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440—1066)
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
开拓殖民的时代
有关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这段历史的资料非常少，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列出来；这些资料也无法令人满意，它们的缺陷必须加以明确说明。一方面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墓地的出土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能回答的问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一批文献资料、编年史和断简残篇。其中唯一重要的当代作品是《不列颠毁灭记》(The Ruin of Britain)，这是一部由不列颠修道士吉尔达斯(Gildas)于公元6世纪40年代写成的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语言谴责他那个时代的邪恶。享有“可尊敬的”称号的圣徒比德(Bede)——他是位于贾罗(Jarrow)的诺森布里亚(Northrowrian)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在公元731年完成了巨著《英格兰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这本书令有关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初英格兰史的其他所有资料都黯然失色，虽然不列颠遭入侵时期离比德生活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有根有据的传说片段。除此之外，仅有的记载来源于后人汇编的编年史片段、一些诗歌，以及欧洲大陆作家偶然留下的资料。与此非常不同的是撒克逊晚期的年鉴，它被汇编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逐年记载了英格兰南部各王国发生的事件。早期编年史的可靠性远远低于后几个世纪的，公元6世纪后期之前的编年史，其年代结构存在疑点。
因此，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来历，没有接近那个时代的资料。原因很明显：日耳曼民族在到达不列颠的头两个世纪还不识字。因此，要了解他们的早期命运就只能通过不列颠人带有敌意的眼光，或通过外国人偏颇的视角，或通过他们自己半真半假的传说。直到公元6世纪后期，有依据的猜测才勉强拼凑出当时的历史。
考古学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表明，在公元410年之前的几年里不列颠出现过日耳曼战士。罗马晚期的墓地，尤其是从牛津郡(Oxfordshire)到埃塞克斯(Essex)海岸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出土了罗马军队当中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雇佣兵所佩戴的腰带配件。如果这支部队真的在不列颠驻扎过——就像他们在高卢所做的一样——那么公元5世纪中叶的入侵者可能和两三代人以前就进入不列颠的同族联合了起来。带有山墙柱的下沉式小屋是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英格兰遗民点的特色，在泰晤士河口马金小村(Mucking)附近的一个巨大遗址发现了二百多个这样的小屋。据称，在公元400年，这些房子里驻扎着雇佣兵，他们保卫通往伦敦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连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时期。
随后几个世纪，当英格兰人追溯他们祖先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在公元40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来到不列颠的。的确，日耳曼移民从公元5世纪30年代起才真正大量涌入不列颠。在考虑这个重大迁徙之前，我们必须问：入侵者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比德从一个未知的来源引用了一段信息丰富的文字，正好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几乎和所有现代学者的回答一样出色。比德引用的这段文字如下：
他们来自三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Jutes)。肯特郡人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居民都来自朱特族，怀特岛对面的居民也是如此。怀特岛对面的这片土地属于威塞克斯王国，如今这里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家。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国，即现在被称为旧萨克森(Old Saxony)的地区。除此之外，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Mercians)和诺森布里亚人(Northumbrian)——那些居住在亨伯河(Humber)以北的人——来自盎格鲁部族，该国位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被称为“盎格鲁”(Angulus)。据说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盎格鲁一直荒无人烟。
考古学证实了比德的分析：在英格兰墓地发现的陪葬品与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相似。从东盎格利亚公元5世纪的火葬公墓出土的一些骨灰缸和德国萨克森州的骨灰缸甚至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而且肯特郡的陶器和珠宝的材料跟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类似。德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东北部的一个地区至今被称为昂格尔恩(Angeln)。在比德列出的部落名单里，我们可以添加弗里斯人(Frisians)，他们与公元5世纪初渗透到弗里西亚沿海定居点的撒克逊人混居。比德提到一些家乡定居点被遗弃，在德国威悉河(Weser)口附近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一个由大型木结构建筑构成的村庄在公元450年前后被遗弃，这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除了不列颠低地土质肥沃，以及当地居民刻意引进雇佣兵这两个因素外，发生在沿海附近的移民潮也为从大陆移民不列颠提供了解释。
比德对王国的种族划分可能过于纯粹。肯特郡人很可能主要是朱特人，而其他主要种族当然认为自己要么是“盎格鲁人”，要么是“撒克逊人”。但是考古学并没有显示他们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划分，到公元6世纪后期，当各个王国开始成立的时候，种族间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因此，东盎格鲁人的最精美的金属制品与肯特郡的金属制品十分相似，而他们的王室似乎一直是瑞典人。海上交通无疑弱化了种族间的联系，为了满足早期殖民者的需要，发展出了新型的定居点和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值得注意的是，费德森·维尔德的大型矩形大厅与英格兰遗址上发现的无固定形状的下沉式棚屋群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定居者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朱特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属于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广义上有着相同的文化。他们已知最早的诗歌是以丹麦和弗里西亚为背景的英雄传说；公元7世纪初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人的宝藏；基督教通过肯特国王与法兰克公主的婚姻来到英格兰。不列颠脱离了罗马帝国，加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社会。
这些人怎么样？显然，他们远没有罗马人文明，但他们也有自己稳固的体制。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特性大多也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远房后裔。与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中，最强大的社会纽带是亲属关系和贵族身份。
