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法国开始改革，教会很难毫发无损，这一点所有人都很清楚。在1789年春季的陈情书中，三个等级一致要求宗教生活的组织和运作要有所改善，步入理性化的轨道。教士作为法国的第一等级，本想在这个过程中充当领导角色。一开始他们确实走在前面。在1789年6月，是教士代表首先打破了“特权等级”的身份，从而开启了三级会议向国民议会转变的过程。他们这么做是以上帝之名回应第三等级的诉求，而且饥饿的民众正饱受煎熬得不到救济，他们希望解除发放救济的障碍。没有证据显示，作为国家的一个单独等级，他们会放弃教士的地位，也没什么可以证明，对于任何可能伤害到教会或者宗教的行为，他们准备放弃否决权。但就在短短几周的时间中，他们丧失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原有的优势。在8月4日之夜的宣誓中，也许没有哪个团体比教士遭受的损失更惨重了。巴黎的神父不仅失去了什一税、教区会费，而且也不能再通过兼职将可怜的俸禄积少成多。当时教士提出过赔偿金的问题，但是被拒绝了。主教们和各色教会组织，包括慈善和教育机构，都失去了他们原来可能得到的封建税费，这笔钱往往数目可观。后来议会投票通过了赔偿金，但是最终并没有支付。教皇也失去了第一年俸禄，这本来是所有信徒都应交给罗马教廷用于维持其运作的年献金，这次断绝让人们回想起16世纪所有的新教国家和罗马断交的情景。在就如何将这些改变写进法典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对教会的进一步威胁出现了，这次针对的是教会土地，而且米拉波宣称所有的教士都应当满足于充当国家的有薪仆人。8月的后几周对教会打击更大。《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拒绝将天主教作为法国国教，拒绝限制言论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并宣布公职和公民权利为每个人所享有，这意味着对新教徒、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要一视同仁。议会中教士发言人总会遭到来自旁观席的嘲笑，所以10月份议会再次提起将教会不动产充作国有的时候，人们并不惊讶。教士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斗争，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剩下的东西，更因为他们意识到，教会剩余的资源必然会引来议会的进一步行动。为了安抚人心，爱国者们表示，国家将会取代教会的慈善和教育职能，承诺每位教区神父的收入不低于1200里弗。三分之一的教士仍拿着“合理提成金”，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收入大涨，他们当然会很高兴。但对于大量教士而言，1200里弗比原来少，而且什么时候开始发钱也未可知。议会规定在这之前可以继续征收什一税，但是随着封建税费的解除，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也不再缴什一税了，而强制征收则非常危险。换句话说，到1789年末，这场本来受到众多神父友好而热情对待的革命，带给教士们的却是巧取豪夺和空头支票。

这一进程在1790年仍在继续。2月13日，修道院修士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修道院之外，所有的男女修道院都被解散了，而且禁止新的僧侣宣誓入会。诚然，前段时间的立法已经取消了这些机构的财产和收入，但是议会的用意更加深远。很多代表，包括很多教区神父，都认为这些修道士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是社会的负担，国家教会无法为这些人的存在正名。在欧洲有大规模解散修道院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约瑟夫大帝二世在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上进行的理性化改革。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本身也关闭过修道院。但在经过了前6个月对教会的重重打击之后，这项新政策看上去更像是令人担忧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4月12日，一名忧心忡忡的天主教僧侣多·热尔勒提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议案，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并规定由天主教主导公众信仰。实际情况是，他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跟随爱国派投票的。有300名代表对他表示支持，但这个议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否决它的正是在前几周选了新教牧师拉博·德·圣-艾蒂安做主席的国民议会。

确实有人怀疑这整场革命是新教徒的阴谋。在议会中，已知的新教徒只有15人，包括巴纳夫和拉博这样的激进领袖。他们强烈要求，在各方面给予那些在1787年之前完全没有公民权利的团体平等待遇。拉博和其他5名议员代表尼姆地区，在尼姆的选战中，新教资产者打败了自负的天主教势力，在第三等级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些新教徒在纺织品贸易领域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财富剧增。在7月尼姆建立国民卫队的过程中，新教徒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的权力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转移到了新教徒手中，而在此之前对方的力量仅限于经济领域。蒙托邦的国民卫队也主要由新教徒构成，同样引起了当地天主教徒的忧虑。天主教的对策是在1790年春的市政选举中凝聚起自己的绝对力量，以保证地方权力还在自己手中。他们成功了，但这使新教徒下定决心要保住国民卫队的控制权，不征召天主教新兵。因此，整个春季两个城市都笼罩在宗派冲突的阴影之下，终于在5月10日，蒙托邦爆发了可怕的骚乱。当时，由一群虔诚的妇女领头的群众极力阻止官员征收本已充公的寺院财物。他们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卫队，国民卫队被打败了，还有5人被杀。惊慌失措的新教徒逃出了城，一直等到没有宗派纠葛的波尔多国民卫队全副武装赶来之后，当地才恢复了秩序。一个月之后，比这次骚乱更加血腥的一幕在尼姆发生了。6月13日，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为第一次省选举拉票，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新教国民卫队向竞争对手开了枪。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似乎只是一场“斗殴”，但“斗殴”二字完全不能概括双方四天巷战的激烈程度。在听闻城里发生火并的传言之后，周边乡村两个教派的农民也分别前来增援，双方的战斗毫不留情。但由于新教徒一边有更多的火器，这次“斗殴”最终变成了对天主教徒的屠杀，大概有300名天主教徒死亡，新教徒死亡20名。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当地新教徒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控制了整个城市。可想而知他们在省选举中也大获全胜。因此加尔省由他们代表革命政府执行政策，包括教会政策。而对于当地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革命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的可怕敌人的胜利，世界颠倒了。

