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变化都是法国强加给欧洲的，不过它们延续的时间比法国的霸权要长。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法国失去了自己所得的大部分利益，甚至在它自称的“自然疆界”之内亦有损失。比利时成为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1831年又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卢森堡成为独立的大公国。奥地利并不希望收回上述两个地区，因为它更满足于自己在意大利的收获。普鲁士继承了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人想重建这里的教会诸侯国，甚至复辟后的萨伏伊也重组为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在上述损失中，法国仅仅在1860年收回了萨伏伊。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在法国革命者对欧洲发起的战争中获益的是他们的敌人，尽管他们曾自信地要摧毁这些敌人。表面上看，奥地利人一再遭受决定性惨败，但他们展现出几近神奇的恢复能力，其领土大为扩张，并支配中欧达半个世纪。普鲁士人在瓦尔密首次与法军直接交锋，于1806年遭受毁灭性失败。但是战争结束时，他们大大巩固了腓特烈大帝率先缔造的北德霸权，而且领土也远比原来广阔。俄国和西班牙则证明，法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拿破仑入侵这两个国家的失败标志着法兰西帝国开始走向没落。更为重要的是，海峡那边的英国仍然不可撼动，即便它的商品面临被排除出欧洲的危险。督政府最先尝试这个策略，拿破仑则将它发展成一种全面的体制。与此同时，英国人还资助法国在大陆上的对手，并且利用海上霸权增强与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很强大的贸易联系，并有步骤地摧毁或占据其对手的资源。法国的占领注定了荷兰的经济衰落。在18世纪80年代，荷兰虽然已经远远被英国超越，但它在贸易、殖民地、金融和银行业方面依然很有实力。在阿姆斯特丹受巴黎统治时，这种实力大部分被伦敦抽走。但在整个18世纪，英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是法国。即便大革命没有爆发，法国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从18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英国人就在贸易额和工业生产方面显示出决定性的领先势头。但是大革命将两国差距拉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同时英国还控制了法国人失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在军事方面，当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泥足深陷时，英国的海上霸权终于找到一条直接影响大陆战争的通道。它将军队运往大陆，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最终让拿破仑遭受决定性的军事溃败。威灵顿的胜利是在比利时取得的，英国最初正是为了这个地区而介入战争。1914年，英国基于同样的原因再次介入，这场战争标志着英国的世界霸权世纪的终结，法国的战败曾标志着这个世纪的开端。

1815年战败的法兰西帝国不再是那个曾发动战争的国家，此时的战胜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个在与革命法国的交锋中幸存下来的国家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793年以后，共和国便竭力动员这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的全部资源。对于这一战争努力针对的各君主国而言，只有采取同样的措施才有望取胜。大众战争出现了，参战的军队十分庞大，全面的军事需求造成的冲击已经波及全体人民，而在此前的一个半世纪，战争是有克制的，目标也有限，人民与战争处于绝缘状态。正如克劳塞维茨(他伟大的战争理论全都建立在对1792—1815年的冲突的分析之上)指出的：

在1793年，没有人想到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战争突然之间再次成为人民的事务，为数达三千万的人民的事务，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由于人民参与战争……整个民族的自身力量起了决定作用。从此以后，可资利用的手段——即可以产生的力量——将不再有明确的限制……战争要素摆脱了所有陈规的限定，它可以利用一切自然力量。其中的原因是人民介入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这种介入部分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对各国内部事务的影响，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对所有民族的威胁态度。[13]

