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内维尔和约》以及《亚眠条约》结束了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特征远甚于此前的任何冲突。比如，有教养的旅行者颇感震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在与自己国家交战的国家自由行走。对于这种变化，英国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势力割断了他们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和约缔结后，大陆重新向他们开放。1802年，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想亲眼看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曾与之战斗的事物。“我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曾有十分可怕的看法，”4月抵达加莱的法妮·伯尼写道(她嫁给了一位流亡者)，“觉得他们全都成了嗜血的魔鬼。”[1]但她发现法国人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加莱的经济因为多佛海峡的渡船中断而遭受严重打击，当地人很高兴看到富裕的英国游客再次路过此地。这些赶往巴黎的游客希望一睹终结大革命的英雄的风采，而当时这位英雄还没有被英国人妖魔化为“科西嘉怪物”。不过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道路。1787年曾让阿瑟·杨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已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不过，在途经信仰虔诚的佛兰德斯和皮卡迪时，旅行者注意到，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的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绅士记载道，鲁昂大教堂由于被改造成火药工厂而被弄得“漆黑而肮脏”。到处都是三色旗，路遇之人很少有不戴帽徽的。不过从公共建筑还是能看出信条的转变，虽然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抹掉了。不用说，君主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个参观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2]不过，当他到达巴黎后，他发现大革命前的那些故交的变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巴士底狱已经没有了，原址被用作堆木场。杜伊勒利宫的参观者希望能见到住在里面的第一执政，也可以请向导给他们指点1792年屠杀时瑞士禁卫军留下的血污。街道上富人的私人马车少多了，街头小贩在出售各种家具构件以及贵族或教会生活用品的残骸。但是这个大城市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罗亚尔宫甚至比阿瑟·杨在沸腾的1789年到访时还要拥挤。当然，那里没有人谈论政治，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闹的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还有好几个。富裕而时髦的上流社会又开始像君主制时代一样自我炫耀，街头的警力也使得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军事游行和检阅几乎是每天的例行表演，这在一个由将军统治的国家并不奇怪。
这些就是动**13年之后的直观结果，其中有些是当代剧变的表现，另一些是持久的、无可挽回的变迁的征兆。不过，当改革者们在1789年那个令人心醉的春天准备实现民族的再生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的目标和梦想到底是什么。因此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连续三代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财富增加，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在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他们谴责这种教育，并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具有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机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尽管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台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极为失望。但是，在1788年，在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替代旧制度的问题。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总之，所有的旧账都可以算清。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和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那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愿景，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变化而日益成为少数。
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米制和十进制经过5年的精心制定，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产生于习惯的可怕混乱，此后它们还走向了全世界。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形，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和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人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对于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正是因为有抵制，大革命才变得激烈。