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一生忘我地工作。当问及他的贴身卫士，毛泽东每天投入的工作时间是多少？他们都摇摇头说：“无法核算。”

“毛泽东的一天，与我们普通人过的一天不一样，他的一天是四十八小时。”卫士长李银桥作了这样一个权威性的、常人又难以理解的结论。

李银桥这样解释：计算毛泽东的一天，不能单从早晨起床、中午吃饭、下午上班这样来看。因为毛泽东平时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并且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这时他才开始睡上四五个小时，然后再继续工作，到第四天的清晨，或者更晚些。如果不是有重要活动，毛泽东的工作时间就是这样反复循环。因此说他的“一天”实际上是四十八小时，这四十八小时中除了吃两三顿饭外，便是四五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埋头在案头、床头，甚至是在厕所里批阅文件、看书、找人谈话等。

李银桥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我在给周恩来当卫士时，就知道中央几位领导的精力都是惊人的充沛，常常一天工作一二十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觉，后来我到毛泽东那儿当卫士，才算真正发现毛泽东的精力是最充沛的。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时间是以四十八小时为‘一天’来安排的，刘、周、朱、任等领导同志因有重大事情总是要同毛泽东一起开会商量，所以他们也经常要跟着毛泽东连轴转。这几个人中朱老总年岁最大，也就最先熬不过。五大书记开会时，我们卫士要在现场搞些警卫、服务工作，所以有时我也要到会场，领袖们一开会就是通宵，常常会议开着开着，毛泽东的精神、思维越来越活跃，而朱老总则要打起瞌睡来。除非是就重大决策进行表决时叫醒他外，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笑笑，摆手说：‘别叫醒他，让老总多休息一会儿。’连续几十个小时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般没什么问题，任弼时同志可就够呛了。他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就容易头晕。一到不舒服时，我就看他头向后一仰，靠在沙发上合眼眯盹一会儿。这个时候，其他几位书记忙劝他早些去休息。这时任弼时便赶忙敲敲他的大烟斗，说：‘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能坚持工作，我倒回去先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些事才对呀！’他话是这么说，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可后来还是他最先累垮了。建国后不久，敬爱的任弼时同志就病倒了，惟独毛泽东，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他工作一个通宵，就像我们干了一个上午似的。我们卫士组正常情况下是三四个人轮流值班，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几个小伙子也顶不上毛泽东一个人。”

“从人的生活规律而言，毛泽东的这种工作时间似乎对身体并不十分有利，他自己有没有或者别人是否劝过他改改这种习惯？”我们进而问李银桥。

“有过，但很难奏效。”卫士长说，“记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一位老乡、老同学，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叫周世钊先生，他到北京来看望毛泽东，了解到毛泽东的这种按月亮办事的工作习惯，过后曾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劝他改改这一习惯。毛泽东在周先生这一年生日这天给他回信说：‘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可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能改过来，据我了解，这种习惯毛泽东一直到他患重病不能动时才得以改正。

“记得1957年5月，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京访问，在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到他下榻处送行。伏罗希洛夫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听说你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又天天熬夜，我真心痛啊！记住，为了您的中国人民和您亲爱的苏联人民，请您无论如何也别再熬夜了。过去我也通宵工作，结果身体垮了。希望您这样做，太阳一出来您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伏罗希洛夫见我也在场，便说：‘哎，亲爱的卫士长同志，我说得对吗？您得督促您的主席这样做！’当时我非常感谢苏联同志说的这些话。说心里话，我和卫士们不知多少次劝毛泽东平时注意休息，少熬夜，可毛泽东根本不听，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四十八小时的‘一天’，毛泽东的特殊规律，旁人根本无法改变他这种工作与生活习惯。”

“人，毕竟不是机器，年复一年，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毛泽东的身体呀！”我们感慨道。“可不是嘛。”卫士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大国的领袖，他的一言一行，以至一冷一热，都影响极大。为了既不打乱他的特殊生活规律，又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这些兼管他衣食住行的卫士，为此没少花心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保证好毛主席的睡眠，让他适度的休息，这是我们卫士们所担负的两大最艰巨的任务。关于保证毛主席睡眠的事，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再讲讲有关我们调剂毛主席劳逸结合，适度休息方面的事。”

