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谓人才，有经纬之才，有吏能之才。廖立属于前者，有经邦治国之才，而刘备、诸葛亮却只把他作为吏能之才来任用。因廖立不尽心理事，还常发牢骚，这就难免仕途坎坷了。当时的士人，若被大材小用，便常用消极的态度来表示反抗。例如：庞统初归刘备，“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来，还是孙吴的鲁肃向刘备建言：“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方才得以重用。又如：蒋琬最初被刘备封为广都长，蒋琬很不高兴，整天喝酒不理事。刘备去视察，他也漫不经心。刘备大怒，要杀蒋琬，诸葛亮保释了他，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后来蒋琬果然成了蜀国的谋士。庞统有鲁肃推荐，蒋琬有诸葛亮推荐，而廖立无人推荐，真有点机运不好！

廖立对时政的批评，总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出刘备用人不当；二是批评军事战略上的谋划不周。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三国志·廖立传》）应该承认，廖立的这些批评，不仅相当大胆，而且是尖锐中肯的。

事实上，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后，确实在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其一，不取汉中而与孙吴争南三郡。在三国几大势力的角逐中，介于关中与巴蜀之间的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对巴蜀，诚如益州人士杨洪指出的：“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三国志·杨洪传》）早在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请刘备入川，使击汉中张鲁，即出于这一考虑。如果说这时的刘备，意在保存实力图谋益州而不愿北取汉中，尚属可谅，那么，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下成都，自领益州后，再不发兵攻取汉中，就是很大的失策。由于错失良机，仅仅过了一年，就先后发生孙吴袭取南三郡和曹魏进兵汉中的事件。当时，刘备如能先一步进取汉中，无疑是捷足先登，巩固了益州防务。然而，刘备却低估了汉中落入曹魏手中的危险性，置汉中于不顾，率军赶往荆州，争夺已被吕蒙占据的南三郡。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不足取的。军事上，夺回南三郡已非易事，曹魏进兵汉中，益州又在危险之中。刘备率军赶往荆州事实上已无法改变荆州的局面，相反，却为曹魏取得汉中开了方便之门。政治上，刘备去夺南三郡，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孙刘联盟又出现了新的危机。结果，两线受敌的刘备不敢与孙吴恋战，继续南三郡的争夺，不得不与孙吴达成和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反被曹操夺得了汉中，使益州根据地顿时紧张起来。曹操取汉中并非最终目的，而是要以汉中为据点，吞并益州。故进据汉中的曹魏大将夏侯渊、张郃，不断攻掠益州，正像廖立所指出的那样，“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究其错误，刘备是难逃其责的。

其二，荆州失利，完全是刘备、关羽造成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为刘备集团定下了“外结孙吴，内修政理”的既定国策，而且成功地推动了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但是，这一国策又和“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战略设想是冲突的。对荆州的争夺，常常导致联盟的危机。因此，留驻荆州的人选应是既能寸土不失，又能顾全大局，缓冲孙刘冲突，谨慎从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备以关羽为荆州留守，是极大的错误。关羽虽称“万人敌”，然“刚而自矜”，意气用事，缺乏头脑，实不足当此重任。当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三国志·关羽传》），使本来就比较紧张的孙刘关系更趋恶化。关羽又“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张飞传》），不能团结、使用文职人员。加之，刘备为了与曹操争夺汉中，抽调驻守宜都的孟达进攻上庸，以策应汉中的军事行动，致使荆州空虚，关羽孤立无援。所以，廖立批评刘备，“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同时，也批评“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应该说，廖立的批评是正确的。

荆州的失守，不仅使蜀汉政权“跨有荆益”的战略设想成为泡影，被封闭于三峡之内。而且，孙刘联盟宣告破产。刘备为盟弟关羽报仇心切，不听劝阻，贸然伐吴，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大大削弱了蜀汉的力量。

分析赤壁之战至夷陵之战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刘备虽然取益州，夺汉中，奠定了蜀汉立国的基础，但在军事政治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一失再失，一误再误，终于将蜀汉政权局限于一隅之地，不能有很大发展。（田中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