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在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时，都不会没有一点美好的回忆。
对于圣?塞浦路斯，尽管大多时候的记忆都伴随着难过和痛苦，却也不乏一些欢乐时光。在夏日的午后，有时我们会开展一些精彩的探险活动。当我们穿过一片丘陵时，会来到一个叫作伯灵峡的村庄，那里离滩头不远，人们可以在危险的礁石间畅快地游泳—虽然回来时常常满身伤痕。更美妙的还要属仲夏之夜，作为对于炎炎夏日的特殊优待，我们不必像往常那样被早早赶上床，而是被允许于漫漫长夜中漫步游逛，最后在九点钟左右去泳池戏水纳凉。而在夏日的清晨，我会早早醒来，在明媚的晨光中安静地看会儿书 。对了，还有板球，虽然我并不擅长这玩意儿，但大约在十八岁之前，我一直对它情有独钟。还有件有意思的事是养毛毛虫—宛若绿色或紫色锦缎般的松毛虫，幽灵般惨绿色的杨树蛾子，足有中指大小的黑带红天蛾—这些昆虫标本只要花上六便士就都可以从镇上的一家商店偷偷买到。另外，当校长宣布带领大家外出“踏青散步”时，大家就能远远地逃离校园，兴高采烈地去附近山丘上的池塘里疏浚河道。孩子们一边高兴地在池塘里挖泥，一边寻找那些有着橙黄色肚皮的大蝾螈。踏青散步的乐趣无穷，然而当校长一声令下后，我们就必须立马归队，就像一条正在满地撒欢的家犬被突然拽住了狗绳。这一点也算是校园生活的一大特点了，而它更有助于孩子们巩固心中本就存在的一些想法—你最想做的事情总是难以企及的。
每年夏天，非常偶然地，也许能有那么一次机会，副校长布朗先生可以获准带一两个孩子到几英里外去逮蝴蝶，此时我们就能有一下午的时间完全逃离军营似的学校了。布朗先生头发花白，脸蛋却红润得像草莓一样。他擅长自然科学、制作石膏模型、魔术灯笼，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学校里的所有成年人中，只有他和巴切勒先生我既不讨厌也不害怕。有一次，他把我带进他的房间，信任地给我看了一把镀金的、珍珠柄的左轮手枪—他称之为“六轮手枪”—这把枪被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啊！这些偶尔出现的冒险经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少乐趣啊。坐上一趟偏远的火车，整个下午都拿着绿色的捕虫网来回奔驰，美丽的大蜻蜓在草地上盘旋，杀虫剂的熏人气味在鼻间环绕，最后，再来到一家酒店的大厅里坐下喝茶，吃着切好的奶油蛋糕！关键就在于那趟火车，它似乎拥有神奇的魔力，能让人真正远离那压抑的学校环境。
可想而知，老滑头虽然没有明令禁止这类远足，但她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等我们回来时，她常常会带着恶意的冷笑，捏着嗓子这样问道：“你捉到小蝴蝶了吗？”在她看来，自然科学（她可能会把它叫作“逮虫子”）是小孩子才感兴趣的东西，应该尽早让男孩们从中醒悟并以此为辱。另外，老滑头总觉得自然科学带着平民的意味。在传统上，它常常与一个戴着眼镜、不擅运动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东西对考试一点用也没有，最重要的是，它属于科学，似乎有能力对传统教育构成威胁。接受布朗先生的邀请需要相当大的精神上的勇气。我多么害怕类似于“你捉到小蝴蝶了吗？”的嘲讽啊！不过，布朗先生从建校之初就在这里了，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权：他似乎总能想办法应付黑佬鬼，并对老滑头置之不理。如果这两人碰巧都不在，布朗先生就会担任副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给我们读《次经》里的故事，而不是让我们早上在教堂里读指定的课文。
从我的童年直到我二十岁左右，我的大部分美好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动物脱不开关系。对于圣?塞浦路斯，当我回顾往昔时，似乎所有的美好时光都发生在夏天。至于冬天，你会不断地流鼻涕，你的指头会被冻得连衬衫纽扣都扣不上（这在周日尤其痛苦，因为我们还得穿戴伊顿硬领）；还有每天的足球课，那简直是噩梦—寒冷、泥浆、朝你迎面呼啸而来的脏兮兮的皮球，以及高年级男孩铲向你膝盖的脚和践踏而来的靴子。我之所以讨厌冬天，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大约十岁以后，我常常感觉身体不适—至少在学校时是这样。多年后才发现，我一侧肺的支气管有毛病。因此，我不仅患有慢性咳嗽，而且对我来说，跑步确确实实是一种折磨。然而在那个年代，“气喘”或“胸口痛”这类症状，要么被认作患者自己在瞎想，要么被认作一种由暴饮暴食引起的精神失常。“你喘得像个手风琴。”黑佬鬼站在我的椅子后面，不以为意地说，“你吃得太撑了，这就是原因。”我的咳嗽被称为“胃痛性咳嗽”，这听起来既恶心又好像我应该受到谴责。他们所谓的治愈方法就是让我拼命跑步—只要能坚持足够长时间，最终就可以“清理你的胸腔”。