下面是卫士长讲给我们的故事——

见缝插针

如果要等着毛泽东什么时候没事了，空出些时间来休息休息，那将永远是失败的，卫士们对这一点已经太熟知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多少事等着毛泽东去处理，偏偏毛泽东这个人又爱看书学习。因此，要从他的一天中找出一点点空闲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天，轮到卫士李连成值班了。卫士长告诉他，封耀松的上一班时，毛泽东就没有离开过案头，得想法让“老头儿”歇一会儿，李连成接受了这个最平常也最艰难的任务。他深知，要想让毛泽东歇一会儿，有时比自己去战场冲锋陷阵还要难。毛泽东在工作和看书时，如果冒冒失失地走进去说：“主席，请您歇一会儿。”或者拉着毛泽东的袖子说：“主席，到外面散散步吧！”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最讨厌别人突然打断他的思路。总之，冒失——在毛泽东面前是绝对不可取的，李连成和所有的卫士都很明白这一点。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李连成除了进屋给毛泽东上烟换茶外，他已经十来次悄悄地从门口朝里探头，看看有没有劝毛泽东休息的“战机”，可总是失望地缩回头来。

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长交代给自己的任务还没有任何进展，李连成心急火燎，直在门口搓手。

小伙子终于沉不住气了，提着暖瓶又一次进去了，他是想借倒茶之机劝毛泽东休息休息，可他发现毛泽东水杯里的水依然满着，是呀！才几分钟呢！李连成一看表就知道自己心急的程度了，他心里有些紧张，怕自己太多的走动会影响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工作，他匆忙抽腿往后退，可又停住了，要是退出去再进来就更会打扰毛泽东了，怎么办？说吧！不说，看样子毛泽东是要再干上十几个小时。“不能照顾好毛泽东，不能让他劳逸结合，就是我们卫士的失职。”李连成想到卫士长的话。

小伙子没了退路。

“主席，您该歇一歇了。”他小心移着步，细声细气地说，连眼都不敢直视毛泽东。

没有回音，半晌，李连成才瞥了一眼毛泽东。对方毫无反应，大概没有听到吧！于是，李连成决定提高嗓门。

“主席，您该歇一歇了！”

“嗯？！”毛泽东突然一惊地抬起头，惊疑地问卫士，“什么事？”看，他精神太集中了，以致根本没听清卫士在说什么，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

李连成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恨自己没有把握好嗓音。“没，没有什么事，主席。”

“噢，那就别大惊小怪的！”毛泽东说完，又埋头钻到他的文件堆里。

李连成大气不敢出，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想走，可“任务”没完成又不敢拔腿。再劝毛泽东吧，又怕再度干扰会引起他发怒。真是进退两难。

突然，他感到自己后腰被人轻轻地捅了一下。哟，是卫士长来了！天，救星来了！

“怎么样，老头儿没歇？”卫士长用眼神问李连成。

“可不，我连针都插不进去！”李连成也用眼神答道。

卫士长皱了一下眉头，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做起扩胸动作。

卫士长和李连成好不高兴：毛泽东要歇一歇了！可是，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毛泽东又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丝毫没有想歇一歇的意思。

卫士长也着急了。他负有的责任比任何一个卫士都重。于是，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经验丰富的卫士长准确地把握着嗓音的“频率”，说话了：“主席，您该休息休息了。”

“嗯？”这下，毛泽东没有受惊，也没有愠色，只是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进屋的？”

卫士长笑笑：“我刚进来，小李站在这儿大概有二十分钟了。”

“什么事？”毛泽东疑惑地问。

“该歇一歇了，您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还没歇，也没吃什么，时间太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快歇一歇吧。”卫士长好心地劝道。

