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6—1290)

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

1066年那些事

1066年圣诞节那天，诺曼底公爵威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用英语和法语发出的欢呼声惊动了驻扎在修道院外的诺曼卫兵。他们以为教堂内部出现了可怕的变故，于是放火烧了邻近的房屋。半个世纪之后，一位诺曼修士回忆起那一天的混乱。“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教堂里的人陷入困惑，大批人群涌向外面，有些人为了救火，有些人则趁火打劫。只有修士、主教和一些神职人员留在神坛前。虽然他们也感到害怕，但还是坚持完成了国王的受职仪式，此时的国王已吓得浑身剧烈颤抖。”

尽管威廉在黑斯廷斯取得了胜利，尽管伦敦和温彻斯特投降了，但威廉的地位仍然不稳固，他完全有理由为此忧虑。至少在五年之后，他才相信征服已经完成。从1067到1070年，每年都有反对诺曼统治的起义——在肯特郡、西南部、威尔士边境区、沼泽地和北方。诺曼人只能像一支占领军一样生活，像作战部队一样一同起居、饮食和睡觉。他们不得不建造城堡，这些城堡是少数人统治大批臣民的据点。不到一万名诺曼人生活在一两百万心怀敌意的百姓中。这并不是说每个英格兰人都积极反对诺曼人。毫无疑问，有许多人与他们合作，正因为这样，诺曼人才有可能接管如此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机构。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英格兰人憎恨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受压迫的大多数人。没有安全感的岁月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英格兰不仅引入了新的王室，还引入了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文化和语言。可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征服对被击败者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威廉的初衷。在早期，许多英格兰人能够通过表示臣服而保留他们的土地。然而到了1086年，事情发生了明显变化。《末日审判书》记录了诺曼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深深的征服烙印。根据记载，1086年，只有两位英格兰贵族幸存。超过4000位塞恩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被不到200名男爵(barons)所取代。一些新的地主是布兰顿人、佛兰德斯人和洛林人，但大多数还是诺曼人。在教会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威廉的反英政策的出台时间。1070年，他罢免了一些英格兰主教，后来再也没有任命英格兰人担任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在军事问题上，1069至1070年冬季，对北方的掠夺表明这个时期的残酷镇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066至1086年间，约克郡的土地价值下降了2/3。但无论这种掠夺在何时何地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到1086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不复存在，而且其地位已被新的诺曼精英所取代。当然，这个新精英阶层同时保留了欧洲大陆的旧领地，其结果是，曾经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英格兰和诺曼底，现在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跨海峡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共享统治王朝，还拥有统一的盎格鲁-诺曼贵族。由于海峡两岸水运非常便捷，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距离好比泰晤士河两岸的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Surrey)。从此时直到1204年，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历史一直交织在一起。

由于诺曼底是由一位公爵统治的公国，而公爵效忠于法国国王，因此从此时开始，英格兰政治成为法国政治的一部分。但法国的影响不仅限于此。作为法国人的诺曼人把法语和法国文化带到了英格兰。此外，我们要处理的不仅仅是1066年后那一代人所面临的一次性“法国因素”的大量涌入——在那之后“英格兰因素”开始逐渐恢复——还包括安茹帝国所带来的法国文化的入侵。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又被安茹帝国征服过(1153—1154)，虽然这一次没有导致卢瓦尔流域的贵族来英格兰定居，但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宫廷的到来还是强化了法国文化在英格兰的主导地位。

虽然在1066年只有不到30%的温彻斯特地主拥有非英格兰名字，但到12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0%以上，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名字，如威廉、罗伯特和理查德。这意味着英格兰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此时的英格兰艺术受外来影响最明显。例如，在教会建筑中，用欧洲大陆的名词“罗马式”和“哥特式”来描述建筑风格比“诺曼”和“早期英格兰”风格更加时髦。尽管英格兰建造的教堂，如英格兰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中所绘制的教堂，通常包含一些明显的英格兰元素，但建筑师和艺术家所采用的设计图样来自国外，有时来自地中海世界(意大利、西西里岛，甚至拜占庭)，通常来自法国。在1174年坎特伯雷大教堂失火之后，一位法国建筑师威廉(William of Sens)被请来重建唱诗席。同样，亨利三世下令重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深受法国模式的影响。法国在音乐、文学和建筑领域如此卓越，以至于法语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而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语言，任何认为自己有教养的人都要会说会写法语。因此，在13世纪的英格兰，法语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在本章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里，受过良好教育的英格兰人会使用三种语言——英语是母语，懂一点拉丁语，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这个国际化的社会中，法语至关重要。法语是法律和地产管理的实用语言，也是歌曲和诗歌(包括香颂和浪漫歌曲)的语言。换句话说，像耶路撒冷王国一样，诺曼征服使英格兰被公认为法国的海外领地；用政治术语来说，在13世纪初之前，英格兰一直是法国殖民地(当然不是法国国王所属的殖民地)，此后则是法国文化的殖民地。

因此，几代英格兰爱国人士把黑斯廷斯战役看作是一场国殇，这并不奇怪。然而，即使我们不像历史学家弗里曼(E. A. Freeman)那样将巴黎形容为“野兽”，也仍然可以说诺曼征服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不是因为它具有掠夺性和破坏性——任何征服都会如此——而是因为“1066年那些事”的问题。1066年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年，诺曼征服是“该死的众所周知的划时代的事件”，人们很容易将它视为“新的开始”或“重要的转折点”。在谈论几乎所有发生在11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事务时，都会考虑诺曼征服的影响。但是，11世纪下半叶是整个欧洲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遭受诺曼征服的国家也发生了巨变。因此，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1066年的诺曼征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其他方面，虽然巨变发生了，但很难归因于征服；还有些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根本没有改变，而是延续了现状。

