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让整个欧洲感到意外。诚然，在18世纪80年代，所有有文化的欧洲人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动**的、藐视权威的时代。美国已经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爱尔兰也曾反抗英国人的权威。在荷兰共和国，自称为爱国党人的人正在为夺下奥兰治亲王手中的准君主权力而斗争。不过，如果说有哪个大君主国不久之后定会崩溃，那不会是法国的波旁王朝，而是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这位躁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皇帝，正在对他的德意志领地进行莽撞的大修，以创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军事专制主义体制。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向更为外围的领地，即匈牙利和南尼德兰，但这两个地区很快就陷入动**。

对于所有新出现的动向，法国的外交官们都予以积极的鼓动。没有法国的援助，美国的独立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荷兰的爱国党人运动同样给奥兰治家族与英国人重建长达一个世纪的联盟造成了障碍，而这个联盟已于1780年破裂，所以，爱国党人可以依靠凡尔赛的任何支持。而且，一切迫使约瑟夫二世关注国内事务的做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这些做法能抑制他的国际冒险。但是，作为境外反叛者的朋友，韦尔热讷在国内却是个坚定的权威主义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满怀信心地看着他施展君主国际影响力的外国观察家，都没有发觉他足下的大地正在崩塌。然而，在他于1787年2月死后仅仅6个月，法国也陷入了动**。

国内危机开始削弱法国的国际地位，第一个征兆出现在1787年9月，当时法国无力恪守对荷兰爱国党人的许诺，允许普鲁士人进入这个共和国粉碎爱国党人的运动。欧洲各国内阁都注意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且产生了幸灾乐祸的自得感。英国驻海牙大使写道：“如果上帝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罚他们的罪过，我该如何赞美神的正义呢!”[1]上帝显然这样做了。在随后的四年里，法国人越来越致力于国内事务，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衰退。许多世纪以来，外交关系的处理可以首次不必考虑法国的想法和做法。法国人无法恢复财政或实际事务的稳定，这种显而易见的无能让其他欧洲人感到震惊或高兴，至少到1789年夏天还是这样。直到那时，很少有旁观者理解整个事态的发展。但是，当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整个欧洲大陆似乎突然同时明白了法国局势发展的意义。巴士底狱是座国家监狱，它被攻占标志着臣民推翻了专制主义，而这些人直到此刻还不知道国王统治之下居然还有自由。

这个消息在被渲染之后造成巨大震**。所有欧洲人都涌向书店和读书室，为得到最新的消息而吵嚷着。一位德国女士写道：“我好想看到这些重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刊登这些消息的读物。”[2]德国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致欢呼法国的事件。康德和赫尔德等哲学家，克罗卜施托克、荷尔德林和维兰等诗人，得知消息后都欣喜若狂。即使那些更具怀疑精神的人，如歌德和席勒，一开始也是热情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里歇尔和更喜欢冒险的德国人还前往巴黎，亲自考察那里的新自由。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后来成了名人，他就是富裕的普鲁士贵族阿纳卡西斯·克鲁茨，他在1785年离开法国时发誓不再回来，除非巴士底狱陷落。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他正在西西里，随后他急忙回到法国，投身他一直梦想着的民主政治。类似的反响也出现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他们很乐意看到一度被视为各国之中最牢靠的国家被群众起义粉碎，然后全心致力于民族革新。当然，这还不是梦想家期待的全面改革，或者如美国人那样，从一片处女地上重新开始。但这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发生在大陆的思想首都，这就意味着，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即使远在斯德哥尔摩的沙龙和咖啡馆里，人们也在议论来自法国的消息。年轻的瑞典诗人凯尔格伦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告诉我，在历史上，哪怕是在罗马或希腊，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事情吗？听到这个伟大胜利的消息，我像个孩子、像个人那样哭泣。”[3]

