“喂，看着一点，让你出牌了！”江青瞪了我一眼，显然是我的精神状态使她大为扫兴。

心不在焉，牌能打得好吗？连续两回，我们都输了，江青沉不住气了：“今天你是怎么啦？不是叹气就是打错牌！”

我只好说：“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不是田云玉么？”江青说得对，可我是卫士长，毛泽东行动时，我必须跟着，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我神圣的职责。江青这么一说，我又不好当面反驳，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叹气声。

说实在的，这种叹气声和连续的出错牌的状态，对一个正在兴头上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江青一贯惟她独尊，我这个样，在她看来是明摆着没把她放在眼里。

第三局，刚出几张牌，我连续失误，以致败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着一双大眼睛，“噌”地立起来，大声责问我：“李银桥，你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说说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卫士与护士一下子都惊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妈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心里头窝着火，便没有好气地回敬江青道：“我要干什么呀？主席下午要开会，我要陪他！现在你却要我陪你打牌，你说我要干什么？”

“放肆！”江青“嘭”地一下拍起桌子来。然后指着我问：“你想想你是跟谁在说话。”

瞅她那样，我有意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还跟谁，不就跟你江青同志说话吗？你耍什么态度？”

“咳咳，你这李银桥，是我耍态度还是你耍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呀！说！”江青声嘶力竭地抬出高帽子给我戴。

我可不怕她这一套，毫不含糊地回答她：“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组织上没有交代我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就差没搬起凳子朝我砸，“李银桥，李银桥，你狂到这个份儿上了，啊？你不就是个卫士长吗？你，你你给我滚出去！滚！”

这我哪受得了！堂堂毛泽东的卫士长，给她手指着让我滚就滚了？再说，你江青当着这么多卫士的面让我滚，我以后还有什么权威指挥我的卫士了！我的脸一下子像喝醉了酒，太阳穴“突突突”地直震脑门子。那时我已虚岁三十了，跟随毛主席也有十多个年头了。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那样冲动，我也仿佛第一次感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孩了，我也是人，也是大人了！于是，那男子汉的吵架架势一下“哗”地拉开了，好像除了记得自己是毛泽东的卫士长外，其余全忘记了似的，指着江青以同样的嗓门回敬她。

“你不狂？你江青不就是个秘书吗？我喊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喊你江青万岁呢！”

“啊——好你个李银桥！”江青气哭了，冲着我就奔了过来，亏得护士把她拉住了。

“你再说一遍！我看你李银桥再敢说一遍！”

以前我跟江青也吵过架，那时情况不同。我是小卫士，再说那次我理短。是因为我说了她躲风，可今天就不同了，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像吃了豹子胆似的，眼看这一架闹大了，心里也不免有点慌，可嘴上还是死硬死硬：“我就说你！看你怎么着！”

大概除毛泽东以外，江青还没有碰到第二个人敢当着众人面这样对待她。她哪受得了这个，于是又哭又闹，非要跟我拼个死活。我也哭了，也不停地与她对骂。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有意思，太好笑了，完全像小孩子打架一般。屋子里全乱套了，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拉着我，一起一伏，一前一后，双方如同拉锯一般。

当时，我在嘴上和行动上没让江青占过上风，但心里毕竟发毛。估计毛泽东也要起床了，我便一边哭，一边闹地转头便朝毛泽东的房间跑去。

“怎么回事？”大概毛泽东已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正朝外探着头张望。

我一见毛泽东，就像外头受了多少委屈的儿子见到亲娘老子，“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江青骂我，她……她说我就是为她服务的……”

我还没有说清两句，江青也披头散发地哭着闯了进来。于是我们两个又吵成一团。

“什么屁事！”毛泽东一听我们净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到如此地步，便站在中间，大着嗓门喊了一声：“不许吵了，都给我闭嘴，看你们成什么样！蠢么！蠢么！”说着，他一副劝架样，一手将江青往外推，一手将我往屋里推。

“你年纪比他大，不能少说一句？”毛泽东对要出门的江青嗔怒地说了一句。嗨，不知怎的，我顿时觉得有了靠山似的，冲着江青背后又重重地说了一句。这下坏事了，江青说啥也不肯出去，非得跟我没完。

“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嘀咕个啥？”毛泽东瞪了我一眼。

我不吭声了，可江青哪肯罢休。她一闹，我又忍不住了。

“住嘴！”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只见他站在我和江青中间，双手叉腰，右脚往地上狠狠地一跺，那声音像打雷一般：“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江青和我眼瞪着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看看你们的能耐！一个毛泽东的老婆，秘书，一个毛泽东的卫士长，就为了打扑克吵成这个样？”毛泽东的眼睛冲着地，火气十足：“我整天忙得顾头不顾尾，你们倒好，闲得发慌！吵架吵得拉都拉不开，说出去叫人家听着，丢不丢人哪？啊！”

“到此为止，你们两个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了，都看书去！”毛泽东把那只大手在胸前那么一画，“都给我下去！”

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我们整风。批评是批评了，但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是“家里”的事，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吵过也就完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时间干得长的卫士们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把我们当作他家庭的成员对待，我们也觉得有他这么个“大家长”，如同生活在自己亲生父亲身边，爱与憎，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隔阂。虽然若干年后，江青得势时借这些私怨对我报复，但当时我始终没因为跟她在毛泽东面前大吵大闹后有什么后顾之忧。毛泽东也没有，第二天他就“银桥”、“银桥”地叫个不停。