“银桥，你们怎么知道我没休息？”毛泽东微笑着问。

卫士长理直气壮了：“这还用怀疑，从小封的班到小李这一班，我们没见您从桌边挪动过呀？”

“主观，片面。”毛泽东举起那只拿着书的手，笑着说，“我至少已经休息两三次了。”

卫士长和李连成面面相觑，不知毛泽东又有什么“高超理论”了。

果然，只听毛泽东说道：“休息有各种各样。我的休息方法便是：看文件、批阅材料，或者开会、讲话时间太长了，脑子累了，我就拿一本书看看，这样不就可以像你们说的换换脑子休息休息么？”

“这……”卫士长和小李不知说什么好，似乎觉得毛泽东的话并不全面，又一下想不出更有力的理论驳倒他。

“好吧，你们下去吧，我还有些急的文件要批阅。”毛泽东说罢，便又钻进了他的文件堆中。

此时便不好说什么了。卫士长和小李像泄了气的皮球退了出来。“对付”毛泽东，可真难啊！

“银桥啊！主席休息了没有呀？”这时，周恩来进了值班室，见他便问。

“总理，主席有二十来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不睡也不出来歇一会儿，我正着急想办法呢！”卫士长赶忙报告道。

周恩来亦感为难地拍了拍脑门：“这段时间有许多重要文献得请主席审定，他一定很紧张也会睡不好觉的。不过，无论如何你们要让他劳逸结合，千方百计地让他多休息休息。”因为有事，周恩来给卫士们留下任务便走了。

“这可怎么办？”李连成又急又想不出法子，冲着卫士长直嚷嚷。

“沉住气。”卫士长示意他安静，自己则在值班室小屋里踱起步来，忽然，他问李连成：“喂，锅炉房可以用了吗？”

“锅炉房？”李连成不明白卫士长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便说：“能用了，刚才我倒的开水就是从新锅炉房里打来的。”

“好，有了！”只见卫士长高兴地拍了拍大腿，“走，跟我来。”

李连成不知卫士长又有了什么新花招。平日里，要说“治”毛泽东，卫士长的点子是最多的，也许因为这毛泽东特别信任他。可今天，李连成有点摸不着头脑，在快到毛泽东办公室门口时，他扯扯卫士长的衣袖：“怎么回事，卫士长？”

“你呀，就不知道动动脑子。”卫士长笑着轻轻地告诉他，“锅炉房能烧水了，主席洗手、洗澡可以不像以前得靠我们一盆一盆地把水端进端出，对这个新变化主席一定会像上次发现卫生间那样感到高兴，这一高兴，我们不就可以把他从文件堆中拉出来了吗？”

李连成听后拍着脑瓜子笑了，他联想到卫生间的事，以前，毛泽东办公和住处的菊香书屋院子里是没有厕所的。上厕所难不仅给这里的工人带来麻烦，也使来开会或拜访的客人感到不便。每逢毛泽东上厕所，都要走到后院里去，这段路程，并不比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普通老百姓去公厕的路近多少。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呢？这可把有心计的卫士长苦苦折腾了一番。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后窗子的地方，按卫生间的要求盖一间平房，然后把办公室的墙开一个门，与卫生间连通起来，这样可使毛泽东的寝室、办公室和卫生间成为一个完整的套间。卫士们都说这个办法好，于是，他们就和中南海修缮队的师傅一起商定了方案，并趁毛泽东睡觉时一起把活儿干完了。毛泽东起床后发现办公室有了新变化，才知是上厕所不用再多走路了。

“哎，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呀？”毛泽东喜形于色地问道。

卫士长忙解释：“是我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一起研究定的。”

“好好，这样方便多了，谢谢你们啦！”毛泽东连声道谢，并来回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几趟细细察看了一番，显得特别高兴，盖卫生间算是给毛泽东办了件好事，也给当时连续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的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松弛下来的机会，对此，卫士们连连称道。