但这些变革必须被组织起来，而政府若不掌握广泛的新权威就一事无成。例如，某种形式的兵役制在所有地方都成为通例。在玛丽亚·特丽莎时代，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开始实行兵役制，1802年扩展到匈牙利。1806年，半职业半雇佣的旧式普鲁士军队战败，此后开始组建新的国民军，这种军队首次以本国公民为基础，而群众性抵抗力量“后备军”的创建则体现了“总动员”的精神。在英国，民兵和其他辅助性部队扩大了抽签服役制。1793年首次引入民兵制时，整个爱尔兰发生了骚乱，1797年的苏格兰同样如此。而在不列颠诸岛的各港口，强征入伍始终是造成紧张的根源。这些政府很少犯法国人的错误，将对征兵的抵制等同于叛国和同情敌人。但是，由于担心真正的雅各宾分子会利用征兵造成的怨愤及其他群众的不满情绪，各国普遍加强了警察的活动和数量，暗探和情报人员激增。税收负担当然大大加重，为了寻找新的课税资源，各地的新花样可谓五花八门。1799年，英国首次征收主动申报的收入税，不久奥地利也开征同样的税收。指券不是唯一发行和贬值的纸币，1800年，奥地利有2亿银行券在流通，到1804年，银行券贬值35%。

不过，对与法国作战的各国政府而言，税负增加引起的抵制从未达到1798年爱尔兰起义那样的规模和持久性。其原因在于，对欧洲那些陷入困境的国王和皇帝的臣民而言，法国人在实质上比他们的统治者的作为还要可憎和可怕。当他们了解法国人在被占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根本无法消除恐惧。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革命扩张导致了一场如火如荼、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在这个武装民族对邻国发起最初的冲击过后，法国人发现邻居们作出的是以牙还牙的反应。法国人发现，他们在1789年革命开始时宣布的民族主权原则，如今可以被其他追求民族主权的人民用来反对自己。在很早就实现风俗和语言统一的国家，如荷兰共和国，法国的所有榜样实际上都强化了已经很强烈的爱国情感。有些国家在此前从未有过统一的地方，如意大利，法国的榜样向人们表明，陈旧的隔阂和分裂完全可以消除，首次缔造出一种强大的民族情感。意大利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把实现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法国的势力之上，但后者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1796年，米兰的法国新政权曾赞助过一次征文，主题是论述何谓意大利的最佳政府，征文比赛的引言中有这样引人入胜的话：“意大利几乎一直是外国人的家产，外国人总是以保护我们为借口而侵犯我们的权益，在赋予我们旗帜和动听的名称时总是控制我们的家园。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曾先后统治过我们……因此最好赋予……某种能够最有力地抵抗侵略的政府。”[14]意大利民族主义雅各宾派的悲剧在于，当人民对法国侵略者的憎恶于1798—1799年席卷整个半岛时，他们却与可憎的外国人被视为一路货色。在其他地方，民众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完全一致。法国最顽强的对手、最有效的抵抗者是志愿军，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1809年，奥地利征召抗法志愿军，有15万人响应。3年后，俄国人可以给正规军补充42万兵员，这些人都愿意参军驱逐外来入侵者。唯有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反对民族主义，正如克劳塞维茨再次指出的，这样的战争一旦发生就是生死搏斗。人民战争不承认油头粉面的旧君主们那些古老而狭隘的、讨价还价得来的条款。这是未来的战争，法国大革命为这种战争开了头。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种激烈而残酷的民族对抗竟是以普世人权的名义发起的。更让人惊奇的是，当革命的法国自身在很大程度上背离这些价值时，这些价值本应与法国人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但是，除了法国的傀儡国，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想去拥护法国的意识形态。当法国的势力威胁它们的生存时，它们也知道，法国的原则对它们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不过，尽管它们竭力反对，甚至拿破仑同样如此，但这种意识形态要确立起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主旨是人民主权，自这个原则宣布的两个世纪以来，它已经征服了世界。对于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一直存在争议，而且一开始就有争议。按正当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是一回事，但是，1789年6月15日，当那位指着公共走廊里尖叫的群众中的一员高声宣称“要知道……我们是在我们主人的面前辩论，我们的意见应对他们负责”[15]时，其实他是在招惹麻烦。1792年，在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流血行动和九月的屠杀中，狂暴的民主制占据了上风，虽然秩序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提出过这种警告。自古代以来，人民首次掌握了权力，或者如无套裤汉及其山岳派盟友宣称的那样。后来的民主派认为这几个月是他们信仰的首次胜利，但当时大多数有产者和受教育者都因此而受到惊吓，而且这几个月还一直萦绕在历代人的记忆中。归根结底，无套裤汉的行动很可能是延宕而不是推动了大众民主的事业。尽管如此，成规和世袭性权利不再是合法政治权威的不容置疑的共识基础，即使是最富于绝对主义色彩的君主或独裁者，也迟早会觉得必须搞一个人民认可的仪式，以便确认其权威的正当性。选举或全民公决或许多半都被做了手脚，但法国大革命同样是这一手法的开创者。不过，1789年以后，那些认为最好不要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取任何形式的同意的政权越来越少了。