在圣彼得堡，街道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消息传单被散发得到处都是。实际上，有俄国人目睹巴士底狱被攻陷。“自由的呼喊响彻我的耳畔，”其中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激动不已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俄罗斯在这样一场革命中重生，那将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天。”[4]在欧洲，有一个国家觉得没有这种必要。1788年，大不列颠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那场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最终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和法治。英国人对自己的自由颇为自得，而且习惯于把法国人视为暴政、迷信和贫困之下的奴隶。现在他们正善意地注视着邻国的追赶。辉格党反对派领袖福克斯宣称，巴士底狱的陷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事件。虽然不是所有的英国观察家都像福克斯这样，但一开始的确没有多少敌意。1789年7月28日，一位英国议员在给驻法国的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写道：“你也许感到意外，但这千真万确，革命……在这里引起了十分真诚且十分普遍的欢欣之情。所有谈话都在议论它，甚至所有报纸都无一例外地争相歌颂巴黎人，都为如此重大的人类事件而备感欣喜，尽管这些报纸并不受最为自由、最为开明之人的引导。”[5]

与此同时，那些曾目睹最近的革命举动被镇压或流产的人则感到欣慰和鼓舞。很多人已经设法流亡到了法国。日内瓦的民主派曾试图扩大这个城邦的政治权力圈子，但他们的努力在1782年被邻国的一个武装同盟镇压，而同盟的领导者就是法国，现在这些民主派希望巴黎的新政权抛弃日内瓦的寡头傀儡们。1787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在援助荷兰爱国党人时遭受失败，对此有更为真切的耻辱感，但对于遭受奥兰治派和普鲁士报复的流亡者，至少还能善意地收留他们。到1788年底，大约1500个荷兰家庭获得了居留权，以及路易十六赠予的小额津贴。当法国的权力落入同样自称为爱国党的人们手中，而且这些人试图更为广泛地让人分享权力时，荷兰流亡者深感欣慰。这些流亡者大多聚居在法属佛兰德斯的少数城市中，到1790年，他们纷纷组建俱乐部，并成立国民卫队。国民议会在承认这些精神上的盟友的同时，也继续给予他们资助。当然，国民议会宣扬的是和平，它在军事上是虚弱的，因此荷兰人此时要想靠法国人的帮助来扭转1787年的失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不过，大部分荷兰流亡者并没有远走法国。因奥兰治反动而亡命的大约有4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较近的地方落足，如在奥属尼德兰或列日的教会领地。当荷兰的政治流亡者到来时，比利时国内抵制约瑟夫二世的教会和国家合理化政策的势力正在积聚力量。流亡者们发现，这里的反抗气氛以及语言上的亲和性让他们颇感惬意，但是，比利时的关键问题与荷兰爱国党人关心的问题大为不同。威廉五世的反对者们曾试图改变办事的方式。在比利时，试图进行变革的是个遥远的皇帝，但他的弗拉芒和瓦隆臣民只希望自行其是。1787—1788年，他们更亲近法国人而不是荷兰人。然而，到1789年，法国人已经开始行动，并准备创建以自由为基础的全新秩序，不过比利时反叛者大体上仍致力于维护现存的自由，即由习惯法和约定俗成的权利构成的庞杂体系，而法国的爱国者们已经谴责这是不公正的、无意义的特权。1789年上半年，上述两场冲突都到了紧要关头，然而，在斗争的喧嚣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国人的革命与他们所称的布拉班革命之间的分歧在逐步加深。就在第三等级在凡尔赛自称为国民议会并唯有它有权批准税收的第二天，约瑟夫二世要求布拉班的等级会议授予他无限的征税权和立法权(1789年6月18日)。他的要求遭到等级会议的拒绝，于是他解散了会议，并宣布放弃“快乐入城”协定，这是一份自由宪章，他像自己所有的前任君主一样，都曾在继位时宣誓遵守这一宪章。此刻法国正经历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也影响到低地区域人口稠密的城市。像巴黎一样，这里饥饿的平民为当局的反对派平添了力量。实际上，“这里和巴黎一样”已成为布鲁塞尔的群众口号，一个秘密的革命协会就此诞生，以叩响反奥地利情绪。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爱尔兰和荷兰的准武装改革组织已经使用过“祭坛与家园”的口号，如今比利时的群众也以此自称，并得到教会的慷慨资助，因为这里的教会也像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是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中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不过，这里并没有发生群众起义，直到流亡者的武装部队于当年秋天介入其中。抵抗皇帝运动的公认领袖、阅历丰富的布鲁塞尔律师范德努特自从1788年秋流亡到荷兰后，一直希望外国当局关注其同胞的困境。由于各国君主都乐于看到约瑟夫二世深陷比利时的泥潭，范德努特受到鼓舞，最后他决心进行武装自救。他与“祭坛与家园”的创立者、律师同行冯克合作，于1789年10月组织了一次攻击行动，击溃了一支自负的奥地利小型卫戍部队，叛乱者不是穿越荷兰边界，而是从南边的列日发起进攻，当地主教的反对派已于8月中旬夺取权力，这显然是受了法国榜样作用的推动。到12月，得到起义群众支持的比利时反叛者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在布鲁塞尔，人人都像法国人一样佩戴三色徽，不过这里的三色是黑、黄、红。1790年1月10日，应布拉班等级会议的邀请，各省代表聚集一堂，宣布成立独立的比利时合众国。来自法国的回响是一片赞同之声。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两场革命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比利时的“国家主权”政府只是希望延续过去，不要君主。权力仍然掌握在各省等级会议手中，后者实行传统的代表制，因而大贵族，首先是教会的大修道院院长占据支配地位。就任首相的范德努特对法国并无好感，因为那里的教会土地已被没收，修道院即将解散，贵族权力已被摧毁。不过冯克认为，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时刻也是改革的时机。他在1月底发出的宪法改革号召显然受到法国榜样的启发。他呼吁允许小贵族和教区神父进入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并设立第四等级作为小城镇的代表。从当时法国的情势来看，这些要求已经较为保守，但主权主义者和教会仍进行激烈谴责，认为它是法国式的均等化方案。当以冯克为首的“进步派”请求修改“快乐入城”协定时，布鲁塞尔人攻击了那些知名领袖的宅第。而当部分新联邦军士兵以兵变来支持冯克时，数千农民涌入布鲁塞尔以保护主权主义者。在怀有深刻的保守主义的乡民中间，冯克等人只是极少数派别，他们感到孤立并受到迫害，于是冯克和进步派的大多数主要首领逃亡法国，这就证实了其迫害者们最恶意的猜疑。