随着法国时局的发展，天主教日渐衰落，哪怕是教会的最高层——教皇也很快被卷了进来。第一年俸禄的取消仅仅是一个开场。到1789年末，居住在罗马教廷飞地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的15万教众要求脱离已经维持了长达441年的罗马教廷统治，并入法国。在阿维尼翁，合并论者经过长期的争取赢得了市议会，他们开始跟随法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修订当地的法律。庇护五世拒绝承认这些改变，同时在3月29日的罗马红衣主教秘密会议上，发言谴责《人权宣言》以及到此时法国实施的所有宗教政策。阿维尼翁的反合并论者受到己方统治者强硬态度的鼓舞，展开了夺权的努力，这一系列的努力在6月10日的骚乱中达到顶点。他们被国民卫队镇压下来，很多教皇拥趸被杀。阿维尼翁的亲法国派很快将阿维尼翁并入了法国，当月晚些时候，孔塔的部分地区也这样做了。议会很清楚直接合并会带来的国际争端，因此并没有急着接受这些地区的合并声明，但在辩论此事的过程中很多人强调这是人民意志的决定。然而在孔塔情况并非如此，这片土地紧接着经历了12个月的内战。当时，教皇和革命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修补，但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并不是因为阿维尼翁或者孔塔，决定性的事件是《教士公民组织法》。

自从1789年8月以来，议会中就有一个教士委员会致力于制订一套全面的改革计划，恢复教会的活力，使其和革命原则相容，并为教会的未来提供有保障的财政和组织基础。原委员会中的15人中只有5人是教士，而当国民议会中其他人的想法完全显现出来之后，他们便开始消极拖延了。于是议会又给委员会增加了15个非神职人员，其中有几个自由作家，启蒙时期写过反教士文章；但大多数人是真诚的天主教徒，其主要目的是克服教会的弊端，使教会更加精简、更加健康。他们中有人表示，其目的“仅仅是让教会回归早期的原则”[1]。但这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几世纪以来的做法，而且这是按照一个和法国现实情况完全不同的教会理念来比照当下情况。委员会还表示，他们制订改革计划时并不准备听取教会首脑的意见，或者任何外国王朝的意见。没人否定教皇在灵性或者教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法国国民要如何在自己领土上开展宗教生活与教皇无关，能知会教皇一声就很不错了。在5月29日议会展开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辩论时，国王被要求中止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订的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该协议一直规范着罗马和法国教会的关系。没人提出取代性的协议。国民议会已经大刀阔斧地重塑了法国的世俗生活，将教会的经济基础釜底抽薪，也没碰到什么抗议，它觉得没有必要和任何人协商政策。在一开始，主教们曾建议，要通过一个教士的全国委员会来求得法国教会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同意。但他们被搁置在一边，因为不能让作为社会或者国家的独立等级的教士再度复苏。很多教区神父也同意这个观点，在1789年之前教士大会完全是等级制的喉舌。但这是过去的危险，而现在不通过建立全国委员会来实施改革的危险在于，如果教皇站出来反对他们，再没有任何的教会权威能够挑战教皇的决定。

但是教皇有可能反对吗？比起哈布斯堡领地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教士公民组织法》并不算太激进，而前者业已为教皇所接受了。当议会辩论正酣的时候，阿维尼翁和孔塔的消息传来，这意味着如果教皇坚决反对，那么法国则可以威胁将把这些领土并入法国，这会胁迫教皇屈服。因此7月12日，在辩论数周之后，教士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几乎未经修改就通过了。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也能让大多数教士满意。尽管比起原来有土地和什一税的日子，不少主教和教区长收入减少了，但它制定的薪资颇为丰厚。同时，对每一个等级的教士也有严格的住宅规定，这是陈情书中的一致要求。甚至教区行政区划的理性化也被提上了日程，这是很自然的，只有83位主教，每个省一位，10个大主教区。同样，教区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任何居民人数少于6000人的市镇只能算一个教区。所有的圣堂参事会都被废除了，任何没有医治俗人灵魂职能的有俸圣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例如修道院和修女院，它们就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教士的存在是为了救助信徒，除此之外别无理由。按照这样的逻辑，主教必须先在教区中服务超过15年，教区神父必须当过5年的助理神父，这都是很明显的改善。因此，除了由精简有俸圣职所必然造成的教士失业问题，《教士公民组织法》所产生的重组效应对大多数牧师没有太大的影响。真正的问题在于职务的任命方式。所有的教士都由世俗民众选出，就像其他公职人员一样。主教由省议会选出，教区神父由区议会选出。主教要和一个咨议委员会一起行使权力。咨议委员会的设置让人们想起了某些冉森派教徒长期以来呼吁的教区神父会议，冉森派则是受了17世纪巴黎大学的宗教法规学者埃德蒙·理查的启发。“理查派”提倡教会通过选举进行治理，但不是世俗选举，更不要说由一群可能包含新教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积极公民来选举了。因为救治灵魂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不能转交给尚未被教会接纳的人。最后，教皇的地位和权力也是一个问题。法令明文规定禁止所有的法国公民和任何外国主教或其代理人接触，然而这绝不是对所谓“信仰的团结，以及人们通过基督教世界可见首脑维持的联系”怀有偏见，在第一版草案中，教皇被称为罗马的主教。但后来被认为实在是大不敬，毕竟尊敬是教皇现在唯一能享有的东西了。一直以来，主教的任命都要得到罗马教宗的首肯，而现在罗马教宗仅仅是得到通知，主教已经被任命了。

教皇暗中的反应要早于议会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最终通过。7月10日他致信路易十六，劝其不要签署一份会导致法国教会分裂的文件。但当信被寄到路易十六手中的时候，国王已经初步批准了这份文件。他采纳的是主教们的意见，而教皇本以为主教们会采取反对立场。主教们也担心教会分裂，但他们认为恰恰是罗马方面掌握着是否决裂的主动权。极少有教士代表愿意反对新法令，不论他们私底下有什么保留意见。他们都相信教会必须接受这项法律。既然教士的全国委员会没戏了，现在只能等教皇发话。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教皇已经表态，因此整个夏季都极力劝说罗马不要谴责新制度，而要寻求共存之道。当8月24日国王正式公布《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时候，教士们作出了错误的推测，这一点不难理解，双方已经就废除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达成了共识，一切即将平息。庇护五世对法国主教的软弱感到震惊，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并和他的红衣主教商议，缓慢地寻求避免教会分裂的方法。表面上他一声不吭，但只要他继续保持沉默，法国教士就很难自信地接受法国现在的新法律。

法国教士不是唯一着急的人。现在全国的教会土地都已经被列入出售目录，修道院和修女院相继被关闭，爱国者们在呼吁大家支持《教士公民组织法》，就像指券一样，这也是对一个人是否支持新制度的考验。事实上，宗教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议题很快分化了人们的意见，这种分化从1789年春天以来还从未发生过。1789年人们一直意见不一，从未协调行动过的保守派报纸第一次联合起来，齐声指责《教士公民组织法》是对天主教信仰的攻击。爱国派的报纸则以当时特有的反教会态度予以回击。而在1790年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数量越来越多，没有什么比这件事带来的刺激更大了。