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一个戏剧性事件造成的，而是由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导致的。这是因为在12世纪和13世纪出现了海量的书面记录，编写和保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比以往多得多。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大约有2000份法庭令状和土地契约保存下来，而仅从13世纪保留下来的就有数万份。当然，2000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但是13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据估计，仅13世纪的小农和农民就产生过多达800万份土地契约。即使这个估计的标准过于宽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各个阶层(例如农奴)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这些文件。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据说只有国王拥有印章，而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法规要求甚至农奴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印章。这一发展的中心，或者说它的原动力，来自国王的政府。国王拥有永久性的记录机构文秘署，例如法院和财政部——它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我们可以称量文秘署使用过的封印蜡的重量。在13世纪20年代末，每周要用掉3.63磅的封印蜡，到60年代末，这个数字已升至31.9磅。政府不仅发布了比以往更多的文件，还系统地制作副本并把它们保留下来。此处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199年。在那一年，文秘署簿记员们开始在羊皮纸卷上抄写大部分以大封蜡寄出的信件(当然包括所有重要的信件)。文秘署的记录被保存下来，意味着1199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政府的日常事务。

这些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记录的激增带来了从习惯性记忆事件向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人人都在“参与扫盲”；即使有些人自己无法阅读，他们也习惯于通过书面媒介进行日常业务的处理。显然，这种文化意识的发展与通常被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起初，新学问的机构都出现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城镇和大教堂中，但到了12世纪末期，英格兰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到13世纪2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成立。在牛津大学，有些学院的男性可以学习严格的实践科目，如财产转让、管理学和初级法律程序。整个英格兰的趋势是，各个层面的学校越来越多。

但这些深刻的发展是否与社会机制在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有关？显然，所有这些书面记录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变得更加官僚化，但这是否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保护或被改变了呢？经济体系是否在变化？政治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吗？或者两者只是被更详尽地记录下来而已？

这些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历史证据的累积性质往往使证据具有欺骗性。例如，一种特定形式的人际关系可能首先在13世纪被清楚地记录下来。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关系本身起源于那个世纪？或者说这些类型的关系在这个时期首先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或者说这种关系早就存在了，而相关文件只是从那个时期才开始记录并被保存下来？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一种被称为“家仆契约”的文件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契约记录了一名男子为其主人服务的条款，如果是长期服务合同，契约通常会写清他的工资，即他的雇用费。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已经断定，“契约家仆”和“合同军”都是在13世纪末出现的，并且它们是中世纪后期“可恶的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特征。然而，有明显但间接的证据表明，接受费用和工资的合同军队和家仆至少早在1100年就存在了。总的来说，在本章，作者认为英格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方面的连续性比通常所认为的高得多。但首先，在进一步讨论之前，简要介绍一下主要事件，特别是国王们最关心的那些事件。

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

1071年之后，威廉对英格兰的控制已相当稳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几乎没给他制造什么麻烦。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继续对英格兰虎视眈眈，维京人再次入侵的威胁一直存在，但都没有实现。从1071年到他统治结束，威廉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与欧洲大陆的战争和外交上。他的故乡诺曼底比他的岛上王国更容易受到突然袭击。威廉的几个邻国对他的新权力感到震惊，并抓住一切机会削弱它。首先是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安茹伯爵(Count Fulk le Rechin of Anjou)。威廉的长子罗贝尔·柯索斯(Robert Curthose，生于1054年)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早在1066年罗贝尔就被确定为诺曼底的继承人，但他从未被允许享有金钱或权力。从1078年起，他就卷入了一系列反对他父亲的阴谋中。法国国王与诺曼底公爵的争斗，战场自然是在维克桑(Vexin)，这是一块位于鲁昂和巴黎之间塞纳河北岸的有争议的领土。诺曼底与安茹的争斗，战场是威廉于1063年征服的曼恩郡。在接下来的两代人中，曼恩仍然是争执的焦点；而围绕维克桑的冲突，时间更长(直到1203年)。因此，在威廉的统治时期，已经能够看到主导下个世纪的政治格局——家族纠纷和边界争端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威廉死亡时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法国芒特堡垒的驻军突袭了诺曼底，威廉进行报复。虽然他的军队捣毁了芒特(1087年7月)，但他受了伤，不治而亡。当时罗贝尔发动了叛乱，并选择留在国王腓力的宫廷，而他的弟弟威廉尽职尽责地守护在父亲的床边。1087年9月9日，威廉一世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到卡昂的圣史蒂芬大教堂。他晚年身材肥胖，下葬时，人们试图将他塞进石棺内，此时他的尸体竟然胀裂了，使得整个教堂充满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对于一位异常幸运、能干的国王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威廉二世(1087—1100年在位)

无论威廉一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人们强烈地认为长子应该得到父亲的遗产，即父亲所继承的那些土地。因此，尽管罗贝尔曾发动过叛乱，但他仍然继承了诺曼底。但是，一个人通过购买、婚姻或征服而获得的土地分配给家族其他成员也顺理成章。因此，作为“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最大获得物，英格兰被赐给了他的次子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当然，罗贝尔对此表示反对。也许，如果他没有造反，他也会成功地继承英格兰。

显然，影响继承王位的习俗仍然是灵活的，为了适应政治现实，例如竞争对手候选人的特性，这些习俗可以、或者应该变通。因此，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可能判断出威廉·鲁弗斯会成为比他哥哥更好的统治者，于是决定接受威廉为英格兰国王。从鲁弗斯1087年之前和之后的政绩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判断，但在即位后的几个月内，鲁弗斯遭到了强大的大男爵(权贵们)联盟的反对。根据盎格鲁-诺曼编年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Orderic Vitalis)的记载，反叛分子的目标是统一英格兰和诺曼底，但不是为了宪法的某些原则，而是为了缓解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奥德里克把他们的两难困境总结下来，并通过他们中势力最大的巴约的厄德(Odo of Bayeux)之口说出来：“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效忠两位相距遥远且相互敌对的领主呢？如果我们效忠罗贝尔公爵，将冒犯他的兄弟威廉，他将剥夺我们在英格兰的收入和荣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服从威廉国王，罗贝尔公爵将剥夺我们在诺曼底的世袭财产。”这一观点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很容易选择让鲁弗斯退位。如果只能有一位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的统治者，那么毋庸置疑，哥哥才是国王。对鲁弗斯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哥哥对此不闻不问：罗贝尔留在诺曼底，这让他的支持者很为难。然而1088年爆发了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平息，但这确实揭示出一个问题，即一位不能兼为诺曼底公爵的英格兰国王的地位将多么不稳固。

