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公元8世纪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时期。教堂的世俗基础和赞助来源本身就存在问题。世袭利益并不一定是坏事：在一个负责任的家族手中，修道院可以保持安全和繁荣。但并非所有业主都有责任心，如果我们能相信比德的记载，有些教堂就只是逃税的“掩护”。比德并不是唯一担心宽松标准的人。埃塞尔巴德、奥法和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参加了一系列急需的改革性教会会议。僧侣被禁止像贵族一样生活，修道院里的酗酒和世俗歌曲受到了谴责。公元786年，奥法举行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唯一一个由教皇使节参加的理事会。但如果说教会的发展增强了王室的尊严，那么它同时也助长了主教们的自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尤其是像埃塞尔巴德这样的国王，他在改革修道院的过程中，剥夺了教堂的财产并诱奸了修女。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交易，往往因肯特郡强烈的反麦西亚情绪而变得复杂。当奥法把利奇菲尔德提升为大主教教区时，大主教詹伯特(Jaenbert)感到愤怒，奥法死后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因为该计划是出于对肯特人民的敌意。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英格兰教会确实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他在约克大教堂的学校受过教育，是查理曼大宫廷里的知名人物，并在查理曼复兴古典学问和教育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查理曼写给奥法的信中，他提到，公元8世纪晚期欧洲最卓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格兰人。但必须记住的是，像他之前的比德一样，阿尔昆也是诺森布里亚人。我们对麦西亚文化知之甚少，可能只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亡佚了。遗憾的是，没有像比德这样的人来记录麦西亚的成就，而且它最伟大的修道院也被维京人破坏了。一些装饰艺术的残迹，如丘上布利登(Breedon-on-the-Hill)大教堂的雕塑，暗示着周围的建筑曾无比恢宏气派。埃塞尔巴德和奥法时期的著名遗迹是北安普敦郡布里克斯沃思(Brixworth)的大教堂。关于这所教堂，我们只知道这里曾举行过麦西亚宗教会议，除此之外，这所教堂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早期文字记载中，这暴露出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匮乏。

关于公元8世纪教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此时英格兰人将基督教带到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发源地。奇怪的是，这项传教开始于圣威尔弗里德(St. Wilfrid)与大主教西奥多的争吵。公元678年，圣威尔弗里德开始在罗马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走过了信奉异教的弗里西亚(Frisia)，并花了一年的时间讲道。英格兰人熟悉弗里西亚人，因为他们接触过许多弗里西亚商人，圣威尔弗里德为更加雄心勃勃的传教工作开辟了道路。公元690年，一群诺森布里亚人在弗里西亚登陆。其中包括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公元695年被任命为弗里西亚大主教，他在乌得勒支(Utrecht)建立了自己的大教堂，随后组织化的法兰克人的弗里西亚教会迅速发展起来。由圣波尼菲斯(St. Boniface)领导的西撒克逊传教团完善了威利布罗德的工作。从公元718年抵达欧洲大陆开始，直到公元754年被异教徒谋杀，波尼菲斯一直在向弗里西亚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传教，并在法国曼恩(Maine)建立了一个教区。除了转变异教徒的信仰外，波尼菲斯还对整个法兰克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规范并将其置于教皇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依靠来自英格兰的书籍、随从及其建议，他跟家乡友人来往的大量书信被保留了下来。将萧条的法兰克教会改造成加洛林复兴(Carolingian revival)时期不断扩大的教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英格兰男女完成的。

维京人的入侵与威塞克斯王朝的崛起

奥法去世后，麦西亚的霸权并没有维持太久。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继续控制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在威尔士北部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土，但威塞克斯在公元802年脱离了他的掌控。一个新的霸主即将出现，这就是西撒克逊。公元825年，威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在斯温顿(Swindon)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肯特的一位次国王驱逐出境，并吞并了肯特、艾塞克、萨里和苏塞克斯。四年后，麦西亚本身也被埃格伯特吞并，甚至诺森布里亚也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这一惊人的逆转表明奥法的王朝没有使英格兰政治变得稳定，而埃格伯特同样没有做到——在他于公元839年去世前，麦西亚再次取得了独立。古老的朝代更替游戏似乎仍在继续。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公元789年发生的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是一场风暴的第一声呼啸，一场将扫除威塞克斯王朝的对手，同时摧毁英格兰文明的一些最佳成就的风暴：

这一年，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威塞克斯国王)沉迷于与妻子伊德布尔(Eadburh，奥法国王的女儿)的生活。在他的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三艘来自霍兰达的挪威人的船。当地的长官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于是骑马上前，试图把他们赶到王室庄园。后来挪威人杀了他。这些是首批前往英格兰的丹麦船只。

这次维京人登陆只是一件小事，尽管此后不久还有其他资料记载“海上异教徒”袭击了南海岸。更严重也更令人不安的是发生在北方的袭击，因为他们相继掠夺了林迪斯法恩岛(公元793年)，贾罗(公元794年)和爱奥那岛(公元795年)。两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没有受外国袭击，而此时三个最神圣的地方突然遭到亵渎，可以想见英格兰人对此会做何反应。然而，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在一代人之后，维京人的滋扰才成为主要威胁。公元835年维京人对肯特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战争，在此期间，几乎每年都有袭击发生，直到维京军队全面入侵才结束。

挪威人和丹麦人的急剧扩张是一种欧洲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现象涉及两个种族(维京一词有“海盗”的意思，是由受害者创造的词汇)和若干动机。他们远远不是纯粹的野蛮人，到公元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有数代人从事贸易了。事实上，这种贸易开辟了与西方和南方国家的定期联系。随着人口增长，他们很难在国内找到维持生计的机会了。许多冒险家一定听说过这个传说：海外土地肥沃，修道院里满是唾手可得的财宝。令人惊讶的是，在早期袭击事件之后，并没有紧跟着发生更多的袭击。这是因为在公元854年，丹麦王朝的垮台留下了权力真空，没有强大的国王可以团结战士并阻止他们分散到外国去掠夺财富。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公元9世纪50年代开始维京人对欧洲国家的袭击次数大幅下降，以及为什么随意掠夺被征服和定居政策所取代。征服和移民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围绕苏格兰北部到西部群岛，再向南；另一条路线前往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海岸以及高卢。因此，那些袭击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的人主要是挪威人，而攻击英格兰和法兰克地区并在那里定居的主要是丹麦人。

