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发表于《欧洲精神病学》（European Psychiatry）的一篇论文中，学者索博特（Seubert）发现，对于那些天生容易激动、情绪强烈的人来说，传统上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治疗方法并不太适用。他们的抑郁很少是一种纯粹的化学物质上的失衡，而是一种存在危机。它产生于对于生命的意义、正义、独立、死亡以及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等问题的一种健康对抗。我们应该跳出传统的方法，从波兰精神病学家卡齐米日·东布罗夫斯基（Kazimierz Dabrowski， 1902—1980）提出的积极分裂/良性解体理论（Theory of Positive Disintegration， TPD）的框架来理解他们的抑郁。

在我们现代社会，成功由物质的富足和政治权力定义，这种文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培养了“狗咬狗”的心态和激进的个人主义。根据东布罗夫斯基的说法，一个人为了适应这样“原始而混乱”的世界而扭曲自己，要比身在其中感到不安而更加不健康。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都被动地接受着社会同化的环境里，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就成了“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们是早于其他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痛苦的十字军战士。

对于情绪强烈的人而言，内驱力来自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传统和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限制的对抗。当然这肯定不意味着光鲜而舒适的生活。作为一个高敏感者，正是由于明知事情可以变得更好，你会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人、机构和制度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你对这个世界的虚伪、无常和功能性障碍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有时会令你陷入孤独、失意和绝望。在你学会将焦虑转化为改变所需的原料之前，你的内心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冲突。你的抑郁不是一种生理疾病，而是体现你创造潜力的一个指标。你所感受到的情绪混乱，是帮助你从心理功能的较低阶段过渡到更高水平的人格整合。在《精神神经病不是一种疾病》（Psychoneurosis is Not an Illness， 1972）一书中，东布罗夫斯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一段具有挑战性的经历，甚至是类似神经精神病这样的病症……我们无法让人格的多维和多层次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那些致力于“从黑暗中找到光明”的人，都曾与抑郁做过斗争。亚伯拉罕·林肯、温斯顿·丘吉尔、卡尔·荣格、列夫·托尔斯泰、艾萨克·牛顿、文森特·凡·高、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都是鲜活的例子。他们在各自生命中的某个时期，都曾遭受过身体疾病或精神病症带来的折磨，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徒劳地追寻着情感问题的答案。是“灵魂的黑夜”推动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例如，林肯对自己的抑郁和情绪崩溃的应对方式，是决心必须完成一个比他个人伟大得多的目标。心灵导师埃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在达到精神觉醒前也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正是在那段时期里，他找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平静感和深刻的活力。对他而言，抑郁是觉醒过程的一部分，它标志着旧我的死亡和真实自我的诞生。

提出上述观点的目的不是美化精神疾病。精神病学的理论和药物治疗都有它们的价值，能够挽救生命。但若谈到精神痛苦与创造力之间的关联，盖尔·萨尔茨（Gail Saltz）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点。她在《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Different）一书中提出，与大脑差异有关的优势和能力的表达，存在一个“最佳点”，这个理想范围在大脑功能完全正常与严重的疾病这两极之间。例如，轻度至中度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可能比重度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更有创造力，一个病情得到良好控制的ADHD患者比一个没能得到控制的ADHD患者更能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就。他们的情绪强烈程度可能表现为某种精神疾病，但还不至于削弱他们将痛苦转化为艺术或其他领域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现象与耶基斯-多德森定律相吻合。耶基斯-多德森定律指出，一定程度的焦虑会提高表现（但它存在一个临界点）。该定律已经得到了实证的检验。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在尊重我们的强烈情绪的同时，也要学会控制它。如果我们能看穿它的本质并加以利用，它就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作为一个情绪强烈的人，你的生命中很可能存在不止一个解体/重生的周期，而是好几个。你是一个不断成长、寻求真理的人，所以你总是在寻找下一个更好的自己。你总在测试自己的极限，不断拓展自己。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法妥协背后有一种健康的动力。或许一段混乱又困惑的时期是天生不墨守成规者的必经之路。痛苦、孤独、自我怀疑、悲伤和内心冲突都是意识扩张的表现。你的体内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潜力，你必须将其释放出来，否则它就会腐烂，由内而外地将你吞噬。存在性抑郁和焦虑可能会反复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但每当你走过这段黑暗之路，你都会带着新的秩序、新的见解和新的存在方式从混沌中重生。每走出来一次，你都会感到更有活力，更接近你的理想自我，朝向发挥你的全部潜能又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