如果把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统治的48年(1087—1135)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可以看出叛乱(爆发于1088年、1095年、1101年和1102年)集中在两个时期(共约15年)，即1087—1096年和1100—1106年。在这两个时期，英格兰国王都没有兼为诺曼底公爵。如果英格兰和诺曼底分属不同的统治者，那显然不符合国王的利益，同时也不符合贵族的利益，正如巴约的厄德所说的那样，不稳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风险。一旦这个跨海峡王国一分为二，必将迎来一段冲突时期，直到其中一位统治者被另一位驱逐。因此，英格兰国王最关切的是赢得并占领诺曼底。

1089年，鲁弗斯自封为诺曼底公爵。凭借英格兰的白银，他能够收买贵族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此举在诺曼底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他对英格兰的控制仍然不稳固，他在1095年遭遇了一场阴谋叛乱。次年，紧张局势以一种完全不可预见的方式被暂时平息了。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十分成功的巡回讲道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远征军，其目的是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对兄长罗贝尔·柯索斯来说，这为他摆脱日益艰难的国内政治局势提供了一种光荣且令人兴奋的方式。为了装备他自己和他的随行人员以进行这次远征，他将诺曼底以一万马克典当给了威廉。

新公爵的下一个任务是收复罗贝尔懒政期间失去的曼恩和维克桑。到1099年，这项使命已成功完成。鲁弗斯将他父亲的王国恢复到了以前的疆域。事实上在苏格兰，通过在1097年将埃德加(Edgar， 1097—1107年在位)推上王座，他可以比父亲更有效地干预苏格兰。

然而，作为一位宽宏大量的军事领袖，尽管威廉二世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声望一直不高。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当时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修士写的，而他们并不喜欢他。一本正经的教会人士习惯于他父亲宫廷里传统的虔诚和清醒谨慎的作风，而对鲁弗斯宫廷里的铺张奢靡、寻欢作乐以及新的时尚(如蓄长发，对修士来说既阴柔又****)感到惊愕。鲁弗斯始终没有结婚。根据威尔士《王子编年史》：“他宠幸情妇，也因此至死都没有继承人。”他可能对宗教主张持怀疑态度，无论如何他的同时代人是这么描绘他的。毫无疑问，他将教会视为一个需要对其征收重税的富裕集团。他很少急于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因为在这些职位空缺期间，他自己可以截取教会的收入。在执行这些有利可图的政策时，鲁弗斯依靠一位机智的世俗文书雷纳夫·弗兰巴德(Ranulf Flambard)的巧妙帮助，鲁弗斯最终把他任命为达勒姆的主教。

最重要的是，鲁弗斯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因为在1093年，当他认为自己要死的时候，他任命了一位经院哲学家安瑟伦(Anselm of Bec)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职位当时已空缺了四年。从鲁弗斯的角度来看，这一任命如此具有灾难性是因为当时正值欧洲教会改革运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这场运动创造了一种有争议的气氛——神职人员很可能成为政治激进分子。1095年，威廉二世在罗金厄姆(Rockingham)召集会议来处理他和安瑟伦之间就主教叙任权而起的争议。令所有人惊愕的是，安瑟伦大主教向罗马提出上诉，认为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无法在世俗法庭上受到审判。11世纪下半叶，教皇的地位得到提升，教皇要求教会成员首先忠诚于大主教，这给政治舞台带来了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如果教会成员认为他们对圣彼得教区神父(指教皇)所定义的对上帝的义务要超越他们对国王的责任，那么世界的惯常结构就会被颠倒过来。

安瑟伦主张灵性阶层自治的辩词是言之成理的，在这方面，他的论点可以说在辩论中占据上风。但鲁弗斯也有一套辩词，不仅如此，他还有权力。与物质资源雄厚的专横国王相比，学者气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确实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鲁弗斯继续骚扰大主教，从未对主教改革教会的尝试表示任何同情。最终安瑟伦受不了了。1097年，安瑟伦从多佛乘帆船离开了英格兰，坎特伯雷的地产落入国王的手中。从短期来看，国王从这轮争斗中获益了。1100年，他接收了三个主教区和十二个修道院的收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争论破坏了人们对受膏国王的强大权力的信仰。即使是撰写了《安瑟伦的一生》的坎特伯雷修士爱德玛(Eadmer)也这样评价鲁弗斯：“风和海似乎都听命于他。”事实上，爱德玛接着说：“在战争和夺取领土中，他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你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微笑。”实际上，威廉二世在1100年的地位是否如此强大是另一回事：将他描绘成一个自信、自夸的国王，而当他接近成功的巅峰时被击倒，这很符合热衷于道德说教的编年史家的偏好。在1100年的夏天，人人都知道罗贝尔公爵离开之后的和平时期即将结束。率领十字军东征的公爵即将带着他富有的妻子和满载着攻入圣城的荣耀凯旋归来。当罗贝尔重新索要他的遗产时，谁能预测将发生什么？盎格鲁-诺曼的权贵们将如何站队？事情发生在1100年8月2日，在新森林(New Forest)的一次狩猎事故中，这位具有战斗力但备受诟病的国王的生命突然终结。此外，很蹊跷，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在国王去世那天也在新森林。

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

一得知鲁弗斯的死讯，亨利便迅速行动起来。他骑马前往温彻斯特并占有了国库。接着他直奔威斯敏斯特，并于8月5日加冕。这种行动速度促使人们猜测亨利知道他的哥哥将要死去，是他“安排了事故”。但是他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假如亨利要策划如此冷血的阴谋，那么他会选择别的时机。因为鲁弗斯和罗贝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可能会以一方战败或被消灭告终。换句话说，延迟暗杀将有可能使暗杀者同时拥有英格兰和诺曼底。事实上，鲁弗斯在1100年8月去世，意味着亨利以惊人的速度行动，得到的也仅仅是盎格鲁-诺曼王国两块领土中的一块。一个能够在他出击之前等待很久的人，肯定也有耐性再等待一两年。

几周后，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亨利不得不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入侵。亨利的政策是通过给予恩惠和广泛的让步来获得支持。他加冕当天就宣布了这项政策，当时他颁布了一份《自由宪章》，谴责他兄弟的压迫行为，并承诺建立善政。另一方面，他要组织防御的迫切需要意味着不能引起太多混乱。眼下是一个表达姿态和就位宣言的时刻，而不是推翻整个政治架构的时机。实际情况是，他的哥哥给他留下了现成的法庭和行政部门，亨利别无选择，只能接管它们。