有亲属关系的群体在家乡时关系密切，来到英格兰之后也是如此。一个男子的家属和侍从有时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定居单位，他们共享资源，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些延伸的“亲密关系”对定居点性质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的结尾上，许多地名的结尾是-ing、-ingham和-ington。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Haesta人”，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Reada人”，沃金厄姆(Wokingham)是指“Wocca人的农场”，等等。虽然现在认为并非所有这些名称都来自第一个定居阶段，但许多地名起源很早、很重要，并特指大片土地。这些地名表明，给领地取名时，往往依据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部落。社会发展了，但家族成员的忠诚仍然至关重要。群体的安全在于他们知道亲属们会为一位成员的死而复仇，忘记复仇意味着永远的耻辱。然而，在塔西佗的时代，荣誉可能会通过赎杀金(wergild)得到保全，赎杀金是凶手支付给受害者亲属的钱。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根据受害者的等级列出了赎杀金的额度，国王们越来越多地鼓励这种非暴力类型的惩戒。
塔西佗还强调指出了日耳曼人对他们的领主的忠诚。有时他们有世袭的国王，但在战斗中他们通常由当选的酋长领导：“在战斗中，酋长战死了而你幸存下来，并退出战斗，这是一生的耻辱。捍卫他、保护他……是他们宣誓效忠的本质。”九个世纪之后，在公元991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登(Maldon)被维京人击败。到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就基督教化了；然而当时一位诗人赋诗赞颂其中一名捍卫者在其领袖牺牲之后的表现，恰好验证了塔西佗的话。诗如下：
我发誓，从这个地方起，我不会放弃一寸土地。
我会继续战斗，为我的朋友兼领主复仇。
我的举动不会为谴责留下口实。
对在斯托尔(Stour)河畔上顽强的战士来说，他现在已经倒下了，没了呼吸。
——我离开了战场，成了无主之人，无脸回家。
宁愿战死沙场，任由刀枪夺我命，无论是枪头还是刀刃。
显然，对领主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亲属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国王们倾向于加强领主的权力：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的亲属受到不公正的攻击，任何人都可以为他的亲属而战，但不能针对他的领主，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他的领主”。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非常看重忠诚和遵守誓言。
他们的主要神祇来自后来的诺斯人(Norse)的神话，如战神(Tiw)，主神(Woden)和雷神(Thor)。他们在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和星期四(Thursday)以及一些地名——图斯里(Tuesley，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斯塔福德郡)、瑟斯里(Thursley，萨里郡)等——中被人们记住，这些地方可能是祭祀中心。即使在皈依后，英格兰人仍用他们的旧女神厄俄斯特(Eostre)命名了一个主要的教堂节日。像日耳曼人的神社一样，英格兰的神社也设立在偏僻的地方，如树林里或山丘上：一些地名含有hearg(神社)，如萨里郡的佩珀哈罗(Peperharrow)和伦敦的山上哈罗(Harrow-on-the-Hill)。由于后来教会理事会禁止对“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的崇拜，可以推测这种活动出现在异教徒的宗教习俗中。至少在其外在形式上，这种宗教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不列颠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不同。
对大约公元600年之前的事件，历史记载并不多。吉尔达斯说，受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困扰，在“骄傲的暴君”伏提庚(Vortigern)统治下的英格兰人雇用了第一批撒克逊人，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补充说，撒克逊人由名为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的两兄弟领导，他们建立了肯特王国，他们登陆不列颠的时间确定为公元450年前后。虽然这个时间偏晚了，但这个记载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在罗马统治下就被引入了，罗马撤出之后的各继承国完全有可能继续采用同样的政策。然而，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雇佣兵发生了叛乱并袭击了他们的主人；随后数年爆发了没完没了的战争，最终英格兰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也许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在一个名为巴顿山(Mons Badonicus)的地方，其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南海岸其他酋长的到来，他们是后来几位国王的半传奇化的祖先：公元477年苏塞克斯(Sussex)的艾尔(Aelle)，以及公元495年威塞克斯的塞尔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
在这段岁月里，涌现了一位人人熟悉的人物亚瑟(Arthur)。不幸的是，就史实而言，他是最模糊的人物。有关他的两三个真正的历史片段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围绕他的名字的传说则只是12世纪后的奇幻虚构。我们只能说，英格兰曾经有一位战争领袖亚瑟，他与巴顿山战役及随后的战役有关。可能有过一位酋长或超级国王，他是最后一位统一这个前罗马行省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国家又瓦解成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家。我们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知之甚少，进一步推测似乎没有多少意义。
吉尔达斯说，巴顿山之战所赢得的和平一直持续到他自己的年代，50年后，出现了五个由邪恶的“暴君”统治的不列颠王国。在未来的英格兰大地上，他们的力量延伸了多远只能靠猜测了。但西南地区的山顶遗址显示防御工事得到重建，表明这里发生过历时多年难分胜负的小规模冲突。在这段时间里，正如挖掘出的墓地所证实的那样，入侵者正在稳步向内陆地区推进，沿着泰晤士河流域向上，从东盎格利亚向西，以及从威塞克斯向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威塞克斯的撒克逊人在公元6世纪50年代进入威尔特郡(Wiltshire)，在公元571年占领了南米德兰兹(South Midlands)的一大块土地，在达勒姆(Dyrham，格洛斯特郡)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得他们在公元577年夺取了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斯。与此同时，其他英格兰王国也正在诞生：东盎格鲁人的、东撒克逊人的、麦西亚人的，以及伯尼西亚(Bernicia)和德伊勒(Deira)的诺森布里亚人的王国。到公元6世纪末，我们再次掌握了一些可靠的史实——入侵者牢牢地控制了不列颠岛的半壁江山。