在国民议会搬到巴黎之后，激进领袖们组织起了一个“革命俱乐部”来讨论和协调改革政策，就像起先在凡尔赛出现的松散的“布列塔尼俱乐部”一样。他们在议会旁的雅各宾修道院议事，并在1790年1月更名为“宪法之友社”。在1789年的激烈变革中，很多外省中心也建立过政治俱乐部。一些俱乐部产生在诸如波尔多和第戎这样的大城市，但更多都涌现在偏远的、难有作为的市镇。起初他们试图相互呼应，1790年春则试图加入巴黎雅各宾的会议社团。雅各宾的声名日隆，又吸引了新的入会者。2月时他们仅有24人，到了8月变成152人，11月人数已经超过200。这些人悠闲自得，受过良好教育，被国民议会视为积极公民，他们建立组织和社团的爱好远远超过前两代人，而现在这种爱好转移到了政治上。截至1790年7月，巴黎的雅各宾派有大约200名议员成员，还有1000多名其他身份的成员，甚至在国民议会宣布某项国家事务之前，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开始讨论了。而外省的俱乐部则把保持对新制度高涨的热情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组织节日和游行示威，敦促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传阅爱国报刊，而且不断向其他市镇俱乐部发送消息。很多日后参加革命的大人物都是在俱乐部中获得了早期政治经验。这些俱乐部建立的具体情景或有不同，但它们通常是由某次事件或某个议题引起的。而在这些事件和议题中，宗教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贝尔热拉克和蒂勒，建立俱乐部是为了控诉支持多·热尔勒4月13日议案(该议案注定失败)的代表。在尼姆和蒙托邦，宗派斗争之后，新教徒将当地天主教领袖视为反革命，当地俱乐部正是由新教徒组成的。阿维尼翁的合并论者在9月建立了俱乐部，以表示他们并入法国的决心，其建立受到了邻近市镇如艾克斯、马赛、尼姆和塔拉斯孔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米迪地区的俱乐部在夏季建立，也是受到了第一次公然的反革命武装游行的刺激。8月，一支国民卫队联军在亚雷的加尔北部的一个偏远山谷集会。一开始，这次集会是绝对爱国的，但在尼姆“斗殴”中被打败的天主教领导人把会议主导权夺了过来。他们宣布自己就是造反者，并起草请愿书，控诉新教徒对省政府的控制。他们控诉道：“利用本来意在保护我们的政令，新教徒们正竭力把他们的法律强加到我们头上。从省到区，再到市政，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他们占尽升迁、官职和荣誉，法院对我们的恳求视而不见。”[2]尽管这支队伍后来被解散了，却留下了一个筹划委员会，和阿图瓦伯爵的部下共同谋划下一步共同行动。彼时阿图瓦伯爵正在都灵的流亡之中，他正梦想着武力勤王，反转革命。

对于这些团体而言，《教士公民组织法》简直是天赐良机。议会对待教士的犹疑不决的方式反过来加重了后者的不悦。10月30日，议会中的30位主教投票反对该法律，并发表了《说明原则》一文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文中丝毫没有号召武力的意思，他们只是表明，在尚未征得委员会或者教皇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很难默认这项法律。然而，爱国者们将其举动视为鼓动大家违反《教士公民组织法》，而嚷嚷着支持雅各宾俱乐部的地方政府开始强制执行该法律。在一些采取了镇压行动的主教辖区，主教被赶走了，圣堂参事会也被解散了。在10月和11月上旬，法国选出了第一届省主教。但这一次教士没有逆来顺受，抗议出现了。在色内一个被废除的主教辖区，一位教区神父宣称：“我不能再进一步放弃自己和教会的圣契，就像我不能放弃在受洗时许下的承诺一样……不论生死，我都是属于我的信众的……如果上帝要试炼他的儿女，那么18世纪也会和第一个世纪一样出现殉教徒。”[3]议会代表埃斯比耶利被选为菲尼斯泰尔省第一位主教，雷恩的大主教却拒绝批准该项任命。苏瓦松的主教则因为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而被省政府革职。然而南特的104名神父也谴责了该法律，要将他们集体革职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薪俸被停发了。显而易见，向新教会秩序的和平转变难以实现，愤怒的地方政府纷纷要求议会采取行动。议会终于在11月27日采取了行动。在经历了两天的激烈争论之后，代表们决定：任何教士，只要不明确接受新制度，就要被立刻解除圣职。为了检验教士的接受情况，议会设置了宣誓环节。所有有俸教士都必须在即日起第一个周日的弥撒之后宣誓：“忠于国家、国王和法律，支持宪法赋予议会和国王的权力。”任何拒绝宣誓的教士都按照《教士公民组织法》中既定的程序予以革职替换。

法国大革命中有很多转折点，教士宣誓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转折，也是其中之一，这毫无疑问是制宪议会最致命的错误。革命者首次强迫公民进行选择，强迫他们公开表明自己是否支持新制度。尽管拒绝意味着公民无法在新生的法国中担任公职，但悖论之处在于他们有拒绝的权利，这等于承认了他们有否定革命的权利。革命者本来是为了寻找持不同意见者，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不同意见”合法化了。代表们觉得这无关痛痒，因为他们预期拒绝宣誓者充其量只有一小撮高级教士及其下属。议会原本预计宣誓在几周内就能搞定，但是在几个月之后，教士宣誓的局面才逐渐明朗，全国近半数的教士不愿屈从。在罗马仍旧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国王于12月26日颁布了新的法令。因此，在1791年1—2月间，宣誓问题主导了法国的公共生活。议会中的教士们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分成了两派。只有109名教士宣了誓，其中仅有两位主教，一个就是塔列朗。随着宣誓截止日期逐渐临近，1月4日人群包围了议会，叫嚣着绞死拒绝宣誓的教士。而爱国者们——由新教徒巴纳夫做他们的领头人，显得毫无说服力——磨破了嘴皮子，使尽了各种手段，想要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教士，但没有任何人被说动。有了议会中教士们的榜样，可想而知农村的广大教士会更“顽固”(大家很快就开始这么形容未宣誓的教士)。不过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反教士的巴黎，极少有神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宣誓。