当罗贝尔公爵于1101年7月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登陆时，英格兰许多大贵族，在贝莱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Belleme)及其兄弟们的领导下，纷纷投靠公爵。在鲁弗斯的宫廷圈子里，以默朗的罗伯特(Robert of Meulan)为首的贵族仍然忠于亨利，英格兰教会也是如此。双方各退一步，并展开了谈判。结果是，亨利留住英格兰，但要向他的兄长支付每年2000英镑的年金。

在经历了1101年的危机之后，亨利开始采取措施以确保危机不再发生。重要的第一步是推翻蒙哥马利(贝莱姆)家族。1102年，他在威尔士边境夺取了贝莱姆的首要据点，活捉了罗伯特公爵，然后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没收了莫尔坦伯爵威廉的土地。但罗伯特和威廉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一样，在他们的诺曼地产中拥有基地，在这里他们可以组织力量试图收复英格兰的土地。1101年的条约使英格兰与诺曼底永久分离，并延续了政治的不稳定。因此，通过回顾前一个政权的历史，我们发现英格兰国王一般总是先采取防守，然后转为攻击。在1106年的坦什布赖战役(Battle of Tinchebray)中，问题得到了解决。罗贝尔公爵本人被捕，并在他弟弟的监狱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8年。

虽然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亨利全神贯注于诺曼事务，但他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它们。由王室掌管教会的传统受到格列高利改革运动所引发的新思想的威胁。改革者不仅希望净化神职人员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让教会摆脱世俗控制。这种控制中最令人痛恨的象征是神权俗授(lay investiture)，这是一个新的修道院院长或主教从任命他的世俗国王手中接受教会权戒和权杖的仪式。虽然早在1059年教皇就已经发布了一部反对神权俗授的法令，并且自那以后又发布了更多的禁令，但直到安瑟伦在1100年秋天返回之前，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流亡期间，安瑟伦了解到了教皇对神权俗授的态度。因此，虽然他自己在1093年由鲁弗斯授权，但他现在拒绝向亨利表示效忠或者为亨利任命的那些主教祝圣。这让国王很为难。一方面，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关键人物，亨利需要他们的帮助，并且必须确保他们忠诚。另一方面，与鲁弗斯不同，他不愿引发争吵，所以多年来他的策略是拖延，而不是试图解决问题，直到1107年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亨利放弃了神权俗授，但是主教们因为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地而继续效忠于他。实际上，国王的愿望仍然是任命主教的决定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亨利放弃了形式，但保留了实际的控制权。当安瑟伦于1109年去世后，亨利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空缺了五年。然而他还是失去了一些东西，他自己也明白。在伴随着“主教叙任权”的激烈的宣传战中，格列高利宗教改革派坚持认为国王只是一个凡人，仅此而已，他不如所有教士，因为教士关怀灵魂而国王关怀身体。教会再也不能容忍受膏的君王是上帝的神圣代表的旧观念。在放弃神权俗授时，亨利承认了他的职位的世俗性。这是王权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时刻。

一旦征服了诺曼底，同时找到了关于授权之争的折中解决方案，亨利最关切的就是守住他拥有的东西。他认识到威胁可能来自被疏远的贵族，于是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缩小鲁弗斯曾放任其发展的宫廷和权贵之间的鸿沟。用奥德里克的话来说，“他以荣誉和慷慨对待权贵，增加他们的财富和财产，并以这种方式安抚他们，他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对于亨利的地位的直接威胁来自于罗贝尔的小儿子威廉·克里托(William Clito，生于1102年)，他声称自己(而非亨利)才是诺曼底的合法公爵。这位竞争对手对权力的要求，加上诺曼底漫长的陆地边界，意味着公国仍然是亨利的帝国中最脆弱的部分。1106年之后，亨利把一半以上的统治时间花在诺曼底，以对抗诺曼公爵的传统敌人，特别是法王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和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1109—1129年在位)。通过把至少八个私生女嫁给邻近的王子，从北部的苏格兰亚历山大到南部的佩尔什伯爵罗特鲁(Rotrou count of Perche)，亨利建立起一个保卫联盟。这种外交模式为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的断言提供了一些可信度，即对亨利来说，性不是出于乐趣，而是出于政治需要。所有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是亨利保住了诺曼底。由于事实证明这些努力只是为了维持现状，史学家们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但对于亨利而言，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在1118至1119年间爆发了至少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且他险些失败。

保卫诺曼底不仅仅对那些在欧洲大陆拥有地产的大地主很重要，对英格兰来说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建城堡、驻军、外交和战争都需要花费很多钱。两地间的联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118年的条目中有所阐述。“由于与法国国王、安茹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的战争，亨利国王今年全年都在诺曼底度过……英格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必须承担名目繁多的税赋，而且全年都没有减税。”国王的长期缺席和他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是政府机构日益精细化和复杂化的动力。虽然国王不在，但英格兰由一个代表王权委员会(vice-regal committee)管理。这个委员会“在财政部”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在著名的方格桌布上审计郡督的账目。大多数日常行政工作，特别是征税，都由索尔兹伯里的罗杰(Roger of Salisbury)监督，与浮华的弗兰巴德(Flambard)相比，罗杰称得上是模范官僚，既能干又谨慎。

亨利唯一合法的儿子威廉，死于1120年的“白船”海难，使他精心设计的整个大厦轰然倒塌。从那时起，继承问题主导了王朝的政治。在威廉去世不到三个月后，亨利娶了一位新的妻子，但她没有为亨利生下他所渴望的继承人。因此，虽然据说亨利承认了二十多个私生子女，但只有一个合法的孩子存活下来，就是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当玛蒂尔达的丈夫，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于1125年去世时，亨利把她召回到他的宫廷，并让贵族们宣誓接受她作为英格兰-诺曼王国的继承人。然后在1127年，亨利受到了新的打击。威廉·克里托被封为佛兰德斯伯爵。如果克里托利用佛兰德斯的财富夺回诺曼底，那么他叔叔(亨利一世)的前景确实将一片灰暗。在这个关键时刻，亨利向安茹的富尔克五世提出联姻的建议，把玛蒂尔达嫁给富尔克的儿子兼继承人，金雀花家族的杰弗里(Geoffrey Plantagenet)。1128年6月，玛蒂尔达不情愿地嫁给了这位14岁的少年。毫无疑问，富尔克伯爵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这是安茹帝国接管盎格鲁-诺曼王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到了1135年，亨利与杰弗里和玛蒂尔达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争吵。这使得那些忠于亨利的权贵开始反对安茹帝国的人。当老国王去世时，这些权贵不可避免地发现很难与他指定的继承人和谐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亨利本人引发了他去世后的继承纠纷。即使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希望他的女儿和女婿能够继位，但他无法亲自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继位。亨利一世是一位十分能干而又成功的国王，虽然他未能应对围绕继承问题的紧张局势，但他仍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亨廷顿的亨利将他描绘成一个处于永久焦虑状态的国王。“他的每一次胜利都让他担心，担心得而复失，因此，虽然他似乎是最幸运的国王，但实际上他是最悲哀的。”