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的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卢埃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名听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嘴里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3]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和贝尔蒂埃的行为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确实可能无法克服，但爱国党人对抗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最初抵制变革的是贵族，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岌岌可危。作为三级会议中一个单独的等级，他们在1788年底发现自己已经被孤立并受到攻击。这场攻击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发起的，这就是三十人委员会，它处心积虑地利用受教育精英阶层中的社会紧张，发动了一场要求立法机构不可分割的强大群众运动。很多惊恐的贵族向自己的特权寻求庇护，结果加剧了对抗情绪以及当时正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不信任感。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当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时，几个月的反贵族宣传已经使得这一社会阶层整体成为民族再生的顽固反对者。即使到这个时候，贵族肯定不会全部如此。他们的陈情书表明，他们对改革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愿意放弃很多最有价值的特权。但此时，除非贵族彻底投降，任何做法都不能让爱国党人满意。贵族成为大革命中最有效的否定性和辱骂性术语，它被用来描述一切反对大革命的事物。平等成为大革命最强有力的感召口号之一，在平等的状态下，任何人均不得享有基于血统或家族等不公正标准之上的特权。甚至拿破仑也总是把平等挂在口头上，尽管他自己出身贵族并在一个专为穷苦贵族子弟开设的军事学校里接受教育，但他总是鼓吹，大革命为才能之士敞开了康庄大道，而他正是因此而成功。
因此，贵族是大革命中的首个也是最大的失败者。在革命开始前，他们就已同意放弃免税和税收特权，从革命一开始就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尊重和优先权。多年以后，这种尊重和优先权还会慢慢重现，一直不肯散去。但在1789年之后，这一切饱受质疑。当年6月，贵族们失去了单独的政治代表权和团体权力。实际上这种有利条件的存在非常短暂，因为除了在某些三级会议地区，它只出现于三级会议时期。8月，随着封建制的废除，他们的物质受到了损失。虽然他们并不是封建权益、捐税、荣誉和特权的唯一享有者，但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在一些偏远地区，封建捐税的残留一直保留到19世纪。但从根本上说，到1794年，封建制度及领主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被彻底消除。8月4日之夜还改变了法国贵族的性质。此前，新兴有钱人可以通过投资被封授贵族的官职，从而成为精英中的一个开放精英阶层，但官职买卖制度的废除使得贵族第一次成了种姓，贵族的封授告终。一年后贵族身份不被认可，纹章等标识也被禁止。
但无论怎样，贵族现象不可能被废除。高贵被视为一种世袭品质，它存在于血统之中，至少在那些拥有这种血统的人看来是这样。不过在启蒙人士眼里，这是人类无知和迷信的又一例证。大革命的政策迫使很多贵族离开了这个不再被他们视为祖国的国家。至少有16 500人在革命期间流亡国外，很可能还有数千人由于各种意外情况未被统计。拒绝回国或被处决的贵族，其财产被没收，大约12 500个家庭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地产。不过很多人设法直接购回或逐步购回财产，而且早在1799年之前，流亡贵族就已开始谨慎地回国。皇帝拿破仑很快又建立起一种新贵族，并给这一新贵族定调子，这正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改变前贵族的性质。此外，他对贵族的全部要求就是拥有可观的地产，贵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省份，纳税最多的阶层由贵族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贵族的物质损失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庞大，也并非不可挽回，但是这次创痛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而且他们经历的波折着实令人心有余悸。由于反革命始终不曾取得成功，流亡生涯也是失望、苦涩和困苦的。“也许我永远要和家人分离了，”法莱索侯爵夫人在1793年初哀叹说，“我是一个被自己国家放逐的流亡者，没有法律保护，身上已是一文不名，我儿时了解和热爱的东西以及我的幸福时光已经远去，除了凄惨，除了对未来的彻底绝望，我在四周看不到任何东西。”[4]当流亡者试图在基贝隆湾强行登陆，或通过别的战斗回国时，数百名这样的流亡妇女殒命，没有流亡的贵族则始终是嫌疑犯。虽然恐怖期间处决的贵族只有1200多人，但被当作嫌疑犯关押数月的贵族则要多得多。1797年，当局势看来已经缓和时，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贵族，而且很多人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大批流放。由于这些磨难，贵族圈里滋生出对大革命及其拥护的一切事物的强烈仇恨和蔑视。在大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法国公共生活的活跃分子中都有前贵族，但他们并未像1789年以前那样占据垄断地位，至于重现从前的日子就更不可能了。很多贵族此时故意远离公共生活，认为这是有失尊严之事。换句话说，无论是贵族还是非贵族，心理冲击远比物质损失严重。“服从的纽带到处都已松懈”，未来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臣(1826年)维勒尔伯爵抱怨道，“……罪恶在我们的举止当中，我们的举止至今还受大革命的强烈影响。”[5]
大革命最初对教会的攻击几乎未受阻碍就通过了。8月4日那个欢欣亢奋的夜晚之后是更为冷静的辩论，教会在辩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国民议会拒绝对什一税的损失作出补偿。不过，在各等级合并为国民议会的过程中，教士的善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数教士都难以相信，大革命在革新其他一切的同时却不能让民族的精神生活获得再生。然而，教士经受的磨难比贵族更具灾难性。8月4日的损失远远不止什一税，很多宗教机构失去了广泛的封建权益，但几个月后它们地产的彻底丧失则让这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大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即国有地产的获得者，主要是从教会的损失中受益的。