公元865年，由哈夫丹(Halfdan)和“无骨者”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率领的丹麦“大军”登陆东盎格利亚。停留几个月后，大军向北侵入诺森布里亚(恰好因一场王朝争端而处于分裂状态)，并在公元867年占领了约克。两位敌对的国王都死了，丹麦人扶植了自己的候选人来统治诺森布里亚，并将其当作了一个附庸国。随后丹麦军队进入了麦西亚，但在遇到抵抗时，他们没有公开战斗就撤回了约克，并于公元869年再次登陆东盎格利亚。当地居民战败，他们的国王埃德蒙(很快就被尊称为烈士圣埃德蒙)在祭祀仪式上被处死。三年之内，曾经伟大的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王国已不复存在。

公元870年，丹麦军队在雷丁扎营并准备入侵威塞克斯。但这里的反抗力量组织得更好。在埃格伯特去世后，西撒克逊由他的儿子埃塞尔沃夫统治，他是一个没有野心但非常能干的人。埃塞尔沃夫的主要成就似乎是避免了摧毁其他王朝的那种家庭争斗：他的四个儿子按年龄顺序和平地继承王位。当维京人来袭时，第三个儿子埃塞尔雷德在位；埃塞尔雷德的弟弟兼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兄弟在伯克夏当斯(Berkshire Downs)合力抵御丹麦人，并使他们首次遭受了重创。但英格兰人的成功只是短暂的。丹麦人撤退到雷丁，但几乎立即重振旗鼓，并在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附近击败兄弟俩。公元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麦军队登陆。此时守军无处寻求援助，威塞克斯的陷落似乎近在眼前。在这场危机中，埃塞尔雷德去世，他的弟弟成了西撒克逊人的国王。

众所周知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1—公元899年在位)在近乎绝望的危急关头拯救了英格兰。但是跟他同一时代的人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在政治方面，“英格兰”仍然没有多大意义。第一位使用“Angelcynn”(字面意思是“英格兰民众的土地”)的是阿尔弗雷德本人，而“Englaland”这个词要在一个世纪后才出现。其他王国或是接受西撒克逊人的统治，或是更喜欢丹麦人，这并没有定论。他们可能选择了自己的国王，而威胁一直存在——英格兰的对手、流亡者或心怀不满的团体跑去寻求维京人的支持。其他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阿尔弗雷德自动成为所有英格兰人的王者，他和他的继承人是通过军事占领、机智的外交和好运气才实现了这一目标。

阿尔弗雷德统治初期，情况很糟糕。在吃了一年的小败仗后，他不得不花钱与丹麦人求和。此后五年，丹麦人没有侵扰威塞克斯，在此期间他们入侵了麦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并扶持了他们自己的傀儡——第三个古老的王国永久灭亡。此时，丹麦大军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由哈夫丹率领，转向北方，瓜分了约克郡，在那里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另一半由古斯鲁姆(Guthrum)，奥西泰尔(Oscytel)和阿南德(Anund)领导，转向南方，并于公元875至公元876年发动了对威塞克斯的又一轮攻击。起初他们的战果有限，公元877年，他们再次撤回，转而去瓜分麦西亚，其中一支部队前往殖民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

因此，公元878年第三轮攻击威塞克斯的是一支人数大大减少了的军队。然而，对奇彭纳姆(Chippenham)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大部分地区都屈服了，阿尔弗雷德被赶回萨默塞特沼泽地的阿瑟尔尼(Athelney)庇护所。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但阿尔弗雷德在他的堡垒中等待时机，并开始招兵募马。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写道：“5月初，他骑马前往埃格伯特之石(Ecgbrihtesstan)……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所有人以及汉普郡的一部分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很高兴见到他。一天后，他从那些营地前往艾利·奥克(Iley Oak)，一天后去了爱丁顿(Edington)；在那里，他奋击敌军，并将他们赶跑。”

胜利来得出人意料，但具有决定性意义。丹麦统帅古斯鲁姆和他的几位将领接受了洗礼，两位国王签署了和平条款。这些条款承认丹麦人占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的既成事实。边境大致从伦敦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切斯特，古斯鲁姆将他的部队退到这条界线以外，在那里他被拥戴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公元880年秋天，丹麦人已经离开了威塞克斯，并开始有条不紊地定居于东盎格利亚。

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886年，阿尔弗雷德击败丹麦驻军后占领了伦敦。公元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袭击了英格兰，但这次袭击对威塞克斯的影响不大。阿尔弗雷德一直很忙，无论是为了确保自己王国的安全，还是为了巩固他在丹麦人边境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区的统治。对于首要任务，他似乎已经提高了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力。以往的国王们一直按照土地的税赋来征兵。阿尔弗雷德对军队进行了重组，使得在任何时候只有一半的军队在服役，这预示着后来的“精选民兵”或民兵制：它必定会产生一个规模更小但战斗力更强的军队。打击海上袭击者的一个明显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船只，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船只比维京人的大得多，能携带60支或更多的桨。

阿尔弗雷德的计划中最重要的元素(肯定是使威塞克斯免遭进一步内陆袭击的部分)使他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城镇规划师。到了公元9世纪80年代末，威塞克斯全国上下建立了许多百姓生活的据点，其中一些有着规则的街道网格，这些据点可以被称为有规划的设防城镇。一份名为市镇税收表(Burgh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其中30个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山丘堡垒，其中三个可能是后来添加的。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温彻斯特，它在罗马城墙内规划了一个无视罗马街道的新街道网格。在牛津、奇切斯特(Chichester)、韦勒姆(Wareham)及其他城镇，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线性布局。这些城镇的规划非常系统化，测量员似乎使用了标准的66英尺长度来规划街道。较大的山丘堡垒不仅仅是堡垒，它们很快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防御所需的人员是邻近土地所有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能够耕种受保护区域内的土地。他们经常在山丘堡垒内建造“城镇住宅”来储存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了城市住宅和农村庄园之间的几种联系。商人和工匠随之出现，于是公元9世纪后期的据点在10世纪成为了繁荣的城镇。防御恰好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吻合，因此阿尔弗雷德并未料到，这几个现代城镇的道路系统，成了他永恒的纪念碑。