斯蒂芬(1135—1154年在位)

当亨利一世弥留的消息传来时，老国王选择的继承人还在他们自己的领地，要么在安茹要么在曼恩。但他的外甥布洛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此时在他妻子的领地布洛涅。从那里到英格兰东南部只需要一天行程。地理位置的巧合给了斯蒂芬先机。在首先获得伦敦人的支持后，他便骑马前往温彻斯特，他的弟弟布洛瓦的亨利是那里的主教。在弟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温彻斯特的金银财宝库，同时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也接受了他自称为王的要求。剩下的就是说服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主持受膏仪式。他说服大主教用的理由是，他们曾在武力胁迫下宣誓对玛蒂尔达效忠(他们都宣誓过)，这些宣誓是无效的。斯蒂芬还散布虚构的故事，说老国王在临终前改变了让女儿继位的主意。1135年12月22日，斯蒂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加冕和受膏仪式。

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政治结构意味着，一旦斯蒂芬在英格兰被公认为国王，那么他在诺曼底也将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从那以后，诺曼男爵们若向别人效忠，可能会冒着失去英格兰财产的风险。最重要的是，那些财产最多的人觉得他们必须支持斯蒂芬，否则将一无所有。因此，当杰弗里和玛蒂尔达发动战争试图夺回他们的继承权时，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到盎格鲁-诺曼王国最有势力的权贵的反对。

斯蒂芬统治的头两年半一切太平，事实上这几年比他的前两任国王建立政权的时候都太平。第一次严重打击发生在1138年的夏天，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决定加入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玛蒂尔达的阵营。罗伯特的背叛不仅意味着斯蒂芬失去了对诺曼底一些重要据点的控制，而且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安茹王朝正在把斗争延伸到英格兰。在斯蒂芬等待打击的到来时，他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他没有让他的弟弟布洛瓦的亨利当上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因此得罪了亨利。他逮捕了三名有影响力的“文官”主教，其中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于是布洛瓦的亨利声称教会的自由受到了侵犯。1139年的秋天，当女王——人们通常这样称呼玛蒂尔达——登陆阿伦德尔(Arundel)时，似乎一切都在斯蒂芬的掌握之中。他本可以无情地(如果缺乏骑士精神的话)将她囚禁起来，但他却让她溜走并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会合。从此以后，英格兰便有两个相互敌对的宫廷。很多人参加了这场内战。

1141年2月，斯蒂芬在林肯仓促应战，他原本有逃脱的机会，但是他选择继续勇敢地战斗。结果，他战败被捕，并被关押在布里斯托尔。布洛瓦的亨利，现在作为教廷使节，公开地站到了女王一边。当年夏天，玛蒂尔达进入了伦敦。但她拒绝了由教廷使节制定的和平条款，她的不明智行为冒犯了伦敦人。当斯蒂芬的王后，布洛涅的玛蒂尔达，向伦敦挺进时，伦敦人拿起武器把女王赶走了。因此，玛蒂尔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计划从未实现。玛蒂尔达从未成为英格兰女王。几个月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被抓获。由于罗伯特是她的阵营的支柱，玛蒂尔达不得不同意交换囚犯——用斯蒂芬换罗伯特。女王丢掉了赢得的位置，英格兰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在诺曼底，事件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安茹的杰弗里留下来继续对公国施加压力，并照看他自己在安茹的利益。1141到1144年的一系列战斗以鲁昂(Rouen)的投降告终，杰弗里被正式授权为公爵。但这位安茹伯爵一门心思地关注征服诺曼底的问题，而忽略了英格兰。

在英格兰，内战平息之后是常规性的摩擦。当时的战术都围绕城堡，防御者通常占据优势，因此任何一方都不会取得很大进展。1147年10月，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去世。心灰意冷的女王于1148年初离开英格兰，再也没有回来。

1150年，安茹的杰弗里联合他的儿子亨利共同统治诺曼底公国。次年，杰弗里在韦克桑的问题上向法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做出让步，作为回报，路易七世决定承认亨利的公爵地位，于是杰弗里的行为被合法化。此时，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的联系似乎最终被打破了。然而，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对另一半领土的要求。尽管英格兰似乎陷入僵局，但在欧洲大陆，情况变得非常不稳定。安茹的杰弗里不到40岁就去世了，他的长子亨利控制了诺曼底和安茹。1152年3月，路易七世与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离婚。八周后，埃莉诺与金雀花家族的亨利结婚，于是亨利在欧洲大陆的领地里又增加了辽阔的阿基坦公国。

亨利的婚姻大获成功，但也为斯蒂芬带来了新的希望。路易七世把亨利的所有对手组织成一个大联盟。结果，在1152年的夏天，亨利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作战：诺曼底、阿基坦、安茹的反叛分子和英格兰的斯蒂芬。一位消息灵通的诺曼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确信亨利必死无疑。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决定乘船前往英格兰与斯蒂芬战斗，其超凡的勇气令同时代人惊叹不已。即便如此，亨利也无法打破英格兰的僵局，而且战线还是太长。当斯蒂芬的继承人尤斯塔斯(Eustace)于1153年8月去世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斯蒂芬的第二个儿子威廉从未想过成为国王，这为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开辟了道路。

双方的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和平。他们的地产容易受到战争的摧残，因此他们不支持长期的敌对行动。有时他们会忽略首领的意愿，签订自己的地方停战协议。所以当斯蒂芬和亨利听从他们的顾问的意愿达成和解时，人们普遍感到宽慰。