在1790年宣誓之前，教会再次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并非全是物质方面的。实际上，过去高卢教会那种自行管理、自行课税的团体组织早在教士公民组织法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后者只相当于一份死刑执行令。教务专约所恢复的根本不是从前的教会，修道制度也在1790年走向覆灭。虽然很多男修士看来很愿意解除修道起誓，但法国的4.5万修女几乎一致反对解散她们的修道院。巴黎主教区的伽尔默罗会修女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说修道院里满是受难者，他们因懊悔而慢慢憔悴枯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抗议：如果世上存在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是在圣堂的庇护下享有这种幸福。”[6]教务专约没有对恢复修道生活作出规定，虽然修道团体再次出现，但从未像旧制度时代那样普遍。教士宣誓以及随后类似的做法分裂了教会。拒绝宣誓并因而抵制大革命的人，命运最为悲惨。在爱国者眼里，这些被剥夺圣俸的抗拒派很快就成为贱民，他们在任何地方的行动都被视为颠覆活动，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成了叛国者。在1792年9月的屠杀中，教士是最先罹难的人，当时共有223名教士被杀。此外，恐怖时期被判刑的教士近千人，而流亡或被流放的教士则将近2.5万，几乎占全体教士的六分之一。由于90%的流亡教士为在俗教士，因而教区神父损失了一半。到1794年，宣誓派教士也被视为嫌疑犯，他们面临被罗马和大多数法国人抛弃的厄运，虽然后者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有些教士在教务专约颁布后做了迟来的辩白，但对其他人来说，宣誓意味着同罗马决裂，这一创伤不可能治愈，他们一心要组成一个“小教会”，不过这个教会在19世纪逐渐走向衰亡。大革命逼迫法国教会陷入一场痛苦的、悲剧性的分裂，而非基督教化中的过激行为只能加剧这种痛楚。当枢机主教团在讨论教务专约的最后细节时，一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谈话鲜明地表达出个中创痛之深：“哦，上帝啊……一个政府在禁止正教、在以最令人愤慨的法律迫害正教、在沾满如此众多的殉道者的鲜血之后，今天它竟要再次向正教敞开大门。但不是作为最有威望的宗教，而是作为大多数人的宗教见解；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恐惧；不是从敬畏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这样的政府还能干出什么事呢？它还想把教会剥得精光，仅给它配少许教士，由它付钱的教士，政府自己任命的教士。过去的教士坦然走向火刑柱，而这种冒充正教徒的教士实则是教会分裂的肇事者。他们既没有悔过，也没有与人和解。相反，我们看到，那些正派的牧者，那些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徒，却被迫从自己的国家流亡……与自己的教众分离……修士已经从整个大帝国被驱逐，圣洁的修女无处安身，主教座堂和神学院无以为生，神殿在遭亵渎之后已是肮脏破败，善款机构、虔诚的善举、权益和豁免都已被废除或摧毁。总之，教会只剩下一具无血无肉、灵魂和权威尽失的空壳。法国重建的就是这样一副宗教的空架子，那些想出这个悲哀计划的人还自鸣得意，还想篡夺祭坛修复者的头衔。”[7]
不过这位安托内里枢机主教还是对教务专约投了赞成票。毕竟它有拯救的善意，因为它在法国恢复了宗教自由，重建起一个组织良好的教士团体以及教宗的权威。教宗制度虽然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失，但它也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中获益最多的一方。在18世纪80年代，教宗似乎已是一种快要寿终正寝的制度，世俗化的君主鄙视它，德国和意大利的詹森派主教违抗它。表面看来，教宗制度毫无用处，而这大大误导了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起草者们。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像受那个不敬神的共和国及其外国支持者迫害的教士一样，教宗本人也分享着殉道者的荣耀。与此同时，在整个法国和法国控制的欧洲各地，广大人民对根据教宗指令反对大革命的教士表现出了忠诚。对于这些事实，法国的第一执政都已意识到并且有勇气承认，虽然这违背大多数努力整顿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事务的人们的建议和意愿。和谐并没有马上到来。数年之内，他也像雅各宾派，对教士的奸计恼怒之极，但他从未尝试废除1801年的基本纲领。这时教会已经恢复，并去除了各种无处辩解的赘疣和弊端，于是，在罗马不可挑战的教义和精神权威之下，它首次将其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化灵魂的工作中去。不过它要感谢大革命的远不止这些。像贵族一样，教会被大革命唤起的经历完全是痛苦的。在整个19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都把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作所为诅咒为无神论者的轻狂暴行，其煽动者是邪恶的哲人和诡计多端的共济会会员。教会还赋予巴吕埃尔那些语无伦次的历史谎言以完全的权威性。另外，共和派的信念植根于大革命中，他们把教会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并加入共济会以示对抗。只有教会和国家的彻底分离，如在1794—1802年那样，才能缓解他们的猜疑。1905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双方都不断走向极端主义，一切最终都可追溯到1790年。
在整个旧制度时代，教会控制着两项社会工作——教育和济贫，这种控制权的中断同样要追溯到那次致命的分裂。1789年的人们认为，教育是另一个有待以理性原则实现再生的领域。整个18世纪90年代，各种宏大的方案纷纷出现，包括最后一位哲人孔多塞于1792年草拟的计划，不过另一些更为紧迫的事务总是推迟教育实践行动。但旧的教育体制已经瓦解。尽管教育机构拥有的地产起初并未国有化，但其他的资助，如移交的什一税收入、主教座堂和修道院通常的捐赠，早已经干涸了。拒绝宣誓的教会教士被辞退，接过教职的教士经常被召去担任教区神父。教育性修会(如奥拉托里修会)最初逃过了大革命对修道院的攻击，但到1792年8月，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教士都受到怀疑，以至于这样的修会最终也解散了。最后，1793年3月，因财源告罄而走投无路的共和国将学校和学院所有的地产收归国有。直到1802年，政府才采取措施填补由此造成的亏欠，尽管1793年宪法宣布教育是基本的人权。1795年的宪法没有作出这样轻率的承诺。督政府在每个省设立一所中心学校，并在巴黎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以取代被国民公会当作团体主义堡垒而废除的大学。但初等教育被留给地方兴办，公共财政对此不予支持。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教士太危险，无法把教育共和国青年的任务交给他们)，各级学校不堪其苦。大革命自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教育发展的产物，但现在它给教育制造了大混乱，在校人数明显下降。1789年中学生人数为5万，10年之后，中心学校的学生只有1.2万至1.4万。基础识字率从1789年的37%跌至1815年的30%左右。