阿尔弗雷德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待邻国的策略。特别是在麦西亚，伤害当地人的自豪感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将麦西亚的事务交给原来的王室议会来处理，该议会由一位名叫埃塞尔雷德的麦西亚贵族来领导，这名贵族后来成了他的女婿。当阿尔弗雷德于公元886年占领伦敦时，他立即将其移交给麦西亚人来控制。因为受到如此厚待，埃塞尔雷德坚定地忠于王室，在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和他的妻子埃塞尔弗莱德(AEthelflaed)领导着麦西亚人抗击丹麦人。如果说阿尔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加符合“英格兰之王”的称号，那么这不仅仅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的，也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戴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和他的家族都是公正且体恤百姓的统治者。

丹麦人的问题和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是无法弥补的——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比德和奥法的世界都永远消失了。关于丹麦大军的规模可能存在争议，但以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三个王国被摧毁，教区遭到破坏，无数修道院被掠夺，英格兰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契约和其他文件几乎完全丢失。对修道院的破坏也许是最严重的，因为大教堂是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储藏室，而小教堂仍然主要负责农村的教会事务。

在丹麦区(Danelaw，古斯鲁姆之后丹麦人统治的区域)，丹麦士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以及较小程度上的东盎格利亚都充满了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结尾的地名。这种影响令人吃惊，它表明丹麦军队非常庞大，而且在乡村地区分布广泛。即使丹麦区被基督教化并受到英格兰统治，它也保留了惊人的特点——具有自己的庄园组织、土地测量、法律和社会分化的系统。10世纪的国王们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调和联合王国的种种要求，因为它们的要求与英格兰人的习俗截然不同。

英格兰亟须复兴文教事业，而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10年一直致力于此。像查理曼一样，他通过一群宫廷知识分子实施了他的教育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他所有成就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他是亨利八世之前唯一能够著书的英格兰国王。他对手稿遭到毁坏和学术堕落感到惋惜，于是他开始学习拉丁文，并将作品翻译成英语，以使其臣民受益。在他的学者圈子所完成的许多翻译作品中(其中包括具有深远意义的比德的《英格兰教会史》)，有三本可能是阿尔弗雷德亲自翻译的。人们还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能最初是在阿尔弗雷德的宫廷里编写的。对于神父而言，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再次成为担任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很难知道阿尔弗雷德的文化复兴有多么成功，但它一定培养了更有文化的神父和更有学识的平信徒，这为两代以后的修道院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阿尔弗雷德很幸运，未来的事态使得他的大部分计划都结出了硕果。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他仍然是英格兰早期历史的杰出人物。

长者爱德华(公元899—公元924年在位)、埃塞尔斯坦(AEthelstan，公元924—公元939年在位)和埃德蒙一世(公元939—公元946年在位)的统治期间，其主要任务是重新征服丹麦区。这半个世纪是国家王权的形成时期。王朝内的纷争被避免，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弗雷德谨慎的王位继承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幸运的机会。公元902年，爱德华的堂弟寻求丹麦人的帮助来篡夺王位，结果被杀，避免了王国分裂的危险。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年顺利即位，因为他既是威塞克斯的合法继承人，也曾在他的麦西亚姑母家中受过教育。到10世纪中叶，麦西亚已不太可能恢复旧王朝。至此，威塞克斯的王室就成了英格兰的王室。

爱德华统治时期的战役主要由国王亲自指挥，同时与他的姐姐埃塞尔弗莱德(“麦西亚人的女领主”)联手。公元910年，当丹麦人的袭击被挫败时，英格兰人开始了反攻。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爱德华率军推进到丹麦区腹地，同时他的姐姐让丹麦人在麦西亚的边境上疲于奔命。由于来自爱尔兰的挪威维京人已经开始攻击西海岸，此时埃塞尔弗莱德受到了两个方向的威胁。她的主要成就是建造了一系列新的麦西亚堡垒：在东部边境对抗丹麦人，在西部边境对抗威尔士，在西北部阻挡挪威人从迪河(Dee)和默西河(Mersey)袭击塔姆沃思。公元917年，埃塞尔弗莱德占领了德比(Derby)，趁敌人无法分身之际，爱德华入侵了东盎格利亚。到了公元918年，尽管孤立的丹麦军队仍占据着斯坦福德(Stamford)、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但丹麦区南部的所有地区都已落入了爱德华之手。埃塞尔弗莱德降伏了莱斯特，但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迫使爱德华在接手麦西亚的时候停止了征战。随后他迅速返回攻打斯坦福德、诺丁汉和林肯，到公元920年底，亨伯河被确定为英格兰边境。

与此同时，爱德华与其他非英格兰人的邻居建立了联系。公元918年，他收到了威尔士圭内斯王国和达费德王国的“归顺书”。《编年史》(Chronicle)称，公元923年，“苏格兰国王和整个苏格兰国家奉他为族长和领主；雷格纳尔德(Raegnald)和埃德伍尔夫(Eadwulf)的儿子们以及诺森布里亚的所有居民，包括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其他人都奉他为主；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威尔士(Welsh)和他所有的臣民也是如此”。这是一系列此类“归顺书”中的第一批，这股“归顺潮”最终在公元973年达到顶峰，当时出现了一场奇观：八位“不列颠国王”宣誓效忠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Edgar，公元959—公元975年在位)，并在迪河上列队觐见。

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他们个人对国王的臣服——接受国王的领主地位及庇护，而不是永久地放弃独立。事实上，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在争取自己的内部统一。在约公元850年，苏格兰国王肯尼思·麦克·阿尔平(Kenneth Mac Alpin)吞并了皮克特王国，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苏格兰在苏格兰人(而不是皮克特人)的统治下发展起来。在威尔士，圭内斯王国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突然扩张，政治局势发生转变，较小的王国中只剩下达费德没有被吞并。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征服过威尔士或苏格兰，1066年之前，这两个地方都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本土力量。尽管如此，威尔士还是受到了英格兰和维京人的巨大影响。