如果要让1789年的革命者——可能还有1802年之前他们的大部分同胞——用一个词总结一下他们的事业，他们可能会回答：“自由。”在革命的法国以及被法国征服的国家，自由的意象到处都是：弗里吉亚帽，寓意雕塑以及首先由胜利的雅各宾派栽种、后来又经常被反革命者砍倒的自由树，这种树到1792年共栽种了6万株。1792年以后，罗马共和主义的装束风行一时，束棒和斧子也是如此。所有文化人都熟知的那些严肃朴素的古代爱国者，如布鲁托斯、斯凯沃拉和加图，被普遍视为模仿的榜样。但是“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日常实践中，它的意思是由当权者的需要决定的。在他们看来，卢梭关于合法权威可以强迫人自由的说法最合时宜，在共和二年，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更喜欢推理的演说家的言辞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诡辩。在国外，自由仅仅意味着法国人的统治。不过，一些较为明确的定义还是有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有革命者提出过。在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中，自由被定义为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它的限制仅仅是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最后它还意味着思考、写作和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虽然大革命很快就在实践中限制这些自由，但它从未停止过对这些价值的冗长而空洞的礼赞。后来这些价值还与这样一种信条粘连在一起，它们全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神话的启发。

人权的第二个关键词——平等同样如此。即使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至少知道它提出了著名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第三共和国把它作为国家的座右铭，而且此后就没有抛弃过，除了维希政府时期。就历史事实而言，博爱来得较晚，直到1793年才出现。1794年底，这个口号很快又被废弃，因为它只是给无套裤汉的小恩惠，何况无套裤汉此时已属多余。然而，平等从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权宣言说，所有人在权利上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区分只应建立在公共效用之上，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根据这些说法，一个建立在特权、世袭性优越和封建权益之上的社会被抛弃了，而且法国的革命者为所有希望这样做的其他社会提供了完整的纲领。然而，1789年的革命者要实现的平等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机会平等，即为才能敞开前程是一回事，财富或财产的平等则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唯有财富和财产能赋予机会平等以真实的内容。但在18世纪90年代，拥护这种平等的政治活动家向来都只有一小批。的确，财产(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被宣布为一项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人权。1793年3月，国民公会在一片欢腾中颁布法令：任何提出农业法的人都将被判死刑。这里的农业法指的是以强制措施重新分配地产，所有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种做法，因为上学时都读过罗马共和时期不幸的格拉古兄弟的故事。政治权利平等为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793—1794年。但是，当时的民主言论主要是为了打动无套裤汉，还是出于真诚的信念，这一点很难判断。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90年代只有一部宪法规定任何层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需要财产资格，这就是1793年宪法，但它从来没有实施过。因为一旦国民公会承受的群众压力减轻后，宪法就会被当作不切实际的东西抛弃。1795年的宪法制定者没有复活1790年提出的积极公民概念，但他们将实际投票权，即二级选举大会的投票权，公然交到了殷实的有产者手中。执政府的选举人名单遵循同样的原则，它确定的政治民族实际上是名流们。直到1848年，这种原则才再次受到挑战。