根据《威斯敏斯特条约》(1153年12月)，双方同意斯蒂芬终生拥有英格兰，并且确认亨利为他的继承人。威廉将继承斯蒂芬的贵族的所有土地。从本质上讲，《威斯敏斯特条约》是布洛瓦的亨利在1141年提出的和平条款的重复。玛蒂尔达在胜利后无法做到宽宏大量，这使英格兰又遭受了12年的内战。此时斯蒂芬终于可以不受挑战地进行统治了，但他已筋疲力尽，不久就去世了。1154年10月25日，斯蒂芬去世，葬在他妻子和长子的旁边，墓地在他们于法弗舍姆(Faversham)修建的一座修道院里。

斯蒂芬必须对他统治时期的问题承担一些责任。他是一名称职的军队指挥官和英勇的骑士，但或许过于英勇而对自己不利。确实，他的继位是有争议的，但他的所有前任都是如此，王位继承有争议是常态。布洛瓦的斯蒂芬比任何诺曼国王都更有吸引力，但他缺乏他们的雄才大略。没有这种才略，他无法统治他的宫廷或他的王国。而且他在诺曼底度过的时间很少，在整个统治时期，他只在1137年访问过一次。这与他的前任的行程形成鲜明对比，鉴于盎格鲁-诺曼贵族的“跨海峡结构”，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来自布洛瓦家族的统治者是失败的，因为他太“英格兰”了，没有认识到英格兰只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

亨利毫不费力就接管了政权，这是一百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毫无争议地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情况。作为一个从苏格兰边境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帝国之王，亨利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富有，并且完全让法国国王黯然失色，法国国王可是他的大陆领地的名义上的领主。尽管英格兰为他提供了巨大的财富和王室头衔，但亨利二世帝国的核心位于其他地方，在他的祖先所在的安茹。

在英格兰，他的首要任务是弥补斯蒂芬统治期间英格兰遭受的损失。到1158年，这些都已经实现。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发生在1157年，当时他利用外交压力迫使年轻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 IV)将坎伯兰、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和诺森布兰归还英格兰王室。然而，在威尔士，圭内斯的欧文(Owain)和德赫巴斯王国(Deheubarth)的瑞斯(Rhys)两位国王成熟老练，亨利发现威逼手段不奏效。在1157年和1165年，亨利动用了武力，但是面对威尔士的游击战术和夏季的暴雨，武力同样无济于事。1165年之后，亨利对威尔士国王们的态度更加宽容了。早在1155年，他就酝酿过征服爱尔兰的想法，然而，直到1169至1170年，他才真正采取行动进攻爱尔兰，首先是威尔士边境地区的一些领主发动进攻，然后是亨利本人出征(1171—1172)。长期的拖延淡化了战事的重要性，在国王的眼中，有些事情比爱尔兰问题更为紧迫。

在他统治的34年中，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度过了21年。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与安茹统治的法语地区相比，英格兰犹如一潭死水。位于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加龙河流域的繁荣社区是学术、艺术、建筑、诗歌和音乐的中心。阿基坦和安茹生产了中世纪商业的两种大宗商品——葡萄酒和盐。它们可以与英格兰布料进行交换，这种贸易必定为统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国王带来巨大利润。作为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亨利继承了他的前任对邻近领土的领主地位。正因如此，他对南特(Nantes)进行了干预(1156年)，把他的弟弟杰弗里封为伯爵；1159年对图卢兹发动了一次远征，占领了卡奥尔(Cahors)和凯尔西(Quercy)；1160年收复诺曼的韦克桑；最后，1166年后反复入侵布列塔尼，直到最终占领那里，并将他的儿子杰弗里任命为布列塔尼公爵。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记住亨利不是因为他的功绩，而是因为他被怀疑谋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1162年6月，贝克特被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自1155年起，贝克特一直担任财政大臣，但在有声望的教士眼中，他不配担任英格兰的最高教会职位。令世人震惊的是，他开始证明他是所有大主教候选人中最优秀的一个。从一开始，他就不顾一切地反对出于友谊而提拔了他的国王。不可避免的是，不久之后，亨利因被背叛而做出报复性反应。12世纪中叶，教会与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善意的人通常会搁置这些矛盾，但那些决心争吵的人却可以大吵一架。亨利选择了“犯罪的教士”这一问题作为报复大主教的切入口。犯下重罪的教士要求在宗教法庭上受审，以此逃脱死刑，跟许多俗人一样，亨利对此深恶痛绝。1163年10月，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会议上，亨利要求犯罪的教士必须被教会开除，并移交给世俗法庭进行惩罚。贝克特带着其他主教表示坚决反对，但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他采取更有利于和解的路线时，亨利在克拉伦登(Clarendon)召集了一个理事会(1164年1月)。亨利向主教们宣布了一份王权高于教会的明确声明，即《克拉伦登宪章》，并要求他们承诺认真遵守这些习俗。贝克特感到震惊，争辩了两天，最后还是屈服了。但是，当看到其他主教跟他一样表示服从之后，贝克特为自己的软弱表示反悔。亨利彻底被激怒了，他决定摧毁贝克特。他把大主教传唤到王室法庭，让他为几项捏造的罪状做辩解。大主教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没收家产。绝望之下，贝克特渡过海峡，逃向教皇求助。起先贝克特坚持原则，随后又摇摆不定，导致英格兰教会陷入混乱。