在10世纪的争夺不列颠土地的众多群体中，有一个是新来的——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对丹麦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丹麦区的北部。公元918年，雷格纳尔德领导的一支部队袭击了苏格兰，并在诺森布里亚驻扎。次年，雷格纳尔德占领了约克，并在此称王。这个挪威王国维持了35年，中间曾出现过中断。在此期间，贸易增长，约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挪威人的城市迅速扩张。约克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由丹麦人规划的木屋和商店组成的街道，这些街道后来由雷格纳尔德的追随者重新建设。在埃塞尔斯坦和埃德蒙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人的敌人中挪威人比丹麦人更多。

公元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纳尔德的效忠，继而承认了他的地位。但是当一个新的挪威国王试图在公元926年继承王位时，埃塞尔斯坦袭击并占领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并最终使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臣服。六年后，埃塞尔斯坦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由于担心入侵，英格兰的不同对手都递交了归顺书。但是在公元937年，埃塞尔斯坦仍率领英格兰军队击败了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合部队。此时埃塞尔斯坦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是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列颠的霸主。埃塞尔斯坦受到外国的尊重，并与法国和德意志王室联姻。他的契约显示威尔士王子经常出席他的宫廷活动；在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达费德国王海威儿·达(Hywel Dda)仿制了英格兰银币，并颁布了以英格兰法典为蓝本的法律。

但是，这一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王个人。在公元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后不久，一支挪威军队在奥拉夫·古斯弗里特生(Olaf Guthfrithson)的领导下卷土重来。新国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是约克及其附属领土的国王。奥拉夫于公元941年去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埃德蒙收回了丹麦区北部，并掠夺了斯特拉斯克莱德。有趣的是，当时流传一首诗歌，该诗将埃德蒙塑造成一位把丹麦人从挪威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竟然认同英格兰王室，而不认同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但是在埃德蒙去世后的第一年里，约克再次沦落到一位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手里。接下来的六年里，埃里克、新的英格兰国王埃德雷德和一位名叫奥拉夫·西里克森(Olaf Sihtricson)的挪威对手陷入了混战的局面。公元954年，埃德雷德入侵诺森布里亚，约克的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出境并被杀，从而彻底消除了来自约克的威胁。

威塞克斯的王室从近五十年的复杂战争中脱颖而出。埃德加的太平统治证明，与纯粹的军事力量相比，和平创造了更多的东西。埃德加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在历史上的角色是维持早期国王在英格兰建立的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就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个王国还很年轻，正因为有埃德加的努力，撒克逊晚期王权的发展才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埃塞尔斯坦开始，国王们更频繁地制定法律并且条文也更加详细。法律涉及广泛的主题，例如维持和平、打击小偷、教堂的等级、商人和市场的行为等等。重点在于团结——埃德加的法典给当地习俗留有余地，特别是在丹麦区，但他坚持认为“在每个民族里，世俗法律都应该确立”。到11世纪初，最严重的罪行的审判要交给王室，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维护国家和平是国王的职责和权利。与其他规模相当的欧洲国家相比，英格兰王室权威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入。

法律和契约是在贤人会议或王室委员会上发布的。通过附在契约后面的见证者名单，可以追溯贤人会议的发展历程。在10世纪，它比早期国王的委员会规模更大，可能也更正式，并且参会者包括许多被称为“大臣”或者塞恩的人。一些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过于努力地将贤人会议视为“原始议会”，但事实上，它绝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没有对国王施加“立宪”限制。但它依然很重要。贤人会议会选出新的国王，批准庄严的公共法案，以及讨论若干事务。会议的成员包括贵族、主教和许多在自己的地盘有影响力的人。从埃塞尔斯坦的统治起，扩大的贤人会议成为一个固定的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王的意志将通过一个大幅改善的地方政府体系来运作。10世纪，英格兰的区域划分逐渐从杂乱无章发展到单一的“郡”框架。在此之前，有些郡已存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而且许多郡是以更古老的边界来划分的。但在埃德加统治时期，英格兰各郡的形式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了整整一千年，直到1974年。这些郡被委托给一群知名的权贵来治理，他们也被称为高级市政官(aldermen)。在公元9世纪的威塞克斯，每个郡都有一个高级市政官，但似乎从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开始，高级市政官的人数逐渐减少，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在埃德加的统治下，高级市政官变得不像当地官员，而更像是他的继承者，也就是11世纪的伯爵。但高级市政官仍然经常与他所管辖的郡的政府保持联系。

出于法律和行政目的，这些郡被分解为更小的单位，这种细分单位在大多数郡被称作“百户村”(hundred)，而在丹麦区的北部被称作“小邑”(wapentakes)。每个百户村都有自己的法院来解决当地的纠纷，百户村还负责评估提供部队和划桨手的集体义务。不过百户村不是行政阶梯的最底层，为了加强法治，人口被组织成由十个相互负责的家庭组成的小组或“联保十户”。当时还存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机构，这一机构将王室政府的重担转嫁到每个农民身上。以上这些很难说有多少是10世纪出现的新事物。百户村的概念在更早的法典中已经出现了——在撒克逊晚期，百户村很可能是基于旧有的领地——但这个系统经过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的改进，而在埃德加时期发展成形。

王室力量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之前，三个货币发行权威(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就标准的银币达成了一致。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至公元939年之间发布法令：“整个大地应该使用一种货币。”他和他的继承人成功地保持了货币的一致性，并且所有的硬币都由受严格控制的铸币者在山丘堡垒中铸造。在约公元973年，埃德加设计了一套新的硬币，这套硬币一直是英格兰货币的基础，即使在诺曼征服后很久，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硬币的精致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控制程度，这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埃德加的主要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似乎在10世纪初的英格兰已经消亡。丹麦人摧毁了几座大教堂和无数小教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教堂则越来越倾向于放任、世俗的生活方式，对此比德早已公开谴责过。大教堂的神父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更像是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而不像修士。英格兰教会的成功重建需要树立新的修道院生活的榜样，以及建造新修道院的资金。伟大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榜样，英格兰宗教改革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埃德加和他的贵族则提供了资金。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是三位伟大的主教：圣邓斯坦(St. Dunstan)、圣埃塞尔沃尔德(St. AEthelwold)和圣奥斯沃尔德(St. Oswold)。