济贫领域的情形更加凄惨。18世纪80年代以来，人人都能看到贫困问题的恶化。对于这个难题，同样不缺少改革的意愿和大胆的行动方案。制宪议会曾设立一个乞讨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搜集了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资料。立法议会也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济贫问题上通过的法令不下56条。1793年宪法宣布，任何困境中的公民都有权获得公共救济，1794年5月设立的“国民福利大典”将登记任何应该救济的案例。两个月前政府还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济贫法，禁止私人救济行为，理由是救济目前是国家事务。10月又有了另一项与此相关的法令：禁止乞讨。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上述措施中有些也显得抱负过大。而在一个为战争倾尽全力并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都用于战场的国家，这些措施实际上毫无意义。在某些地区，地方当局为制定国民福利大典而付出了令人赞叹的努力，但在督政府时期，这项工作被放弃了。到这个时候，贫困问题比1789年严重得多。6年的动**造成经济混乱，穷人更多，而且此前的救济机构已明显不足，对教会的攻击又摧毁了这些机构。当教会地产国有化以及修道院解散之后，修道院的慈善事业也就终止了。以教区为单位的救济主要依靠捐献和宗教赠予，但教区神父因宣誓问题发生分裂，济贫工作陷于停顿，想捐钱的人也停止捐赠，怕引起别人的嫉妒。作为穷人最后依靠的收容院和济贫所，其资源也早已不堪重负，更何况每次革命立法运动几乎都会无情地分割这点资源。像学校和中学一样，很多类似机构也在1789年8月4日的改革中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废除市政税收的税制改革则夺走了另一些济贫机构的收入来源。济贫投资因为1792年就已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大幅缩水，一些依靠王室直接赠予的济贫机构则发现国民议会不愿意继续赠予。像教育修会一样，作为收容院中主要护理者的各慈善修会最初也没有解散，没有受到宣誓风波的影响，但是与教育修会一样，这种局面未能持续下去。到1792年，修女照顾穷人时的虔诚之心引起爱国者的猜疑，她们不得招募新修女。1793年10月，她们也要进行宗教宣誓，拒绝宣誓者会被逮捕监禁，尽管显然找不到有效的替代者。最后一击发生在1794年7月，收容院的财产被收归国有。
就这样，过去的慈善救济体制瓦解了，但没有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取而代之，尽管这方面有过各种高调设想。在督政府时期，一切全国性举措的设想都被抛弃了，不过1794年之后开始了某些恢复工作。收容院地产停止出售，没有售出的土地返还，被监禁的修女获释，并继续从事护理工作。1789年之前，俗界的富人是善款募集和管理中的关键角色，如今他们又开始战战兢兢地担当从前那样的协调角色。一些地方税收和对戏票等征收的奢侈附加税再度设立，以便为收容院提供资金。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该类趋势都受到官方的鼓励，慈善捐赠也重新活跃起来，但是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截至1847年，法国收容院的数目要比1789年少42%，而当时的人口却多了700万。因此，由于盲目地废除现成的救济机构而又没有设立和资助有效的替代机构，穷人和病人在数代人的时间里遭遇的不幸无法言说。在这个领域里，法国革命者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所造成的人道悲剧比其他领域都更加严重。
革命者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严重的经济问题也的确加剧了这些困难，实际上，大革命对法国而言是一场经济灾难，不过这场灾难很大程度上也是革命者自己的作为。
大革命爆发于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之际，这一局面将影响大革命的整个特征。1789年春天，所有阶层都对三级会议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这的确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成功。但是，很多希望实际上源于1788年的歉收、严冬、物价飞涨、工场产品需求下降引发的焦虑感。在7月的巴黎，民众之所以支持爱国党人的事业，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体制将会保障廉价面包的供应。在无套裤汉看来，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革命，他们维护这种供应的决心将限制历届革命议会的经济政策，直到1795年。即使在无套裤汉的权力被粉碎后，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此不讲实际，以致要将巴黎的粮食供应交给自由市场，虽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原则上都信任市场力量。最后，1789年8月4日，为了平复总是担心收成安全的农民的偏执心理，国民议会作出了让步。虽然一开始它很担心，但这种让步也正切中大革命的反封建意识形态。经济问题暂可放到一边，一旦1789年有个好收成，经济形势也许能有好转。但是，经济演变开始受革命立法的影响。
贵族和教士遭受的损失造成了最初的经济混乱。摧毁一个极为重视服务业的特权社会，难免造成严重的冲击波，波及的范围也远不止直接的受害者。由于丧失封建收入，这在某些地方可能占到领主收入的20%，领主的直接反应是提高地租。1790年12月，地主获得特别授权，可以在他们征收的租金之上附加相当于被废除的什一税的金额。到1791年，这类地产上征收的名义租金上升了四分之一。农民抵制大革命最顽强的地区往往是租赁制占支配地位的地区，这种现象绝非巧合。贵族生活方式的消失也造成严重后果。对于凡尔赛这样的城市，冲击是剧烈且不可挽回的。1802年，在凡尔赛凭吊寥落残破的昔日辉煌的英国游客看到的正是这样。巴黎从前的时尚街区命运同样如此。“圣日耳曼区永远不会恢复原貌了”，一位过分悲观的外交官访客在1796年这样写道，它“人迹相当稀少；公馆都已被政府占据，邻近林荫大道的小街长满野草”。[8]每个设有高等法院的城市或经常召集省三级会议的城市，在这些机构消失、富有的贵族成员流亡之后，其经济都受到严重打击，衰退成气派全无的无名城镇。对教会的劫掠使这类问题更为严重。修道院、主教座堂和大教堂为俗人提供了众多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机会，从建筑工、画匠一直到清洗教士服饰的洗衣妇，不一而足。当这些宗教机构丧失财产、收入甚至机构本身时，所有工作岗位都没有了，佣人被成批辞退。以巴约为例，贵族和教士在1787年雇佣了467名佣人，9年后这个数字仅仅为76人。由于主要顾客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简朴之风的推广，奢侈品行业也遭受毁灭性打击。丝绸业之都里昂在大革命前就已陷入困境，18世纪90年代又经历了经济上的大动**以及政治上的大混乱，1790年到1806年，里昂的人口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一，从14.6万缩减到10万。