有一点很奇怪，在那个时期的上层学校里，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学生的个人卫生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我不说是孩子们的生活真的有多艰苦—不够重视或者说习以为常。就像在萨克雷的时代一样，一个八岁或者十岁的可怜兮兮的小男孩，他的脸几乎永远脏兮兮的，还挂着鼻涕，他的手被冻得皲裂，指甲被咬伤，手帕湿漉漉的，屁股常常被揍得布满淤青—这些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因为肉体饱受摧残，每当到了假期末，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学校了，我就感觉胸口像被塞了铅块一样沉闷难受。圣?塞浦路斯人最经典的记忆就是返校的第一个晚上，那床板硬得令人吃惊。得益于这所收费昂贵的学校，我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然而这里的舒适程度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远远低于我的家庭，或者说，远低于一个富裕的工人阶级的家庭。例如，一个人一周只允许洗一次热水澡，吃的不仅不好而且还不够。我以前从没见过哪里的面包上能只抹上这么薄的果酱或黄油，当然，以后我也没见过。我想这并非是我在捏造事实，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初想去弄点东西填饱肚子得走多远的路。多少个夜晚，我被饥饿催促着在半夜三更摸黑爬起，光着脚丫子，蹑手蹑脚地通过那黑漆漆的楼梯和走廊，去储藏室偷一些发陈的面包。每走一步我都要停下来听听有什么动静—对于黑佬鬼、鬼怪和窃贼我都抱有同等的恐惧。老师们同我们一起吃饭，但他们的饭菜会稍微好一些。只要稍有机会，我们就会从他们的盘子里偷吃一些剩下的培根或炸土豆片。
照例，当时的我也没弄明白吃不饱其实是跟钱有着充分关系的。基本上，我全盘接受了黑佬鬼告诉我的话，即一个男孩的胃口增长是病态的，应该尽可能地加以控制。在圣?塞浦路斯，这些人常常向我们灌输一个观点：吃完饭后感觉跟没吃前一样饿，能让身体更健康。上一届毕业生还在时，学校的晚餐通常是从一块不加糖的板油布丁开始的，他们还很诚实，直言这“就是为了倒胃口的”。不过，预科学校在吃饭上缺斤少两还不像公校那么明目张胆，因为在预科学校，学生是完全依赖学校提供食物的，而在公立学校，学生被允许—实际上，也被期望—自己额外掏钱填饱肚子。在一些学校，毫不夸张地说，学生必须定期购买鸡蛋、香肠、沙丁鱼等，否则就不可能吃饱—所以他的父母不得不给他额外的伙食费。例如，在伊顿公学，至少在大学里，一个男孩在午餐后就吃不到什么干货了。他的下午茶只会可怜巴巴地提供一些汤或炸鱼，更多时候是面包和奶酪，还有一些水。黑佬鬼曾经去伊顿公学看他的大儿子，然后带着势利的眼神回来—他对儿子奢侈的学习环境感到欣喜若狂。“他们晚饭给学生吃炸鱼！”他叫道，胖乎乎的脸上满是笑容，“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学校会这样干了。”炸鱼！这其实是工人阶级中最穷的那部分惯吃的晚餐！而在那些非常便宜的寄宿学校，情况无疑更糟。在早些时候的记忆里，我见到过文法学校的寄宿生—大概是一些农民和小商店老板的儿子—他们吃的是水煮的家畜肺脏。
无论是谁要记述自己的童年，都要小心出现过度夸张和自怨自艾的毛病。我并不是想说自己是个受难者，也不是说圣?塞浦路斯就像“多特男童寄宿学校 ”那样以虐待男童为乐。我只是忠实地面对了那些过去带给我的不快记忆，并把它们一字不多，也一字不少地记录了下来。我至今仍然能记起那些令人厌恶乃至作呕的记忆—我们拥挤在狭窄不堪的小房子里，并且永远也填不饱肚子。当我闭上眼开始回忆“学校”时，首先映入脑海的自然是学校的各个角落：平坦的操场和旁边的板球更衣室、步枪靶场旁的小屋、漏风的宿舍、落满灰尘的破旧走廊，体育馆前面有个沥青广场，后面是一座未经雕饰的松木教堂。无论你去哪儿，你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又脏又乱的地方。例如，我们喝粥用的锡碗，碗沿下面都是粥饭积聚风干后形成的硬壳，用手一撕就是一长条。粥本身也不干净，你可以发现一些毛发或者其他本体不明的黑色物质，这些不明物常常跟粥饭纠结成一团，难分彼此，除非是谁故意扔进去的，否则没人能认出来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喝粥之前必须先仔细检查一下碗里的东西，否则可太不安全了。