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曼[2]

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分之一，除了巴黎以外，布拉格的文学气息要比欧洲其他任何城市都更为浓厚。这个地处东欧门户的奇特聚落阴郁而秀丽，充满了古代的荣光和当代的挣扎，产出大量优秀乃至卓越的文学作品，也孕育出几位天才作家，像里尔克、韦尔弗[3]以及卡夫卡。

卡夫卡并非“职业作家”，意思是他并未将写作视为职业生涯或事业。白天他在沉闷的办公室工作，直到一桩恶疾使他无法继续工作，在夜晚他则孜孜于创作几页无懈可击的德语散文，这番努力虽然耗费心力，却能够提升心灵。他对文字风格的狂热坚持让人想起福楼拜的激进唯美主义，而他对于人类心灵的热情关注则近于哲学家齐克果——顺带一提，这也是卡夫卡最由衷敬佩的两位大师。

在他生前，只有少数挚友及行家了解他的伟大，了解这个谜一样的非凡人物。只有少数被拣选之人明白他的短篇散文和三部未完成之长篇小说在哲学及艺术上的重要性，那三部小说分别是《城堡》《审判》和《美国》[4]，构成了小说家兼评论家马克斯·布罗德口中庄严的“孤独三部曲”。而在一般文人眼中，卡夫卡只是又一个你偶尔会在咖啡馆遇见的奇特人物，犹太人上层社会里一个体弱多病的年轻人：忧郁、害羞、带着几乎令人生畏的严肃和古怪的幽默感。他并非**不羁的艺术家，反倒很讲究外表的整洁；他谦恭、和蔼、内向，有时以天生的优雅举止散发出迷人风采，有时则因为眼中及笑意中那股深沉的悲伤而令人不安。他看起来一向比实际上年轻。就连他在染患不治之症的最后一年(一九二四年)所拍的照片都呈现出年轻的身影，微微有点驼背，但是灵活优雅。他死时四十一岁，当时他大多数的作品都并未发表。

他讨厌出风头，部分原因在于旁人难以理解的自尊，部分原因在于真心的谦逊。要想把他的稿子寄给文学杂志或出版社，他的朋友必须和他苦苦纠缠。他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一条严格的指令，要求烧掉他的所有遗稿。他最亲近、最信赖也最知己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面临着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他应该不去理会卡夫卡专横无情的愿望，还是要摧毁一份他深知其独特非凡的文学宝藏？

他最后做的决定——保存这些手稿并加以编辑——当然是唯一正确而可敬的决定。卡夫卡的作品得以保存，其实要归功于布罗德，卡夫卡迟来并日益增长的名声主要归因于他。

一个从来不求名也不曾出名的作者，一个从未在寻常意义上“成功”过的作者，在这样的特例上，“名声”这个字眼适用吗？卡夫卡的作品并非畅销书，即使在纳粹掌权之前的德国也不曾畅销，虽然那时的德国乐于接受各种艺术上的实验。然而，他作品的实际效果要比当时许多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更大，也更持久：事实证明，他的潜在影响具有穿透力，而且强烈得不可思议。一位批评家曾称他为“现代德语散文的秘密之王”[5]。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份不起眼的伟大，逐渐越过了德语世界的边界。他的大多数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评论卡夫卡的文章以各种语言写成，除了德文之外，还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瑞典文和匈牙利文。他个人的文字风格——那种独树一帜的混合体，有巴洛克与古典的成分、梦幻般的浪漫主义和精准的写实主义——启发并影响了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作家。

“我们称之为‘名声’者，只不过是针对某一个人所流传之所有误解的总和。”这句傲慢而无奈的话出自里尔克——另一个天才，他有如王子般害羞，蔑视并排斥群众喧闹的好奇。即使是有如贵族般拘谨的卡夫卡，也不能免于受到难堪的误解。曾有人把他与超现实主义者和某一颓废的维也纳学派扯上关系，甚至有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分析他书中某些谜样的章节。所有这些诠释当然都不正确，而且完全未能阐明他生命及写作的真实本质。

他从来无意用阴森的手法来令读者感到惊骇。他想要鲜明、简单、明了。他的文学导师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而非波德莱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人把他和爱伦·坡相提并论，但他欣赏狄更斯。他最大的目标在于彻底而写实地描写他心中冒险的不安与狂喜，就像福楼拜描写包法利夫人外貌的所有细节，亦如托尔斯泰描写一个俄国农民的面孔及气味。卡夫卡并非超现实主义者，而是最写实的探险家，探勘那些一般旅人无法到达，但其真实性并不因此而稍减的领域。他对于梦魇般的景色所做的地形描绘就跟任何科学报告一样精确。