英格兰的修道院改革开始于公元940年初，是在王室的赞助下进行的。埃德蒙国王把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交给邓斯坦，埃德雷德国王把阿宾顿(Abingdon)修道院交给埃塞尔沃尔德，这两座修道院都是第一批“新式”修道院。但是埃德蒙和埃德雷德对此都不太热衷，而下一任国王埃德威格(Eadwig，公元955—公元959年在位)则对邓斯坦抱有个人怨恨。这种怨恨无意中产生了积极后果，因为邓斯坦被流放到国外时，广泛了解了欧洲大陆的修道院生活。随着埃德加于公元959年即位，时代发生了变化：邓斯坦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而埃塞尔沃尔德被任命为温彻斯特的主教。奥斯沃尔德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他曾在法国的弗勒里(Fleury)修道院度过了一段时光。邓斯坦说服埃德加授予奥斯沃尔德伍斯特(Worcester)主教的职位，不久之后，奥斯沃尔德在韦斯特伯里(Westbury-on-Trym)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和韦斯特伯里修道院的影响下，英格兰建造或重建了大约五十所修道院。

新修道院的修士遵循基于圣本笃准则的生活方式，仪式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效仿欧洲大陆的做法。在约公元970年，各种传统被汇编成《修道院规章》(Regularis Concordia)，这是所有英格兰修道院必须遵循的规则之一。埃德加的角色至关重要，他利用自己的权威推动这项运动，而且所有新修道院都由他直接赞助。旧教堂里的世俗神父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修士，这一运动首次发生在公元964年的温彻斯特，如果没有王室做后盾，取代工作将会很困难。埃德加慷慨地捐赠，并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但到了10世纪70年代，有证据表明强制贵族捐赠引起了不满。尽管如此，建立修道院再次成为一项具有社会声望的行为。

新修道院富裕、受人尊敬，并拥有珍宝和精美的建筑。文学作品曾提到埃德加时代英格兰艺术之丰富。许多装订精美的插图书籍保留了下来，但只有黄金、珐琅和象牙饰品的碎片留存至今，且几乎没有一栋主要建筑物幸存下来。命运对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建筑极其不利，因为所有最伟大的教堂都是在诺曼征服之后重新建造的。例如，温彻斯特的旧大教堂在10世纪被扩建，教堂长250英尺，有小礼拜堂、精致的西方塔楼，以及带雕刻和彩绘的中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革新只能触及旧社会的一小部分(可能不到10%的人口)，其他人继续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因此，在诺曼征服时期，本笃会的修道院与未知数量的小世俗教堂(维京人到来以前英格兰教会的遗物)共同存在。

虽然新的修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它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英格兰特性。到1000年为止，大多数英格兰主教都是修士，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在贤人会议中与世俗权贵共同议事。重要的教会人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几位国王身边最有价值的顾问。同样，教会的改革能够为国王增光添彩，这位国王可能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看重王位的神圣性。埃德加的加冕礼被推迟到他30岁，也就是公元973年才举行，因为30岁是圣职授任所要求的最低年龄。仪式的**不是加冕仪式，而是使用圣油的受膏仪式，它赋予国王近乎神父般的地位，并使国王凌驾于人类的判决之上。正如布道者恩舍姆的埃尔弗里克(AElfric of Eynsham)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自封为王，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最令他们满意的国王。但是，一旦他被加冕为国王，他就拥有了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可能无法摆脱脖子上的枷锁”。温彻斯特新大教堂奠基章程的卷首插图是埃德加的画像，这是他希望展示给人们的形象——头戴王冠，站在两个圣徒之间，并将他的礼物送给天国的君王(人间君王依靠天国的君王进行统治)。

埃塞尔雷德二世和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接下来的两任国王的统治表明英格兰的君主制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位新国王在赢得忠诚之前不能指望别人自动对他忠诚，这一点在随后就得到了验证。埃德加于公元975年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长子爱德华不受欢迎，许多贵族更喜欢他的弟弟埃塞尔雷德。爱德华登基四年后在科夫(Corfe)遇害。毫无疑问，这是埃塞尔雷德的支持者干的。谋杀是多灾多难统治时期的开端。“仓促王”埃塞尔雷德(979—1016年在位)总是得到糟糕的评价(虽然他的著名绰号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而成为有双关意义的AEthelred Unraed，意思是“无主见者”或“昏庸者”)。可能他确实缺乏对王权仍然至关重要的品质——信任该信任的人并且博得他人信任。另一方面，在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指导下，法律和司法在他的统治下继续发展。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新问题的出现(维京人卷土重来)，此时的英格兰可能已经像埃德加时期一样实现了统一。

新的袭击者甚至比他们的公元9世纪的祖先更危险。到了10世纪70年代，丹麦国王“蓝牙”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获得了丹麦和挪威的控制权，并建立了一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士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公元988年，哈拉尔被他的儿子斯汶(Swein)废除，后者保留了他父亲的军队并建造了大规模堡垒来安置军事社区。其中一个堡垒已在丹麦特瑞堡(Trelleborg)被发掘出来。这座堡垒由巨大的圆形土方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几组巨大的船形大厅，这一切都设计得非常精巧。特瑞堡的考古发现和丹麦传奇都表明丹麦军人拥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纪律性，这是英格兰军队无法相比的。