贝克特流亡之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亨利集中精力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他征服了布列塔尼，并改革英格兰司法系统。然后在1169年，有关继承人亨利王子加冕仪式的问题导致了国王、教皇和大主教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谈判，这件事非常紧迫。1170年贝克特回到英格兰，决心惩罚那些参加年轻国王加冕典礼的人。他的敌人很快向亨利告发大主教的浮华行为。“没有人能让我摆脱这个不安分的教士吗？”四名骑士对亨利的激烈言辞心领神会。为了赢得国王的青睐，他们急忙跑到坎特伯雷。1170年12月29日，贝克特在自己的座堂里遇害。该行为震惊了基督教世界，并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为贝克特封圣。在大众记忆中，大主教象征着对压迫性的国家权威的抵制，但实际上除掉他之后每个人的日子都更好过了。一旦抗议风暴消退，很明显国王对他庞大帝国的控制绝不会受到贝克特争议的影响。12世纪70年代初，亨利二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到目前为止，亨利二世已经决定在他去世后，把他的领地分配给三个儿子。长子亨利将得到他父亲的遗产，即安茹、诺曼底和英格兰；理查将得到他母亲的遗产阿基坦；杰弗里将得到征战得来的领土布列塔尼。但还有一个儿子约翰没有分到任何领土，1185年，父王给了他另一块征战得来的领土，爱尔兰。此时亨利的分配计划已经遇到了困难。麻烦的是，虽然他掌握着所有实权，但是分配计划在儿子们的心里诱发了他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从1173年起，亨利一直受到儿子们反叛的困扰。此外，反叛的儿子们总是可以在法国国王的宫廷中受到热烈欢迎。1180年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在那一年，温和的路易七世的王位由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奥古斯都(Philip II Augustus)继承，后者是一位决心摧毁安茹帝国的肆无忌惮的政治家。亨利二世的两个儿子先后去世——年轻的亨利死于1183年，杰弗里死于1186年——这本该简化亨利的问题，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老国王对约翰的明显偏爱让理查感到担心。理查和腓力之间的联盟使亨利屈服，被击败的老国王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Chinon)去世。

只有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亨利二世才感觉统治辽阔的领土有点力不从心。他骑着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之间不停地巡游，几乎给人一种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的感觉，这种感觉有助于维持手下的忠诚。虽然中央政府机构、议院、文秘署和军人家属随他一起出行，但帝国疆土辽阔，这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政府可以在他不在时处理司法和财务工作。因此，与其他地方一样，英格兰政府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官僚化。这一发展以及亨利对理性改革的兴趣，使他被视为英格兰普通法的创始人，以及一位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国王。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家族政治，他至死都认为自己失败了。但应该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很成功。

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

理查与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的联盟意味着他作为他的父亲之所有权利和领土的继承人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约翰仍然是爱尔兰的领主；布列塔尼最终将属于杰弗里的遗腹子亚瑟，此时他已经两岁了。剩下的都归理查。

但理查不想长期待在英格兰。他于1172年成为阿基坦公爵，此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即使在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统治的远不止英格兰。因此，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有更广泛的兴趣和更大的责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向耶路撒冷王国提供援助，这个王国由安茹家族的一个分支上的女儿统治，她嫁给了他在阿基坦的一位封臣。1187年11月，当他听到萨拉丁(Saladin)在哈廷(Hattin)大获全胜的消息时，理查加入了十字军。在父亲统治末期，他因卷入家族纠纷而耽误了时间，但现在，他决心一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安排好长期缺席期间所有领地政府的工作，就前往东方。

1190年7月，他和腓力·奥古斯都一起出发，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直到1194年3月，理查才再次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与此同时，他将一支舰队和一支陆军带到了地中海的彼岸。虽然没能夺回耶路撒冷，但在他与伟大的对手萨拉丁的斗争中，理查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东征期间，理查处理并解决的问题比任何英格兰战时国王所面临的都更大，比如威廉一世、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他在1192年签订的《雅法条约》使参加十字军的国家又延续了一个世纪。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英格兰在1191年发生了一些骚乱，但理查的应急计划使局面很快恢复稳定。腓力回到法国后，试图利用理查仍不在国内的机会而有所图谋，但没有得逞。如果理查按原计划在1193年1月结束东征返回，他会发现他的帝国完整无缺。

但是当他在奥地利被囚禁时，他的帝国遭到了破坏。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多(1192年12月至1194年2月)，并且1193年时，人人都认为他可能要被关押更长时间。即使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理查在英格兰的代理人也能够扼制他弟弟的奸诈叛乱。真正遭受损失的是他在大陆的领土，特别是在诺曼底，腓力侵占了韦克桑，还差一点夺取了鲁昂。

在支付了10万马克(这是国王赎金的前2/3)之后，理查于1194年2月被释放。在英格兰短暂逗留(1194年3月至5月)之后，他回到了欧洲大陆，并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致力于恢复在他入狱期间迅速失去的领土。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卓越的将才，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更多资源，到1198年底理查几乎成功地重新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领土。然后，在1199年4月，当理查在查布洛尔(Chalus-Chabrol，利摩日附近)镇压由昂古莱姆伯爵(count of Angouleme)和利摩日子爵(viscount of Limoges)领导的叛乱时，不幸受伤，不治身亡。这是安茹王朝和法国卡佩王朝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理查的伟大才能的标志之一就是他选贤任能的能力，尤其是在英格兰任用了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作为首席政法官(justiciar)、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教皇使节，休伯特·沃尔特支持国王与教会和谐地进行合作。在英格兰，就像在安茹帝国的其他省份一样，理查的长期缺席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有效机制在沃尔特的监督下有序运行。对理查的臣民来说，这意味着越来越沉重的税收，但没有证据表明战争的财政负担使安茹帝国陷入经济崩溃。

约翰(1199—1216年在位)

理查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子女，当他去世时，安茹帝国的不同部分选择了不同的继承人。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贵族选择了约翰(即“无地王”约翰)；安茹、曼恩和图赖讷(Touraine)选择了布列塔尼的亚瑟，当时亚瑟已经12岁；阿基坦继续由理查的母亲埃莉诺(约1204年去世)以约翰的名义来统治。到了1200年5月，约翰已经驱逐了亚瑟，并立自己为所有安茹领地的领主，不过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将韦克桑和埃夫勒(Evreux)割让给法王腓力(根据1200年1月签订的《勒古莱特条约》)。那年晚些时候，他取消了第一次婚姻，转而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结婚。与昂古莱姆的女继承人结婚给约翰带来了巨大的战略优势，倘若他能给她原来的未婚夫卢西尼昂的休(Hugh of Lusignan)足够的补偿，一切都将相安无事。但事实上，这场婚姻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休向法国法院提起诉讼，并导致腓力在1202年宣布没收约翰在大陆的所有领地(法国国王分封给他的土地)。这种判决需要强制执行。1152年，亨利二世曾抵制路易斯七世试图执行类似的判决。然而，1203至1204年，约翰在他父亲成功的地方失败了。由于得罪了安茹和普瓦图的主要贵族，约翰失去了他在米雷博(Mirebeau， 1202年7月)捕获亚瑟时所获得的所有优势；一些有充分根据的谣言说，是他害死了自己的侄子亚瑟(1203年4月)，这进一步破坏了他早已岌岌可危的声誉。在一种充满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中，约翰无法组织有效的辩护。1203年12月，他认输了，随后撤回英格兰。除了拉罗谢尔(La Rochelle)之外，腓力占领了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整个普瓦图。这些羞辱性的军事撤退给约翰带来了一个新的绰号。“无地王”(Lackland)现在成了“软剑王”(Softsword)。

