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明治政府和“皇军”赢得了西南战争，但旧武士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作战技巧和无畏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他们。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武士西乡隆盛战败自杀后反而成为民众的偶像，被作为践行武士道的典范受到人们的崇拜，而那些战死以及战后被处刑的叛乱武士也受到了民众广泛的同情。明治政府在尴尬之余意识到了另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建立实质上是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构。正如赫尔穆特·理查德·尼布尔所说：

没有集体记忆，没有共同体认可的过去，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要想形成共同体，必须建立共同记忆……共同记忆的多寡决定我们之间联接的程度。

西南战争的结果表明，日本构建整个国家共同记忆的最大公约数无疑是武士道精神，但西南战争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旧的武士道无法和新建立的近代国家体制相容，于是明治政府立即开始着手构建“新的武士道”。平定武士叛乱的次年即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颁布了《军人训诫》，其中强调：

我国古来武士之忠勇为主，自不待言也。可为忠臣勇士之龟鉴者，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国之人民，以忠良骁勇之名光耀于四邻，彼我之史乘皆有显著记载。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受，我等血脉中固有之遗物，愿永世保存，传之子子孙孙，勿以不忠卑怯之污名毁伤祖先之遗物，此乃我等之衷情也。

尽管战败自杀，但因其性格中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因素，西乡隆盛反而被认为是武士的典范，

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同情和崇拜，这对明治政府来说是一个尴尬的结果

这份《军人训诫》里有两个很关键的信息点：一是将武士道的承载主体进行了转换，由武士阶级变成了“日本帝国之人民”；二是强调“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授”，把第一点用“自古以来”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份《军人训诫》标志着明治政府开始用“新的武士道”取代“旧的武士道”以完成民族国家共同记忆的构建。

明治十五年，政府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除了再次强调“新的武士道”，还对“旧的武士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针对社会上崇拜西乡隆盛的思潮，这份《敕谕》里严厉地斥责道：

自古或立小节之信义，而误大纲之顺逆，或迷公道之理非，而守私情之信义，虽为英雄豪杰，可惜遭祸灭身，留尸上污名于后世，其例不少，当深警醒。

对明治政府而言，西南战争其实是一个契机，

他们得以从肉体上消灭了最后的反抗者，进而驯服了剩下的活着的武士

明治政府通过广泛高效的基础教育体系向全民灌输其发明的“新武士道”。

至1890年，日本平民的识字率为73%，女子的识字率也超过50%，

同一时期清朝的识字率不足10%，97%以上的妇女是文盲

《军人敕谕》的发布标志着在经济上铲除武士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废藩置县、秩禄处分），政治上废除武士阶级赖以生存的暴力特权（废刀令），最后在肉体上消灭仍不服从的顽固武士（西南战争）之后，明治政府完成了对旧武士道的扬弃，而其建立的“新武士道”虽然保有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表，核心却是披着武士道外皮的军国主义，是如假包换的来自普鲁士的舶来品。

为了使人民信以为真，明治政府组织理论家对“新武士道”进行了一系列完善。1908年，山方香峰出版了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新武士道》，称:“日俄战争是国民精神以武士道的形式开出的最美的花。”这标志着新武士道或者说军国主义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鸠占鹊巢的军国主义武士道对旧武士道中一些不符合其意志的特点进行了篡改，因为清朝在19世纪表现出的一系列衰败、堕落和消沉，使日本原本对清朝的审慎和防备态度逐步变为歧视和鄙夷。作为国家道德标准的武士道中居然有大量衰败国家的思想，让日本的“历史发明家”感到尴尬和耻辱，一些日本儒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将“新的武士道”与“旧的武士道”中的儒学基础剥离开来。针对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关于武士道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观点，井上哲次郎批评道：“阳明学……与武士道的发展无任何关系。”

至今屹立在皇居门外的楠木正成像，“二战”中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因他留下的名言“七生报国”而赴死

井上哲次郎自欺欺人地宣称：“（武士道）笃于实行，与王学（即阳明心学）相比，有优无劣。”针对武士道“去儒学”后的空洞现象，井上哲次郎提出武士道的核心是“皇道的武士道或神道的武士道”。这个核心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效忠天皇，毫无保留地赴死”，这和传统武士道“忠于主君，适时去死”的观念差距巨大。为了抵消西乡隆盛这些旧武士偶像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明治政府无限度地拔高和推崇南北朝时期为保卫天皇而死的武将楠木正成，除了在明治五年建成了专门祭祀楠木正成的凑川神社（又名楠公社），又于1904年让东京美术学院的学生铸造了巨大的楠木正成青铜雕像，竖立在皇居之外，象征世世代代保卫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