同样，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被当作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丢到一边，虽然妇女在1789年及其随后的公共事务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从1789年10月迫使王室返回巴黎的凡尔赛进军，到1795年牧月里催促男子在随后的革命日子里采取更果敢的行动；从构成最坚定的抗拒派教士群体(如修女们)，到18世纪90年代后期稳步引导宗教信仰活动的回归，妇女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们的介入总是将事态推向极端。格雷古瓦对群众拒绝支持他那残缺的宣誓派教会感到绝望，但他大概不是唯一哀叹“狂暴而爱煽动的妇女”[16]的影响的人。另外，尽管像罗兰夫人、塔里安夫人和内克那位好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女性在最高层有隐蔽的影响力，旧制度时代由来已久的传统仍在延续。不过革命初期巴黎那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却造就了一些非同凡响的新人物。特罗瓦涅·德·梅丽古尔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坐在雅各宾俱乐部的男子们中间，她在8月10日曾号召胆小鬼们进攻杜伊勒利宫，她还做过皇帝的间谍，最后被她的(女性)政治对手殴打致疯。女演员和愤激派克莱尔·拉孔波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国女公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市场上拒绝佩戴革命帽徽的妇女展开了激烈斗争。妇女是如此不安分守己，以致国民公会在1793年10月30日正式禁止妇女组织。还有一位剧作家和小册子作者奥兰普·德·古日，她曾抨击罗伯斯庇尔，并自告奋勇保卫国王，后因要求对政府进行全民公决而被逮捕。她假装怀孕(已45岁)，但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她写了一本题为《妇女和公民权利》的小册子，在文中提出了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这个要求根本没有兑现的希望。法国大革命中的男子对宫廷情妇以及自以为是的沙龙女主人的恶劣影响记忆犹新，更不用说旧制度时代那个轻浮的王后了。一切都表明，公共生活中的妇女是危险的，无论是在最高层还是在街头(正如1789年后的经历表明的那样)。他们觉得，妇女的角色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为祖国生养孩子，政治则留给男人。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是个完美的典型，在起草民法典期间，很多时候他的插手都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财产权。也许他不会反对1793年雅各宾派记者普鲁东给妇女的忠告：“成为诚实勤勉的姑娘、温柔谦和的妻子、贤良的母亲，如此你们便是优良的爱国者。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于履行个人的义务，在于仅仅看重与性别和年龄相适应的权利，而不是穿戴‘自由’帽裤，不是手拿矛和枪。请把这些东西留给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让你们幸福的男人吧。”[17]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实践相当狭隘，虽然如此，大革命也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富想象力的实现平等的尝试，这就是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次密谋旨在实现一项基本人权，而密谋的精神源泉来自另一个基本权利，这就是1789年和1793年宣言中都认可的抵抗压迫的权利。革命者绝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宣布革命本身非法。直到1814年之前，所有政府在追溯自己的正当性时，都不会上溯到1789年6月人民代表掌握主权以及7月中旬群众运动认可这一行动之前。1793年的人权宣言宣称：“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对人民和人民的每个组成部分而言，起义是最神圣的权利，也是最必要的责任。”1792年8月，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就是为行使这一权利而推翻君主制的。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存在期间，心怀不满的人总是把起义视为反抗他们认为违反了人权的政府的合法手段。这种思维定势将长期植根于法国历史中，而且很快就植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中。现代革命的观念不会上溯到1789年之前，但它一旦在法国出现，这样一种观念就形成了，即依据普遍原则而不是现存法律、以武力推翻现存秩序的做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当的。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就是革命者。1789年之前没有革命者，没有人期待、预见或策划过当时开始的灾难。大革命创造了法国的革命者，但这种情况再也没有重现过。从此以后，革命都是有意识地筹划过的，甚至当革命的形态和时机出乎意料时(如在1917年)，也总是有革命者以确定的计划去把握机会。此后人们认识到，革命不只是上层突然而剧烈的变动，它可以被策划出来，而且可以成功。对这种新型革命而言，法国大革命是经典的政治和社会历练。它提供了启示，证明革命能够发生。它提供了榜样，哪些策略可以运用，哪些错误应该避免，一目了然。它提供了一种风格和话语。自觉的革命者将采用三色旗作为自由的旗帜，将模仿法国人的制服(1792年，沃尔夫·托恩曾梦想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国民卫队”设计一种绿色剑条裤子，但没有套裤)，将以革命事件的日子给街道命名，将设立公共节日和周年纪念。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将18世纪90年代视为革命的向导来研究它，而当时发生的事情(或被认为发生了的事情)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学中占据了关键位置。