本地居民的命运如何？公元6世纪的苏格兰居民仍然主要是皮克特人，尽管西海岸的爱尔兰人(未来的“苏格兰人”)在定居点创造了一个叫达尔里亚达(Dalriada)的王国。几个世纪后，达尔里亚达的一位国王建立了统一的苏格兰。英格兰北部还有三个王国：以敦巴顿(Dumbarton)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吉德(Rheged)，以及利兹(Leeds)地区的埃尔梅特(Elmet)。诺森布里亚人吞并皮克特人的图谋以公元685年的重大失败而告终，而这里的扩张主要是以牺牲不列颠人的利益为代价。斯特拉斯克莱德幸存了下来，但雷吉德和埃尔梅特在公元6世纪末和公元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当然，英格兰主要的飞地是威尔士。来自东方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膨胀。基督教幸存下来，罗马文化的一些鲜明痕迹也随之保留下来。在公元6世纪，威尔士建立了几十座甚至几百座小修道院，并且出自威尔士东南部的房契表明罗马时期的地产仍在运营。圭内斯(Gwynedd)、达费德(Dyfed)、波伊斯(Powys)和格温特(Gwent)这些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550年前后，到公元6世纪末仍存在一些小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记述，至少有两位暴君统治过威尔士：圭内斯的马格洛坎努斯(Maglocunus，又名Maelgwn)，他是“冠邪恶之首，比许多人权力更大，比许多人更恶毒”；还有达费德的沃提波尔(Vortipor，又名Gwrthefyr)。沃提波尔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达费德的教堂墓地，它证实了吉尔达斯的控诉：
当你坐上满是诡计的宝座，你的头发已经花白。宝座从上到下沾染了各种谋杀和**，你是明君的孽种……沃提波尔，德梅泰人(Demetae)的暴君。你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你像酒徒嗜酒一样吸吮着罪恶，为什么你从不感到满足？倒不如让罪恶将你吞噬。为了给你的罪行锦上添花，在铲除你的妻子并让她荣光地死去之后，你不知廉耻地强奸了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你用无法摆脱的负担加重你那已经恶贯满盈的灵魂？
康沃尔郡(Cornwall)、德文郡(Devon)和萨默塞特郡(Somerset)组成了英格兰的杜姆诺尼亚(Dumnonia)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它的国王和其他国王一样糟糕：“君士坦丁，杜姆诺尼亚**的母狮产下的残暴的幼崽。”虽然康沃尔郡在公元838年之前一直存在，但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当地居民们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由于这种征服相对较晚，很多证据被保留了下来。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埃克塞特(Exeter)、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伊尔切斯特(Ilchester)，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之间，生活一直在艰难地延续。这些县的许多主要教堂都源自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在威尔斯(Wells)的发掘出土了一系列宗教建筑——从罗马晚期的大型陵墓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教堂。这里和威尔士一样，较小的教堂通常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修道院(llan)或殉道者坟墓(merthyr)周围的墓地。
要估算到公元600年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地区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事实上，1086年的英格兰可能只有不到一半的晚期罗马人口，这还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的比率。很明显，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人口减少确实很严重。许多人向西逃亡，或者向布列塔尼逃亡，当然人口减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流行病的传播。更普遍的情况是，罗马不列颠人遭受了社会支离破碎的共同命运——人口下降或许是最明显的迹象，它说明社会的确变得残破不堪。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留下来：有迹象表明有些地区的人口中包含不列颠人，特别是在北方和西方。有时(例如在早期的肯特法律中)，不列颠人的身份是农民或半奴隶化的庄园劳工，这一点有助于解释罗马土地制度的元素是如何传入英格兰社会的。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单词“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颠人〕的意思是“奴隶”，因此很难知道地名沃尔顿(Walton)的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定居点”还是“奴隶定居点”。无论有多少不列颠人，他们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传递给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语言也几乎消失了。
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城市民族：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是由于等级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看着摇摇欲坠的罗马城镇，心里只怀着迷信的恐惧，这种观点有点言过其实。英格兰人知道什么是ceaster(要塞，这个词的使用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一致性)，并且他们通常知道它的罗马名字：Mamucion成为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 Venta成为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彻斯特)，依此类推。罗马时期，城镇处于道路系统的中枢，城墙很坚固。城镇是酋长们建立总部的好地方，有些城镇可能永远不会失去当地的行政职能。当然，这并不等于城市生活：罗马城镇并没有完全被遗弃，但如果按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标准来衡量，那么它们已经消亡了。
与罗马高卢相比，为什么罗马不列颠被更彻底地抹掉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地的移民不同：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Visigoths)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比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多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5世纪初和6世纪中叶之间，不列颠人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显示，不列颠是一个非常像撒克逊人的社会，它们由同样的忠诚所主导，同样强调财富、馈赠礼物，以及酋长之下的战士之间的友情。即使撒克逊人没有涉足不列颠，罗马文明也可能因为太脆弱而无法延续。
7世纪
公元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分为若干大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威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包括伯尼西亚、德伊勒及稍后的林赛(Lindsey)〕。但实际上，王国的划分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王国只是从混战中逐渐涌现出来的：例如，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可能是一个未被记载的更大的中撒克逊王国领地瓦解之后的残余。还有数目不详的较小民族，夹在大王国之间或被它们吞并。有些群族，比如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赫威赛人(Hwicce)和威尔士边境的麦肯赛特人(Magonsaete)，有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从属于更大的统治者，成了“次王”(sub-kings)或“高级市政官”。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民族：萨里在公元7世纪70年代有一个名为弗里斯沃尔德(Frithuwold)的“次王”，而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分裂主义的迹象，以及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在公元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收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尸体，因为虽然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来自另一个省，并对他们动用过权柄”。公元600年时英格兰的国王可能有数十个。
