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993年的今天，当六十五岁的李银桥回忆起当年他和其他几名卫士在毛泽东身边度过的那漫长的春秋时，总是万千感慨，他说：“我们这些跟随毛泽东几年、几十年的卫士，每天都与毛泽东一家生活在一起。毛泽东一直把我们当作自己家里的成员看待，我们也始终感受到了慈父般的爱抚与家庭的温暖。毛泽东曾问过我一句话：‘你看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卫士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跟我们卫士亲。’毛泽东承认是这样。他说：‘我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活着的。李敏，一直跟着贺子珍，李讷还有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是几年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见了面也最多说上一阵子，吃一顿饭而已。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们，而且一家子的吃、住、用都是你们在张罗，你们算得上是我家庭中的一员，名副其实的。’”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到底怎样，广大群众，特别是当代青少年，是非常感兴趣的。前两年你和权延赤合著的《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书中已有些记述。大家看了后反映还是好的。不过，有些小青年似乎还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庭，不可能日子过得那么寒酸艰苦，因为他们说，现在当官的，别说省长、部长级大官，就是一个小局长、小处长，家里要啥有啥，住得宽敞，桌上顿顿有鱼肉，子女花钱如流水，难道毛泽东的家里就那么困难？那么可怜？您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给我们说说吗？”

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李银桥一口答应，并且表露出一些愤慨：“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也多多少少地听到些。我要申明的是，过去我所写的书，或是文章中说的有关毛泽东一家过日子的事毫无半点掺假，作为掌管毛泽东一家日常生活的经济当事人，我可以为历史做证人。是的，现在社会上一些官职不大，但生活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之高确实令人惊叹，我不清楚这些人的钱是哪儿弄来的，但有一点我倒明白，他们是很会用手中的权。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他活着的时候，虽然国家比不上现在富，但作为一国之主，如果想得到什么，获得什么的话，恐怕只是一句话的事，有时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暗示便绰绰有余了。然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而且他最反对在家庭生活问题上搞特殊。他一生在家庭与个人生活上表现出严以律己，勤俭节约，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从不滥用权力的伟大品德，是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广大群众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学习和崇拜的！”

李银桥说得很激动，我们请他慢慢说。

“好吧，我给你们再说说，这样也可以校正前几年有个别作者滥写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书中的不实之处。

“战争年代都是军队生活，我就不讲了。解放后，生活稳定了，毛泽东个人的家庭生活也算像点意思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毛泽东的卫士班主要是负责照顾毛泽东及家庭的生活、工作、起居以及安全等工作。由于毛泽东身边的子女除李讷有时还能回家外，基本上就是他和江青两人。但毛泽东的家族和江青的娘家人以及几个子女，加起来也算得上是个大家庭了。再加上毛泽东从来不沾钱，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平生最讨厌钱，而江青又是个属于享受型的人，所以，我这个卫士长除了负责领导好整个卫士班的工作外，实际上还兼当了毛泽东一家的管家差事。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我是最清楚的了。

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实行的是经济包干制，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薪水制。国家给毛泽东每月为二百元左右，江青为一百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当时我是每月五十多元。为了计划好这笔钱，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列了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这么几项。我给毛泽东一家定的每天伙食标准是三元钱。毛泽东看过后，说伙食费是不是定得高了点，我解释这包括招待客人的钱，于是毛泽东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从此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了。

先说说“吃”吧！

现在，常听一些人议论，说电视上、报纸上每天见中央的大干部不是出席招待会，便是又有宴会了，这一天到晚净吃山珍海味，大概自己家里从来不起灶吧！对现在的这个问题我说不好，但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事情我是了解的，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接待外宾，出席一些重要国宴，需要吃几顿饭，喝几杯酒，对从事外交和政府有关部门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五十年代还兼任国家主席，也有时出席些招待酒会、外宾宴会等，但一般情况下，毛泽东是不太愿意一天到晚忙碌于这些酒肉之间的，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他一生最喜欢清静。当国家主席那阵子，外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驻华大使先生就要送来国书，国家主席便得在一定仪式上一本正经地去接国书。毛泽东很不愿意搞这一套。开始还去，后来干脆交差了。他属于不善于应酬之列。基本不喝酒，吃东西又极为简单，有几天毛泽东连续出席了几个宴会，回来后嘀咕着对我说：“以后我不去了，那种场面看桌面上一道又一道菜，好看不好吃，还是我的辣子加酱豆腐合胃。”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说起他平时吃的东西，你们也许不相信，他的简单程度有时我们都觉得有点太那个了。