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的榜样作用，都未对比利时新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危险依然来自奥地利。在引发最初的骚乱之后，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继位者是他的兄弟利奥波德，此人一开始并无专制野心。利奥波德从1765年起担任托斯卡纳大公，他曾试图以臣民合作和参与的方式来治理佛罗伦萨。1789年春天，当法国的新闻刚刚传来时，他积极表示欢迎。“法国的再生，”他在6月14日写道，“将是欧洲所有君主和政府都必须效仿的榜样，不管是否愿意。无论在什么地方，这都将造就无限的幸福，不公正、战争、冲突和拘押都将终止，这就是法国带给欧洲的最有益的风尚之一。”[6]

到了1790年，利奥波德已不再那么乐观，不过他还不打算追随约瑟夫对比利时的高压政策。实际上，在3月的时候，他准备完全承认国家主权体制，以换取对自己君权的认可，但他没有得到回应。随后他与流亡法国的冯克接触，并许诺支持进步派，如果后者能协助他恢复权威的话。进步派顾念他的自由主义声望，一度与他进行谈判，但是法国的气氛很快让他们走向激进，于是双方的接触中断。直到此时，利奥波德才下决心诉诸武力。首先，为了清除外交领域的障碍，他与普鲁士达成协定。之前约瑟夫去世时，双方的关系走到了战争边缘。普鲁士的军队被吁请为列日革命的调停者，此刻他们踏上了前往比利时的征程。不过，利奥波德向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保证，他的意图是在全欧洲维持和平，于是列日城撤防，两个德意志大国于1790年7月27日缔结《赖兴巴赫协定》。根据该协定，利奥波德同意终止约瑟夫对土耳其人的战争，这场始于1787年的战争并未获得可观的领土。普鲁士在得到保证之后，同意不再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的叛乱者。奥地利与土耳其人的和平于9月如期到来，于是奥地利军队得以从土耳其前线解放出来，转而开展对比利时的收复工作。这个新国家的军队被完全压制，在所谓“九月十字军”中起事的农民志愿者的非正规部队同样被镇压。到12月初，奥地利士兵已横扫整个国家，列日被迫议和，主教在奥军的护送下返回列日，范德努特再度亡命荷兰。比利时合众国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