1789年至1799年，丝绸工场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这类震**中，很多归根结底是大规模土地转移造成的后果，而这种转移是大革命最持久的成就之一。但是，国有财产的利用方式却造成了一系列的难题，这表现在指券的通胀上。由于深信土地是财富的唯一真正源泉的重农主义秘方，国民议会的议员完全愿意相信，以土地为抵押的纸币要比约翰·劳1720年发行的纸币更为可靠，而人们对那场货币灾难仍然记忆犹新。如果指券没有过分地超量发行，如果它们能按当初设想的那样有步骤地回收，也许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但是，革命者一方面坚决反对强制削减旧君主制留下来的债务；另一方面又没有力量和意志去提高税收、强化征税工作，因此印制纸币的**实在难以抗拒。到1792年1月，指券的超量发行已使其贬值28%。从战争开始直到1794年，法国主要靠自身资源支付战争费用，除了继续发行指券外别无他途。1790年到1797年发行的纸币票面价值总额为450亿里弗，但其实际价值(以1790年价值)还不到名义价值的七分之一。在这段时间内，四分之三的贬值幅度可以不容置疑地归因于指券的超量发行。其后果波及整个经济领域。国有土地的出售本来被视为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石，由于通胀效应，出售额仅仅收回了这些土地真实价值的四分之一。在1798年通货紧缩之前，革命的法国一直是债务人的天堂，因为指券是按票面价值使用的法定通货。指券最早的一位反对者曾预言：“在法国，一无所有者和无所不有者都将因纸币而破产。”[9]债务人的天堂就是债权人的地狱。商业信心无法建立，除了黑市和强制开展的军工生产，正常的生产和交换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陷于停顿。银根紧缩，利率高得如同高利贷。铸币被囤积起来，好不容易搜刮来的铸币还须用来同外国人做交易，因为后者拒绝接受法国的纸币。工资劳动者及所有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发现他们的资源急剧缩减，工资后来也上涨了，但面对呈四位数增长的生活成本，工资很难跟上步伐。1790—1797年，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幅达3000%，但其他人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劳力需求不断增长，唯一的雇主就是政府。面对市场萎缩和不断攀升的价格，其他雇主只能裁减和解雇工人。到1798年，巴黎的失业者达6万人，相当于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显然，这种失业率与督政府时期人人都在议论的犯罪率上升有直接联系，更不用说城市自杀率的显著上升了。从前失业人群还可以依靠慈善机构，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
当然，是战争最终让指券绑架了这个国家，尽管布里索在1791年的最后一天还宣称，战争将根治已经出现的通货紧缩。战争也是大革命期间一场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灾难的根源，这就是海外贸易的毁灭。1789年之前，海外贸易曾是成就最为夺目的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其在大革命的早期受到的冲击不大。1791年，波尔多和马赛的贸易达到顶峰。但是就在这一年，圣多明各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奴隶暴动，而地位日益增长的殖民地贸易正是以圣多明各为中心的，至少波尔多是这样。奴隶暴动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内战，它打乱了法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几乎所有贸易。接着，1793年，法国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而最为不幸的是同英国的战争。这时法国海岸被封锁，更糟糕的是，国民公会在8月禁止出口一切必需物资，并对所有中立国船只实行禁运。一年后这些禁令解除，但英国人已经加强了控制，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控制了大西洋航道。港口贸易没有完全停滞，私掠船成为它们新的贸易渠道，但是它们的殖民地贸易大多已经被摧毁，1789年之前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外贸在这个国家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从25%跌至7年后的9%。马赛的人口从1790年的12万降至1806年的9.9万，波尔多从11万降至9.2万，南特从9万左右减至7.7万。
外贸是旧制度时代无可争辩的经济引擎，它的崩溃表明了某种持久的结构性转变。现在法国注重的是其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征服的大陆市场，这个市场以各种伪装形式一直保持到1814年。国际贸易从海上转向大陆市场，在大陆，法国的势力逐渐成功地排斥了英国人的势力。对于那些善于利用这一局势变化的人来说，革命年代并非没有机会。军事工业当然表现突出，如军火、冶金，甚至毛纺织业也因为前所未有的军服需求而繁荣起来。比利时从1795年并入法国的国内市场后，其采矿和毛纺织业城镇发展很快，而法国本土的旧工业中心反而衰退了。法国棉纺织业的复兴几乎堪称完美。1786年，根据一项设想欠妥的商业条约，技术更加先进的兰开夏的优质廉价产品大量涌入法国，法国棉纺织业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但是英法冲突的重启使它摆脱了消亡的厄运。棉纺织业中心鲁昂的人口有了增长，尽管高等法院的撤销、重要宗教机构的解散和海外贸易的断绝一度使其人口下降。1796年以后，鲁昂引进了很多新机器，不过这些机器在海峡对岸已经使用了几十年，而且在那里行将淘汰。总之，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法国棉纺织业由于奢侈之风复苏和对英国的持续排斥而走向繁荣。
事实上，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经济动**大多时间短暂，虽然经历过这场动**的人深受其苦。当丝绸再度走俏时，里昂走向了复苏，海外贸易也爬升到1789年的规模。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丝绸和海外贸易这两个领域才恢复到大革命前的水平，这一点很具典型意义。大革命时代至少让法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没有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革命时代的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某些前提条件。国内关税壁垒被撤销，度量衡实现了标准化，行会的限制性规章被废除，劳工组织受到《列夏白里埃法》的约束。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解放企业家精神。