大国也同样经历了权力消长和更迭的过程。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提到了一系列从王国争霸中脱颖而出的超级国王〔over-kings(古英语称Bretwaldas或Brytenwaldas)〕，他们先后统治过所有或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无论超级国王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头衔(这似乎令人怀疑)，但个别国王完全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短期的政治大一统。比德列出的清单中前四位超级国王是：苏塞克斯的艾尔、威塞克斯的查乌林(Ceawlin)、肯特的埃塞尔巴德(AEthelbald)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他们的统治延续到公元7世纪20年代。虽然我们知道雷德沃尔德于公元616年率领军队穿过麦西亚，并在自己的边疆击败了诺森布里亚人，但我们仍不能判断他们的权威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之外有什么意义。第五和第六位超级国王都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德温(Edwin，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这些国王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战无不胜的基督徒国王的楷模。通过他们，我们首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各王国之间的关系。
诺森布里亚向西扩张导致麦西亚与威尔士人联合起来。公元632年，卡德瓦龙(Cadwallon，圭内斯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颠国王)和彭达(Penda，麦西亚信奉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对抗诺森布里亚的战斗中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次年奥斯瓦尔德卷土重来，卡德瓦龙被杀。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公元642年奥斯瓦尔德远离故土作战，在奥斯沃斯特里(Oswestry)被杀。这一事实，以及史料中偶尔提及的他与威塞克斯国王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领主地位和军事活动远远超出了诺森布里亚。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描述了比德记录的故事的另一面：比德的英雄对威尔士人来说是侵略者。在为辛迪兰〔Cynddylan，来自波伊斯(Powys)的贵族，曾在彭达军中服役，在抵御奥斯瓦尔德入侵的保卫战中牺牲〕写的挽歌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一窥诺森布里亚人：
我的兄弟们在一次战斗中被杀，
辛南(Cynan)、辛迪兰、辛雷斯(Cynwraith)，
他们在捍卫特伦，一个被**的小镇
……
田野上布满鲜血
而不是条条犁沟
……
自从撒克逊人砍倒了
波伊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Elfan)
辛迪兰的府邸，屋顶黑暗……
公元655年，比德笔下的第七位超级国王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Oswy)击败并杀死了彭达，此后奥斯维在其他王国中拥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后起之秀还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很快就赶走了奥斯维，并选择了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作为他们的国王。到公元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统治了英格兰南部的各王国，并且在公元679年，他的继任者在特伦特(Trent)打了一场胜仗，最终结束了诺森布里亚人的扩张。然而，在南部，麦西亚的权力突然受到了威塞克斯的凯德瓦拉(Caedwalla)的制约，凯德瓦拉在公元685至公元688年的短暂统治期间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凯德瓦拉及其继任者伊恩(Ine)在威塞克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权，这将决定两个世纪后英格兰的命运。
在公元7世纪的政治世界中，虽然国王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他的统治很难长期保持下去。为什么国王的更替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权力和征服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取决于酬礼的多寡，酬礼又以财富为基础，而财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权力和征服获得。社会充满了不和，王国的继承是流动和不确定的；因此，有许多王室和贵族成员逃离了他们自己的亲属，去寻找慷慨仁慈的领主。比德说，德伊勒的奥斯温(Oswin)国王“高大英俊，谈吐和蔼可亲，举止温文尔雅，待人慷慨大方，不分贵贱，于是几乎所有王国的贵族都竞相投奔他，为其效力”。这样的制度几乎不可能稳定：一旦国王贫病交加，他的扈从会四处分散，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下来)将成为新领主的次王或追随者。
1939年，在东盎格利亚海岸的萨顿胡(Sutton Hoo)发现了一个大型皇家墓葬，让世人见识了什么是国王的富丽堂皇。由于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20年代，所以它有可能是国王雷德沃尔德的坟墓，他在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中排名第四。他被埋在一个巨大的土堆下的船棺里，随葬品有他的盔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黄金和镶有宝石的装饰品可能是北欧地区发现的最华美的一种，同样令人惊叹的是随葬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一块不同寻常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磨刀石可能是一根权杖。从萨顿胡王陵来判断，诗歌里对皇家财富的描述毫不夸张：王国兴亡，皆因财宝。
从一开始，英格兰社会就存在军事贵族，他们可能拥有某种领地。但是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或塞恩(thegns)与他们的庄园的联系要少于与国王本人的联系。他们要陪伴国王，见证他的公开行动，住在他的大殿里，如有必要，为他而战，为他献身。贵族生活十分重视集体生活：大礼堂是欢乐的地方，是危险世界的避风港，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字作品中常见的意象。比德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番景象，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在描述一位诺森布里亚贵族如何敦促埃德温国王接受基督教的文字中，他写道：
“国王大人，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时代相比，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人的现世生活。冬天里，你正与你的贵族和塞恩们坐在一起吃饭；大厅中间的壁炉里生着火，屋里的一切都温暖如春，而屋外寒冷的雨雪风暴正在肆虐；一只麻雀飞掠过大厅，它从一扇门飞进来，又迅速从另一扇门飞走，在屋里的一瞬间，风雪和寒冷无法触及它，但在这一闪而过的平静时刻之后，它飞出了您的视线，再次扎进刺骨的暴风雪。人生也一样，美好只是一瞬间；前世和来世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