辣椒，是他一生的主菜。除此，便是黑豆、霉豆腐等。主食中，毛泽东喜欢麦片粥，烤芋头，红糙米。也许是幼年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也许是长期战争年代的紧张生活所致，毛泽东在吃的问题上，实在太粗，太单一。江青为此一直同毛泽东吃不到一起，我们做卫士的有时也觉得主席过得太苦。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其中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汤有时就是涮盘子的水，最多加几根素菜或野菜——他馋野菜。

凡是毛泽东的家人、亲戚，或者毛泽东留下的客人吃饭，一律都是算在毛泽东个人的伙食费中，饭菜与他平时吃的没什么两样。毛泽东私人请客从没有像现在有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国家拨款”。

吃得简单粗糙还是第二回事，第一回事是毛泽东这粗茶淡饭能保持也就算是好的了，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的饮食又无法正规起来。他工作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饿了为“标准”。一天吃两顿的为多，也有吃一顿的，有时连续工作几昼夜，也就可能吃五六顿饭。像我们现在一家人吃饭时正正经经炒好几个菜，围在桌子旁像模像样地用餐，毛泽东几乎难得有。毛泽东有专门的厨师，但厨师的大半时间是处于“失业状态”。于是，我们卫士便兼任这个任务。“什么？你们说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能为主席做饭？那当然，很简单。”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瓷缸子。毛泽东饿了，我们便用它给主席煮一碗挂面，或做一缸麦片粥，或是烤上几个芋头。你们现在年轻人一招待我吃一顿就是十几个菜，那时毛泽东一个月也吃不了这么好这么多的菜。我跟随他十五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便算作一顿饭了。

五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外出巡视，到一个地方，当地负责同志免不了要为毛泽东接风洗尘，设宴摆酒。毛泽东最烦这个，几次让几位省委干部下不了台。他冲着桌上各种各样的菜，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脾气道：“你们就光想着我毛泽东，不看看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也装得这么多，我比啥都满意。”时间一长，各地领导都知道他老人家吃饭的习惯和脾气了，便老老实实随意去弄几样毛泽东喜欢的粗茶淡饭。有时，还经常事先请教我们这些卫士们。

对于荤菜，毛泽东是比较喜欢吃红烧肉和一些鱼的。可是他并不让我们多弄。记得在转战延安，跟胡宗南部队打那几场恶战时，连续打了三个大胜仗。一天，毛泽东很有情绪地对我说：“银桥，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好不好？要肥点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毛泽东听完我的话，连忙摆摆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太多，吃点红烧肉会对脑子有好处的。”

他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平时也只有在他认为用脑太多的时候提出吃肉。其实毛泽东什么时候不是用脑太多？因此，我们就有意让厨房尽量多搞点红烧肉给他补补脑。

为了吃红烧肉的事，毛泽东还跟江青闹了一场，结果两人从此分开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那阵子。有一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一头埋在文件堆里的毛泽东似乎有些惊异地反问我。当他的眼睛离开文件时，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饿了，便说：“真有些饿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我说：“徐医生早定好食谱了，就是没有机会做……”

毛泽东一听便摆摆手：“他的什么食谱，我不要。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就行，这几天用脑累了。”

我正要到厨房去交代，江青从她屋里出来，她小声说：“主席要吃饭了吧？”

我点点头：“他要红烧肉。”

“又是红烧肉！”江青很不满意，“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几天了，主席没正顿吃饭，昨天吃的什么？”

“麦片粥。”

“前天呢？”

“小张说煮了碗挂面。”

“看看，你们就是不会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江青生气了。平心而论，那时的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生活的。她说这些，也是希望毛泽东能改改饮食习惯，多吃些有营养的饭菜。问题是，她不该独断和说那么多的话。她冲着我说：“不要再啰嗦了，照我说的办！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她是说毛泽东。