他描写中幽默、怪诞的成分令一些欣赏他的人感到不安，又被另一些人过度重视，而这些成分只不过是他郑重诚实的自然结果。他自身的经验使他领悟到即使是神的奥秘也有滑稽的一面——顺带一提，这滑稽的一面乃是中古时期的圣徒及雕刻家所熟悉的。(或者至少是他派出的喽啰)的确可能以酷似小丑的姿态出现——既可笑又邪恶。我们能在一些哥德式雕像上认出那种呈现出卡夫卡特有之黑色幽默的惊悚笑容。想必是某种难以想象的苦难冻结了他的眼泪，麻痹了他绝望的呐喊，只留下那种骇人的幽默作为他唯一的慰藉!

卡夫卡饱受各种恐惧与忧虑的折磨。原罪以及罪与罚的概念乃是他感受与思考的基础。他向神捎去近乎无望的祷告，而那个神乃是耶和华，报复之神，虽然他几乎不曾提起过他的名字。并没有救世主在人类与其无情的天父之间调解。人类必须不断为了自己所犯的罪过而赎罪，他们不知道这些罪有多重，甚至不知道罪名为何。我们神秘的罪过乃是在一场永恒的审判中被审理，有各个层级的神秘法官，就连其中最低级的法官都有慑人的威严，令我们无法正视。

这些执念以及想象出的折磨，自然是深植于卡夫卡个人生活的种种情况与经验。他笔下故事中的自传成分要比乍看之下更浓。任何一位心理分析师都能将卡夫卡的宗教情怀——他对神那种谦卑但不信任的敬畏——定义为明显之“父亲情结”的“升华”。的确，卡夫卡父亲的父权形象在他的人生中举足轻重。因为他父亲的坚实力量以及健全的生命力，他对父亲既钦佩又畏惧。他父亲活得“像个男人”，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身为儿子的他，则在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自认是个失败者，纵使有他的灵感所带来的那种狂喜。

而就生活的残酷现实而言，他也的确是个失败者：他受不了在阴暗办公室里的工作；身为作家他并未获得显赫的“成功”，从来无法靠写作维持生计；健康欠佳使他无法结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罗曼史注定成为令人沮丧的挫败。

他饱受折磨——不仅是因为他的病，而是因为生活本身：身为犹太人，生活在布拉格，生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动**时代。他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社会问题在他的作品中只间接出现——乔装改扮，移至遥远而神秘之境。那股隐形的力量藏在他想象出的《审判》和《城堡》中，这份想象不仅是受到犹太教神秘哲学深奥智慧的影响，也受到他在奥匈帝国古老官僚体系中担任一名小公务员这一亲身经历的影响。他对于善变的暴政所做的详细长篇叙述并不具有煽动性，也并非真是讽刺之作。面对世间当局，卡夫卡表现出同样那种半带嘲讽的畏惧以及带有批判性的尊重，表现出他面对难以揣度的父亲时那份特有的忠诚，不管是人父还是天父。

对他而言，布拉格这座城市以一种怪异而明确的方式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缩影，他在其中看出人类的悲剧与挣扎。事实上，布拉格是他所认识的一切——他的整个世界，他的天堂与牢笼。他向往不同的风景，向往更轻盈明亮之美。但是他能做的几趟旅行都短暂而不尽如人意，不管系与朋友结伴而行或是独自出游。

他所做过规模最大的旅行纯粹在他心灵里进行。他大胆出游的目的地是美国。当他向朋友透露他的秘密——他将要写一部以《美国》为题的小说(其实他已经开始写了)，他的朋友非常惊讶。

他们问：“你对美国知道些什么？”而他愉快地回答：“我读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而且我一向欣赏沃尔特·惠特曼，我喜欢美国人的健康和乐观。”他想象所有的美国人脸上都永远挂着微笑。后来，在他染患不治之症的那几年，他在一家疗养院里遇到了几个常发牢骚又爱抱怨的美国人，令他深感失望。然而，当他于一九一三年构思这部以《美国》为题的小说时，他一个美国人也不认识，英文也只懂一点。他唯一的资料来源是他读过的那几本书，再加上他自己的文学想象。在创作《美国》的那段时间，他显得异常快活而有自信。朋友很高兴见到他的气色和心情都近乎奇迹般地好转。只不过他的相对乐观并未能完全免除他的疑虑与不安。当时他正在阅读或重读狄更斯的几本小说，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司炉》显然是模仿狄更斯，甚至比计划中这部小说更明显。

