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谈判(1 / 1)

艾尔通被押到格里那凡爵士面前,其他人都退了出去。

“听说您想见我,是吗,艾尔通?”爵士不动声色地问。

“是的,爵士。”艾尔通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想单独跟我说点什么?”

“是的,不过,我想,麦克那布斯少校和巴加内尔也在,也许更好点。”

“什么更好点?”

“对我更好点。”

艾尔通镇定自若地回答道。格里那凡爵士眼睛凝视着他,看了片刻,然后让人把少校和巴加内尔请来。

“现在,我们都在了,您说吧。”两位朋友进了方形厅坐下之后,格里那凡爵士催促艾尔通道。

艾尔通定了定神,开口说道:“爵士,按照惯例,但凡签订合约或者谈判,都必须有证人在场,并且证人还得签字画押。我请他们两位来就是这个目的。严格来说,我是来同您谈判的,我要向您提出一个交换条件。”

格里那凡爵士对这小子的狂妄非常恼火,但他克制住了自己,毕竟现在是有求于他,于是,他便点了点头说:“说吧,什么交换条件?”

“条件很简单,”艾尔通回答道,“您想从我这儿得到点确实消息,我就想从您那儿得到点好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平交易。怎么样,爵士?”

“您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什么消息?”巴加内尔急不可待地问道。

“我先不问您是什么消息,”格里那凡爵士纠正了巴加内尔的说法,“我倒想先听听您要的是什么好处。”

艾尔通很满意爵士的这种态度,点了点头,说道:“我所要求的好处并不多。您不是说要把我交给英国当局吗,爵士?”

“是的,艾尔通,这么做是正常的。”

“我并没说这不正常,”艾尔通平静地回答道,“我若是要求您放了我,您是不会答应的吧?”

艾尔通这么直截了当,单刀直入,令爵士略为迟疑了一下。毕竟哈利·格兰特的下落得靠他提供消息,但是,法律的尊严却是不容亵渎的呀。片刻之后,这种忠于法律的精神占了上风,于是,他便说道:“那不可能,我无权把您放掉。”

“我也不想要您把我放掉。”艾尔通颇为凛然地回答道。

“那么,您到底想要什么好处呀?”

“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爵士,一边是绞刑架,另一边是自由天地,我不愿上绞刑架,您不肯让我自由,所以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办法。”

“什么办法?”

“把我放在太平洋上的一座荒岛上,再给我点生活必需品,让我在这荒岛上独自生活,也好在那儿好好地忏悔人生。”

格里那凡爵士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么个主意来,自己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便扭脸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但他们也不知如何回答,默默地待着。爵士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如果我满足了您的要求,艾尔通,那您可得如实地把您所知道的一切统统告诉我。”

“那当然,爵士。我保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格兰特船长和不列颠尼亚号的情况全都告诉您。”

“全都说出来?”

“全都说出来,毫无保留。”

“用什么担保呀?”

“以我的人格担保!一个坏人也是有人格的,爵士。再说,我也没有其他可以担保的了,信不信全凭您了。”

“好吧,我相信您。”

“您相信我是对的。就算我骗了您,您不仍旧有办法收拾我吗?”

“有什么办法收拾您呀?”

“我身处荒岛,无处可逃,您不照样可以抓住我吗?”

艾尔通说得也是,而且对答如流,考虑得很周到,看得出,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谈判的。

“爵士,还有这两位先生,”艾尔通接着又说,“你们都看到了,我是把话说在明处的。我并不想欺骗你们,而且,为了证明我不说假话,我还要告诉你们一点。”

“什么?您说。”

“爵士,尽管您还没有答应我,但我还是不想向您隐瞒:关于哈利·格兰特船长的事,我知道得并不太多。”

“并不太多!”格里那凡爵士惊叫道。

“是的,爵士,我所能提供给您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细枝末节,都是关于我自身情况的,可能对您所要找的人帮助不大。”

爵士和少校听了这话,颇有点失望,原以为他掌握了不少的秘密,没想到他事先就说他所知道的情况可能无助于寻找失踪的船长。可是,巴加内尔却不动声色。

不过,不管怎么说,艾尔通的这种坦诚的态度还是挺感人的,特别是他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丑话说在前头,爵士,就谈判条件而言,对您有利的少,而对我有利的多,所以请您认真考虑。”

“没关系,您就说吧,我答应您的条件了,艾尔通,我可以替您在太平洋上找一座小岛的。”

“那好,爵士。”

艾尔通对这次谈判结果应该说是感到满意的,但谁也看不出他到底是否感到欣慰,因为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悦的表情,仿佛这次谈判与己无关似的。

“您请问吧,爵士,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您的问题。”艾尔通开始说道。

“我们不提什么问题,还是您从头说吧,您先说说您究竟是谁?”