丹麦人的袭击发生在埃塞尔雷德二世即位后的一两年内。起初是小规模攻击，但是在公元991年，一支庞大的丹麦军队在莫尔登(Maldon)击败了高级市政官百利特诺思(Byrhtnoth)和埃塞克斯民兵，失败者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以求和。公元994年、公元997年和1002年遭到的几次大规模袭击，都以这种方式收场。埃塞尔雷德二世的统治如今如此臭名昭著正是因为这些赔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土了大量埃塞尔雷德二世发行的硬币，还有一些瑞典雇佣军的墓碑，这些墓碑记载着他们前往英格兰，因为立功受奖而发了财。在10世纪90年代，与1066年一样，英格兰的财富也是其危险所在。

埃塞尔雷德二世是如何应对的？他采取的一项措施是阻止邻国给维京人的船队提供停靠的港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新建立不久的诺曼底公国在这些邻国中最重要。诺曼人的祖先就是维京人，相隔只有几代人的时间，因此他们有时会向从英格兰返回的袭击者开放港口。但是在公元991年，埃塞尔雷德二世和查理公爵签署了一项不帮助对方的敌人的协议。十年后，埃塞尔雷德二世与公爵的女儿结婚，从此开始了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致命联盟。

到目前为止，国王的内部政策似乎与他的前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继承了一个强大、富裕的贵族集团，他的早期契约显示他跟埃德威格和埃德加一样，利用土地馈赠来获得支持。但是从1002年开始，维京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暴露出王权的基本弱点。国王的土地，可能还有他的活动，通常都集中在威塞克斯。在北部和东部，他可以用来换取支持的资源非常有限，而这些地方正是最需要换取支持的地区。这两个地方存在分裂主义倾向，并且许多当地人仍然怀念他们的丹麦祖先。埃塞尔雷德二世后来的章程表明，王室的政策方向转向中部地区和英格兰东部，尤其是非威塞克斯血统的新人。国王正在努力让英格兰团结起来防御外敌。他的无能可能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但这项任务对任何人来说都非易事。

1002年，他和他的臣僚下令对居住在英格兰的所有丹麦人进行大屠杀，这反映出政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项不同寻常的命令不可能得到充分执行，因为一些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丹麦人，但它反映出某种近乎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知道，当牛津的丹麦人在圣弗丽德丝维德(St Frideswide)的大教堂里避难时，英格兰市民把它烧毁了。这次大屠杀无疑招致了丹麦人第二年的入侵，这次入侵由国王斯维因亲自率领。斯维因撤掉了诺威奇(Norwick)，但他在东盎格利亚战役损失惨重，并于1005年撤回丹麦。次年他又杀了回来，带领军队扫**了伯克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英格兰不得不再次以巨额赔款求和。在随后的喘息时间中，英格兰政府建造了一支新的舰队，但在1009年初，80艘船被一名叛变的英格兰船长烧毁。在这次不幸之后，另一支丹麦军队在“高个子”托尔基尔(Thorkill the Tall)和海明(Hemming)的率领下登陆英格兰。1010年他们火烧牛津，然后来到东盎格利亚，次年他们从这里出发突袭肯特郡。这轮战争在1012年意外结束，当时托卡尔改变了立场，他对自己的军队残忍杀害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AElfheah)的行径感到厌恶。这使得45艘船转而为埃塞尔雷德二世效力，其余的陆军则离开了英格兰。

此时所有人都看清了英格兰防守的弱点，当斯维因于1013年再次来到英格兰时，他的意图是征服这片土地。丹麦区的人民不再对埃塞尔雷德二世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欢迎丹麦国王并立即接受了斯维因。到当年底，斯维因已经占领了牛津、温彻斯特和伦敦，埃塞尔雷德二世已经逃往诺曼底，开始了流亡生活。1014年2月，斯维因去世，他的儿子哈拉尔继承了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但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拥戴哈拉尔的弟弟克努特(Cnut)为他们的国王。与此同时，埃塞尔雷德二世回来了，到了春天，他发动了对丹麦人的远征。克努特毫无防备，吃了败仗，被迫撤回丹麦。1015年，克努特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杀了回来，而此时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者”埃德蒙二世(Edmund Ⅱ Ironside)违抗父亲，控制了丹麦区北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克努特重新占领了诺森布里亚，然后班师到了伦敦。但是在丹麦军队抵达之前，埃塞尔雷德二世已经去世，埃德蒙已经被立为国王。然而，在威塞克斯内部，许多男人不战而降，接受了克努特的领主地位。埃德蒙集结了他的军队，有一段时间，似乎仍有可能将丹麦人赶出去。但是在1016年秋天，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辛敦(Ashingdon)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后签订的条约只给埃德蒙留下威塞克斯，不久之后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克努特(1016—1035年在位)不得不处理50年后“征服者”威廉(William)将面临的类似问题。像威廉一样，克努特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是以合法的英格兰国王的身份开始统治的。克努特娶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遗孀，并为了保住王位而采取了残酷的行动——杀害了几位英格兰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长子。王位稳固之后，克努特就积极地采用了文明君主的传统做法。他颁布法律并建立修道院，用12世纪的编年史家的话来说，他把自己“从一个野人变成了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丹麦人，并且在他的兄弟于1019年去世时，他继承了一个伟大的北方帝国，而英格兰只是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11世纪2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参与丹麦事务。由于他将精力主要放在丹麦事务上，因此他改变了对英格兰的政策，虽然这些改变相对较小，但最终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

当然，克努特的很多追随者都获得了奖赏。虽然没有发生1066年之后出现的全面替代英格兰地主阶级的现象，但很多丹麦人加入了贵族阶层。作为一个外国人，克努特的王位不是十分稳固，因此他保留了一支家族军队或“家族军团”，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在过去的30年里，英格兰地主们向自己的国王纳税，希望国王把丹麦人拒之门外，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维持一支丹麦常备军的重担。

克努特长期在国外，为了使英格兰政府正常运作，1017年，他将王国划分为四块伯爵领地：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威塞克斯。这显然有恢复当地分裂主义的风险，尤其是因为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都是丹麦人。到了政权末期，最重要的人物是诺森布里亚的西沃德(Siward)伯爵、麦西亚的利奥夫里克(Leofric)伯爵〔他的妻子是著名的考文垂戈黛娃(Godiva)夫人〕，以及威塞克斯的戈德温(Godwin)伯爵。戈德温的祖籍不详，但到了11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经成为国王之下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非神职人员。克努特的伯爵封邑制度是导致盎格鲁-撒克逊最后30年历史中政权争斗的主要原因。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终结