18世纪90年代的极端不稳定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精明的投机者和军队供应商积攒了巨额财富，特别是在督政府时期，但是，大部分有钱人都急忙把钱转为没有风险的投资形态——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革命前的模式，大革命则强化了这种模式，因为它废除了革命前法国独一无二的投资形式——官职买卖。与此同时，它又将空前数量的新土地投放到市场上，出售教会和流亡者的地产，跟买主讨价还价。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回避商业投资，以及尽快从商业投资中抽身的倾向被强化了，这种倾向在19世纪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在土地耕作方面，大革命也没有带来任何显著变化。废除封建负担带来的积极效果大部分被高额的租金和税收抵消。革命立法强化而不是禁止遗产分割继承，这就使得大部分土地经营单位仍然较小。通货膨胀助长了早已确立的分成制的推行。军事征调一直是牲畜的沉重负担，而且浪费了宝贵的粪肥，而征兵(或逃兵，后果是一样的)则使得最精干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到1802年，法国的农业多养活了100万人，这的确是个可观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交通网的恶化。但是，除了马铃薯的加速传播之外，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并无其他创新可依托，正在发展中的农业市场的信心也许受到了风险性实验的打击。直到19世纪40年代，法国农业的模式和基本生产效率与一个世纪前并无太大不同，直到铁路时代到来，根本性的转变才开始，法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大多如此。
那么从物质方面来说，大革命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对大多数从臣民变为公民的普通法国人而言，它可能没有价值。大革命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性，这与他们的期待恰恰相反。大革命还一度要摧毁他们生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根基。1789年的陈情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大部分法国人希望国家尽量少干预他们的生活，但国家后来的干涉要多得多，也粗暴得多。恐怖统治在共和二年之后几乎就结束了，但这样的统治此前闻所未闻。恐怖虽然退潮了，国家权力依然如故，而且不断增长，它拥有的强制力量是旧君主制国家做梦都不曾想过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革命遭遇的最持久、规模最大的抵制不是来自从前所谓的“特权等级”，而是来自普通百姓，他们只希望革命停下来。在疏远这么多公民同胞之后，革命者还给反革命者提供了从未中断的希望和鼓舞。但是，大多数民众的抵抗是在抵制大革命而不是对抗大革命。革命的抵制者虽然口头上喊着恢复教会和国王的口号，但在多年的动**和外来干涉之后，绝大多数人要求的是稳定和自治。然而，他们的抵制经常使得法国的新政权采取进一步的极端镇压手段，于是创伤越发深重。
民众对大革命实际举措的抵制不仅限于旺代的公开反叛，也不仅限于布列塔尼、曼恩和诺曼底西部周期性的朱安党叛乱。在上述地区，农村社区的联系因为新宗教政策的影响而被割断，就连废除封建制也未能给这里的农民带来多少利益，因为他们主要是佃农。在整个南方，叛乱已成痼疾，那里的人们认为大革命是在为富有的新教徒牟利。在很多其他地区，一些地方性事务时常引**乱。关于流亡和恐怖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近3.2万农民或工匠离开了这个自由的国度，他们占登记在册的流亡者总数的三分之一。恐怖期间官方的死难者数字为8350人，其中近六成的人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因为抵制革命而被处死。开小差的、当逃兵的数字是另一个尺度，这类人被生动地称为“不服从者”。1789年，旧制度时代最受痛恨的制度之一——抽签服役制被废除，但1793年它又恢复了，1798年征兵制的系统化特征更加显著。在督政府时期，逃避兵役被普遍视为农村犯罪浪潮的主要因素。“很多逃兵潜伏在树林里，”1796年经过尚蒂伊的一位英国旅行者写道，“抢劫和谋杀接连不断。我们不敢在夜里行走半小时。”[10]后来他称这些人为盗匪，一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这是反抗现存秩序的经典形态。换言之，抵制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这远比无套裤汉的运动更具群众色彩，虽然这个说法通常只用在后者身上。不过，若说无套裤汉也抵制革命，那倒有几分道理。无套裤汉根本不信奉1789年革命者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后者那种极端的财产权信仰。他们信奉的是道义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且他们准备用武力抵制那些公开反对道义经济理念的人，比如吉伦特派。他们主张大众民主制，对富有的、受过太高教育的人并不信任，这与农民对富有的城市爱国者的反抗情绪颇为相近，因为这些闯入高度自治的农村社区的市民不仅购买国有土地，还带来了宣誓派教士。无套裤汉之所以欢迎革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认识：君主制在最后的岁月中开始背弃它对臣民的历史悠久的道义承诺。只要他们的力量能得到有效利用，当权者就会接受他们的支持，并在口头上奉承一下。但是，对于无套裤汉控制国家决策进程的要求，大部分议员从来不接受其合法性。而对于恐怖和非基督教化期间的群众暴行，他们的认可带有难以遮掩的不情愿。一旦他们可以摆脱群众的支配性影响，他们便在1795年公开处置巴黎残留的激进分子，就像对待革命的抵制者一样。到这个时候，后者与其他地方的反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经过了这么多的动**和混乱，他们都没有获得可观的利益。
当然，有些人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好处。在任何与其有关的名单上，显赫的位置总是留给地产所有者的。1789年8月，这些人摆脱了封建捐税和什一税的负担，声称财产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和政治用品。民法典的完成巩固并明晰了他们的权益以及权益转让的方式。各部宪法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依附于财产权之上。财产将确定名流阶层的身份，他们作为选举人统治法国，一直到19世纪末。大革命几乎没有改变有产者的社会轮廓。贵族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虽然在19世纪他们仍然是最大、最富有的有产者阶层的主力。在社会层级结构的另一端，国有土地的出售，特别是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小块土地出售，使得小农数量上升，他们占有的土地总份额略有增加。在教会和贵族地产的重新分配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资产阶级。他们对所得利益的安全性十分担忧，与所有其他情形相比，这一点最能推动大革命落入一位独裁者之手，因为这位独裁者确保了稳定，并无条件承认一切有产者的权益。当他倒台时，资产阶级对所得利益的把持无法撼动，复辟的波旁君主虽然将未出售的土地交还给流亡者，并且组织了一个基金以赔偿财产受损者，但他们从未认真想过废除大革命留下来的土地分配格局。