“我确确实实是汤姆·艾尔通,先生们,”艾尔通立即回答道,“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1861年3月12日,我随格兰特船长离开格拉斯哥,在太平洋上跑了十四个月,想找个有利地点建一个苏格兰移民区。格兰特船长满怀雄心壮志,非常了不起,可我俩常常发生争执,合不来。我又不是个能屈从于人的人。只要他一决定下来的事,任何人都反对不了。他对自己很严格,对别人也很严厉。因此,在忍无可忍之下,我想到了叛变,而且想拉上船员们同我一起干,把船夺走。我这么做对不对,先别讨论,以后再说。反正,这事让格兰特船长知道了,他大发雷霆,1862年4月8日,在澳洲西海岸把我赶下了他的船。”

“澳洲西海岸?”少校打断他,问道,“这么说,您在不列颠尼亚号到达卡亚俄之前就离开了那条船了?那条船是在到了卡亚俄之后才没了消息的?”

“是的,因为我在船上时,不列颠尼亚号从没在卡亚俄停泊过。在帕第·奥摩尔庄园时,我之所以提到卡亚俄,是因为你们先告诉了我它在那儿停泊过。”

“您继续说。”格里那凡爵士催促道。

“我被扔到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但离西澳省省城珀斯的流放犯拘押地只有二十英里。我在海边茫然不知所措,觉得走投无路时,正好碰上了一伙刚从拘押地逃出来的流放犯,于是,我也就入了伙。那两年半的漂泊生活也就不细说了,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后来当了流放犯团伙的头领,化名彭·觉斯。1864年9月,我到了那个爱尔兰人的庄园,以艾尔通的真名当他的雇工。我是想待在那儿等时机,想法抢到一条船,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两个月后,邓肯号来了。你们一到庄园,马上就把格兰特船长的事说得一清二楚。因此,我了解到不列颠尼亚号许多我先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不列颠尼亚号在卡亚俄停靠;1862年6月,也就是在我被赶下船来之后的两个月以后,它发出了最后的消息;几封求救信件;船在三十七度线上失事;您要寻找格兰特船长的种种原因,等等。我当时一眼便看上了邓肯号,觉得这船真是棒极了,比英国兵舰跑得都快,所以我一门心思想把它搞到手。正好,船坏了,得修理,所以我主张把它开往墨尔本去。我以船上水手的身份把您引到澳洲东岸那我编造的船出事地点去。就这样,我领你们穿过了维多利亚省。我的那帮弟兄或前或后地跟着我们。我的弟兄们在康登桥做的那件案子,说实在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邓肯号只要一到东海岸,它就绝不可能逃出我的手心。一旦我拥有了邓肯号,我就成了海上霸王,还去干那种小儿科的案子干什么呢?所以,我才不辞辛苦地把你们带到斯诺威河。牛马是我用胃豆草毒死的,牛车是我给弄陷进泥潭里去的。后来……后来的事嘛,您全都知道了,我就不说了。唉,要不是巴加内尔先生一时粗心大意把地点写错了,邓肯号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我很抱歉,太简单了,我所说的恐怕对你们寻找格兰特船长无所裨益,同我商定的交换条件,对你们来说是很吃亏的,我是有言在先的。”

说完这些,艾尔通搂抱住胳膊,不再作声,神情十分平静。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两个朋友一时间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说的。这个浑蛋把全部事实已经都讲了。若不是巴加内尔粗心大意,后果真的就不堪设想了。格里那凡爵士在杜福湾发现的那件黄色囚衣就是个明证,差一点儿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了!显然,他们是在杜福湾准备接应自己的头领的。久等不到,他们可能又窜到新南威尔士省的乡间去杀人放火,为非作歹去了。这时,少校突然想起点什么来,便问艾尔通道:“这么说,您在澳洲西海岸被赶下船的那一天,肯定是1862年4月8日了?”

“是的,没错。”

“当时,格兰特船长有什么计划,您清楚吗?”

“稍稍知道一点点。”

“那您说说看,您稍稍知道的那一点点也许能帮我们找到线索的。”

“我只知道格兰特船长想去新西兰,但我被赶下船之后,他是否真的去了新西兰,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有可能真的去了。这与求救信上的三桅船失事的日期,1862年6月27日,还是很符合的。”

“当然符合。”巴加内尔说道。

“可是,信件上并未提到过‘新西兰’呀。”格里那凡爵士不解地说。

“这我就解释不清楚了。”艾尔通说。

“好了,艾尔通,”格里那凡爵士说道,“您实践了您的承诺,我也将实践自己的承诺。我们将会商量一下,在太平洋上替您找一个小岛。”