当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时，有几个可能的接班人。威塞克斯王朝的代表是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小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此时在外祖父的诺曼底的宫廷里)，以及“刚勇者”埃德蒙的儿子，他被流放到匈牙利。克努特有两个儿子：一位是北安普敦的哈罗德，另一位是埃塞尔雷德二世遗孀艾玛所生的哈代克努特(Harthacnut)。克努特希望哈代克努特能够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当哈代克努特滞留丹麦时，贤人会议任命哈罗德为英格兰的摄政王——艾玛和戈德温对此都表示反对——并且在1037年为他举行了登基仪式。1036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不明智地访问了英格兰，并因戈德温的煽动而被哈罗德害死。哈代克努特在哈罗德于1040年去世后被召回，但两年后他也去世了，丹麦王室断了血脉。此时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恢复威塞克斯的古代王朝。埃塞尔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在英格兰宫廷生活了一年，并在1042年当选为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被尊为最有名的英格兰王室圣徒。最近的传记作者仔细审视了他虔诚传说背后的现实，写道，“他不是出类拔萃之人，但也不是一个神圣的低能儿。就像许多同等级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无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他都继承了11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府”。英格兰强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几百年前的体制，部分在于之前60年的分裂。

自埃德加时代以后，地方政府一直在发展。一方面，在克努特当政期间，伯爵封邑给了少数人巨大的领土权力。一个权力不稳固的国王现在不得不面对过度强大的臣民。另一方面，一种极有用的新官员诞生，这些官员在地方负责执行王室政策。在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每个郡都设有国王的当地法警(城镇长官)，后来被称作“郡法官”(shire-reeve)或郡督。他是国王在郡中的首席行政代理人，逐渐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高级市政官的职能。郡督负责征收王室税赋和司法盈利，但他也属于不断壮大的当地权贵集团。在郡法院，他可以向绅士宣布国王的意旨，在日常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增加王室权威的分量，以对抗压迫性的权贵。郡法院和郡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给后来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遗产。

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软弱带来了一个直接结果——一个高效的税收制度发展成形。10世纪90年代给丹麦人的巨额进贡必须从英格兰筹集。这笔进贡被称为“丹麦金”(Danegeld)，它基于古老的以海德为单位征收土地税的方法，以每海德固定的税率缴纳丹麦金。1012到1051年间，历代国王每年都征收这项税，但此时这项税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常备军队。为此目的而开发的复杂的评估体系是后来的《末日审判书》的基础，这也为11世纪初英格兰官僚体制提供了大量贡赋，在诺曼国王征服之后，征收丹麦金的政策又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方文件——王室令状。埃塞尔雷德二世可能发布过，当然克努特肯定发布过，但是保存至今的最早令状原件来自爱德华时期。令状的最初形式是发给郡伯爵和郡督或主教的简短通知，表示一次土地赠予已经完成并应在郡法院得到认证。一份典型的王室令状内容如下：

国王爱德华以友好的方式迎接哈罗德伯爵和他的郡督托菲以及他在萨默塞特的所有贵族。我宣布阿尔弗雷德已经和平地、悄悄地把卢顿(Lutton)的土地卖给了主教吉索(Giso)。这份交易在帕里特(Parret)完成，在场的见证人包括我、我的妻子伊迪思(Edith)、哈罗德伯爵和其他许多人。我们也希望这位主教能够持有这块土地及其所有附属物，主教可以和他的前任一样自由地处置这块土地。如果有什么东西被不公正地从这块土地上拿走，我们会要求物归原处。其他形式的破坏也被禁止。

王室令状将效率与新的认证手段相结合——用王室的模具盖章而形成的下垂蜡封。作为所有权凭证，令状为旧的正式契约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些契约既笨拙又易于伪造。它们还为国王提供了一种可以在郡内让人们快速清楚地了解他的旨意的方法。诺曼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来发布命令，且所有更重要的征服后的王室文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下达税收令或签发令状时，国王会咨询他的秘书处。与阿尔弗雷德以来的其他国王一样，“忏悔者”爱德华拥有一批由教士组成的文职人员，他们由一位首席文书领导。首席文书这个职位后来发展成了大臣。文职教士的职责之一就是记录，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开始，就有非常详细的土地普查，记录土地使用权、海德数量和纳税额。比德的一些评论表明，即使是公元7世纪的诺森布里亚的国王们也有足够精确的信息，使之能以准确的海德数来授予土地；从公元8世纪开始，一份名为《部族藏书》(Trib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依赖麦西亚的民族、外省和部落的名字及土地的海德数。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国王有某种财政记录，尽管无法详细说明。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王室秘书处拥有很多案卷，这些案卷列出了各个郡和百户村土地的海德数、王室土地的数量，以及每一个庄园的名字、业主和价值。我们不是从原始文件本身(尽管有一些残片存留下来了)，而是从《末日审判书》了解到这些的。如果没有早期的案卷，那么1086年的土地大普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诺曼征服以前的公共记录的遗失令人痛惜，但仅仅知道它们存在过就足以说明爱德华政府的管理能力。

如果说英格兰政府在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的统治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英格兰社会也是如此。公元1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在《末日审判书》之前没有统计数据，但书面、考古和地形证据表明后来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形的。毫不奇怪，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城镇。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城镇——大批人口聚居，有市场和商人，不同的工匠群体生活在专门的小区，同业行会和行规形成，教堂众多，还有在某些情况下迅速扩张的郊区。撒克逊时期末的法律法规承认交易中心或“港口”(不一定是沿海地区)和大型自治市镇，并根据城镇被允许拥有的铸币人的数量来征税。这些城镇包括大部分的山丘堡垒和许多大教堂中心，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古代重镇。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当地市场的数量，但许多13世纪开始繁荣的市场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古老。