当时一位观察家在1月11日写道：“出于好奇，上周日我在圣日耳曼朗克叙瓦观看教士宣誓的仪式。教堂里座无虚席。教堂神父和第二助理神父拒绝宣誓，其他的15名神父则在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欣然宣誓。当天在每个教区都有丑闻传出，例如在圣瑟韦然就传出神父和他的助理逃跑的消息。人们辱骂那些逃跑者，追捧对新法律效忠的神父。你们应该听听人们的议论，甚至在教堂里他们都会说：‘天下哪会像他们说的那样，有两种道德？有人宣誓，有人不宣誓!弥撒有变化吗？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怀念的是钱，是美味佳肴。’……还有很多我不敢说出口的污言秽语。”[4]

巴黎周边的平原地区宣誓率也很高，比如比利牛斯地区。另外，东南部地区也特别高，例如普罗旺斯和多菲内，当地拿不到薪水的“提成金教士”曾在18世纪80年代教士反抗“主教专制”的运动中非常突出。但在很多大的外省城市，拒绝宣誓的人还是很多，和边远地区一样。在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的大多数地区(当地人的思想文化和法国核心地区颇为不同)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有俸教士选择了宣誓。在朗格多克充满了想要利用革命达成自己目的的新教徒，但宣誓支持新制度的教士少之又少。总而言之，在西部有大量教士拒绝宣誓，只有从鲁昂到拉罗谢勒一线形成了一小块儿孤立地区，这里的宣誓教士超过了四分之一。此处的教士原来依靠什一税和教会土地过得很好，他们需要争取当地农民的信任，这比物质上的考虑更加重要。从各地情况看，俗众的压力是教士作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和俱乐部花了大力气来推动教士接受法律，而凡是有群众支持的地方，他们都成功了。但在法国西部的田园乡村里，当地政府掌权者因为从革命中获益太多，已经备受诟病，当地神父们会选择站在教区居民一边。事实上，在很多地区，宣誓变成了对截至目前的革命政策的民意调查，教士选择成为顽固分子或者“支持宪法者”，实际上反映了教区民众对于各项事务的看法，其范围远远超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最后，54%左右的教区教士进行了宣誓，这也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革命太过激了。

不仅仅是教区神父要宣誓，任何教士，只要想要在新的宪政教会体制中通过选举谋得圣职，都要宣誓。由于主教管辖制被清除，他们在教会金字塔中升迁的机会大大提升了(尽管并未得到7名主教的首肯)，这在1789年之前是不可能的。塔列朗则担保教徒传统不会断绝，宪政教会将会向所有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很多僧侣和修士尽管被迫走出了修道院，但他们也宣了誓，借此获得从事医治灵魂事业的资格。相比过去可以忽略不计的定期补贴，他们还能得到更加丰厚的薪水。另外，尽管《教士公民组织法》导致教区数量剧减，但教士的拒绝宣誓率却表明有俸圣职其实很多，事实上供大于求。一开始，教会甚至不得不请求未宣誓教士暂时留职，等待合适的继任人选，这使教会颜面扫地。更糟糕的是，3月10日教皇终于打破了沉默，以私人名义致信给签署了《说明原则》的主教们，全面批评《教士公民组织法》。4月13日，他正式要求主教不要宣誓，5月4日这些文件被公布于众，尽管公布的文件没有涉及明确谴责的段落，但在各方眼中，这就是谴责。很多已经宣誓的教士收回了誓言，大概占总人数的10%。在巴黎，人们焚烧了教皇的塑像，充满敌意的群众不允许未宣誓教士及其集会实行自由崇拜，而这恰恰是《人权宣言》赋予人的权利。议会又开始对是否合并阿维尼翁进行辩论。在5月的尾声，罗马教廷大使离开了法国，革命的法国和罗马教会之间彻底决裂了。

从此时起，除被宗派倾轧搞得乌烟瘴气的地区之外，反革命势力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民众基础。在1790年春以前，除了阿图瓦伯爵头脑发热的想象和他在都灵陈腐的流亡宫廷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革命势力。在10月事件之后，穆尼耶退居到多菲内，曾试图组织当地三级会议，谴责当时的革命形势，但被同乡断然拒绝。早在1789年9月，米拉波就在玩两面派的把戏。他一边在议会的讲台为激进主义煽风点火，另一边却作为顾问为国王和王后提供秘密建议。自1790年5月起，尽管国王和王后对米拉波的人品颇为不屑，他们还是开始为他按时提供的秘密建议付钱。米拉波想停止革命，而不是扭转革命。他支持强有力的王权，也认为国王应该离开巴黎，却不愿意掺和都灵的阴谋和他们重夺贵族权力的计划。不管怎样，路易十六没有采纳他的任何建议，米拉波在1791年4月郁郁而终了，尽管他的爱国者的声誉丝毫未变。国王也没有过多关注有关阿图瓦伯爵的小道消息。伯爵自1790年起对卡隆大加倚重，他曾对卡隆说：“我们必须侍奉国王和王后，无论他们本身是怎样的人。”[5]

当时，伯爵的手下正在和加尔的天主教首领进行接触，他们收到了关于东南部局势不稳的报告，备受鼓舞，当年秋天他们决定在罗讷河谷计划一场反抗运动。但是从此地的安全工作来看，反革命派将战略地点选在这里很不现实，由于书信泄露了整个阴谋，密谋者12月在里昂被捕。1791年2月，有人组织吹响了第二次“雅赖斯集结号”，目的是召集大量的天主教国民卫队向尼姆进军，却也以失败告终。一支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武装队伍抓捕了这群乌合之众，整个过程非常血腥。阿图瓦伯爵对此类活动的支持让萨迪尼亚国王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后者开始明确表示都灵不欢迎流亡宫廷。1791年1月，这群颜面无存的流亡者决定离开，6月他们在德国科布伦茨找到了新的总部，这块领地很合适，它属于一个天主教国王，后者是特里尔主教的选举人。

