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11月，最糟心的并不是已经终结的俄罗斯帝国，也不是正在解体的奥匈帝国，而是岌岌可危的奥斯曼帝国，这个曾经威震欧亚的霸主在19世纪衰落到被人讥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因为与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清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遂被讹为“西亚病夫”，仿佛多了个伙伴，他们就不再孤单。

实际上，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远比同时代的清朝要强大得多，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不仅早了清朝一百多年，而且改革的范围和深度均远超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和一支欧洲式的近代化军队，大量来自德国的军事教官使奥斯曼军队在军事素养上并没有落后于欧洲军队太多，奥斯曼军队中也不乏穆斯塔法·凯末尔这样出色的指挥官。在政治上，掌握权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抱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摩拳擦掌地希望在新的历史变革中重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要向17世纪以来连续发动十次俄土战争的俄国复仇。“一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向英国订购了两艘世界一流的无畏级战列舰，连安纳托利亚的小学生都为购买军舰捐了钱，整个国家似乎处于一种冉冉上升的复兴状态。

然而，在帝国深处，改革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却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陷入每况愈下的怪圈。从1792年就开始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扩大，从起初的引进西式武器和西方军事技术逐步扩大到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深入司法、管理、税收、社会习俗各个方面。到20世纪初，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帝国核心区的社会面貌。第一，专制帝国的顽疾在让改革者们在与守旧势力的不断斗争中流血、牺牲的同时，也使一些改革者不可避免地沦为和他们一样的贪腐者。改革产生的红利让改革者们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然后又被新的改革者所取代，使改革的成果极大地内耗在这种癌症循环中。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帝国带来了生机，也使它加速陷入危机

第二，改革的宏愿与苏丹的私利并不完全一致，富国强兵固然是苏丹希望看到的，但苏丹的首要目标是稳固自身的统治。当改革与苏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改革之路往往会出现反复并遭遇曲折。

第三，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依赖不断加深。到19世纪末时，英法对奥斯曼帝国的“帮助”实际上已经严重地侵害了帝国的经济主权。遍布帝国军队的德国教官在提高军队的军事素养的同时，也常常越过帝国军官直接指挥军队作战。

第四，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小亚细亚核心统治区之外的广袤领土，很多都依靠宗教和政治联姻维系着程度有限的委任统治。在帝国核心区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时，广大的外围地区还处于封建甚至原始部落状态，因此，改革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原有的封建政治体系。帝国世俗化的进程削弱了不同区域彼此之间的宗教联系，在帝国的领土阿拉伯半岛上，瓦哈比运动掀起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动摇了苏丹作为哈里

发的宗教权威，使昔日的穆斯林盟友们与帝国日益离心离德。作为帝国藩属的埃及，在两次埃土战争中打得帝国灰头土脸，甚至一度攻入帝国本土，使帝国的分裂主义势力蠢蠢欲动。

瓦哈比运动彻底撕裂了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联系，

阿拉伯人不再承认苏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权威

最致命之处在于，20世纪初之后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精德”，他们中的骨干多有在德国留学的经历，不仅崇尚德意志帝国19世纪后半叶的赫赫武功，而且认为德国不像英法那样在奥斯曼帝国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进而疏远了用血替帝国保下克里米亚半岛的传统盟友英法，转而越来越亲近德国。奥斯曼帝国倒向德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上下都有强烈的对俄复仇愿望，在战争不可避免且英法俄同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绝不愿与世仇俄国并肩作战。此外，英国在开战的最后关头，毫无信用地扣留并征用了奥斯曼帝国举国募捐购买的两艘战列舰，这成为促使奥斯曼帝国倒向德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战争前期和中期，由德国人指挥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达达尼尔海战、加里波利战役、库特围城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让英法老师捶胸顿足，后悔当时将学生推向德国的不智之举。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奥斯曼帝国所有的顽疾和沉疴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集中爆发。在奥斯曼军队取得前述的一系列胜利的同时，糟糕的后勤让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失败变成了一场大溃退，死于严寒和饥饿的人比战死的人多得多，即使在局部战场获胜，也无法扩大战果。随着对俄战争的不断失利，军队开始有计划地清除亚美尼亚裔官兵，以防他们投向自己的东正教友。

1916年，在欧洲战场一筹莫展的协约国决定对奥斯曼帝国进行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英国军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ft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进入阿拉伯地区，开始策划阿拉伯大起义。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穆斯林教友，保持着类似清帝国中满洲人和蒙古人之间的那种政治和宗教联盟关系，共同维系着整个帝国。到20世纪初，因为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原因，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盟关系已经岌岌可危。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行动犹如一记背刺，重创了在欧洲战场尚可支撑的奥斯曼帝国。到1917年底，英军连续攻陷麦加、巴格达和

耶路撒冷三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1918年初，英军攻占大马士革，兵临土耳其本土，奥斯曼帝国只能引颈就戮，于1918年10月30日投降。在欧洲战场，屡次在“欧洲病夫”面前受挫的协约国为了泄愤，逼迫土耳其在“阿伽门农”号战列舰（在达达尼尔海战中被奥斯曼军重创）上签署了停战协议。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长达300年的政治和宗教同盟

被英国人稍一拨弄便造成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崩溃效应

停战协议对奥斯曼帝国非常严厉和苛刻，约定奥斯曼帝国必须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协约国军舰可以自由进入黑海，由协约国军队占领海峡要塞，奥斯曼帝国军队军人立即复员并遣散，并交出全部军舰。

这份报复性和摧毁性的停战协议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事实上已经解体。协约签订十天后，英国舰队开进了达达尼尔海峡，控制了整个海峡，随即占领了伊斯坦布尔、萨姆松、艾因塔布及其他军事要地，并深入帝国腹地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法国也不甘示弱，派兵进入了西里西亚和阿达纳地区。意大利不仅占有了之前通过意土战争攫取的利比亚，还在安塔利亚登陆，占领了协约国许诺给它的一部分地区。协约国其他成员也纷纷跟进，想从轰然倒地的巨人身上撕扯下一块肉。

更为危急的是，英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对土和约的激进主张：“将土耳其彻底逐出欧洲，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由国际共管，土耳其放弃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协约国有权占领土耳其任何军事要塞。”

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报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前倒向德国的行为，以及土耳其军队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给予英属澳新军队的重击。其次还有一些私人的原因：在英国征用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两艘无畏级战舰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劝告英国政府不要过度激怒奥斯曼，以免其一怒之下加入德国一方，最低限度应使其保持中立，但劳合·乔治并没有采纳丘吉尔的建议，终于铸成大错。因此，劳合·乔治对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的残酷报复，也有泄私愤的原因。

苏丹政府已被解除武装，并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急于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站错队闯下弥天大祸的土耳其青年党“三大帕夏”全都逃到欧洲做起了寓公，以逃避战争审判。不仅奥斯曼帝国已经解体，土耳其作为一个民族似乎也难逃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