没有什么人来援助比利时合众国，英国原本是低地区域的传统保护者，但它积极协助达成《赖兴巴赫协定》。也没有人与法国人商量，后者只是若无其事的旁观者。法国人已经意识到，范德努特的革命与他们的革命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直到5月22日国民议会宣布法国放弃进攻战争时，法国才从外交上的无所作为提升为原则声明。但是，当西班牙请求提供外交支持时，问题出现了。一年前，在温哥华岛外侧的太平洋上，西班牙海岸卫队曾试图逮捕在努特卡海湾活动的英国商人，其理由是整个美洲西海岸都是西班牙的。消息传到欧洲，英国人拒绝承认西班牙的权利要求，双方开始进行战争动员。马德里援引家族条约，从1733年与法国缔结联盟关系以来，这个条约就不断续订。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都打算应西班牙的请求提供援助，即便要冒战争的风险，但是，首次面对外交难题的国民议会拒绝了西班牙人的请求。一个国民代表机构不能承认统治王朝的家族联系是国际协定的正当基础，更不用说国际行动了。这样一来，尽管努特卡海湾争端使得传统的反英情绪再度激化，而且派遣舰队的谈判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西班牙人没有得到切实的援助，他们被迫退却。革命派为自己拒绝延续王朝外交的做法而自豪，两个月后，他们则为王朝外交的另一个样本而愤慨。当时利奥波德(名义上仍是法国的盟友)希望奥地利军队能获准穿越法国领土进入比利时，对一场进攻法国、摧毁革命的国际阴谋的恐惧之情渐渐弥漫开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近臣也许梦想着这种局面的出现，但这显然不切实际。当东方的土耳其战争结束后，大陆列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波兰。它们觉得法国已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对它们而言，任凭法国自己在混乱中折腾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1772年，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勾结在一起，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掠夺了它三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残留的部分几乎成了俄国的傀儡国。但很多波兰人在策划民族复兴运动，他们在等待时机。机会终于在1788年到来，当时俄国因同时与瑞典和土耳其开战而牵扯了精力。1788年10月到1789年1月间，波兰议会摆脱俄国的控制，开始大规模扩军，以保卫自己国家未来的独立。这个计划的倡导者自称是爱国党人，当时他们热烈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受过教育的波兰人知道，法国是波兰的传统朋友，很多人讲法语并阅读法文著作，当他们看到华沙报刊充满了法国新闻时，感到自己已经被卷入一场反对专制主义的共同斗争。波兰的政治生活由贵族垄断，1789年11月，141个城市联名上书要求设立非贵族代表，此举让议会大为恼怒。自由在波兰意指“黄金自由”：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古老宪法，选举产生的国王无实际权力，一张反对票即可让立法搁浅，而且不满者享有合法的反叛权。俄国人出于自身的考虑也支持这种安排，并把自己打扮成波兰宪法的担保人。然而，在1790年，爱国党人主张增强行政权、实行世袭君主制和议会多数表决制，并要求废除合法的反叛权。他们认为，只有进行这种现代化，未来的波兰才有可能获得抵抗俄国的力量。而当赖兴巴赫协定敲响土耳其战事结束的钟声时，事态变得更为紧迫了。直到1791年5月3日，国王和爱国党人的联盟才使议会通过新宪法，当时与会人员稀少，而且被军队包围。在5月3日宪法的措辞中，有很多是当时法国人的说法的回响，宪法的支持者组成的俱乐部也自称宪法之友。然而，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作为旧宪法支柱的波兰贵族的认识也是表面的，更为重要的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看法同样是表面的。在她眼里，波兰的新宪法纯粹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叶卡捷琳娜决心从失去对波兰的掌控的那一刻起恢复控制，她在波兰发现的法国回声更使她坚定了决心。令人困惑的是，促使她最终采取行动的却是1792年法国革命派的行动。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似乎正在适应法国的新体制。由于动乱局面在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一直在持续，人们当初的热情已渐渐冷却。10月的时局让很多偏向稳定和秩序的观察家感到惊愕，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认为巴士底陷落的第一个周年值得纪念。大部分欧洲人都是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而言，直到1791年春，大革命与教会的争吵范围之广才全面显现出来。而在1790年，普遍的态度是遗憾和迷惑，而不是警觉。人们难以预料事态的发展。然而，在当年的11月，一个响亮而富说服力的声音开始引导人们，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埃德蒙·柏克在这个月里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论》。