就这样，按照江青的意思，给毛泽东弄了碗鱼块。吃饭时，我心怯怯地站在一边，等毛泽东吃饭。

毛泽东吃饭总是离不开手中的书或报纸。他手里抓着筷子，眼睛却仍然盯在一张报上。江青夹了块鱼放进丈夫的碗里。毛泽东发现不对头，便转头瞥了一眼桌上。

“嗯，红烧肉呢？”毛泽东眉头一皱。

我的心“怦”地跳了起来。我是知道毛泽东的脾气的。他一贯主张“交代了的事就要办”，我这明摆着不办，那是非“剋”不可的。可我心里企望着，江青会帮我说话的。

“红烧肉呢？”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我，声音也提高了。

我咽了几口唾沫，想等江青解释，可她没说话，于是我只好回答没弄。

“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大声问：“交代过的事为什么不办？”

一片沉默，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说话，交代的事为什么不办？”毛泽东怒了，“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

主席啊，您哪里过分啊！您为中国革命，为亿万万老百姓操劳几十年，就是天天吃红烧肉也不过分呀，我们卫士也愿意天天给您做。可这次是江青不让做的。我心里这样说，嘴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一说，事情就闹大了。毛泽东本来跟江青就过不到一起，这个时候我一说，毛泽东非得跟江青吵上一场不可。可江青你自己应该出来解释呀！我感到委屈，又不能说，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

毛泽东是看不得哭的。一见我哭，便又不安了：“算了算了，以后注意么，交代了的事就要办。你不要哭了呀，我还要吃饭呢。”

大概他也看到其中有些名堂，于是在我服侍他睡觉时，他小声地让我告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可他偏要我说。偏偏这个时候江青进屋了，毛泽东朝她白了一眼，江青立刻喊了起来：“你们谈，你们谈，我走！”

我知道事情又坏了，江青肯定知道我在毛泽东面前告她状了。无奈，我必须回答毛泽东的提问。当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之后，毛泽东沉下了脸，气呼呼地说：“她没说错，我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改不了农民的生活习惯。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块就分开。银桥你记住：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由她自己定。我的事不要她管！”

就这样，毛泽东一家仅有的两人的吃饭问题也变成了“两条战线”。

在吃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自己从不高要求，对子女的要求也一样。李敏和李讷从小就跟随我们一起吃大食堂。记得有一次我那个给毛泽东家庭当阿姨的爱人对毛泽东提出要求：“李敏跟她妈在苏联吃过难以想象的苦，李讷这娃娃六七岁就跟我们一起行军、露宿，在敌人的子弹和炸弹下打滚了好几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让她们跟你们一起吃饭吧！”毛泽东断然否决：“不要跟我们，你带她们吃大食堂去！”她们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同所有的普通人家孩子一样，睡集体宿舍，吃清淡伙食，穿的也是一身旧蓝布衣，与同学一起下乡劳动，一起走路，挤公共汽车，旁人谁都不知道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讷是我看着长大的，上大学后，每周六才回家，学校在市郊，遇上有个课外活动，总是天抹黑才回到家，一个女孩子家总是少些安全，我便瞒着主席悄悄接了她几次，毛泽东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

1960年，国家经济发生困难，加上苏联逼债，这时已实行薪金制的毛泽东，第一个要求是将自己五百元左右的工资减掉了二百元，并且指示我：“三年之内不吃肉。”自然，他用来补补脑子的红烧肉也毫不例外地取消了。毛泽东这么一做，中央的其他领导也纷纷效仿，减工资和不吃肉。但真正一顿也不吃肉的恐怕像毛泽东那样的不多。

那个时期李讷身体不好，在家休息，有一天，我派卫士去看望她。李讷脸色很不好看，卫士以为她又病得不轻，可李讷说：“我饿……”卫士回来跟我一说，我鼻子也酸了。这孩子出生在延安，从小没吃上几顿像样的饭，幼年时一直跟我们吃那个黑豆，如今解放了，父亲还是国家主席，却叫娃娃喊着饿。无论如何，我下决心要给她搞点吃的！我搞来一包饼干，悄悄给她送去了。李讷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看看左右没有人，便一口气吞了几块，那样子像是偷来似的，她吃了几块，不知想起了什么，又小心翼翼地藏在内衣的衣袋里，大概准备慢慢吃吧。这事江青先知道了，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又一次发火了。我不服气，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拍桌子了：“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大凡我们要为他的子女，或者他的子女要在某一件事上搞些什么现在看来根本不能当回事的“特殊化”，毛泽东都要这么大发雷霆，都要这么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其实，他老人家是非常爱自己的子女的，可他是人民的领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他人谋幸福，而从不为自己谋半点私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得不把严以律己放在第一位，把对子女的爱深深地放在心底。