王室或贵族大厅里的宾客成为这些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由专业吟游诗人朗诵的英雄叙事诗)的听众。留存的片段中有一部重要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部相对较晚、较成熟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编写的。然而它向我们呈现了公元7世纪贵族的英勇的、异教徒为主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基督教改变，但没有被完全抹去。史诗的主人公贝奥武夫是一个流亡者，他为丹麦国王洛斯格(Hrothgar)效力。洛斯格国王仗义疏财，常常把金银珠宝和精美武器赏赐给手下，于是他的宫廷贵族勇士都拥戴他，他的势力也变得十分强大。但这首诗描绘的政治世界充满暴力和动**：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将很快灭亡，与之一起灭亡的还有他的王国。诗的精神气质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忠诚和世仇：“与其为死去的朋友长久哀伤，倒不如为朋友报仇……让他能在死前赢得荣耀。”诗中描写了贝奥武夫与怪物和龙搏斗的场景，怪物和龙是前基督时代精神世界的代表。当他被杀时，他的追随者把他葬在一个俯瞰大海的小山丘上，随葬的金银财宝无数，就像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岬角为他们的国王做的那样。诗中写道：
然后战士们骑着马环绕坟冢，
……
他们歌颂他的英雄气魄和盖世神力，
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对的，
一个男子应该慷慨地把荣耀献给他的领主和朋友。
……
他们说他是世上所有的国王的一员
他最和蔼可亲，最宅心仁厚，
最体恤百姓，最渴望流芳百世。
但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不只有战争、原始的忠诚和虚饰的辉煌，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有序世界。中世纪中期使英格兰异常强大的制度就根源于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地方政府”的效率是新霸主能够如此迅速地建立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10世纪，英格兰的郡因法律和行政目的被划分成“百户区”。在一些早期的王国中，已经存在由较大而有一致性的地区所构成的百户区，其占地面积为50到100平方英里，显然它们早在公元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早就认识到肯特王国有百户区的划分，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了百户区也存在于诺森布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等其他王国。这套农村行政区划分制度令人惊叹，但它的起源是英格兰早期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它是罗马-凯尔特人遗留下来的吗？许多人这么认为。是由公元6世纪一位鲜为人知的不列颠统治者(Bretwaldas)创造的吗？还是在各个王国中自发发展起来的(这反映了定居者社会背景中的共同元素)？无论答案是什么，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世界中，百户区仍然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基础。
每个早期行政区的中心都是王家庄园或围场(tun)，它们由当地官员经营，但国王及随行人员会经常或偶尔地去巡视。每个现代的郡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有些地名就能体现出其属于此类地区，如金斯敦(Kingston)，其他地名则不那么明显。这些“中心地区”——而非城镇甚至村庄——才是早期和中期撒克逊社会的地方焦点。该地区分散的居民围绕在国王的大殿及其周围的建筑物四周，希望能获得法律保障和政治管理。在这里，他们也按照复杂的评估体系缴纳税赋和其他公共支出。土地以“海德”(hides)计量，一海德土地是一户人家一年可耕之地，这通常是一个真正的农场单位。税赋多少要根据海德来评估，20个或更多海德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将承担特殊的税赋。“中心地区”的国王代理人替国王收实物税，可能会从一些海德生产队收取谷物，从其他生产队收取小牛犊或小马驹，又从别的生产队收取蜂蜜、蜂蜜酒或次要农产品。
因此，早期的行政区域划分既是为了便于管辖也是为了剥削。一个“生产专业化分区”的体制适合欠发达的农村——农村地区的地理特征明显不同，且有大面积未开辟的共同牧场。因此，当撒克逊中期的国王们分封土地的时候，这些早期的“庄园”通常保留了它们形成时的内部结构，这并不奇怪。与庄园中心保持联系的不同的“镇”(vill)或乡会分工生产不同的农产品，这些“镇”或乡组成的联盟叫“复合庄园”(multiple estate)。到12世纪和13世纪，“复合庄园”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仍然很常见。最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类似于早期威尔士的组织结构)起源于凯尔特人。农村的组织形式很可能保持着一些连续性，但这也许只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而不能上升到更大的意义层面去解读。最终使“复合庄园”衰落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而不是征服。假设不列颠农民没有全被赶走，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与入侵者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合现有资源的模式没能延续下去，那将是令人惊讶的。
这种模式也适合于分散、非结构化和相对较小的农民群体。早期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自由农民或下层农民〔ceorl，即现代英语中的“churl”(粗鄙之人)，但没有贬义〕，他们通常耕种一海德土地。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农民都非常“自由”，除了国王之外，他们还有领主。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国王恩赐了大量土地给教会，他们可能在早期——为了培养追随者(至少是临时的)——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作为行政和财政的私人单位的“庄园”(manor)，其起源是模糊的，但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始于英格兰社会的最初阶段。中世纪时期，地产划分为“领主土地”(demesne，产权属于领主)和农民土地，这种划分方式在公元7世纪末期就有记载，领主土地的大部分人力都是由奴隶提供的。但在早期阶段，像国王这样的小领主，似乎可以从小土地拥有者那里获得收入而不会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耕作方法。没有证据表明10世纪以前存在分等级、完全依附地主的佃农群体；也不存在有组织的“乡村社区”——它们与12世纪和13世纪强大的领主密切相关。考古证据表明，在撒克逊中期，英格兰的大多数农庄要么是孤立的，要么组成小团体，甚至在地区中心的定居点也看不到任何街道、绿地和地界的标志——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形图中很常见。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common-field system，租种的土地由分散的带状土地拼凑而成)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而产生的。在公元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还不存在。
公元597年，有一股外来影响力量进入了这个由国王、士兵和农民组成的非常传统的社会，那就是基督教会。英格兰人的皈依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发起的，据传说，他在罗马见到了英格兰青年，并宣称他们“不是盎格鲁人(Angles)而是天使(Angels)”。格列高利教皇知道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人王后；于是他派出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道士率领第一个传教团去肯特王国传教。起初犹豫不决的埃塞尔巴德很快就皈依了。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由于误认为罗马-不列颠人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完好，格列高利教皇曾计划在伦敦和约克建立大主教区，但当奥古斯丁在公元601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时，教皇才认清英格兰的政治现实。最初，成功似乎来得很快。公元604年，罗切斯特成立了一个教区(see)，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且在伦敦为他们建造了一座献给圣保罗的大教堂。与此同时，肯特郡也建造了几座修道院，他们的教堂以罗马原型为蓝本。