一开始，柏克并不比任何人更加确信法国事态的演变趋势，虽然他从未像自己的某些辉格党同僚那样被热情冲昏头脑。然而让他感到愤怒的是，大革命给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启迪。这场运动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末，目标是重新分配议席、缩短议会任期和扩大选举权，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皮特提出的政府改革法案未获通过，此后这场运动走向了衰落。1788年的光荣革命百年庆典复活了改革的愿望，尤其是在因宗教原因而不能获得选举权的非国教徒之中。在旨在延续这些愿望而成立的“革命协会”中，非国教徒是支柱之一，而且促使柏克采取行动的正是著名的非国教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1789年11月4日(1688年的英雄威廉三世的生日)，普赖斯在革命协会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篇布道词。他指出，法国在追求自由方面已经超过英国，它的宗教法律更加自由，它的政府制度更具代表性。当时发生在10月的事情仍是人人议论的话题，对此普赖斯说，他感谢上帝，因为“我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3000万愤怒而刚毅的人民，他们唾弃奴役，以无可抗拒的呼声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加入胜利的队伍，一位专断君主向他的臣民投降了”[7]。

对于上述关于法国事件的解释，柏克的愤慨无法遏制。1790年2月，他在议会激烈谴责大革命，这让他的辉格党同僚们目瞪口呆。接着在11月，怒火又促使他撰写了一篇伟大的檄文。他争辩说，1688年的事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新型革命，而是保卫英国神圣的自由免受决意颠覆这一自由的君主的侵害。敬重古老的制度和既定的常规是真正的英国式道路，实际上这也是任何自尊的民族的唯一道路。但是法国人摈弃了这一原则。他们抛开祖先的智慧，亦不顾及给子孙造成的后果，走上了断绝全部遗产的不归路。他告诫法国人，“你们曾经拥有近乎完美的宪政要素……然而从你们的行动来看，似乎从未构建起公民社会。万事都要从头开始，你们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你们以蔑视你们的一切财富为开端”。最温和的君主以及最美丽的王后统率着生机勃勃、高尚而有教养的贵族，令人起敬的教士和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个君主制是“表面上而非实际中的专制主义”，只要进行些调整，三级会议就有可能成为像英国议会那样的真正代表国民利益的机构。但是，在1789年的选举中得势的不是“国家天然的土地利益的代表”，而是“乡村神父”和“无名的乡间讼师……地方小法庭的职员、乡村律师、公证人，市政诉讼机关的各色代理人，乡村怨气和争斗中的煽风点火之人和操纵者……这些人一直仰赖的生存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财产权变得可疑、模糊和不稳定，怎能指望他们关照财产的稳定呢？”当然不可能，实际上，由这样一批人主宰的议会已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产没收行动。当柏克完成《法国革命论》时，法国教会的土地已经被国有化了，他从中看到了“无知、莽撞、专断和抢劫的冲动，任何东西都无法抵挡这一冲动”。剥夺来的财产用来发行毫无可靠前景的虚假纸币，此举亦使《教士公民组织法》势成必然，但任何有尊严的教士都不会屈从。“在我看来，”他总结道，“这个新的教会制度只能是暂时的打算，它是为最终废除基督教——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做准备。”