上厕所问题解决了，取暖仍是个难题，北方冬天如果屋内没有良好的供暖设施，那几个月的日子就特难过，以前菊香书屋的房子取暖是靠烧地炉子，因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卫士们提出要装锅炉和暖气片。卫士长和卫士们着实苦心地研究了一番，最后他们选定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的一块空地盖一间小锅炉房。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菊香书屋的取暖，还可以为毛泽东的洗漱提供热水。利用业余时间，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又很快将小锅炉房盖了起来，卫士们还特意挑选心细的卫士负责烧锅炉。

眼下，听说锅炉已可启用，卫士长当然很高兴，因为他又有“机会”了。李连成也恍然大悟，于是两人便乐滋滋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还在埋头干他的工作，卫士长便轻轻上前用最恰当的声调提醒毛泽东道：“主席，您再这样下去，可就有点官僚了。”

“什么，银桥，你说什么？”毛泽东感到卫士长的话问得突然，他不由放下手中的文件，认真起来了。

“老头儿”上钩了！李连成差一点笑出声，他对卫士长的“高招”佩服得五体投地。

“是的，主席，我说您只管自己埋头工作的话，就要犯官僚主义了。”卫士长一本正经的样子。这种话，除了他以外，大概谁都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这样说。

“噢，那你倒说说，我哪个地方有官僚主义呀？”毛泽东对卫士长的话一向是认真听取，这次也不例外。

见毛泽东认真，卫士长倒自个儿先笑了起来。“主席，我是说您只管埋头工作，而对周围发生的事极少注意。不信，您看看这个办公室又有什么新变化？”

毛泽东举目环视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便说：“不会是又给我盖了个卫生间吧？”

卫士长见毛泽东已经进入角色，便放开了胆子，上前一把扶起他老人家，说：“来，您到这儿来看看。”这时，李连成也上来，两人一起扶着毛泽东，走到洗手间，并打开了水龙头。

“主席，您试试。”

毛泽东不解何意，便把手伸到了水龙头下。“嗯？水是热的！”毛泽东一脸惊喜。

“主席，我们在您办公室后面盖了一个小锅炉房。这样冬天的取暖问题总算解决了，而且也不用到处倒开水了。”卫士长兴奋地诉说起来，“最最关键的部分，主席您还没有发现呢！”

“又有什么新花招？”毛泽东笑颜相问。

李连成眼疾手快地走到洗澡盆旁，拧开了水龙头，顿时，热气腾腾的水“哗哗”地流入澡盆内。

“好么，洗澡也有自动化了！”毛泽东好不高兴。卫士长见此时火候已到，便上前为毛泽东解起衣扣。

“主席，这第一个自动化的热水澡您再不洗可会后悔一辈子的！”

“好好，洗，洗个热水澡！”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卫士长的建议。

两人兴奋得像喝了几杯美酒，劲头十足地为毛泽东又是擦背又是按摩，足足折腾了个把小时。毛泽东呢，在热水里时而闭目养神，时而戏水弄波，难得的自在高兴。

“舒服，十分的舒服，你们又为我干了一件好事，谢谢你们了！”出澡盆后，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并吩咐卫士长和李连成说：“我要睡一觉了。”

“哎！”卫士长和李连成相视一笑，把毛泽东扶送到卧室。

这一觉，毛泽东睡了整整八个小时。卫士们在值班室几番欢呼万岁。

能这样让毛泽东好好地休息一下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因为不可能总盖厕所、装锅炉吧。所以，要真正使毛泽东做到劳逸结合，更多的是需要卫士们见缝插针，巧妙引诱。机会还是有的，关键要看卫士们能否掌握好“火候”。

又是一连几天让卫士们为毛泽东的休息感到焦虑左右为难的日子，忽然那天午饭过后，毛泽东从书房里走出，在台阶上住了脚步。只见他仰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清了清嗓门，唱起了卫士们熟悉的《空城计》。

卫士们顿时笑逐颜开。每逢毛泽东唱《空城计》，必会有好事。此时毛泽东的心情一般总是很好，卫士和家人们提出什么事他都会答应的。

机会又来了！正在江青屋里陪李讷、江青一起玩的卫士迅速用目光向李讷暗示一下，聪明的李讷见叔叔们向她发出了“进攻的讯号”，便连蹦带跳地出了屋。江青也赶忙跟了出去。

院子中的走廊里，卫士、江青、李讷一起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背着手，哼着戏，独自在那七棵翠柏间绕圈。