(在《美国》这部小说出版之前，小说的第一章曾单独印成薄薄一册，题为《司炉》)

……现在我看出，我意图写出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只是用取自当代更犀利的光线以及出自我内心的苍白光线使其更为丰富。——狄更斯的丰富想象以及毫不迟疑的滔滔叙述，但也因此在某些地方疲软无力……那无意义的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粗俗——多亏了我的虚弱以及从模仿中得到的教训，我得以避免这种粗俗……[6]

说也奇怪，在卡夫卡心中，狄更斯这个人物及其作品与美国的气氛与风景极其相关。这一奇特的关联背后并非狄更斯在《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 1843—1844年出版)中对美国的辛辣讽刺。卡夫卡所珍视的画面是一个名叫查尔斯·狄更斯、有如慈父般的天才在纽约受到成千上万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卡夫卡常向朋友描述那个热闹场面，兴高采烈的群众挤在码头上，翘首等待《大卫·科波菲尔》的下一章，当载着这份文学宝藏的船只缓缓进港，大家挥手欢呼。

至于他把自己那部小说《美国》称之为“模仿狄更斯之作”，实在一点也不正确。因为和狄更斯相似之处纯属偶然，而且只在表面上；而狄更斯风格那种多愁善感或幽默诙谐的巨细靡遗，与卡夫卡那种虚构的精准之间则有本质上的根本差异。

那位英国小说大师笔下的少年主角必须历尽艰辛，因为世界是邪恶的，也因为说故事的人必须提供动人的情节。而卡夫卡故事中的主角卡尔·罗斯曼所遭受的危险却更为深沉复杂：“罪”本身的问题，原罪的神秘诅咒随着他远渡重洋。我们看见这个天真但机灵的小伙子抵达纽约，受到美国“自由的微风”以及自由女神像的欢迎，这座雕像令人惊讶地(或许是象征性地？)举着一把剑。虽然前途坎坷，他看起来几乎是快乐的，至少和他悲剧性的文学亲戚——卡夫卡另外两部小说《城堡》和《审判》中注定毁灭的主角——相比之下显得快乐。这两个主角奇怪地始终没有名字，或者应该说，在显而易见的姓氏缩写K后面藏着他们与作者的神秘同一性；而卡夫卡却让少年卡尔·罗斯曼拥有自己的名字，致命的字母K也出现在这个名字中，但并不显著。他是无名氏K较年少、较幸运的兄弟，K没有美国可去：他必须留在欧洲，留在布拉格，忍受高深莫测之法官的无情判决。

然而，卡尔也可能有罪，尽管女佣承认在导致这名少年离开欧洲的那桩丑事上她是主动的一方。卡尔没有责任——按照一般人的判断。但我们的判断当然会有错误，很容易遭到更高当局判决的驳斥。

我们的罪是什么？由谁来界定其根源、其后果及其应得的惩罚？谁也不知道那个司炉(第一章里可怜的主角)是无辜还是有罪，而主宰着卡尔·罗斯曼生活的无常法则也同样神秘莫测。起初他似乎受到爱作弄人之命运的眷顾，近乎奇迹般地遇见了他既慈祥又富有的舅舅，参议员雅各布。然而舅舅固然出人意料地为他提供了庇护，后来却也同样出人意料地拒绝再接纳他，于是我们看见这个少年冒险家被有权有势的恩人抛弃，在一个广袤陌生的国家沦落在公路上，一文不名而且没有朋友。

这景观多么令人惊叹!——透过这个天真敏感的少年能预见未来之双眼所见到的这片美国风景。卡夫卡对美国人生活的描述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太准确，然而整体的描述却具有诗的真理。慷慨的舅舅提供给外甥使用的那张超现代书桌，就像卓别林电影中的一件古怪家具：这件惊人的物品有着无数工艺上的巧思——按一个隐藏式按钮就能打开秘密抽屉，还有精细的活板和复杂的锁。一个富豪在纽约近郊的乡村别墅建造得像座古老的欧洲城堡——事实上是座典型的卡夫卡式城堡——令人困惑，令人害怕，有数不清的走廊和回廊，外加令人生畏的楼梯和一间尚未完工的礼拜堂。还有美国都市里惊人的街道，一排排高耸的钢构摩天大楼衬着黯淡的天空，宛如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大教堂，那里的人向另一个上帝祷告!公路没有尽头，路旁有小客栈和灰尘满天的庭院，脏兮兮的男人仓促咽下难以形容的饮料，服务员愁眉苦脸地来回奔走，仿佛疼痛不止。