路易十六对里昂阴谋倍感不安，他曾请求自己的兄弟不要实施该计划。这次计划的成功完全依赖于王家军队的协助，而在1790年夏天，军中是否有一支部队可以信赖尚不可知。很多士兵受到等级松散的国民卫队的影响，和他们的贵族军官之间形成了严重的敌对情绪，这导致里尔、埃斯丹、佩皮尼昂和梅斯等地相继发生军队哗变。这一系列兵变的**是三支驻扎在南锡的军队于7、8月间发生的哗变，并得到了当地雅各宾俱乐部的积极支持。西部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布耶将军决心杀一儆百，一举攻占了南锡。23名反叛士兵被处决，100多人受到了严酷的刑罚。除了议会里有人鼓噪说这是旧制度暴政的再现之外，杀一儆百的做法似乎起了作用。到了冬天，军队的**基本停息，国王觉得布耶似乎是一个能倚重的将军。从1789年夏天开始，王后就在幻想她的奥地利兄弟会来搭救他们，但此时已经快要到1790年底了，就连国王也开始敦促他流亡的兄弟赶紧制订救援计划，他开始认真考虑逃跑方案了。

不过，国王此时动逃跑的心思多少有些讽刺，因为人心也许正向王室靠拢。而更加讽刺的是，国王的出逃和人心向国王的靠拢都出自同一个原因，即宗教分裂。国王确实正式批准了《教士公民组织法》和教士誓言，但他的心中疑虑重重，而随着大量教士拒绝宣誓，教皇也保持着不祥的沉默，国王的疑虑更深了。路易十六的忏悔神父宣了誓，但从此之后国王再也不和他商议任何事情。国王生命中第二重要的女人(排在王后之后)，即他的未婚姑妈也极为鄙视宣誓教士。1791年2月教士们请求获准到罗马面见教皇，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国王自己贸然安排让他们离开法国。成群的妇女成为首都游行群众的主力，可她们没能来得及阻止教士们。在雅各宾派、公共报刊和比以前更加激进的科德利埃俱乐部(他们现在的正式名称为“人民权利之友社”，不是宪法之友。特别指出。)的鼓动下，妇女们聚集在其他王室成员的宅邸外进行恐吓，她们怀疑这是一次分批出逃的计划。1791年的整个春季，拉法耶特和他的国民卫队都在巴黎疲于奔命，忙着驱散反王室和反教士的游行示威。拉法耶特招来了大众报刊的谩骂，还有大众政治社团的记恨，因为科德利埃俱乐部想让这样的社团遍布巴黎；另一方面，拉法耶特也没得到国王及其追随者的感谢，他把自己看作王室的保护者，后者却把他看成“监狱长”。在国王看来，拉法耶特甚至不能确保自己手下的安全，因为他似乎每次都到得太迟了。2月28日，拉法耶特赶赴万塞讷，试图阻止一群暴民拆毁当地要塞，像攻占巴士底狱那样。为防国王无人保护，上百名贵族带着刀和手枪在杜伊勒利宫周围守卫。这看起来很像图谋出逃，拉法耶特急忙赶回去解除了王宫周围的武装，结束了这场名为“匕首日”的骚乱。在4月的复活节周，人们对这些装模作样、充当“宫相”角色的王党的蔑视达到了顶点。就像1790年一样，王室准备到位于巴黎西边圣克劳德的森林高地度过复活节。但就在周日复活节的前一天，国王公开接待了一位未宣誓教士，很快消息传遍了全城。第二天，当王室成员准备出发前往圣克劳德的时候，一大群民众拦住了马车，不允许它行驶。拉法耶特和平时一样再次迟到，他命令国民卫队清开道路。士兵们拒绝执行命令，大约僵持了两小时，国王不得不回到王宫。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去圣克劳德的远足是逃跑计划的一部分，但最终被迫放弃此行，使国王确信他已经成为这座无神论都城的阶下囚。关于国王即将出逃的谣言和预测实际上反过来促成了他的想法，从此他开始制订自己周密的出逃计划。

与此同时，大众对未宣誓教士的迫害日益加重。比如，有的学生参加宣誓教士主持的弥撒，遭到了修女的惩罚，结果整个修道院的修女都被拉出来，在集市上被妇女当街鞭笞。未宣誓的教士团体本来租用了废弃的教堂，用于进行私底下的崇拜，由于害怕会受到同样的对待，也不敢开展活动。法纪崩坏的背景下，巴黎的失业率也在逐步上升。由于贵族逃亡或者生意削减，圣堂参事会和修道院的全面关闭，大量仆人和从事奢侈行业的工匠都流散到了大街上。公众慈善工坊倒是吸收了一些失业人员，其中最有名的工坊正在拆除巴士底狱，正是这件事给了人们拆毁万塞讷要塞的灵感。市场上的劳动力如此之多，而工资自从1789年以来就没有涨过。随着指券逐渐进入流通，驱逐了铸币，物价也开始上涨。1791年3月2日，国民议会宣布了一项在1789年8月被搁置的议题，废除行会和团体组织，因为后者是一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的残迹，特权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行会也曾经是雇工的联合组织，其消失导致各色工人团体要求提高工资。其中最突出的是木匠和铁匠，他们在6月上旬暗示有一个包括了8万名工人的“大联合会”决意要求雇主涨工资。木匠们强调通过罢工来确保最低工资，很多人民社团也很支持他们。市政当局为了抵制雇工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措施，但最后议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干预。6月14日，经列沙普利耶提议，议会投票禁止所有的工人组织和任何形式的集体工人活动。地方政府不得接受来自此类团体的代表，也不能为此类团体中的成员提供工作，这条法律将用于管理法国产业工人关系长达73年。

作为该议案的提出者，列沙普利耶非常关键。他在革命早期是激进派的领袖人物，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长期在议会中扮演左派首领的角色。但1791年他开始相信，革命如果想要继续前进，就必然会伤及1789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巩固革命成果的时候到了，要完善宪法，在它被民众**完全淹没之前，使宪法运转起来，很多激进派领袖到了这个时候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前王政派的一个团体感觉到了风气的变化，在1790年的最后几周他们建立了“王政俱乐部”，想要挑战雅各宾派。很快其成员达到了上百人，它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但其争取民众支持的方式太明显了，即在寒冷的冬季销售大量的补助面包。雅各宾派于是借机敦促市政府将其关闭，因为他们扰乱了市场。巴纳夫领导了这次活动，但到了第二年夏天，和他原来的激进派盟友迪波尔和拉梅特兄弟一样，巴纳夫也开始修正自己的看法。他们意识到，如果国王逃走了，整部宪法的基石就没有了，这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另外，在制宪议会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剩下的就是权力分配问题，而每个人在夏天都打着类似的算盘。这两年中，代表们扮演着国家领导的角色，对于回到偏僻的外省，他们毫无兴趣。把国王争取过来意味着打开了仕途之门，更何况现在米拉波已经死了。但是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的“三巨头”向政权核心的转移很快引起了大众的怀疑，而一直默默无闻的一群左派议员开始博得人们的欢心，米拉波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中(1791年2月28日)将他们称为“30副嗓门”。对于这群人的目标，英国大使有更加直率的描述，他在4月15日报告说：“有一派人，其目的是彻底消灭王权，不论后者已经受到了怎样的限制。”[6]他发现这群人的领袖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现阶段是不是共和主义者尚需存疑。诚然，他4月10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否认了这一点，但另一位英国观察家则从中看出了更多。