但是国王及其家属只是表面皈依，基督教的基础仍很不稳固。东撒克逊人很快弃教并开除了他们的主教。尽管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仍然十分矛盾，因为比德提到他同时保留了一座教堂和一座异教神社。诺森布里亚的情形也类似。埃德温国王接受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Paulinus)，并在公元627年与他的塞恩一起接受了洗礼。但是五年后，埃德温战败身亡，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基督教，保利努斯不得不逃离。虽然教会能够在英格兰的宫廷迅速立足，但如果要超脱于政治命运的潮起潮落，就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传教最成功的不是格列高利教皇，而是原始的、孤立的凯尔特人教会。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基督徒可能对英格兰人有一些影响，但不大。奥古斯丁似乎是一个相当骄傲、无幽默感的人，他冒犯了威尔士的主教，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在北方英格兰人中取得成功的传教是从爱尔兰传到苏格兰，再到诺森布里亚。
由于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和他的追随者的传教，公元6世纪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成了基督徒。修道院的数量成倍增加，以至于整个爱尔兰教会都依照修道院的方式组织起来。“地方”以修道院为中心，并由修道院院长统治；主教们发挥着正常的信仰功能，但不拥有正式的教区，并且处于修道院院长的管辖之下。因此，典型的爱尔兰传教士是从属于故乡某个团体的游走的主教。爱尔兰人的修道院在富有和复杂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威尔士人的，爱尔兰人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将传教士派往高卢、日耳曼(Germany)、苏格兰和英格兰。一位名叫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士去了苏格兰，使北部的皮克特人(南部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皈依基督教，大约公元563年，科伦巴在爱奥那岛(Iona)上建造了一个修道院。当信仰基督教的奥斯瓦尔德国王在公元633年控制诺森布里亚时，他很自然地向爱奥那修道院请求向诺森布里亚派遣一位传教士，因为他曾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当中流亡。
爱尔兰主教和僧侣过着简单朴素、云游四方的生活，这使他们能与广大民众保持联系。奥斯瓦尔德的主教艾丹(Aidan)拥有使诺森布里亚永久皈依所需要的品质，他在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建造修道院之后，还在每个王家庄园(royal vill)建立了一个教堂，从那里开始向周围的乡村布道。比德说他总是徒步出行，因此碰到路人都平等相待。建立了几座修道院之后，诺森布里亚教会很快就发展壮大，并影响到其他王国。麦西亚的彭达国王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来自林迪斯法恩岛的布道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的儿子皮达(Peada)在公元653年受洗。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斯维为诺森布里亚教会的基督教传播助了一臂之力。公元635年，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促使威塞克斯的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一位名叫毕利诺(Birinus)的传教士的洗礼，后者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任主教。由于奥斯瓦尔德的缘故，东撒克逊人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名叫西度(Cedd)的诺森布里亚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截至公元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人仍然是异教徒，但很快他们也皈依了基督教。
爱尔兰传教士的热情取得了很大成就，从长远来看，罗马教会的权威必将更加重要。如果教皇格列高利的目标得以实现，英格兰各王国的凯尔特教会必然要接受罗马的教规。但这没能实现，关键原因是一个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应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在长期孤立的情况下，凯尔特人采用的计算方法与罗马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当两个教会接触时，结果可能出现矛盾：在诺森布里亚的宫廷，受爱尔兰人影响的国王奥斯维有时庆祝复活节，而他的受肯特人影响的妻子仍庆祝四旬斋(Lent)。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和象征意义；对后来的英格兰教会来说，解决这一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惠特比宗教会议(Synod of Whitby， 664年)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维支持罗马一方，而少数凯尔特顽固分子回到了爱奥那。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英格兰，所有王国的教会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大主教下的统一、团结的力量。
尽管如此，教会仍在公元7世纪60年代遇到了许多问题。教会组织涣散，主教太少，且有些没有经过有效的受职仪式。公元664年，一些主教死于一场瘟疫，这使东撒克逊人再次背叛。但在公元669年，教皇派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一位名叫西奥多(Theodore)的小亚细亚人。这个令人意外的候选人(他被选中是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拒绝了)正是英格兰所需要的——一个坚定的管理者。在西奥多在任的30年里，他对教区结构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原来的结构在各地都不稳定，而且在那些通过爱尔兰人传教士而皈依的王国里，这种结构几乎不存在。无效任命的主教受到了处罚，可疑的权力要么得到批准，要么被废除：例如，威尔士主教发布的所有法令都被宣布无效。公元672年，在赫特福德举行的宗教会议确立了教会管理的第一套基本教规。
大多数教士都大方地接受了西奥多的裁决，但不可一世的威尔弗里德〔Wilfrid，先后担任过里彭(Ripon)和约克的主教〕除外。威尔弗里德坚定地维护正统教义，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派有关庆祝复活节的规定，但对于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的权力受到威胁这一点，他非常愤恨。他与西奥多及连续几任国王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教廷上诉、被流亡和监禁。与此同时，他还设法向弗里斯兰人(Frisians)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在麦西亚修建了多座修道院。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他似乎是圣人和世俗贵族的非凡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贵族化的教会才能产生这样一个人物。