毛泽东忽然抬头看到了走廊侍立着的人，马上醒悟了什么似的：“噢，都来玩一下，玩一下么！”

卫士们高兴得直要拍手鼓掌，因为他们又得胜了——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让毛泽东感觉到应该“玩一玩”了。今天的“作战方案”是让爱女和平常在一起不易说得拢的江青出现在兴头上的毛泽东面前。此法果然奏效。

多少次在背地里骂毛泽东不理人的江青，此时也显得有些激动。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江青即刻用试探的口气响应道：“玩玩麻将好吗？”

卫士们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这江青怎么搞的，毛泽东是最不愿玩麻将的呀！好在他们马上有了“救星”——李讷说话了：“爸爸，玩麻将么，就玩麻将么！”

毛泽东从不怕江青的种种刻薄和无理取闹，却经不起爱女的几句撒娇式纠缠，应道：“好好，就玩麻将！”

卫士们仿佛像听到冲锋的号角，“哗”地转身奔进屋里，搬桌的搬桌，摆牌的摆牌，欢声带着笑语，如同办喜事一般。

“我来这么久，还没见主席跟家人一起打过麻将呢！”一个小卫士刚刚发出感慨，就被老卫士封耀松“剋”了一通：“新兵蛋子才来了几天！我跟老头儿十来年，也还是头一回见他这么痛快地玩呢！”

上桌就是“一转圈”，完后，卫士们趁热打铁，凑到毛泽东身边，轻声建议道：“主席，吃饭是否一起吃？”卫士的意思是让毛泽东与家里人一起进餐——要知道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尤其是同自己的子女一起吃饭。平日，毛泽东一贯坚持让子女到大食堂就餐。今天，卫士们又一次掌握了“火候”。

“好么。”毛泽东点头答道，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能将毛泽东从他的办公室拉出来一次散散心，就是卫士们一次皆大欢喜的事。为此，卫士们费的心思可不算少。

平常，毛泽东除了工作、看书外，他的休息方式是比较呆板的，无非是散散步，玩麻将之类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事。这就给卫士们“使招”带来一定的难度。好在卫士们，特别是卫士长对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习惯都非常熟悉，因而也就能基本做到知己知彼，百战而能差不离七八十胜。

还有一次，卫士长随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白天不是找人谈话，就是出席各种会议，参观工厂、农村，晚上在灯下一坐下便是一个通宵。日程安排得难有插针之缝隙。

卫士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光劝几句，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实在缠不过，便双手一摊道：“我出来一次不容易，既然出来了，就想多看看，多了解些情况。要在北京，你们又不让我走动，这回有了机会能放掉吗？”

这一点卫士长当然能理解，但想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便会产生一种一刻也不可放松的使命感。

上海市委安排的是一家大饭店。聪明过人的卫士长在毛泽东办公室的门外徘徊了几次，想进去劝说让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歇一会儿，可怎么也想不出点子来。

“乒！乓！乒！乓！”什么声音？卫士长听到走廊的一端有人在活动，便上前推开一扇门。噢，原来服务员们在打乒乓球。

“卫士长，来玩玩吧！”

“哎，噢，不不！”卫士长抱歉地笑着退出了门。就在这一瞬间，他想起了“一计”。于是，便径直进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依然埋头疾书着，烟雾在房间里缭绕。卫士长忙把一扇窗户轻轻打开一些，好让烟散出去。随后，他轻步来到毛泽东桌前。

“主席，饭店的服务员们听说您的乒乓球打得不错，都想请您去打打呢！”卫士长开始“用计”了。

“我那点水平还值得献丑？”毛泽东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

卫士长抿了抿嘴唇，有意把嗓门提高了半个“挡”：“要我说也是，您的乒乓球水平现在可以算得了‘阿木铃’了。”