迈尔斯当时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并将其情况汇报给伦敦，他这样描述罗伯斯庇尔：“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这即便不是人们应该接受的唯一政体，那也是最好的政体。他根据这个原则行事，大众则坚定地支持他的那一套。他是一个刻板的人，固守原则，待人接物简单呆板，衣着朴素，明显不会腐化堕落，轻视钱财……我每晚都在观察他，我盯着他，分析他的每一个表情。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正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说起来奇怪，整个国民议会都轻视他，觉得他无足轻重，我曾跟一位议员说起我的猜测，我认为他很快就会上位，统治成千上万的人，结果遭到了嘲笑。”[7]

这段话写于3月1日，5周过后，也就是4月7日，罗伯斯庇尔有了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成就”。米拉波的仕途曾因遭人怀疑而在1789年11月毁于一旦，如今罗伯斯庇尔旧事重提，提议所有的制宪议会成员在本届议会结束4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该项议案获得了通过。他的下一项议案是在5月16日提出的，内容是所有的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进入立法议会，也获得了通过。这两项议案都对革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胜利。右派议员之所以支持这两项议案，是为了整治“三巨头”，他们乐于见到左派的分裂。

这次分裂从5月到6月上旬一直在继续。当议会再次讨论阿维尼翁问题的时候，罗伯斯庇尔一干人要求立即合并，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人开始权衡进一步和教皇交恶的利弊。大家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殖民地问题，该项议题自从1789年6月8日以来还未曾被真正提上议程，当时是一队来自圣多明各的代表团要求获得承认。1790年3月代表们废除了奴隶制，这是由一个巴纳夫主持的委员会提议的，显然黑人还未享受到人权。但自由的其他人种怎么办？圣多明各大概有4万白人，他们坚持自己对政治权利的要求。1790年10月，一小群当地白人试图通过武装力量来表明自己的诉求，遭到严酷镇压。现在其他人则向议会请愿，巴纳夫警告说满足他们的要求很危险，而罗伯斯庇尔则控诉奴隶制，要求无论肤色种族一律赋予其政治权利。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再一次通过了。他现在也开始掌控雅各宾俱乐部，他还在6月11日当选刑事法庭的公诉人，这显示了他在巴黎的民望。

估计这一切都无法让王室安心，在议会辩论期间，他们的出逃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实现。现在，国王对于任何拉拢他的努力都不感兴趣了，他正集中精力草拟一份挑战性的声明，他准备在出逃之后留下这份声明，其中控诉了自1789年10月以来甚至在之前发生的各种事情。出逃是由王后的忠实崇拜者、瑞典冒险家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伯爵安排的，王室通过他联系上了布耶将军。他承诺为王室难民提供护卫队，保护他们赶往邻近卢森堡边境的蒙梅迪。护卫队士兵会以为自己是前去侦察国境对面奥地利皇帝集结的军队，无论如何，王室成员的行动都是非常隐蔽的，而且他们带着特别准备的护照。6月20日晚他们溜出了杜伊勒利宫，最近因为国王出逃的传言日盛，王宫四周的护卫增加了一倍，但国王还是躲过了他们的视线。尽管有些延迟，但他们还是全身而退。不过延迟意味着在皇家马车抵达之前，第一支护卫军已经撤退了，因为他们认为行动已经失败。这同时也是候补护卫军补上的信号。与此同时，各种军队调动引起了沿途市镇居民的怀疑，国民卫队出动了，6月21日晚在圣梅内勿勒，国王被认出来了，辨认者是当地的邮政局长德吕埃，他火速赶往下一个城镇瓦楞，这件事情也让他走上了激进政治的生涯。在瓦楞，国王一行被拦截下来，全镇的人都出来了，军队也无计可施。第二天早上，21名从巴黎赶来的信使带来了命令，将这些“逃跑嫌犯”带回首都。

国王出逃瓦楞是革命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就像教士宣誓一样，它迫使每个人不得不作出选择，一旦作出这个选择，后续的选择也就都决定了。不论国王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仅仅是到蒙梅迪在安全距离之内进行谈判，还是像大多数人怀疑的那样(包括国王兄弟普罗旺斯公爵，此人当时确实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也如此宣称)，准备逃亡出国，并在奥地利军队的帮助下回国，革命迄今为止的一切成就都被根本地改变了。外交家曾认为战争可能会随时随地爆发，国王出逃失败推迟了这种可能性，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要选择一个不同的体制。王权已经背弃了革命，其理由在国王留下的声明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控诉巴黎囚禁自己，革命侵犯了财产以及“帝国的彻底无政府”，谴责革命者违背了陈情书中表达的愿望，新宪法下国王的权力太小以及雅各宾俱乐部四处伸展的权力触角，并含蓄地指责了新的宗教秩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继续充当国家首脑？巴黎民众和激进领袖们最不幸的怀疑被证实，共和派登场了。巴黎所有的王室象征物都遭到了攻击和羞辱，6月24日科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议会呈上了一封请愿书，要求要么罢免国王，要么就发起全民公决来决定国王的命运。3万群众护送递交请愿书的专员。