西奥多担任大主教的时期，是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虽然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存在，但林迪斯法恩和惠特比(Whitby)等伟大的凯尔特人修道院日益受罗马化的影响：在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爱尔兰传教士的孤独和苦修与罗马人对修道院生活和戒律的态度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这数年内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成为不列颠后来几个世纪的大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是韦穆(Wearmouth)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这两座修道院由本笃·波斯哥(Benedict Biscop)创立，波斯哥曾是诺桑比亚贵族，后来成为修道士。波斯哥曾五次前往罗马，他的双子修道院为诺桑比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这两座修道院里最著名的信徒，比德本人，描述了波斯哥是如何雇用高卢泥瓦匠“以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的——教堂内装饰了大量的绘画和家具，并建立了一个装满欧洲大陆书籍的大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在农村，教会的工作仍需要更稳固的基础——迄今为止农民并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传教的第一阶段是由修道士或准修道士完成的。事后看来，传教工作和教士关怀似乎是神父的活动，而非僧侣。但是在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即使在凯尔特教会之外，这一界线也没有很明确。英语单词“mynster(修道院)”被用来指代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小型、松散的神父社区等机构。各个修道院的教规差别很大(波斯哥为贾罗修道院制定了自己的教规)，标准也是如此。除最大的修道院之外，我们真的很少知道其他修道院里的生活情况。但很明显，到公元750年，英格兰已有数百个具有真正的、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小“修道院”，它们为最早的英格兰教区系统服务。
这些“老式大教堂”比普通的当地教堂更古老，服务的区域也更大。大多数后来发掘出的有关“老式大教堂”的资料显示，它们几乎处于废弃状态，只能发挥着有限的功能。因此，除了知道它们存在过之外，我们对其布道工作知之甚少。据推测，学院派神父或严于律己的僧侣代表在一个限定的“教区”内四处行走，向当地社区布道。教堂的“教区居民”向它缴纳什一税，并且被迫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教堂接受洗礼，把死人送到这里埋葬。如果没有王室的赞助，如此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保利努斯和艾丹从国王的庄园开始传道。因此，许多大教堂位于王室村落中就不足为奇了。什一税可能是根据现有的税收来制定的，一些国王也将建立大教堂作为一项政策，比如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国王似乎在公元655年建造了几座大教堂。国王拥有一个有组织的地方政府体系，教会同样如此。虽然大教堂最终被成千上万的小教堂所淹没，但它们的“教区”塑造了英格兰乡村教会未来的整体发展。
国王帮助了教会发展，教会也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异教徒战争领袖的子孙将自己视为上帝指定的代表；几代之后，新国王的加冕变得非常像主教的任职仪式。基督教的到来促进了扫盲工作——国王可以修改和制定部落习惯法，类似于文明世界的立法。比德说，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法制定了他的法律。埃塞尔巴德的法典，以及来自肯特和威塞克斯的公元7世纪末的法典是当地传统与借鉴自欧洲大陆的法律相结合的产物。无论它们的实际用途是什么(这是值得怀疑的)，制定它们的国王显然都希望自己的法典看起来很先进：他们都以古典模式为参照。随着王国越来越多地受到罗马和高卢的影响，王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统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的职责是维护正义和管理王国的内部事务，而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公元7世纪的法典罗列了长长的罚款和惩罚项目，体现了异常强大的王室权威。
通过了解英格兰最早的教堂，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早期城镇的风貌。公元6世纪的统治者可能将管理中心设在罗马统治下的城镇和堡垒；自然，到了公元7世纪和8世纪，统治者也喜欢在这些地方建造主教座堂和大教堂。坎特伯雷、约克、温彻斯特和伍斯特的大教堂都建在罗马时期的防御工事之内，并且在公元635年，泰晤士河畔多切斯村〔比德称这是一个罗马公民社会机体(civitas)〕的罗马堡垒被交给威塞克斯的第一任主教，以便他在这里建立教区。王室宫殿和教堂建在荒凉的废墟上，而没有建在他们所处的城镇。尽管如此，这个时代最有组织的社区肯定是主教座堂和大教堂；所有工匠、商人、仆人和乞丐都被吸引到这些地方。城市生活重新焕发生机的早期迹象与主要的教堂有关，无论是在罗马城镇还是没有前史可查的英格兰的其他地点，这并非偶然。从时间上看，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坎特伯雷的(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最早时间，比奥古斯丁大教堂的建设时间稍晚一些。在北安普敦，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镇的核心是一个公元8世纪的大教堂和宫殿，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比德的术语“urbana loca”在公元9世纪后期的翻译不是“城镇”(towns)，而是“有大教堂的地方”(minster-places)。许多英格兰城镇开始时都是大教堂，定居点围绕大教堂而建。
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
公元8世纪初的英格兰比公元7世纪早期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王国远远没有形成，但英格兰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统一体。比德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最伟大的作品《英格兰教会史》的书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忽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同胞在统一的英格兰教会中分担的共同命运，他才能设想“英吉利民族”的存在。但有没有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变得更加健全？虽然有很多资料可查，但这个问题仍很难回答。一方面，显示公元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制度和概念可能并不新鲜，它们仅仅是首次被记录下来而已；另一方面，显示其脆弱一面的王朝动**也并不新鲜——比德和他的同时代人有可能掩盖了这些事情。但至少可以说，作为旧模式的超级国王，公元8世纪的麦西亚国王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强大；在他们的国度里，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法治意识更高，人民的权利也得到更好的保障，这使得这些国王的权力更加稳定，更有发展潜力。
麦西亚的国王埃塞尔巴德(公元716—公元757年在位)继承了伍尔夫希尔赢得的许多影响力。从现在发现的一些记录国王敕封的成文契约，我们知道了国王们如何称呼自己。埃塞尔巴德的头衔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许并非全新。其中一个契约这样称呼他：“不仅是麦西亚人的国王，也是所有被称为南英格兰的省份的国王。”这与比德的记载相一致，即早期的超级国王“占据了亨伯河以南的所有省份”。许多契约都表明超级国王影响着肯特郡的事务并控制着伦敦，这些契约证实了比德的记载。但是威塞克斯仍然是独立的，诺森布里亚也是独立的，它的国王是比德的庇护人西奥伍尔夫(Ceolwulf)。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从来没有越过亨伯河以北。
埃塞尔巴德的继任者奥法(Offa，公元757—公元796年在位)是阿尔弗雷德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他的地位得到巩固(这需要几年时间)之后，他在除诺森布里亚和威塞克斯以外的所有王国的行为似乎更像是一个直接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霸主。早些时候的国王曾压制过小王朝，但奥法镇压了较大的王朝。他完全控制了肯特(只有公元8世纪70年代末的短暂时期例外)，并将肯特国王视为他的仆人。有一次他取消了肯特国王埃格伯特(Egbert)的敕封，他说道“(埃格伯特)的大臣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把土地给了别人，这么做是不对的”。公元798年，在肯特对奥法的继任者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之后，这个古老的肯特王朝永远灭亡了。苏塞克斯的最后一位国王似乎成了奥法的一个部落首领；在曾经是西撒克逊人的领地萨里(Surrey)，我们发现奥法接受了一位麦西亚贵族的进贡。在东盎格利亚(虽然此后这个王朝再次出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简洁地记录了公元794年发生的事件：“今年，麦西亚国王奥法命令砸掉埃塞尔巴德国王雕像的头。”在威塞克斯，王室权力和传统更加强大：该王国只在公元786到公元802年这一时期承认了麦西亚的庇护，但即使在这段时间，麦西亚在威塞克斯的统治也不像在肯特那样明确。