但是，大革命后来的政治影响波及的范围远不止革命者，一切政治语汇都被永远改变。左派、右派的概念可追溯到制宪议会，议会的激进派很快就习惯性地坐到了主席台的左边，他们的反对者则聚集到了右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展望更为极端的革命观念和前景时把激进派视为自己的先驱，从而用上了左翼的标签，而且(有时看来)还声称他们是革命遗产的唯一继承人。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恰恰是右派完全拒绝这笔遗产的原因。

在1789年之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政治见解还不存在，但一些天主教政论家已经开始谴责启蒙，认为它威胁到一切既定的价值观，不过，直到其最可怕的预言变成现实时，他们才引起广泛的注意。然而到1793年，自称为哲人弟子的人们已经提出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稳定的所有主要支柱都发起了攻击，这包括财产、社会等级结构、宗教、君主制度。所有这些支柱，还有为它们辩解的那些理所当然的理由，都已不再不容置疑。此时需要捍卫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有柏克、根茨以及逃避法国侵略的萨伏伊避难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他从1797年撰写《论法国》起就开始控诉。他相信，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过分追求抽象的自由和理性导致了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右派早期的全部政治见解都是以历史理论为基础的，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加狭隘地局限于大革命本身。迈斯特认为，要重建被大革命摧毁的秩序和稳定，关键是要恢复被大革命推翻的其他东西，诸如贵族制、王座，但首先是祭坛。不过这些制度一俟恢复之后，就要防止被自由思考和革命理想等腐蚀物再度颠覆。当旧制度伤痕累累的残余物从这场大灾变中恢复过来后，绝不妥协成为铭记最深的教训。如果说大革命是对旧制度纵容潜滋暗长的放纵和不信神而施加的惩罚，那么确保未来持久之稳定的最佳办法就是支持宗教、避免代议制度、控制舆论以及时刻警惕颠覆性阴谋。右翼的一整套政治见解已经诞生，而且像与之对立的革命理念一样跨越了边界，它将支配19世纪的许多政府，但最终他们发现，不妥协政策只能引发这一政策试图防止的东西。改革者被迫策划革命，因为已经没有希望通过别的道路实现变革，当革命终于再次爆发时，其对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敌意更加强烈。

温和的保守派同样感到恐惧。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是改革而不是不妥协。他们并非总能成功，但至少愿意正视眼前的现实。不管是好是坏，大革命都发生了，它所唤起的理想、渴望和神话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被抹去。大革命粉碎的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世界，绝不可能被人为地重建起来。