浴池的水总是浑浊不堪—整个浴池只有十二到十五英尺长，但全校学生每天早上都会跳进去洗澡，我很有理由怀疑洗澡水有没有经常换—毛巾都是湿漉漉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在冬天，偶尔我们会去当地的海水浴场洗澡，我曾目睹过人类粪便，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海水里我都看到过。更衣室常年弥漫着经久不去的汗臭味，油乎乎的脸盆抓在手上让人腻味。还有那一排排肮脏破旧的厕所，这些厕所的门上没有任何插闩，只要你坐在那儿，肯定会有人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现在来看，回想我的学校生活，似乎遍布着那种令人瑟瑟发抖的寒意和恶魔般的恶臭味—一种混合了臭袜子、脏毛巾、走廊里的排泄物、刀叉上的食物残渣以及炖羊肉的古怪味道，还有厕所的敲门声和半夜往尿壶里撒尿的回响声。
的确，我生来不喜群居，当一大群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时，生活中肮脏的那一面必然会显得更加突出。军队里也一样糟糕，要在监狱里，毫无疑问，那就更差了。此外，少年时代正处于对万事万物都反感而厌恶的年纪，此时一名男孩已经有了自己对于是非善恶的判断，然而，在他历经磨炼而变得心如磐石、坚不可摧之前—比如说在七岁到十八岁之间—他就像在粪坑上走钢丝。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恶意夸大学校脏乱差的一面，尽管每天所有人都对新鲜的空气、冰凉的冷水、艰苦的锻炼大惊小怪，但实际上，当时大家对于健康和卫生熟视无睹的样子，我仍旧历历在目。在学校里，常常有男孩一连便秘好几天。原因很简单，因为能起到利便通肠作用的只有两种在难吃程度上难分伯仲的玩意儿—蓖麻油和甘草粉冲剂，而大部分男孩情愿尝试一下自己肠道的容纳极限也不愿意试试自己的味觉下限在哪儿。按照规定，所有男孩儿每天早晨都必须洗澡，但有些男孩会刻意逃避这件事，一连好几天，只要铃声响起，就会偷偷躲起来，或者混在洗浴的人群中，仅仅用池边的一点脏水沾湿自己的头发。如果没人监督，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很难意识到保持干净卫生的重要性。记得在我离校不久前新来了一个男孩，名叫海柔尔，面相清秀可爱，一看就知道是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他那如珍珠般洁白的牙齿。然而到了学期末，他那一口白牙被染上了奇特的绿斑。很显然，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去监督他好好刷牙。
当然，家庭和学校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物质上。开学的第一个晚上，当我躺在硬邦邦的床垫上时，我会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你要面对的。”你的家庭可能并不完美，但它至少是由爱而非恐惧筑成的地方，在家里，你永远不需要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面对周围的人。八岁时，你突然从那个温暖的巢穴里被拖了出来，扔进了一个充满暴力、欺诈和诡秘的世界，就像一条人畜无害的金鱼被扔进了装满梭子鱼的鱼缸里。无论受到怎样的欺辱，你都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你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偷偷打小报告，然而，除非在某些极少数严格限定的情况下，偷偷打小报告是个不可饶恕的罪过。要是发生这种事，学校会给家里写信，要求父母把你带走。这对一个男孩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在学校不快乐，也不受欢迎。男孩子们都是“埃瑞洪人 ”：他们认为不幸是可耻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掩盖。对男孩们来说，向父母们抱怨一下学校糟糕的食物、不合理的体罚，或者其他由学校老师而非同龄人造成的虐待，这些才是可以接受的行为。虽然黑佬鬼从不会体罚那些富家子弟，但类似的抱怨还是时有发生。不过我的情况特殊，我是绝不会去央求我的父母出面干预学校的行为的。甚至在我还没弄明白自己是减免生前，我就猜到了我的父母大概是欠了黑佬鬼的人情了，所以他们并不能保护我不受伤害。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在圣?