最后，作为自由职业者来源的资产阶级同样在大革命中获利。1789年的革命者宣称职业向才能开放，并认为无论是凭借出身还是金钱，任何人都不能享有获得任何职务的优先权。这种原则最初的实践看起来会演变成自由职业界的大灾难。在官职买卖被废除后，法令宣布的产权赔偿也就取消了。不过当时的赔偿额是根据1771年税收申报时的官职价值(因而大大低估了)计算的，而旧制度最后20年中官职价格的大暴涨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且这笔赔偿主要是用不断贬值的指券支付的。失去官职的人觉得受了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大革命初期人们对自由职业组织普遍怀有敌意。他们认为，自由职业者坚持自身标准的信念就是已然被抛弃的团体主义和特权世界的阴魂。一位著名律师回忆说：“认为任何人不经审查和学习就享有从事自由职业的权利，这是对自由的最早滥用之一。”[11]医生、律师以及整个司法行业都被投入市场，而对从业者的资质要求极低。此外，从前的认证团体，如各大学，都已经被废除了。因此革命的法国成了一个各色庸医和江湖骗子逐猎的好去处。当然，他们大多数人也是资产阶级的成员。直到拿破仑时代，国家才控制局面，并重新启用严格的许可制度，以恢复职业标准。这个解决办法比1789年之前更具官僚气，但当时整个法国就是这样。
虽然对王家行政官的权力的敌视是1789年的陈情书中最为普遍的怨言之一，而且1791年的宪法也几乎把所有权责都交给了选举产生的官员，并免除了督办及其专业班子，但当法国进入战争状态后，这一趋势便产生了逆转。18世纪80年代，中央行政机构的雇员不到700人，1794年则为6000人，行政官员总人数增长了5倍，总共约为25万人，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十分之一左右。在督政府的混乱日子里，这些数字有所下降。当时官僚机构受到例行清洗，不过在帝国那个无与伦比的行政体制中，这些数字稳定下来，并没有比18世纪90年代的峰值低多少。此时这台行政机器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资格要求和准入规则，以及一个牢固的专业结构，甚至还有草创的纳税养老金制度这一种像地产投资一样安全可靠的生计来源。
另一个从大革命中获得好处的群体是士兵。没有哪个领域比这个领域更向才能开放，士兵中那位最成功的野心家总愿意证明这一点。在19世纪，军事职业依然吸引大量的贵族成员，但贵族垄断军官团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1789年军队宣布机会平等，这个原则很快成为现实，而且比人们通常的期待更为突然。因为当时军纪松弛，大量军官在随后的两年中流亡国外，留下来的低级贵族军官发现他们有了更多的晋升机会。此后的20多年里，先是伟大民族，随后是拿破仑帝国大幅扩军，这为参军和继续在军中服役的人提供了光荣而美好的前景。到1802年，40万法国人死在战场上；在滑铁卢战役落幕前，又有大约100万人步他们的后尘。每次征召令发出，总会有数以千计的逃兵和开小差者，这清楚地表明军队远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不过共和国军队的热情、献身精神和革命的傲慢是不容置疑的。士兵从一开始就是最狂热、最极端的革命者，他们鄙视那些依然保持贵族做派的军官，私自处死有叛国嫌疑的将领，欢呼非基督教运动，并且乐于让战败者品尝他们无拘无束的军纪。在1795年和1796年，抢劫掠夺的机会极多，有幸在意大利军团服役的士兵则享有领取铸币薪饷这一独一无二的特权。到1797年，军队自认为披上了从前无套裤汉的外衣，是大革命的纯洁卫士。他们时刻准备在某个胜利的将军的指挥下介入国内政治，只要这位将军声称要将共和国从一无用处的唠叨鬼手中拯救出来。当那些将军中的最幸运者掌权后，军事作风弥漫整个国家。1801年，英国和谈代表康华里爵士列席立法机构的会议，虽然他本人也是位经历丰富的战士，但在入场和退场都有鼓声开道的情况下，他还是觉得很尴尬。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只要是荣军团或帝国贵族的士兵，都位列执政府和帝国的头等阶层。1815年，回国的皇帝极为容易就组建起一支新军队，这表明士兵对新秩序是多么感恩戴德。
地主、资产阶级、官员和士兵，所有这些群体都从大革命中获益，都利用了大革命造成的有利局势。其他一些人也受惠于审慎而有意识的解放法令，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新教徒。虽然君主制国家对新教徒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并于1787年授予其民事地位，但法国新教徒几乎一致欢呼大革命是他们真正的恩人，宣称大革命带来了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法国公民之间公民权利的完全平等。他们很快就提出了这些权利要求，在南方各城市引起剧烈反响，使那些地方的旧天主教精英失去了权力。因此，新教徒的成功仅仅证实了他们在天主教徒眼中那种由来已久的名声——颠覆者和麻烦制造者。但是，早期的忠诚并不能让他们免于恐怖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摧残，很多新教徒卷入了加尔省的联邦主义叛乱，46人在随后的报复中被判刑。在城市里，教堂只在革命前两年开放(通常在前天主教堂的地点)，后来就被关闭，或被改造成理性神殿。在加尔文主义的农村心脏地带塞汶山区，牧师人数因为宗教社团的废弃而大量减少，但新教徒中没有死难者。在督政府时期，新教徒宗教活动的复兴比天主教徒还要慢。果月后针对公共宗教活动的法律对新教徒的打击也比天主教徒严重，因为这些法律禁止他们“在荒野中”的传统露天宗教仪式。与此同时，神爱运动的苍白理性也诱使大批新教徒脱离了原来的信仰。然而，1798年兼并日内瓦使得这个最著名的加尔文主义中心完全成为法国领土，执政府的现实主义原则拒绝支持恢复天主教的法律支配地位。实际上，在波拿巴时代，新教教会是建立在与天主教会平行的基础之上，也带有领取薪水的牧师。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失去了很多较为民主的传统，一些孤立的社区则已无人过问。1815年波旁家族的复辟触发了新的白色恐怖，在加尔省，志在必胜的天主教徒因1790年以来的不幸而报复新教徒。不过此时已无人提及大革命开始时授予新教徒的权利和地位。当波拿巴结束这场混乱时，他重申了过去的规定。
大革命还解放了法国的3.9万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1789年之前同样出现了变革的信号。格雷古瓦的名字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他在1784年梅茨科学院的征文中折桂，征文的主题是如何改善犹太人的命运。同年，阿尔萨斯的犹太人承受的一些法律歧视被取消。大革命开始时，政府正准备做进一步的妥协，官方和犹太人领袖都认为，这种妥协是针对新教徒的善意政策的自然推论。然而，国民议会在授予犹太人完全的法国公民权的问题上要迟疑得多。当这个问题进入辩论时(迟至1789年最后几天才开始)，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根本不是法国人，至少尚未同化的、说意第绪语的阿尔萨斯德系犹太人不是，尽管他们占犹太总人口的九成。这些人并没有从1790年1月的首个解放法令中受益，直到制宪议会快要告终时，他们才于1791年9月27日被授予完全的公民权，而未来的督政官、来自阿尔萨斯的吕贝尔对此仍表示反对。严格说来，非基督教化不适用于犹太人。但在1793—1794年，他们的宗教活动仍然受到阿尔萨斯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迫害，这些人还记得，伏尔泰和其他进步的先知对犹太盲信主义和迷信的谴责，就像经久不衰的民间偏见对犹太人的谴责一样严厉。恐怖结束而偏见犹在。实际上，在18世纪90年代末，由于再次出现来自德国的德系犹太人移民潮，偏见加剧，吸引这些移民的是他们在法国的同胞如今享有更高地位的现实。然而，政府直到1805年才再次介入犹太人事务，当时拿破仑的主要目的是要巩固他们的公民地位，只要这能强化国家对他们活动的控制。他们已不可能恢复18世纪80年代之前的边缘人身份，这让整个法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反犹主义者深感不满。