议会的大部分议员对国王的背叛感到十分惶恐。但反常的是，在危机爆发之时，公共事务似乎能够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运作得很好。行政官员被召集起来，军队控制权也得到了确保，辩论也在继续，就像糟糕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一个贵族代表惊诧地说：“你绝对难以想象，此时的法国其实没有国王。”[8]但是，罢免国王充其量只是让法国进入摄政王统治，这种统治太冒险，在法国历史上名声极差。最糟糕的结果则是重新起草几近完成的宪法。如果强调共和，无疑民众将会登台亮相，并且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自春天以来越来越多的代表觉得需要警惕群众。在出逃消息曝光的一天时间之内，议会想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它将无视所有证据，假装国王是被绑架的。议会在6月22日发表的劝人民保持冷静的声明中表达了这个意思。至于国王留下的控诉状，则是居心叵测的谋士强迫不情愿的国王拟写的。反对如此捏造事实的议员被压倒性的票数否决。国王也被架空了，制宪议会从此同时掌握了行政权和立法权。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的议员都想保住王权，即使说再多的谎话、编再多的故事也在所不惜。7月15日，议会以颁布政令的形式将所有的罪责都归结到了布耶及其部下身上，他们将被依法提起诉讼。其实议员们心知肚明，当时大多数受到指控的人都已经跑到国外了，安全地待在奥地利境内。

瓦楞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全国。大家都猜测奥地利军队会入侵法国，营救在押的王室成员。国民卫队枕戈待旦，地方政府建立常设会议，保持警惕性。很多地方人士再次控诉未宣誓教士及其团体，认为他们和贵族、外国人勾结，在策划大阴谋。雅各宾俱乐部里充满了急切的爱国者，像是快要炸开的锅。春季的宗教骚乱重新激活了雅各宾俱乐部的网络，原因是需要凝聚人气支持教士宣誓，鼓励大家参加神父和主教的竞选。7月，雅各宾俱乐部的分部已达900多个，是年初数量的3倍之多，而国王在他的出走声明中特别指出，俱乐部是很多事情败坏的根源。但瓦楞事件给俱乐部出了个难题，很多俱乐部成员明显觉得国王背叛民众的信任，应当被罢免。至少有60个俱乐部要求审判国王。但只有少数俱乐部公开要求建立共和国，被其他俱乐部直接否定。很快，“母社”的分裂变得明显起来。辩论中很少有人对议会的做法表示满意，但对直截了当的共和主义也是响应者寥寥。即便是罗伯斯庇尔也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人民。7月15日，一个消息传遍了巴黎，议会丝毫没有责怪国王，俱乐部难以抵御全城的愤怒情绪。当天晚上，一个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激进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组织起4000名群众前来搅乱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在瓦楞事件之前，社会俱乐部被认为是一个讨论乌托邦政治的团体，但在这之后，它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合作，一起呼吁建立共和国，并于6月24日在其报纸《铁嘴报》中公开发布了自己的要求。现在这群闯入者要求雅各宾派加入他们，共同起草请愿书反对国王复职。在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庆典的前一天，马尔斯校场上建起了一个祖国圣坛，而社会俱乐部的成员打算把请愿书散发到圣坛上，以征集大量的签名。双方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连夜起草请愿书。被选进委员会的有丹东和布里索。布里索通过他的报纸《法国爱国者报》和他在社会俱乐部里的活动，在巴黎为自己赢得了民主主义者的名声。第二天早上刊发在《铁嘴报》的请愿书最终定稿宣称国王已经退位，即使大多数国民作出决定，也不应有人来接替王位。这实际上是一份共和主义宣言，导致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分裂。拉法耶特、拉梅特兄弟和俱乐部的很多活跃成员被视为罪恶的王党，他们此时也脱离了雅各宾俱乐部，带走了俱乐部中几乎所有的议员，只有罗伯斯庇尔及其盟友佩蒂翁和其他一两个人没有跟随他们，拉法耶特等人在废旧的斐扬修女院中展开了和雅各宾派对立的俱乐部集会。罗伯斯庇尔害怕他最可靠的平台从此分裂，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他劝说雅各宾的剩余成员收回对请愿书的支持。这已经太晚了。斐扬派得以摆脱他们的激进同僚，对此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管怎样，现在请愿书在科德利埃派手里，他们下定决心要去征集签名。

于是，大约有5万人于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上，截至下午约有6000人签名。但早在这之前，有两个躲在圣坛下的倒霉鬼被人们发现，情绪高涨且疑心重重的群众将两人绞死了。这让巴黎市长巴伊有理由根据1789年10月的法令宣布戒严，拉法耶特和国民卫队挥舞着红旗进入了马尔斯校场，招呼他们的却是铺天盖地的石头和几颗枪子儿。于是他们朝几乎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枪，就像一位当事军官说的那样，把他们“像小鸡一样”射杀了。[9]人群被驱散，大概有50人被击毙，受伤的人就更多。在“马尔斯校场大屠杀”之后的几周里，大约有200多名被认为是巴黎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的人被捕，丹东逃到了英国，德慕兰和马拉也藏了起来。看起来共和主义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中了。激进报纸停刊，科德利埃和社会俱乐部休会，而且社会俱乐部再也没有复会，甚至雅各宾俱乐部都被削弱了。斐扬派起草了一份自信满满的声明，邀请外省分部将现在的新俱乐部视作唯一合法的“宪法之友社”。制宪会议现在再无群众烦扰，开始着手敲定耗费了他们两年心血的宪法的最终定稿。

在这个过程中，自1791年6月以来一直冲突不断的拉法耶特和三巨头开始了合作。巴纳夫作为议会派去瓦楞护送王室家庭回来的专员之一，深深地为王后所倾倒。他带头在最后时刻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使国王更乐于接受宪法。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教士公民组织法》被从宪法中删去了，这意味着是否宣誓效忠宪法与是否接受新的教会体制无关，也意味着该法律可以像普通法律一样被修改甚至替换，而不用经过被刻意设置得异常繁杂并长达十年之久的宪法修改程序。与此同时，有议员提议未宣誓教士不得跨入曾任圣职地区方圆30英里之内的范围，这项提案也被否决了，因为挑衅意味太重。议会颇为虚伪地废除了将“银马克”作为代表选举资格的规定，事实上这在当年春季被证明是笼络巴黎群众社团的绝佳办法。但是二级选举会议的投票门槛被大大提高了，这里才是真正选出议会代表的地方，提高选民资格的目的在于确保最重要的权力杠杆被掌握在富有的地主手中。无论如何，在8月27日这些修正案通过的时候，下一届的立法议会选举已经开始了，而所有立法议会议员都还要通过银马克这一关。最后，斐扬派得以通过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议会(终于)认为报刊的责任是调节控制群众大量的不稳定情绪，不顾罗伯斯庇尔孤零零的反对，8月23日颁布法令，任何“有意煽动人们违抗法律，(或者)藐视政府权力，对抗政府行动”的作者都将遭到起诉，而任何正直或者诚恳用心受到抨击的官员可以就其损失提起诉讼。拉梅特兄弟和马卢埃(后者与前者不同，他一直都相信这些保障政体安全的程序)还梦想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让议员有资格担任政府部长，甚至还想设置第二议院，但现在想要重拾1789年王政派的计划已经太晚了。将要让国王接受的这部宪法，自从1789年人们为宪法奠基时起就已经定型了，只是在细节上有些不同。