塞浦路斯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没能拥有自己的板球拍。总是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你的父母买不起”。假日里的一天，我偶然听到父母闲聊，他们给了学校十先令用来购买球拍，可我的球拍始终没影子。我没有向父母告状，更没有向黑佬鬼提出这件事。我能怎么办呢？我此刻寄人篱下，我欠他的远比那区区十先令要多得多。当然，我现在意识到，黑佬鬼不太可能黑下这笔钱。多半是他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关键是，当时我断定是他吞下了这笔钱—实际上只要他乐意，他完全有权力这么做。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想要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实在是太困难了。这一点从我们对待老滑头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我想，无一例外，学校里的每个男孩都厌恶她并且害怕她。然而，我们却都竭尽所能去阿谀奉承她，我们对老滑头最核心的情感是忠诚，但可笑的是，这种忠诚却是来自谎言所带来的内疚感。老滑头的主要工作是维持学校的纪律，但她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坦率地表现出她的反复无常，肆意妄为。你今天可能因为干了某件事而被赏一顿鞭子，说不定第二天这件事就会被她当作一个孩子气的恶作剧而一笑置之，你甚至会因为这件事“彰显了你的勇气”而受到赞扬。前几天大伙儿还在她那饱含责备的锐利目光中瑟瑟发抖，过些日子她又变得像一位被诸多宠臣恭维的轻浮女王，或肆意调笑，或慷慨解囊，或许下承诺（“谁要是赢得了哈罗历史奖，我就奖励他一个新相机！”），她有时候甚至会带上三四个宠爱的男孩，开上她的福特汽车去城里的茶点店，在那里喝点咖啡、吃些点心。在我的脑海里，老滑头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形象不可避免地有些重合，我从小就能理解女王与莱斯特、埃塞克斯以及罗利 之间的关系。一说起老滑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那就是“宠爱”。我们会说“我得宠了”或者“我失宠了”。除了那些少数富家子弟或名门望族，没有人能永远获得她的偏爱，但另一方面，即使是被抛弃的男孩时不时地也能得到些恩赐。因此，尽管我对老滑头的记忆大多充满敌意和痛苦，但我也记得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沐浴在她的微笑之下，听她称呼我为“老伙计”，或者直呼我的教名，并允许我去她的私人图书馆—那是我第一次与《名利场》 相识之处。最高水准的宠爱，莫过于在星期天晚上，当老滑头和黑佬鬼宴会宾客时，你被拉来充当服务员。在清理盘子的时候，你可以有机会把剩下的残羹冷炙吃个精光，同时还能站在客人身后，当有需要时第一时间毕恭毕敬地冲上去提供服务，并以此获得一种奴颜婢膝所带来的乐趣。每当有机会拍马屁时，你就会见缝插针，绞尽脑汁，而对方的笑容会让你胸中的愤恨尽数转化为谄媚的热情。每当我成功地让宾主尽欢时，我总是倍感自豪。在老滑头的命令下，我甚至还写了一些应景的喜剧诗来庆祝当时一些值得纪念的场景事件。
我必须澄清一下，我并非天生反骨，若非当时的外部环境太过恶劣，我也不会说这些。我能接受客观存在的道德行为准则。有一次，在我快毕业时，我甚至偷偷地向布朗揭发了一桩疑似同性恋的案件。我不是很清楚同性恋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发生了，而且并不是件好事—它是正好属于适合打小报告的那类事件。布朗说我是个“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我面对老滑头，就像一条蛇面对耍蛇人一样无助。她有一套固定的套话用于赞扬或谩骂别人，每一句都能立刻诱发听者适当的反应。例如“老伙计，打起精神来！”让人听了立刻跟打了鸡血一样；“别跟个傻瓜一样！”或者“真可怜，不是吗？”，让人听了觉得自己是个天生的白痴；还有“你的鬼心思看起来挺多的，是不是？”，这让人听了就心生愧疚，眼角含泪。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似乎始终存在一个不被侵蚀的自我，他知道，不管自己做了什么—无论是哈哈大笑，还是放声大哭，或者是为了些小恩惠而感激涕零—他内心唯一的真实情感就是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