在1203年12月以前，约翰和他的父亲及兄弟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大陆领地度过。在那之后，他迫于形势成为英格兰国王。自斯蒂芬统治时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在英格兰国土上待这么长时间，但是人们很难从一个总是怀疑有人谋反的国王那里得到乐趣和好处。甚至北方地区也感受到了约翰待在英格兰所带来的压力，北方人不习惯英格兰国王的访问。他们的怨恨程度可以通过1215至1216年间反对约翰的北方人的数量体现出来。毫无疑问，他面临着真正的问题。他有责任恢复他失去的遗产，但法国在1203至1204年对诺曼底的征服让他明白此时的法国国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高得出奇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许多家庭和宗教机构陷入财政困难，他们责怪国王，而不是去理解潜在的经济情势。通货膨胀也削弱了王室的实际收入。结果，约翰频繁征税，并加紧了有关森林的法律(有利可图但非常不受欢迎)。

约翰与教会之间也有矛盾。1205年围绕坎特伯雷主教人选的一次争议导致约翰与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生冲突。1208年，英诺森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了禁行圣事令；所有的教会活动都被暂停，这种情况持续了六年。1209年，约翰本人被逐出教会。约翰和世俗社会似乎都不会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担忧，事实上，约翰对宗教禁令的回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甚至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问题。但是在1212年，一场贵族阴谋和腓力的越过海峡的计划让约翰认识到，一个被逐出教会的国王特别容易受到叛乱和入侵的威胁。所以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他更危险的敌人。1213年，他同意将英格兰视为教皇的封地，因此而赢得了英诺森的谅解，英诺森表示会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支持他。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约翰试图收复失地的努力将产生什么结果。1214年，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到普瓦图，但是在布汶战役(Bouvines， 1214年7月)中他的盟友被击败，导致他的大陆战略失败，同时英格兰也爆发了叛乱。但叛乱分子也有很多问题，叛乱的首领通常由心怀不满的王室成员推举，但消灭亚瑟之后，约翰就没有这样的对手了。他自己的儿子尚小，此时唯一可能的威胁是路易，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的儿子，但是一位卡佩王朝的王子算不上有魅力的对手。因此，叛乱分子设计了一种新的反叛招数——改革方案。1215年6月，在占领伦敦后，叛乱分子迫使约翰接受后来被称为《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的文件上所规定的条款。从本质上讲，这是对安茹王朝60年来的统治中一些令人反感的政策的修正。约翰认为在兰尼米德(Runnymede)达成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他签字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试图实施《大宪章》只会导致进一步的纷争。最终叛乱分子不得不邀请路易来夺取王位。1216年5月，路易进入伦敦。1216年10月，在沃什湾(The Wash)的流沙中失去了部分行李搬运车之后，约翰病故，随后这个国家因为一场内战而被撕成两半，这对于安茹王朝而言非常糟糕。

约翰拥有让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喜爱的品质。他对政府和法律事务的细节非常感兴趣，但在他自己的时代里，这些都没什么价值。认为他比他的前任国王更加忙碌的观点是错误的。从1199年起，遗留下来的文秘署的档案使历史学家第一次看到国王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些档案给人的印象是，约翰非常称职。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王，在管理他更强大的臣民方面无能为力。

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

以约翰九岁儿子亨利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摄政会议很快就保证战争在陆地(林肯战役，1217年5月)和海上(多佛战役，1217年8月)取得了他的父亲没能取得的胜利。路易受这些败绩影响，获得的支持迅速减少。1217年9月，路易接受了《兰贝斯条约》(Treaty of Lambeth)并撤离英格兰。

直到1232年，亨利才开始亲政。国王未成年时期往往是政府不稳定的时期；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辅佐幼王的人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伯格一直保持着对亨利的政治监护，直到他25岁左右。大多数权力斗争发生在议会会议厅，这些斗争很少付诸武力，即使有也非常短暂。作为一系列和解行动的一部分，《自由大宪章》被修改并重新发行。但是，议会的贵族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问题上，不太关心国王的海外遗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普瓦图和加斯科涅(Gascony)都没有地产。1224年，当他们陷入内部斗争时，他们的卡佩王朝宿敌，国王路易八世，进入了普瓦图，攻占了拉罗谢尔，也威胁到加斯科涅。1225年的一次远征巩固了加斯科涅的地位，但国王没有真正试图去收复普瓦图。随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远征，规模更加宏大，但却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1224年之后，亨利三世的祖先曾在法国持有的土地只剩下加斯科涅了。这样的结果扭转了12世纪的领土局面。英格兰曾经只是安茹帝国的一个省，现在成了金雀花王朝无可争议的中心。最终，根据《巴黎条约》(1259年)，亨利放弃了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领土主张，并且为了保住加斯科涅而向路易九世进贡。

实事求是地说，《巴黎条约》是亨利最大的政治成就，但他只是为了摆脱他的其他困难而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路易九世提供的“慷慨”的条款。当时他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是，该国最强大的权贵宣誓联盟，威胁要拿起武器反对他。自1233年以来，亨利一直面临此起彼伏的反对。一次又一次，争论的焦点围绕着他应该选择什么人做朋友和顾问这一问题，因为这些人能够获得国王最多的赞助。由于他宠信的很多人不是英格兰人，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政治变得越来越关心岛内利益。亨利是一个好丈夫，他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的婚姻(自1236年以来)幸福美满，他对妻子的亲属十分慷慨。后来，当他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吕西尼昂的家族(他的母亲第二次婚姻的孩子)在法国的生活变得困难时，他欢迎他们到英格兰。而从1247年开始，吕西尼昂家族的存在使英格兰的氛围变得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