毛泽东除了喜欢吃红烧肉外，也爱吃些鲤鱼。熬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有一次贺龙同志托人送来几条鲤鱼。这一天江青出面，把李讷接回家，与毛泽东一同进餐。厨房做两条鱼，一大一小，江青把大的一条给了毛泽东，自己和李讷吃小的。

当时我和韩桂馨都站在一旁，江青给女儿夹鱼后，又给小韩夹，小韩不肯吃，李讷便不答应，于是小韩只好陪着吃。

毛泽东像是怕冷落了儿子似的，招呼我：“银桥，你也一起吃，我给你剩了半条鱼。”他指指盘子，拿着文件，便从桌子边上站了起来。

“主席，我，我不吃。”我惊慌地往后退了几步，我怎么能跟毛泽东主席抢鱼吃呢？虽然我的肚子早已在“抗议”，可是我无论如何不敢有这等非分之想的。

毛泽东以为我嫌他动过筷子了，便说：“我没有病，那一面还没动过么。”

我脸红到了耳根：“不是那个意思，留着主席晚上吃。”

“不要剩，我不吃剩鱼。”说完，毛泽东就走了。

江青见了，也匆匆吃完碗中的菜，招呼李讷和小韩，她们怕我不好意思吃，便都走了。

“毛泽东真的不吃剩鱼？”我们问。

“哪里！”李银桥马上给予否定。他不但经常吃剩菜，而且见了饭桌上掉下的米粒、菜等，从来就是拾起来便往嘴里塞，他用过的饭碗从不会剩一粒饭的。他是借了这条理由非让我吃下去不可。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卫士们过的日子也很艰苦。

毛泽东一生如此简单、粗略的饮食，居然也没有出现过胃病，或者营养不良。这一点，我们卫士及医生和中央的其他领导都称其为“神”。毛泽东是人，但有些方面确实超乎寻常的神奇。

你们不相信毛泽东几十年洗脸没用过一块香皂？可这是事实。他洗脸爱用清水，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便用些洗衣服的肥皂洗。说起来你们更不相信，他甚至连刷牙的牙膏都没用过，他只用牙粉。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释：“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

“现在像你们这样的年龄，更小一点的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我们这些延安过来的人的许多生活习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确实有些做法现在看来也不太合乎时尚了，但我们在延安时期养成的那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所在，那时养成的一些习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改变的。”毛泽东便是继承发扬了延安革命光荣传统的最好典范。

说起毛泽东的衣着，那更是催人泪下。他有一套毛衣、毛裤，不知穿了多少年，听毛泽东原来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讲过，在长征时期，给毛泽东当警卫员的陈昌奉在时，毛泽东就有这套毛衣裤了。一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还穿着它。那上头不知有多少补丁了。我是负责毛泽东一家衣着开支的，所以准备给毛泽东重新买些毛线织一套。不过，我知道这类事必须向他老人家本人请示，否则准挨剋。我和卫士们请示了好几次，但都被他老人家顶了回来。我还是不甘心，因为那样实在太妨碍伟大领袖的形象了。于是，我跟小韩商量，让她帮着说说，平时毛泽东有什么衣裤破了，都是她给缝好，兴许她说话毛主席能听。

一天，毛泽东正在看文件，我便又和小韩进去做工作了。小韩说：“主席，天气很快就冷了，您的毛衣毛裤太破了，再说破也不要补了，李银桥他们提出给您买点毛线，让我重新织一套。近日，我准备跟着他们一起上街看看颜色，给您买回来快些织好。”

“别麻烦了，小韩，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们做了缝缝补补的工作，给你增添不少麻烦了，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辛苦，再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毛泽东回答道。

“您的毛衣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着多么寒碜呀！”小韩一心想争取。

“唉，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不好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不是还可以穿嘛！”毛泽东搬出他的革命理论来，“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虽然现在日子比延安时好过了，可这个传统到啥时还得继承呀，你们说是不是？”

无奈，我们的计划又落空了。

一条洗脸和擦手用的毛巾，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连上面的线毛毛都磨平了。我又提出是不是换条新的，毛泽东照例拒绝：“洗脸、擦手又不是什么大事，把脸上和手上的水珠抹干就行了，还能用一段时间。”