农村也在发生变化，但很难清楚地追踪这些变化。地形学的研究表明，人口较多的地区有定居点集结的过程，分散的农场居民也聚集在一起形成村庄。与此同时，农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一体化，因此到1066年，英格兰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共同土地”。这些土地由产权交叉的农民来耕种，因此可能采用集体认可的种植模式。土地制度的早期发展问题现在仍有争议，但是在10世纪，我们首次发现了中部英格兰的开阔田野与周围的“林间牧场”之间的基本不同。关于定居形式、耕种方式和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仍然不确定，但似乎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在诺曼征服之后，这个过程还在持续。还有人认为，这些发展有时不是自发的，而是根据自上而下的规划重新安排的结果。小农社会出现了更多阶层，也更具凝聚力，同时地主对他们的佃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出现这些发展，原因之一是庄园和庄园主越来越多。除了发展缓慢的地区之外，大多数旧的“复合庄园”在11世纪被分割为与现代乡村教区相对应的更小单元。人口增长了，种植面积扩大了，过去“松散的”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如今成为完整独立的实体。10世纪留存下来的土地租约比公元8世纪和9世纪这两个世纪的加起来还多；大多数租约都是关于出租较小的土地单位，而租给平信徒的比例更高。塞恩阶层的范围扩大，包括了农村的乡绅，《末日审判书》显示，1066年英格兰有数百名庄园主。

这是大多数教区教堂建立的背景。正如国王们和主教们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建造大教堂一样，塞恩在10世纪和11世纪建造了庄园教堂。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私人教堂(比德提到过公元7世纪90年代一名在私人教堂里任职的主教)，但是文件和考古资料都表明大多数私人教堂是在公元900年之后甚至公元950年之后建造的。教士组织一定十分混乱：大教堂教区正在慢慢腐朽，越来越多的庄园正在收购对他们的教堂构成竞争的教堂，这些教堂由庄园神父主持。11世纪的教堂(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实际上都归它们的领主所有，它们的功能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态度而不是神父的态度——教会的职能是为领主、他的家族和佃农服务。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1700年存在的一半以上的教区教堂都是在1066年之前建立的，但我们还不能称其为正式的“教区体系”。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乡村的地标(村庄、庄园主的住宅、教堂)主要形成于撒克逊晚期。根据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在约1010年的记载，庄园主的住宅和教堂是塞恩身份的标志：“如果一个底层自由民(ceorl)富有了，拥有五海德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座教堂、一个厨房、一口钟和一个堡垒门，并在国王的大厅里有一个席位和特殊职位，这样他才配被称作塞恩。”这个著名段落中的“堡垒门”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之前是否有城堡？一位将私人城堡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的作家确信撒克逊晚期英格兰不是封建社会，他认为这时期的英格兰除了共有的山丘堡垒之外没有城堡。但是，如果一座固若金汤的庄园主住宅被视为一座城堡，那么有没有城堡几乎说明不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包括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阶层。事实上，现在的考古发掘证明，加固的住宅确实存在过，在北安普敦郡的苏尔格雷夫(Sulgrave)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发现了约1000至1020年的被河岸和壕沟包围的复杂庄园建筑群。这些遗址表明撒克逊晚期塞恩的普通住宅可能与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大多数庄园一样壮观。

战争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装备也更加昂贵。到了10世纪末，一种兵役制度发展起来，它规定每五海德土地就负责提供并装备一个人(民兵)。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把自己武装成一名战士，言外之意就是战斗人员的地位提高了。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五海德是一名塞恩最小的地产，盔甲和武器已成为塞恩身份的另一个标志。一名全副武装的撒克逊晚期战士，它所包含的意思不仅仅是将一名底层自由民转变成士兵。

到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修道院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伯顿修道院(Burton Abbey， 1004年)和位于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Eynsham Abbey， 1005年)是最后建造的大修道院，普遍的政治动**和资源枯竭很快阻止了大规模的资助和建设。然而，爱德华的虔诚使他实施了一个修道院建筑项目，这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项目。大约在1050年，他开始重建威斯敏斯特的老教堂，其规模与强大的英格兰王国相称。英格兰的建筑业一片萧条，但在诺曼底，在过去的40年里，建筑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与法国贝尔奈(Bernay)和卡昂(Caen)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埃德加时期最气派的建筑也要黯然失色了。因此，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爱德华自然地向诺曼建筑师寻求帮助。最终建造的教堂即使按照诺曼底的标准也称得上极其宏伟、富于创新了，它的精美绝伦可能归功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塞克斯家族最后一座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居然是诺曼文化的产物。

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最后岁月主要是关于戈德温家族及其王位继承问题。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但到了11世纪50年代早期，很明显他永远不会生下继承人了。爱德华是“刚勇者”埃德蒙二世的儿子，他于1057年带着他出生不久的儿子埃德加从匈牙利回到英格兰，但这个幼儿不幸突然死了，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继承人，但没有人看好一个孩子能够登上宝座。挪威国王马格努斯(Magnus)以及他的儿子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将自己视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克努特帝国的继承人。爱德华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太满意，如果说他的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那一定是英吉利海峡对岸。他曾在诺曼底公国——诺曼底迅速崛起，内部组织严密——度过了25年的流亡生活。1035年，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七岁的私生子威廉继承了公爵之位。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爱德华是否许诺过将王位传给威廉，但我们期望他这样做。

爱德华因为兄弟被害而无法原谅戈德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051年达到顶峰。爱德华的一位诺曼朋友卷入了多佛的一场斗争，几名男子被杀。爱德华命令威塞克斯的伯爵戈德温率军攻打多佛，以示报复。戈德温拒绝了，并举兵反对国王。国王召集了麦西亚伯爵和诺森布里亚伯爵的全部军队，战争一触即发。但冲突最终得以避免，其原因正如同时代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参加战斗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几乎所有英格兰地位最高的贵族都加入了两派，并且他们深信，一旦开战，外国敌人将乘虚而入”。戈德温失去了支持，他和家人被迫流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爱德华不断地在宫廷里起用诺曼人，但是在1052年，戈德温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杀了回来，国王不得不妥协。诺曼籍的大主教逃回了诺曼底，他的几个同胞也在戈德温的要求下被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