奥法是第一位在其契约中使用简单、绝对称号“英格兰之王”的统治者。伟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强化了他的地位。查理曼以平等的身份称呼他为“他最亲爱的兄弟”，并谈到“你的王国和埃塞尔雷德(AEthelred)的王国的各种主教教区”，好像麦西亚的奥法和诺森布里亚的埃塞尔雷德是英格兰仅有的两个国王。跟法兰克人的联系非常重要(虽然这一篇记录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高卢和英格兰南部之间一直有很多联系)。奥法当然希望被认为是另一个查理曼大帝。无论他的王权的现状如何，英格兰因紧跟国外发展的大潮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公元787年，奥法举办了一个庄严的祝圣仪式，使其子艾格弗里斯(Egfrith)登基，诺森布里亚九年后效仿了这一仪式。王权的半神圣化的特征正变得更加明显。
但这并没有使王朝更加稳定。王位继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奥法之后很久，国王仍然会从王室成员中“挑选”。任何背后有人撑腰的合格候选人都会觊觎国王宝座。公元8世纪，麦西亚、威塞克斯和诺森布里亚都被权力倾轧搞得一片混乱。为了确保儿子能继位，奥法对待亲属跟对待邻国一样残酷无情。奥法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艾格弗里斯也去世了，诺森布里亚学者阿尔昆(Alcuin)认为这是天谴——父亲杀人如麻的报应现在落到儿子身上了，你们非常清楚父亲为了保证儿子的继位杀了多少人。
像这样讽刺奥法残暴的记载有很多，但也必须承认，在麦西亚历届国王的统治下，一些重要的机构确实开始形成。此时教会已经建立，均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权。教会的集会是庄严的事，均以书面形式记录。埃塞尔巴德和奥法经常参与教会会议，有时还主持会议；他们的塞恩和大臣们见证了他们的决策。教会开展事业的方式有助于树立先例、提高合法性。尽管会议是宗教性质的，但这样的集会必然有助于将围绕着一个七世纪国王的临时战士转变为我们在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发现的正式的“贤人会议”(Witan)或大议会。
“册地”(由书面契约赋予合法所有权的土地)的概念现已确立。大多数公元8世纪的契约(至少是幸存下来的契约)，都是教会的土地赠予契约，它们反映了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权利和地方利益正在取代传统价值观。公元8世纪的贵族开始显得不像战士，而更像是乡村绅士，有关家族住宅和家族教堂的考古证据开始出现。虽然其中一处住宅遗迹已在林肯郡的戈尔索(Goltho)被发掘出来，但人们对这些住宅仍知之甚少。戈尔索的这处住宅是公元9世纪中期建造的，由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大厅、厨房、卧室和附属建筑。相比之下，关于教堂的证据要多得多——由贵族家庭控制的世袭“私人”大教堂经常出现在公元8世纪的考古资料中。所有这些教堂对万能的上帝都一样虔诚。早期的国王曾经有过自己的王室庄园，但奥法似乎试图让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住所成为一个国家总部或“首都”。塔姆沃思附近是利希菲尔德(Lichfield)的麦西亚大教堂，奥法花了几年时间成功地将其提升为了大主教教堂(archbishopric)。虽然这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位于奥法王国的“大都市”附近——也是重要原因。
土地所有者在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时所应承担的责任，首次出现于公元749年的记载中，并且这一责任通常在后来的土地授予书中有明确规定。在一个产生至少两个大规模公共工程——一个久负盛名，另一个最近才被人了解——的时代，这一规定非常重要。第一个当然是奥法防线(Offa’s Dyke)，这是一个古老的、可能正确的传统称谓。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个巨大的土木工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连续屏障，从一侧海洋到另一侧海洋。众所周知，奥法入侵了威尔士，但奥法防线一定是一个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工程：当征服计划停止之后，该工程旨在阻止威尔士人的反击。它的存在证明了奥法掌控着巨大资源。
契约中提到的“堡垒工事”指的是坚固的要塞，而不是防线。众所周知，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承人们建立了一个大型公共堡垒或城堡(burhs)网络，以保护威塞克斯免遭维京人入侵。考古学最近开始证明一些城堡的建设比之前的认知要早一个世纪或更久，并且它们可能是用来保卫鼎盛时期的麦西亚。在大多数情况下——例如在贝德福德(Bedford)，据说奥法埋葬于此——证据仍然只是根据地形测量而得出的结果，因此没有定论。但是在赫里福德(Hereford)，发掘出了一个早于撒克逊扩张时期的公元8世纪的防御圈，并且在塔姆沃思也发现了关于奥法时期防御工程的不太确凿的证据。公元9世纪晚期的几个威塞克斯城堡同样可以追溯到更早；有些要塞，比如韦勒姆(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牛津，其所处的位置早在公元8世纪或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影响城镇出现的两个因素：教堂和要塞。第三个因素，从长远来看也是最大的因素，是贸易。奥法生活在国外和国内贸易都在扩张的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货币制度的出现。在约六百年之前，只有外国金币在英格兰流通。由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的国王们铸造的粗银币得不到信赖，通常只在局部地区循环。一种新的法兰克银币是更好的货币典范，一位东盎格利亚国王似乎在奥法之前使用过它。但是当奥法精巧的硬币出现时，它们很快就替代了以前发行的货币，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流通量最大的货币。也许最有趣的一点是，考古发掘发现，奥法硬币不仅以大批量的形式出现，它们还存在于小而分散的群体中。显然，它们被用于地方一级的小规模交易——货币在英格兰经济中具有了普遍意义。
公元789年，查理曼与奥法发生争执，后果是查理曼禁止法兰克港口向英格兰商人开放。因此，可以推断英格兰人似乎经常使用这些港口——查理曼的王国和奥法的王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商业世界的一部分。整个欧洲北部都出现了贸易中心。对丹麦赫德比(Hedeby)和瑞典比尔卡(Birke)巨大定居点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公元8世纪，英格兰和维京人的领地属于同一个国际贸易圈。在英格兰，诸如此类的商业定居点通常与现有的王室和教会中心相关联，其名称通常包含-wic〔来自拉丁语vicus(牧场)〕。哈姆威(Hamwic)就是现在南安普敦的前身，位于特斯特(Test)和伊钦河(Itchen)的交界处，靠近一个名为汉普顿(Hampton)的王室庄园，它的名称“Ham-wic”与“Ham-tun”相关。在这里，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至少三十公顷的定居点，在大约公元8世纪20年代首次有人在此定居，此处出土的人工制品显示这个地方与欧洲大陆曾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他人工制品可能来自伊普斯维奇(Gips-wic，一个主要的陶器生产中心)、桑德维奇(Sandwich)和福特维奇(Fordwich)。罗马时期的城镇开始在经济上和等级上重新变得重要。在约克(Eofor-wic)发现了一个郊区商业场所，有记录表明弗里斯兰商人曾在这里活动；在坎特伯雷，发掘出了公元8世纪的房屋，以及一个在公元786年的记载中提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伦敦，比德在约公元730年把伦敦描述为“来自陆地和海上的许多民族的商业中心”。在比林斯盖特(Billingsgate)的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港口之间发现了一个撒克逊中期的黏土堤，但这个商业区仍很难找到。无论这个市场在哪里，它曾经一定规模宏大而且非常重要：公元7世纪后期的文献提到了伦登维克(Lunden-wic)，而公元8世纪的资料则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港口的通行税和收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