最后，法国大革命还废除了奴隶制，尽管不太情愿，而且措施也施行较晚。这个问题与新教徒和犹太人的问题不同，它在1789年之前没有变革的希望。虽然大多数哲人都曾谴责奴隶制及维持奴隶制的贸易活动，但法国的第一个废奴协会直到1788年才成立，这就是布里索建立的“黑人之友”社。只有少许陈情书提到这个问题，而奴隶制的捍卫者组织严密而且有殖民地贸易的财富为资助，他们控制了国民议会的殖民地委员会。但是，在议会于1789年7月表决接纳圣多明各代表(并非正式召集的代表)之前，他们在究竟代表谁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漫长而又激烈的争论。这就提出了人数众多并且组织日益严密的自由混血人的政治权利问题，暂且不涉及黑人奴隶的权利。议会在作出表决后转向了紧迫的国内事务，但这个决定对殖民地的冲击是爆炸性的，殖民地的白人和自由混血人之间爆发了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斗争，1790年10月的起义标志着斗争的**。但起义受到白人极端残酷的镇压，其领导人奥热被处以车裂。这些冲突的消息在巴黎激起新的辩论。1791年5月，在格雷古瓦和罗伯斯庇尔等代表的敦促下，议会授予父母皆为自由人的混血人以公民权，这是大革命首次作出种族平等的姿态。但是，当议会的消息传到圣多明各之前，奴隶因为周围残酷的政治冲突而躁动起来，于1791年8月发起大暴动，暴动要求政府在种族问题上采取步骤。1792年4月的立法议会，布里索在其中赫赫有名，授予所有自由混血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不考虑其父母身份。但是，当奉命前去执行新法律的特派员抵达这个殖民地时，他们发现局势已经十分严峻，以致这项法律无法起到任何作用。他们到达几个月后，法国和英国交战，同宗主国的联系很不安全，于是，为了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无可奈何的特派员只能相机行事。他们刚到的时候还坚定地重申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将维持奴隶制，但到1793年2月初，特派员松托纳克斯已经开始谴责“肤色的贵族”了。后者则试图以武力将特派员驱逐出殖民地，只有非白人保卫松托纳克斯。后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于1793年6月赋予所有为共和国战斗的黑人自由。他宣告说：“只有依靠本地人，也就是非洲人，我们才能为法国留住圣多明各。”[12]两个月后，岛屿另一边的西班牙人入侵这个动**的殖民地，他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8月29日，北方省废除了奴隶制；10月，法令宣布整个圣多明各全部实现自由。上述法令都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批准。实际上，当吉伦特派于7月被清洗后，布里索已经名誉扫地，被视为其朋友的特派员已被召回。不过，当解放的消息于1794年1月传到巴黎时，国民公会热烈欢呼，虽说议员们只是像松托纳克斯一样，把这一措施视为打败共和国在加勒比的英国和西班牙对手的方式。因此，国民公会于2月4日颁布了自己的法令：法国所有殖民地的黑人奴隶制均将废除，所有当地居民均获得完全的权益。
这一法令影响巨大。消息于4月底抵达圣多明各时，黑人叛乱首领开始向共和国投诚，曾加入西班牙侵略军的自由黑人杜桑·卢维杜尔也前来投靠。黑人武装赶走了西班牙人，并屠杀那些曾经迎接入侵者的白人。根据1795年的和约，西班牙将整个伊斯帕尼奥拉岛让与法国。惊恐的白人转而向英国人求助，此时奴隶骚乱已经蔓延到英属各岛屿，英国人急于扑灭骚乱的源头。英军1793年就出现在圣多明各，此时又加强了兵力，但是，大部分刚刚从欧洲征募来的英军就像苍蝇一样死于瘴疠。1798年，英国人撤军，留下1.3万具尸体。与此同时，很多从前的奴隶已在杜桑的指挥下成为军人，利用武力迫害和恐吓混血人。杜桑仍然忠于法国，但他脱离了法国的控制，直到与英国约定重开海上航道之时。海上通道一旦打开，波拿巴就采取特有的强力步骤来重振宗主国的权威，他派遣的军队抓捕了杜桑，将他当作囚徒送往欧洲。但是，法军很快就像此前的英军一样受到疾病的摧残。1802年，当第一执政下令恢复奴隶制的消息传来时，一度非常愿意出卖杜桑的黑人领袖们再次发起抵抗，而英法战事重启又一次切断了海上联系。法属殖民地重建奴隶制，并一直维持到1848年。但圣多明各的奴隶制再也没有恢复，这个殖民地于1804年1月1日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
这个新国家将面临多年的血腥动乱。1803年，杜桑死在汝拉山区的一个监狱里。18个月后，他从前的一位副官德萨林自封为皇帝，并下令再次屠杀白人。但是，法国再也没有恢复对这个从前最富饶的殖民地的控制。因此，海地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当然，几年之后，拉美很多地区也宣布从西班牙手中获得独立，当时后者因遭受法国的入侵而无能为力。但是，推动这场独立运动的是大革命的继承人，而不是大革命本身，因为是拿破仑废黜了马德里的正统王朝。
尽管如此，拉美独立的奠基人使用的意象和语言很多源自大革命，如他们的权利宣言、宪法和三色旗。有一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担任过法兰西共和国的将军，并且从18世纪80年代起就梦想在自己的大陆发起革命，他就是米兰达。当这些领导人走入公众的视野时，他们宣扬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理念已经在法国的邻国中深入人心。到19世纪前10年中期，大革命在法国之外的欧洲的冲击和影响还远未结束，不过昔日的景观已经很难辨别了。
整个国家被永远扫除了。法国的势力已经消灭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共和国，如日内瓦、热那亚以及最为辉煌的威尼斯。当大革命使法国孤立无助时，它的老盟友波兰被那些掠夺成性的邻居瓜分了。其他国家(如荷兰共和国和瑞士)的根基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当皇帝拿破仑想建立一批卫星王国时，它们再度发生重大变化。在法国势力影响的外围，1798年的爱尔兰亲法起义也加速了爱尔兰独立于英国的法律地位的终结。神圣罗马帝国苟延至1806年，奥地利人在法军面前的再次溃败终于毁灭了这个帝国。然而，从1797年起，当《康博福米奥和约》将莱茵河左岸地区让与法国后，帝国的传统构成已无法维系。莱茵地区失去产业的诸侯应到别的地方寻求领土补偿，即从教会统治者那里剥夺的德国土地。《康博福米奥条约》的安排在《吕内维尔和约》之后得以确认，赔偿工作也完成了。在帝国最终解体三年之前，德意志各邦国全部实现了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