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两年以来，巴黎不止一次见识过起义。在一场暴动期间，一般来说，除了起事的街区，巴黎外观总是平静得出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巴黎总能很快适应——无非是一次暴动——巴黎百业繁忙，哪有工夫为这点儿小事分神。唯独这类大都市，才能呈现这种景象。唯独这类巨大的城池，才能同时容下内战和莫名其妙的宁静。每次爆发起义，每当听见军鼓声、集合令和总动员令，店铺老板通常总说一声：“圣马尔丹街好像又闹起来了。”

或者说：“圣安托万城郊那边。”

他还往往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反正那一带吧。”

过了一阵，又清晰传来密集的枪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凄厉喧扰，店铺老板则说：“事情严重啦？咦，事情严重啦？”

再过一会儿，如果暴动的势头更大，渐渐迫近了，他就慌忙关闭店门，赶紧套上制服，也就是说，确保货物安全，拿生命去冒险。

在十字街头，在通道上，在死巷里，双方对射，争夺街垒，夺取又丢掉，再夺回来；鲜血流淌，房舍的门脸打得弹痕累累，有人在内室也被流弹打死，尸体堵塞街道。然而，离那儿只有几条街，咖啡馆里还传出打弹子的声响。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看热闹的人又说又笑；剧院还开门，照样演出闹剧。出租马车还揽客行驶；有人进城去赴宴，有时就去正在打仗的街区，1831年那次，有一处射击停止了一会儿，好让婚礼的队列过去。

1839年5月12日那次起义，一个有残疾的小老头在圣马尔丹街上推一辆小车，车上装着盛满饮料的玻璃瓶，用一块三色破旗布盖着，他从街垒走到军队，又从军队走到街垒，不偏不倚，时而向政府，时而向反政府供应一杯杯椰子汁。

简直怪极了，而这正是巴黎暴动的特色，在其他任何国度也见不到。这必须具备两种条件：巴黎的伟大及其欢快。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然而1832年6月5日这次，刚一动武，这座大都市就感到有什么比它更强大的东西，于是害怕了。只见各处门窗和窗板在大白天都关着，连最偏僻和最“无关”的街区也不例外。勇敢的人拿起武器，胆小鬼就躲起来。只顾去办事而漠不关心的行人不见了。许多街道都空****的，就好像凌晨四点钟。大家传递着引起人心惶惶的情况，传播着凶多吉少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经占领了银行”“仅仅在圣梅里修院，就有六百人，以教堂为雉堞固守”“防线并不牢固”“阿尔芒·卡雷尔去见克娄泽尔元帅，元帅说：‘首先设法争取一团人马……’”“拉法耶特病了，但是他对他们说：‘我听你们的吩咐，只要有放一张椅子的地方，追随你们到哪儿都行’”“千万当心，夜晚有人抢劫巴黎偏僻角落的散居人家”(从这里能看出警察的想象力，那个安娜·拉德克利夫[131]同政府有一腿)、“欧伯里屠户街布置了大炮”“洛博和比若一同商榷，决定午夜，最迟拂晓，组织四路人马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发，第一路从巴士底出发，第二路从圣马尔丹门出发，第三路从河滩广场出发，第四路从菜市场出发；部队也许撤离巴黎市区，退到演兵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来势凶猛”“苏尔元帅还游移不决，大家对此深为忧虑”“为什么他不立刻进攻”“可以肯定他深谋远虑。那头老狮子，在昏暗中仿佛嗅到了一个怪物”。

到了晚上，剧院不开门了；巡逻队气势汹汹，在街上走动，盘查行人，逮捕形迹可疑者；刚到九点钟，就抓起来八百多人；警察署监狱爆满，裁判所附属监狱爆满，强力监狱爆满。尤其裁判所附属监狱，在那人称巴黎街道的长长地道里，全铺上了麦秸，躺着一堆堆囚犯，而里昂人拉格朗日[132]无所畏惧，正向囚犯们演讲。所有人一动弹，打地铺的麦秸哗哗响，就像下一阵暴雨。别处监狱更惨，囚犯相互偎依，就睡在院子里。到处人心惶惶，这种动**的气氛，在巴黎是少见的。

居民在家里门窗紧闭，做妻子和母亲的都提心吊胆，听到的全是这种话：“噢!上帝啊!他还没回家!”远处难得传来车辆行驶的声响。居民站在门口，倾听外面的喧闹、呼喊、乱哄哄的嘈杂声，低沉而难以分辨，他们听见点什么就说：“那是马队。”或者：“那是弹药车在飞跑。”军号声、鼓声、枪声，而圣梅里教堂的警钟尤为凄厉。人们已有所料，等着打响第一炮。武装人员出现在街头，连声喊道：“全回家去!”旋即就不见了。居民都急忙插好门闩，嘴上直嘀咕：“这要闹到什么地步呀？”夜幕逐渐降临，暴动的火光映红巴黎的夜空，显得越来越凄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