路易十六会不会接受宪法也完全是个未知数。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向他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又往往彼此矛盾，直到最后一分钟，路易十六还在犹豫。有的时候他似乎决心要落实宪法，7月31日他曾写信给阿图瓦伯爵，请他回到法国，放弃反革命的计划。第二天议会提出了更加严酷的刺激政策，它首次通过了惩治流亡者的法律。他们被要求在一个月内回国，并处以缴纳三倍税金的惩罚，而且官方也开始首次列出了流亡者名单。这项法律议案最先在2月被提出，但是由于米拉波的反对而未能通过。自此，流亡海外的队伍开始急剧壮大，特别是在瓦楞事件之后。对于军官而言，6月11日对国民、法律和国王(新制度中的国王)的新一次宣誓已经让他们心灰意冷，瓦楞的“失败”更使他们怒不可遏。在布耶流亡海外之后的6个月中，有将近6000人步了他的后尘，这超过了整个军队中军官人数的一半。9月14日，作为宪法颁布之日进行的大赦，惩治流亡行为的新法律被废除了，但这并没能止住流亡浪潮。此时，军队纪律在一次次的兵变中已经接近崩溃，有很多原本打算留下的军官也都断然选择了离开。

在贵族圈子里，斐扬派以立宪君主为核心重建国家共识的努力也没得到任何褒奖，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阻挠他们。在议会中，贵族们——他们现在被称为黑皮肤的人或前贵族，要么投弃权票，要么故意乖张地支持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尽管右派的目标明显是保守的，但他们中极少有人加入斐扬俱乐部，而且斐扬俱乐部最失败之处在于，它没能拉拢大多数的外省俱乐部。只有72个外省分部脱离了雅各宾，而且72个分部中还有很多在夏末又收回了自己脱离雅各宾的决定。8月上旬戒严令被取消之后，报纸又重新出现了，而巴黎没有一份重要的报纸是向着斐扬派的。没有什么比战争的谣言更能分化革命阵营了，它在整个夏天都沸沸扬扬。左派认为瓦楞事件是一场摧毁革命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王后和流亡者们确实也是这么打算的。当出逃行动失败之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方面将会加紧努力，而摇摇欲坠的法国军队肯定无法抗击。事实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在7月10日发表了《帕多瓦公告》，邀请诸王和他一起，重新恢复法国王室的自由。但只有普鲁士国王积极响应，响应的结果无非是这两个国王8月27日在皮尔尼茨会见并进一步呼吁要协调行动。

《皮尔尼茨宣言》表示，法国国王的处境关乎欧洲所有君主的利益。该宣言邀请其他各国一道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加强法国国王的力量，在最完美的自由状态下，君主政府的基础既是君主的权利也是全体法国国民的幸福安康”。这两位国王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同意，他们就将“迅速行动”。但至少奥地利的私下想法是，其他国家组成联合军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此时此刻奥地利正在解散军团。对于他们来说，《皮尔尼茨宣言》仅仅是王政和家族荣誉的需要，这也许会促使法国国内局势稍有缓和，但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既然如此，那么宣称这份宣言是在流亡王公的请求下发布的，或者允许流亡者们联名写煽动信给国王，力劝其拒绝宪法，就都是毫无意义的刺激性做法。对于制宪议会而言，关于外国将支持流亡者反攻法国的流言结束了，而作为对国际意见的蔑视，议员们于9月14日投票决定合并阿维尼翁和孔塔。

王公们对他们兄弟的劝阻来得太迟了。9月3日宪法就已完成并呈给国王请求其接受，9月13日在一片欢欣鼓舞和天下大赦的氛围中，国王签名表示接受宪法。斐扬派坚信，现在革命结束了，正常的宪政可以开始了，他们期望法国能就此进入更稳定的时期。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制宪议会即将于9月30日结束而欢欣鼓舞。制宪议会的成就是巨大的，在26个月的时间内它瓦解了旧制度，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缓慢演进形成的产物。与此同时，制宪议会确立了新制度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结构的轮廓。在革命之后，甚至到了19世纪，当人们赞许地说起1789年原则，他们说的正是1791年革命还未走向极端时路易十六所接受的一切，但革命走向极端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应该对其负责的同样是制宪议会。由于强迫教士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进行选择，它分裂了国家，给予了反革命比自身利益更高的行动目标。在行将结束之时，制宪议会又单方面地攫取了罗马教廷的土地，这加重了它对自己的伤害。宗教分裂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全心全意支持革命，国王自己就是如此。只有不敢面对其他事实的人才会相信他在1791年9月真诚地接受了宪法，在6月那场他自己称之为“旅行”的事件中，他的真实想法已经昭然于天下。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分裂，立宪君主派和迅速升温的共和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而后者的中流砥柱是巴黎喧嚣的群众，这使得它更加令人恐惧。最开始发动革命的贵族们现在选择退出，隐居在偏僻的乡村，或者跨过莱茵河加入海外流亡王公的行列。这一切都难以保证斐扬派梦想的“后革命”生活。对于1791年10月来说，英国大使在4月作出的预言再正确不过了：“目前的宪法不得人心，不能持久。”

[1]　A. Aulard, Christian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7, p. 59.

[2]　G.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1978, p. 28.

[3]　P.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 Volume 5, Paris, 1902-1923, i. p. 203.

[4]　Ruault, Gazette, p. 217.

[5]　R. Lacour-Gayet. Calonne: Financier, réformateur, contre-révolutionnaire 1734-1802, Paris, 1963, p. 290.

[6]　Edited by O. Browning, The Despatches of Earl Gower, Cambridge, 1885, p. 79.

[7]　Edited by C. P. Mil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Augustus Mil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7, Volume 2, London, 1890, i. p. 245.

[8]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pp. 362-363.

[9]　G.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pp. 8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