这些想法促使柏克考察大革命的起因。他深信，法国的旧秩序中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把这一秩序的颠覆归因于阴谋。一方面是“财界人物”，这些渴望新利益的贪婪之辈因没有声望而心存怨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启蒙哲人，即志在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摧毁基督教的“文人阴谋集团”。哲人阴谋论并不新鲜。它可追溯到唯一被确凿证明的密谋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光照派试图破坏教会主宰的巴伐利亚政府的密谋。巴伐利亚政府公布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文件以证明密谋的严重性，柏克就看到过这些文件。柏克不是第一个将法国的事件归咎于类似于在巴伐利亚被挫败的阴谋的作者，但是，他将这一说法融入了当时对大革命最全面的谴责之中，这就赋予阴谋论以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不过，基督教的毁灭和无神论的得胜并不是他预见的唯一灾难。外省将憎恶“巴黎共和国”及其“猪猡大众”胁迫政府的做法，它们最终会切断联系，法国将分崩离析。指券将驱逐健全的铸币，将加速而不是避免破产。对于法国自己导致的混乱，唯一可能的终结方式是出现“某个深孚众望的将军，他熟谙安抚军队的技巧，具有真正的统帅气质，将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军队也只服从他个人……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这个真正统帅军队的人也就是你们的主人”。

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的意图是要劝说他的同胞，法国的范例并不值得效仿。毫无疑问，他清晰地表达出了很多英国保守派对于海峡对岸事件的朦胧感知。不过，他言辞中的怨愤和怒火也是针对欣赏法国的英国人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做法为英国的国内改革运动吹进了一缕清风，自从皮特在1790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以后，这场运动也陷于停顿。对于柏克无节制的谩骂，改革派觉得必须作出回应，1791年的前几个月便有几份令人信服的答词面世。不过，所有这些答词与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这部著作发表于当年2月，立即被欢呼为权威性答复。潘恩是共和主义革命的倡导者，1776年，他首次鼓舞北美反叛者在这方面达成共识。1787年，潘恩返回欧洲，1789—1790年冬天他访问巴黎，此后便一直等候机会发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柏克的爆发给了他机会。

潘恩首先嘲笑柏克对过去的敬重：“每个时代、每一代人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须像此前的时代和先辈一样自由自主地行动。原则的多样性和枯朽物还有统治力的论调是所有暴政中最可笑最蛮横的。”接着他详细反驳了柏克关于法国事态的描述，斥责柏克是权威的崇拜者而不是原则的拥护者，怜惜旧秩序的羽毛但忘了这只鸟行将就木。他详尽地叙述了巴士底狱的陷落(柏克很少提到此事)和十月的日子，试图以此来纠正有关群众暴行的恶劣说法。潘恩论证说，这些运动的首要目标是确立人权。他印制了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的完整译本，并对它作了详细的注解，以此来驳斥柏克“毫无头绪的情感宣泄……一篇好似信口而成的政治评论”。法国人走上了一条创建合理、公正、明确的宪政的康庄大道，而柏克极力吹捧的英国宪政无非是一堆不公正的习惯法的随意而专横的集体名称，而这些习惯法的依据最多能追溯到某个诺曼冒险家的征服。现在该是所有人民学习法国人的榜样的时候了，应该废除贵族和爵位，取缔什一税，倡导人的再生。潘恩甚至鼓励英国人更进一步，即抛弃君主制。“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说，”他总结道，“政治世界中的任何改革都不应被视为不可能的。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去追求。”