他的生活理论同他的政治观点一样一般来说都很难驳倒。

你们一定从照片和电影里看过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着那件笔挺的黄呢子制服吧！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穿得像样的衣服。因为是要出席开国大典，生活秘书叶子龙从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仓库里弄来了一些黄色校呢，是我拿到王府井请一名叫王子清的师傅做的。开国大典穿后毛泽东又穿了几次便放了起来。那时，部队的军装没有制定统一的式样，黄布做的衣服就算是军装。解放了，有一天毛泽东对我们卫士说：“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此后，我们原是穿军装的卫士，就都成了便衣军人，再不曾穿过军装。毛泽东也不再穿那套开国大典时穿的黄呢制服了。

有一天，毛泽东对江青说：“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过去，毛泽东曾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给了儿子毛岸英。

岸英牺牲了，儿子岸青也不在身边。毛泽东完全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他要江青把他的衣服分给我们卫士。

我拿了四套包括开国大典穿的那套军衣。后来分给了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孙勇两件。我多了个心眼，把开国大典穿的那件抱回了家。

毛泽东的衣服我穿太肥，我便把它改成自己合身的衣服穿了。当时没有想到它有多少历史文物价值，稀里哗啦就剪了。只是我爱人跟我开玩笑说：“李银桥，你胆子不小啊，敢把‘皇帝’登基的龙袍给剪了，居然自己洋洋得意地穿起来。”我说：“你别瞎扯，毛泽东自己一再说他是人民的公仆，不要做皇帝。他把我们当他自己家人，改件衣服算个啥！”1967年，造反派对我滥施**威，屡次批斗抄家时，发现了这套衣服，后来天津历史博物馆听说后，便把这套衣服要了去。至今仍放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后来我和中央历史博物馆想去要，可人家再也不给了。我感到很可惜，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送给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我会时刻体察到他老人家慈父般的温暖，或者我根本不该改这套新中国“惟一”的开国大典主席服，那它的文物价值似乎会更高些。现在人们在“毛主席纪念堂”里看到的一套“开国大典服”并非真品。因为到天津历史博物馆拿不回来，有关部门便到孙勇那儿借了一套当初毛泽东给我们两人各两套中的一套。现在想起此事，我总感到有些迷惑。每到这时，我爱人韩桂馨便会安慰我说：“银桥，你用不着那样责备自己，主席在的时候，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他对自己的东西，除了书外，都很随便的，谁爱拿谁就拿去。”

我爱人说得对。毛泽东对自己家里的东西从来不吝惜，说实在的，他的那个家除了书和江青的衣物外，还不如我和韩桂馨的小家多呢。这一点，我这个掌管他家财物的“管家”心里最清楚。

虽然毛泽东一拱手就把好几件衣服送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他对自己却一直十分吝惜，而且甚至不敢让人相信。

那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北京城内时，我们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里，毛泽东几乎每天在这里或进城去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有一天，他要见张澜了，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家当里翻了个天翻地覆，也没找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没法，我便向毛泽东请示道：“主席，做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去借一件？”

毛泽东似乎也没想到这个“意外”，顿了一会儿，听我一说，赶忙摆摆手，“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只要干净整洁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人士，不会笑话我的！”

就这样，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接见了除张澜之外，还有名声显赫的沈钧儒、李济琛、郭沫若……

可事隔不久，我又为另一件事发愁了。原来，那几年，毛泽东是兼任了个国家主席，经常要接待外宾，身上还好说，有一套礼司部门给定配的黑色呢子制服，可他脚上那双皮鞋已经旧得没有一点光泽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我劝他换换皮鞋和重新买两双袜子，毛泽东不肯，说还能穿一阵子。

无奈，有一天，在接待外宾之前，他老人家躺在沙发上，两只脚自然地向外伸着。

我无意朝那边一看，不由惊呼了一声：“主席，把脚往里缩一下。”

毛泽东以为是什么事呢，敏捷地将脚缩了回去：“银桥，怎么回事？”

我笑了，指着他的脚说：“您看，您的脚那么向前一伸，袜子上的补丁全部会露在客人面前。”

毛泽东重新将脚伸了出来，果然发现袜子上的补丁“露馅”了，他笑了，说：“对对，我把它缩回去，家丑不可外扬么！”

从此以后，每当毛泽东接待外宾，或会见什么重要客人时，我便提醒卫士“家丑不可外扬”，他们笑笑，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一听这话，也会心领神会，且迅速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