“好,随便一个小岛就行,爵士。”艾尔通颇为满意地答道。

“您先下去,等我们决定了之后,会通知您的。”

艾尔通在两名水手的押送下,回自己的舱房去了。

“这小子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水手的。”少校感叹道。

“是呀,这人既聪明又坚毅,可惜走到邪路上去了。”爵士应答道。

“不知格兰特船长究竟如何了!”少校又感叹道。

“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怜了这两个孩子,一心想找到父亲,可现在上哪儿去找呀?”爵士也在感叹。

“我知道上哪儿去找了!”巴加内尔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这个巴加内尔,盘问艾尔通时,他一直沉默不语,几乎不提任何问题,可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让人好生奇怪。

“您知道上哪儿去找?”格里那凡爵士不禁惊呼道。

“是呀,同大家一样。”巴加内尔不急不忙地回答道。

“您怎么知道的?”

“还是从那几封信呀!”

“嗨,开什么玩笑!”少校鄙夷不屑地顶撞他道。

“您别不信,叫我说嘛,麦克那布斯。我就是怕您不信,所以一直没敢吭声。今天,经艾尔通这么一说,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是新西兰?”爵士急切地问。

“您先别忙着问,先听我说,”巴加内尔认真地回答道,“我写错了一个字,碰巧却救了大家,但我写的那个字并不是没有理由就写错了的。我当时在听爵士口述,我记录时,正好那份《澳大利亚暨新西兰报》掉在地上,那张报纸是折起来的,报纸的名字的后一半露出了点出来,我便看到了,‘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Gazette’上的那个‘aland’半个词。我当时便眼睛突发一亮,心想这不正是信件上的那个‘aland’吗?怎么把它认作‘登陆’,而不把它视作‘西兰’(zealand)这个词的后一半?”

“嗯。”格里那凡爵士点着头嗯了一声。

“这么重要的一点,我先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巴加内尔信心十足地说,“那是因为我一门心思全都用在了那封法文信上了,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些,可法文信上却偏偏没有这个词。”

“哼,巴加内尔,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少校忍不住挖苦他道,“您这么快就把您以前的两种解释给忘掉了?”

“我没忘,我可以解释。”

“那您就解释一下austral这个词吧。”

“这个词,当然仍旧应解释为南半球。”

“那么,indi呢?您先解释为‘印第安人’(indiens),后又说是‘土著人’(indigènes),到底是哪一个呀?”

“我觉得是,而且肯定应该是我这次的第三个解释:‘走投无路的人’。”

“还有contin呢?应该还是‘大陆’(contnent)吧?”

“新西兰是个岛,那就不该是‘大陆’。”

“那又是什么呢?”爵士急切地问道。

“我亲爱的爵士,您先别着急,等我把信件再从头至尾连起来给您解读一下,您再判断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在我解读之前,我请你们注意两点:首先,把脑子里原先的解释全都驱除掉,只注意研究这新的解读;再有一点,有些地方可有能点牵强,但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比如‘gonie’,我先前的解释总觉得有点欠妥,但却苦于找不出其他的解释来,而且,我根据的主要是那封法文信,可写信的人却是英国人,法文估计不很精通。先说明了这些之后,我现在来给你们解读一下那些信吧。”

于是,巴加内尔便不紧不慢地解读那些求救信来: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不幸遇难,沉没于风浪险恶的南半球海上,靠近新西兰——也就是英文信上的“登陆”。船上的三名幸存者——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名水手——登上了北岛。不幸成为这个蛮荒岛屿上的走投无路的人。今特将此信抛入海中求救。地点是南纬三十七度十一分。见信请速来营救。

巴加内尔解读完了。这个解读不无道理,可是头两次的听起来也言之有理,最后不还是证明理解有误吗?这次会不会又理解错了呢?爵士和少校因此也不想再争论了。既然三十七度线上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和澳大利亚海岸都没能找到格兰特船长,那么,很可能在新西兰会找到他的吧?二人对巴加内尔的这次解读表示了赞同。

“巴加内尔,您既然有此想法,为何两个月来,竟然滴水不漏呀?”格里那凡爵士对此颇为不解地问道。

“因为我总在担心,生怕又让大家空喜欢一场。当时,我心里一直想着奥克兰,那儿正是信上所指的三十七度线上的那个点。”

“可后来我们被迫离开了去奥克兰的路线,您怎么还不说呢?”

“那是因为,即使说出来,解读得再清楚,也成了马后炮了,无法去搭救格兰特船长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即使不列颠尼亚号真的是在新西兰出的事,都已经两年过去了,船上的人不是淹死就是被毛利人杀害了。”

“这话先别传出去,朋友们,”格里那凡爵士不无担忧地说,“等我遇到适当的时机再把这一不幸消息透露给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