“这就是我们在毛泽东一家生活的真实感受。”李银桥说。

我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生几乎毫无物质上的任何追求，他吃粗茶淡饭，穿旧衣破袜。但对我们卫士以及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亲属、故友却从来是慷慨解囊。在他工资开支中，后来专门让我单设了一项“救济同志”栏。我本人就几次接受过毛泽东的经济帮助。差不多卫士班的同志人人都受过毛泽东的这种帮助。

“说起这些，常常使我们卫士感到催人泪下。”两鬓斑白的李银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能不动情吗？”他说，“毛泽东自己一套毛衣补了又补，洗脸洗脚舍不得用两块毛巾，可只要一听我们卫士中哪个家里有困难，便会马上解囊。”

他自己不管钱，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这个人最讨厌钱。”在我跟随他十几年间，从没见过他动手拿过钱。有一次，一位叫张瑞岐的同志，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解放后，他写信给毛泽东说家里遇到了困难，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吩咐我寄钱。

我从毛泽东的工资节余存款中取出三百元，放在牛皮纸袋里，准备寄之前让毛泽东本人过过目。当口袋送到他面前时，毛泽东以为又是什么公文，正准备抽出来看时，我说了声：“是给张瑞岐同志的救济款。”

毛泽东一听，脸色突变，像是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那样恶心，把牛皮纸袋扔到了一边。“你以后要注意呢！我是从来不摸钱的。我最讨厌钱这东西。”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毛泽东是不摸钱的。然而，他自己不摸钱，对我们卫士，对身边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百般帮助。记得，经我手得到毛泽东经济帮助的就不下几十人次。对我们卫士，除了平时同志的家中和个人有什么特殊困难外毛泽东要救济，一般在卫士离开他时，在卫士结婚、生育时，在卫士离开数年再来看他老人家时，或者来信有意无意地提起有困难时，毛泽东无一例外地都解囊相助。

“请不要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先听我把话说完。”

确实，毛泽东给同志的这种帮助一出手就是几百元，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一定以为反正毛泽东是国家主席，要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错了，毛泽东尽管一年中总有几次那样帮助别人，但从来不动用公家或者说国库里的钱给别人。他的这种资助，全是用他工资节余中的存款。也就是说，都是从他牙缝里和身上扣下来的钱！我粗略地统计过，他一年帮助别人的钱，总是远远多于他自己吃饭和穿衣所花去的钱。

毛泽东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稿费。过去是由秘书代为保管，现在是全部缴中央办公厅，就连李敏、李讷都不会得到的。对过去的朋友，对生活过得清贫的民主人士，对那些素不相识但问题反映到他老人家那里的平民百姓，毛泽东这类的帮助，大多动用他的稿费，由秘书代为处理。

“最后，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我们卫士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毛泽东的经济帮助，但他老人家把我们看作自己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政治上给了我们平等的权利，生活上给予了关照，以及精神和感情上的融洽。”

李银桥搬出几本当年他们卫士和毛泽东一家生活在一起的珍贵照片，我们一页一页地翻着，深深地感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慈祥、可敬、可爱的父亲。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青岛视察。因为人手紧，我就带了卫士封耀松和田云玉，偏偏这个时候，小田的家里来了封加急电报，电报就五个字，“母病重速回”。小田一家兄弟姐妹七人，家庭生活相对比较艰苦。他的母亲里里外外真不容易。小田一见电报就特别着急。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又一想毛泽东身边人少，就是他不走，也每天要同封耀松两人每天每人轮流值十多个小时，要是一走，显然毛泽东身边的值班可就成问题了，因为我是卫士长，还有外围及与地方联络等工作，毛泽东出外巡视时我一般不值正班。小田不知如何是好，便拿着电报找到了毛泽东。

“你打算怎么办？”毛泽东看了电报问道。

“我……还没想好。”

“你母亲平时身体咋样？”

“还可以。”

毛泽东思忖了一会儿，说：“你准备一下，马上回去看看。当孩子的，应该为家里大人多费点心。”

小田觉得为难：“我一走，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毛泽东拍拍小田的肩膀：“不要管我。我这里总会有办法，你就安心回去看老人，回头你把罗秘书叫来。”

毛泽东叫罗秘书来，是问有没有顺便的交通工具把小田带到北京，然后让他早些回到家。一听有，毛泽东马上叫来小田：“正好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你可以跟着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火车回家。让卫士长给你带二百五十元钱，作路费，也好给你母亲治病用。”

小田见毛泽东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到，心里热乎乎的。

“一百元就够了，主席。”

“嗯？”毛泽东说，“那好，你就先带上一百元回去，如果再有困难就写信来，啊？！”

“哎。”

小田回到老家黑龙江双城县，走进家门，只见母亲红光满面，正欢快地干着活。

“妈，你病好了？”小田惊讶道。

母亲一见儿子回来了，高兴得直上下瞅个不停。然后笑嘻嘻地告诉儿子：“你妈没病。就是太想你才拍了个电报。”

“妈，看你，怎么能这样！”小田生气了，在家待了几天后，满足了家里人的愿望，便又回到毛泽东的身边。回来后，他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低着头，心想这一下肯定要挨毛泽东“剋”了。

不想，毛泽东笑呵呵地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连声说：“你去对的吆，对的吆。”然后，又十分感慨道：“你现在该明白，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亲的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

我看到毛泽东在说此话时，眼睛湿润润的。是啊，过去他老人家曾多次跟我说过他的母亲当年也是三天两头地挂念这位远离韶山冲，到全国各地去寻找真理的儿子，其情其景，不无催人泪下。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当年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不曾顾得上这种崇高而神圣的爱偿还给自己的母亲，而今，他却把这种爱倾注在我们这些生活在他身边的卫士身上。这种爱，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卫士把它化作力量，化作忠诚，化作全心全意为毛泽东服务，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