因此，大革命的身影横亘在整个19世纪以及之后的岁月中。1917年之前，也许没有人质疑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甚至在这之后它依然有强有力的理由占据首席地位。它是第一场现代革命，原型性质的革命。大革命之后，欧洲世界的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全都继承了它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很多归功于大革命的原则很可能根本没有兑现。在1789年之前，很多迹象已经表明，法国的社会结构正向单一精英阶层支配的方向演变，不过在这个精英阶层中，重要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一个世纪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看来已经无法逆转，正如持续不断的外省议会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有产者似乎注定要在政府事务中分享更大的权力。另外，大革命推行的许多改革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就曾被尝试或考虑过，如编订法典、税收体制的合理化、减少官职买卖、自由贸易和宗教宽容。有了这些已经展开或在思考中的变革，政府的权力看来也要稳步增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1789年受专制恐惧症影响的人们抱怨的一个对象。在教会方面，修道理念已经走向衰落，教区神父的处境越来越受到公众同情。经济方面，殖民地贸易已达到顶峰，而在工业方面无法与英国竞争已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在其他结构性领域，大动**看来根本没有造成影响。保守的投资习惯仍然是19世纪初的特征，农业中的惰性和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商业活动也在延续。在国际事务方面，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发生，人们很难相信英国不会建立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世界海洋霸权和贸易霸权，或者普奥竞争的进程与实际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抑或拉丁美洲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赢得独立。在所有领域，大革命的影响是加速或延缓了某种趋势，但没有改变总体方向。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意外、失算和误解造成的混乱在法国独特的情境中聚合成一场革命的话，人们也很难相信会产生明确的反贵族、反封建的革命性人权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导致大革命与天主教会争吵的那次历史性误判，我们也很难相信会发生非基督教化这样的极端事件：而没有那场争吵，教皇权威的戏剧性复兴看来也难以想象。代议制政府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没有无套裤汉运动为榜样，大众民主制理想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确立起来呢？在英国，这场运动肯定彻底改变和拓展了议会改革事业——尽管无套裤汉的血腥形象很可能加剧了来自保守派的抵制。尤其重要的是，革命者发动战争的决定——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使大革命走向了革命化——摧毁了既定的战争模式，而旧制度的政府是不会采取大革命的战争方式的，武装人民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去想的事情。另一方面，战时的紧急状况造成的景象给我们的大革命记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恐怖。屠杀绝非新鲜事物，而且18世纪90年代最恶劣的大屠杀发生在法国之外的地方。但大革命的恐怖有一些令人恐惧的、难以想象的新要素，政府可以有步骤地成批处决自己的对手，屠杀可以连续数月，而且采用的是一种能让鲜血染红整个街道的装置，虽然这种装置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而设计的。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人们心目中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作家曾教导18世纪的人们为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温和、善良和人道而骄傲。这幕历史戏剧改变了政治变革的全部意义，如果它没有发生，当代世界也许难以想象。

换句话说，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创造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十分敬重启蒙作家，后者一直相信，如果人们敢于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目标就会实现。1789年的人们在一个罕见的大无畏的时刻实践着曾让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激动不已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而且他们的导师也没有预见到，理性和善良的意图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当历代人累积的经验被视为陈规、偏见、盲从和迷信而被抛弃时，错误也就形成了。不得不经历随后26年的大动**的那一代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到1802年，已经有100万法国公民付出了生命，拿破仑时代还将有100万人死去，外国的死难者更是不可胜数。还有多少万人失去了生命呢？法国大革命的愿景既是崇高而鼓舞人心的，也是悲怆和令人震骇的，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幕悲剧。

[1]　The Diary of Fanny Burney: A Selection, ed. L. Gibbs, London, 1940, pp. 347-348.

[2]　C. Maxwell, The English Traveller in France, 1698-1815, London, 1932, p. 219.

[3]　Mémoires de Malouet (2 vols., Paris, 1874), ii. 10.

[4]　M. Wiener, The French Exiles, London, 1960, pp. 44-45.

[5]　R. Forster,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37 (1967), 83.

[6]　J.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London, 1969, p. 33.

[7]　Latreille, L’ é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ii. pp. 38-39.

[8]　Swinburne, Courts of Europe, ii. pp. 114-115.

[9]　F. Aftalion, L’ économ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1987, p. 247.

[10]　Swinburne, Courts of Europe, ii. pp. 105-106.

[11]　M. P. Fitzsimmons, The Parisian Order of Barris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87, p. 65.

[12]　R. L. Stein, Léger Félicité Sonthonax: The Lost Sentinel of the Republic, London, 1985, p. 76.

[13]　Clausewitz: On War, ed. A. Rapoport, London, 1968, pp. 384-386.

[14]　D. Mack Smith (ed.),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New York, 1968, p. 15.

[15]　Malouet, Memoires, ii.

[16]　O. H. Huft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Church 1796-1801”, in Lewis and Lucas, Beyond the Terror, p. 48.

[17]　H. B. Applewhite and D. G. Levy, “Women,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Paris, 1789-1794”, in S.A. Spencer (ed.), French Women an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Bloomington, 1984),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