于是一场大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将18世纪90年代余下岁月的英国公共生活推向极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是部畅销书(两年内售出3万册)，但它轻而易举地被《人权论》超过，后者可能总共卖出了20万册，因为此前陷入沉寂的改革社团已振作精神，积极推动这部作品在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传播。1791年10月，都柏林激进派青年律师沃尔夫·托恩在首次访问乌尔斯特时说，《人权论》是贝尔法斯特的圣经。巴士底狱陷落的第二个周年纪念与此前大不相同，英伦三岛各地的重镇都举办了宴会。在伦敦，人们为柏克而干杯，感谢他挑起了这场论战。潘恩当时在巴黎，帮助起草马尔斯校场的共和派请愿书。11月他回到伦敦，并把佩蒂翁作为嘉宾带到了革命协会。此时各个激进派俱乐部与雅各宾派互致兄弟问候已蔚然成风，有证据表明，到1790年底，辩论正在唤醒此前政治上一直沉睡的团体。12月，“五六个技工”成立谢菲尔德宪法协会，旨在推动成人普选和每年一届议会。到1792年3月，这个协会已有两千名成员。同年1月，苏格兰鞋匠托马斯·哈第成立具有相同宗旨的伦敦通讯协会。这一年春天，《人权论》第二卷面世，文中谈论普遍原则较少，更多是关于英国激进主义实践的讨论，大多数外地大城市在同年建立起通讯协会以促进该著作的传播。但并不是整个英格兰都走向了激进化。1791年7月，伯明翰的“巴士底狱晚宴”引发了一场针对非国教教徒的骚乱，而非国教教徒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参加者。为教会和国王欢呼的群众洗劫了礼拜堂、会堂和一神派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而当地官员心领神会地袖手旁观。当体面人开始反思瓦楞逃亡时，几十年来徒劳地确立“天佑国王”为国歌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成功。1792年5月，政府发表反对煽动性作品的公告，并对潘恩提起诉讼。

柏克在英国开启的争论并非没有在别的地方引起关注。《法国革命论》刚一问世就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法文版4个月内卖出了1.6万册，三个德文译本的销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即使那些不赞同柏克的分析的人士，比如他的普鲁士译者弗里德里希·根茨，也深受其谴责言辞中思想理论的影响。潘恩激起的反响无法与之比拟。到1791年，大多数德国人，即使是那些两年前曾激动不已的人，都以日甚一日的忧惧注视着法国持续的混乱局面，而那位英国人对法国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深信不疑，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作为善意且不喜欢战争的诸侯——主教的臣民，有些德国人对法国教会遭受的掠夺深感震惊。对于大量在公法方面训练有素、维系着数百个德意志邦国的官员，大革命看来已经造成了混乱，这让他们反感。因此，柏克及其弟子和译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让他们相信，抛弃自己的遗产和传统以便一切从头开始的人是不明智的。而德国统治者的态度则完全在情理之中。1789年8月，国民议会在对封建主义发起攻击的过程中曾作出决议，剥夺众多德国统治者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某些颇有价值的永久权益，但对此没有任何赔偿。于是，当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1月决定将自己的宫廷从都灵迁走时，德国成了法国流亡贵族们显而易见的聚集地。阿图瓦伯爵在一段漫游之后落足于科布伦茨，这个城市是他的姑父特里尔大主教的首府，这件事发生在瓦楞逃亡前几天。几周之后，他的哥哥普罗旺斯伯爵跟他会合，瓦楞事件之后数千名逃离法国的新流亡者也聚集到这里，如果他们不想继续顺着莱茵河上行，可以前往另一位教会诸侯——美因茨选帝侯的领地与孔代亲王会合。他们刚到德国便开始组织战争，为他们提供资助的有皇帝，有普鲁士、俄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有许多德国小诸侯。备战引起的混乱以及流亡贵族行为方式中惯常的傲慢，使得莱茵地区的百姓对他们鲜有好感。但即便如此，德国人仍没有对这场流亡者所反对的革命产生多大的同情。流亡贵族的到来是另一个责怪大革命的理由。