然而，在这一片宛如被施了魔法的风景中，那场大审判仍在进行——这出大规模的正义剧同时也是出闹剧——充满了反讽，令人困惑、恐惧，而且滑稽。善良及邪恶的精灵似乎为了占有卡尔的灵魂而彼此交战，就像上帝与魔鬼在中古圣迹剧[7]里争夺浮士德博士。而这的确是出圣迹剧，既滑稽又深刻，卡尔在剧中既是英雄，也是受害人、罪人、受难者和丑角。西方饭店里慈祥的主厨太太代表着善的一方。但事实证明，就连这个能干的守护天使也无力帮助她想保护的卡尔，当他发现自己置身于由德拉马歇和鲁滨孙这两个恶魔所掀起的风波之中，这两人始终尾随着卡尔这个天真的流浪者。描述卡尔身为这两名恶棍的用人所受屈辱的那一章精彩而骇人，系这一冒险故事滑稽而动人的**。

然而，仿佛作者受不了继续写作这篇恐怖的报道，叙述戛然而止，等到卡尔再度出现——在几个月之后，说不定是在几年之后——他在寻找一份新工作，并且在“俄克拉何马户外剧场”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剧场有如“美国公共事业促进局”[8]的一项大规模事业，由势力庞大的幕后捐助人设立并赞助。卡夫卡特别喜欢结尾这一章，他的朋友曾说他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大声朗诵过此章。带着谜样的微笑，他宣称他的少年主角卡尔·罗斯曼可能会“在这个几乎无穷大的剧场”再度找到职业、保障和自由，说不定还会找到他的祖国和父母——“仿佛借由一种冥冥中的魔力”。

卡夫卡自己没能描述故事中这些可喜的发展。这部小说始终没有完成，就跟他所有的长篇作品一样，依循这些作品不得不然的内在法则。这些作品的真正主题——罪与赎罪、人的孤单以及最高法律深不可测之谜——使它们不可能有结局：它们在本质上无可避免地“没有尽头”。不过，在卡夫卡几篇未完成的小说中，唯有《美国》在最后几页流露出自信的气氛。这位少年主角失踪了——像匹鲁莽的小马，在一片辽远壮阔的风景中奔跑、跳跃。他悲剧性的兄长及创造者，弗兰兹·卡夫卡，看着这个灵活的身影在高山、树木和建筑物之间渐行渐远。最后，诗人别开了美丽忧郁的前额，黯然道别，心情掺杂着温柔与放弃。卡夫卡在新世界的出游到此结束。眼前又是布拉格阴暗的街道，他受苦受难的熟悉背景。这座城市麻木而严肃，欢迎这个回头的浪子。那些巴洛克雕像、大教堂、炼金术士的神秘居所、图书馆、犹太人区微甜的奇怪气味——这一切熟悉的美、熟悉的恐怖，带着高深莫测的淡淡微笑欢迎他：你来了——我们的子民，我们的囚犯，我们的诗人；这里是欧洲——你的锁链、你的诅咒和你的爱：欧洲，你含怨的爱，你必须容忍它，接受它。你必须在这里继续写作、沉思和祈祷，寻找上帝并敬畏他。你必须在这里忍受宗教迫害之妄想的折磨，必须把你持续的苦恼转化成脆弱美丽的澄澈散文。你必须在这里服役并死亡，在最终赢得那顶阴暗的冠冕——你自身毁灭的黑暗荣光。低头吧!认命吧!你无处可逃。

他接受了他的命运。他是勇者——一个英勇的古老民族柔弱而顽强的子民，这个民族拥有最多受苦、受辱和坚忍不拔的经验。然而有时候，他多情的愁绪想必会越过海洋，去拜访那个他创造出来而后抛弃在彼岸的漂泊少年，捎去他的祝福和希望。他希望卡尔勇敢——事实上，就跟卡尔的文学兄长K在自己身处之地不得不勇敢一样。这个诗人和先知必须歌颂并分析他的厄运，必须继续和一位幕后之神对话——不倦、诙谐、热情、绝望，却又忠实。但是卡尔必须活下去——这件任务也不容易。而且他必须在美国生活，从而拥有特别的机会。他的创造者希望他能够证明自己值得拥有这个机会，不希望他走向毁灭。因为诗人在他的一切荣光和悲惨之中深爱着他所创造出的这个纯真人物，他最心爱的梦想，他的继承人。

一九四○年八月于洛杉矶布伦坞(Brentw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