“什么‘阿木铃’？”毛泽东知道上海话“阿木铃”的意思，于是断然放下笔，起身挥手道：“走，看看我真是‘阿木铃’吗？”

卫士长心里乐开了花：老头儿中计了。可他脸上却依然一本正经，并装作不愿去似的：“是哪，主席，我看还是别去了吧！到时您真的‘阿木铃’了，可太影响您的形象了！”

毛泽东一听这话，更不肯罢休，大手一挥道：“走走，什么形象不形象。”

妙哉！卫士长跟在毛泽东身后，高兴得一个人手舞足蹈起来——他又要胜利了！这一招叫激将法。他知道，毛泽东的个性就是爱挑战。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政治、军事，挑战越大，毛泽东在其中所显示的勇气、毅力、才思、智慧将越刚强、越坚忍、越敏捷、越超人！

今天，打个乒乓球，比个输赢，算不得什么，但毕竟将毛泽东从工作中“激”了出来，这便是最大的收获。卫士长能不高兴？

毛泽东的出现，使正在打乒乓球的服务员们一个个惊喜万分。他们又是拥簇又是欢呼。好一会儿，毛泽东才上了球台。

“来，谁是对手，请上么！”毛泽东手持乒乓板，做出一副应战的架势。

场内却一下子凝固了：谁都想上去，谁又都不敢上去，没人上去，冷落了毛泽东可不好！卫士长赶忙从一个服务员手中夺过乒乓球拍，跟毛泽东对打起来。

这可是真打。卫士长左右开弓，毫不留情。

毛泽东连连失球，精神一下子全力以赴。

左——右，来——回。卫士长看到毛泽东已经进入“角色”，便主动让身旁的服务员上场。

于是，站在一旁的服务员们一个个抢着上场与毛泽东对峙几下。这哪是比打球，分明是能同伟大领袖打一次便可以三生有幸的难得的好机会。

于是，球艺再高的服务员也纷纷“败”下阵来，毛泽东连连得胜，越战越强，最后竟然连扣五下，每下准确无误，直逼得对方一个“狗吃屎”。

于是，欢笑声响彻饭店的廊里廊外。

毛泽东笑出了眼泪。然而，整个场内最高兴的却是卫士长，因为他又一次让毛泽东得到了最好的休息。

投其所好

“毛泽东这个人是很有感情色彩的人，平时说话幽默，办事也讲究艺术性。这样对我们卫士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因此，我们在为他老人家做什么事时，也多少得讲点艺术性。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多年的体会，也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夸我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卫士长李银桥今天这样对我们说。

当我们听完他讲的故事后，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195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的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曾作过如此描绘：“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3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这一年年底，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全力以赴投入了上、中、下三册、达九十多万字的光辉著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的编辑工作，并亲自写下了一百零四条按语。

因为要赶在1956年1月份出版此书，卫士们亲眼看到毛泽东为了编辑这本书，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全书文稿一百几十篇，厚厚的一沓。由于原稿文字较差，标题也大多是些新闻式的题目，有的一个标题长达几十个字。毛泽东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似的，一篇一篇、逐句逐段地进行删改。秘书们知道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便总在第二天的一早到他办公室来取毛泽东修改好的文稿，连同写好的按语一起拿去誊写。有几天，毛泽东在晚饭后也叫卫士把材料送到秘书处，秘书们感到很奇怪：“白天主席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又有一批修改好的文稿呢？”

“他已经有几个白天没睡了。”卫士说。

“哎哟，那他怎么能顶得住呀！”秘书们担心起来了，于是，便在再次上毛泽东那儿取材料时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别太累了，这时，毛泽东总是笑笑说：“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如此高涨，步伐如此之迅速，我睡不着觉呀！”

毛泽东确实讲出了他的心里话。那时，不仅毛泽东被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涨热情所感染、激动，中南海几乎所有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是这种情绪。“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还能闲得下来？”一种高昂的热乎乎的革命情绪，自上而下地在当时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得见、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