不过，莱茵人所担心、流亡贵族期盼的战争来得很慢。在《皮尔尼茨宣言》之后，唯一一位渴望与他所称的“欧洲大猩猩”交战的君主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他曾授权自己的臣民菲尔森策划瓦楞逃亡，他自己则于1791年6月前往亚琛欢迎重获自由的路易十六。此事失败之后，他与交战三年的俄国议和，从而为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叶卡捷琳娜二世欣然接受和约，但不是因为有机会加入一场反法十字军。她也要镇压雅各宾主义，不过是波兰的雅各宾主义。她一边指令外交官持续催促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采取行动，一边与两个侧翼的对手缔结和约，10月与瑞典，12月底与土耳其。不过利奥波德二世觉得，既然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皮尔尼茨宣言》的后续行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国王和革命已经调和。所以叶卡捷琳娜还得等待时机，同时她还要集中精力镇压国内的骚乱。

来自法国的资讯具有颠覆性，但大多数政府对这一点迟钝得让人吃惊。只有在西班牙，法国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因为那里的宗教裁判所严密控制着一切舆论表达。早在1789年5月，官方新闻机构就已停止报道法国的事件。9月，佛罗里达布兰卡授权宗教法庭取缔一切直接或间接鼓励不服从的作品，尽管这位大臣此前一直以其开明态度著称。1791年，军队封锁边境，所有外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机关登记。这些措施十分成功，以至于一些法国流亡贵族发现，西班牙的一些村庄直到1792年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欧洲其他地方很少有采取这种隔绝政策的，但是，到1791年，大多数政府都开始后悔当初的开放。瑞典于1790年实行新闻审查，1792年，这一政策达到顶峰，禁止从法国输入任何文字材料，不准以任何形式涉及法国事务。1790年4月，俄国警察获准监视关于法国的宣传和看起来可疑的集会。两个月后，女沙皇因为看到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勃然大怒，她认为书中对农奴制的谴责和对自由的颂歌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启发，是在号召推翻现存制度。拉季舍夫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是一位梦想家而非革命者，但他的著作给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不过后来减刑了。对他的审判给他的作品带来的名声很可能比作品本身赢得的名声还要大，尽管大部分抄本都被毁掉了，但是此后的出版审查日渐严厉(该著作通过了审查)。

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潜在危险性越来越敏感，无疑与首先在英国爆发的思想辩论有部分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瓦楞逃亡和路易十六随后遭受的屈辱。所有君主都视之为可怕的，也许还是不祥的先例。君主们的恐惧肯定太夸张了，因为法国之外的革命者表现得很虚弱，哪怕是在一切都有利于他们的时候。但是君主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欧洲最辉煌的君主已受尽他的臣民的凌辱。瓦楞之后巴黎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亦不能让他们安心。法国的革命者虽然发表了和平声明，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坚持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在1790年6月19日国民议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阿纳卡西斯·克鲁茨被允许带领一个自封的国际代表团走上议会讲坛，宣称此刻在法国吹响的号角正在唤醒所有受奴役的人民。这些人中间还有奇装异服的演员，一些更为冷静的旁观者对此深感不屑。但是也有数千名副其实的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他们来自日内瓦、荷兰和比利时，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掌权。瓦楞危机鼓舞了他们，他们极力推动法国人去挑战欧洲的暴君，后者的权力将在与武装的法国自由使徒的战斗中崩溃。但在即将终结的制宪会议中，没有人相信这一点，王室也不相信。因为军队显然已经瓦解，数千军官已逃离军营，加入流亡行列。幸运的是，军队没有被要求去兼并阿维尼翁，因而制宪会议最后的一个挑战举动代价很小。但是，欧洲可以超然地注视法国事态发展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革命者开始逐步以向邻国输出难题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1]　A. Cobban, Ambassadors and Secret Agents, London, 1954, p. 212.

[2]　G. 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0, pp. 39-40.

[3]　C. Nordmann, Grandeur et liberté de la Suède (1660-1792), Paris/Louvain, 1971, pp. 430-431.

[4]　P. Dukes,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History, 1971, p. 380.

[5]　A. Cobban,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0, London, 1950, pp. 39-40.

[6]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9, p. 134.

[7]　A. Cobban, The Debate, p.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