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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4日至8日的中途岛海战让日本品尝到被杀戮的滋味。

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对投降者以及手无寸铁的俘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折磨，这在日军士兵中几乎是普遍的行为，在中国、菲律宾和太平洋战场皆是如此。

战争情况下，避免不了杀戮。但这与借助战争施以暴行的行为来讲，又是两回事。应该说，日本人暴行的频率远高于英国人或美国人。“盟军集中营和日本集中营之间毫无可比之处，后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医药实验和例行的射杀俘虏行为。”

当然，美国人实际上杀死了更多的日本人，例如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和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维克托·汉森认为：“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作战和谋杀战俘并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彻底的西方式战争特点，源自古希腊在光天化日之下挑选场地进行杀戮的习俗。这种习俗在罗马时代得到发展，在中世纪得到进化，在基督教世界中依旧存在，这是关于正义战争的概念。”

具体来说，“盟军也进行了大规模歼灭敌人的行动，但那几乎都是通过公开和直接的进攻完成的，并事先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这样的大规模攻击往往是报复性的，盟军会在敌人的火力下发动攻击，而不是在营地里偷袭，或是停火后背信弃义地进攻。日本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会尝试射击跳伞的敌军轰炸机机组，这些人被迫在敌占区着陆后，经常会被日本人处决”。301

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会觉得屠杀有什么不妥。美国人会认为，“只要他们在轰炸时，是在实际的火力对射中杀死敌人，同时将轰炸这种方法作为破坏日本帝国军事工业基础的努力之一，那一切几乎就和正面战斗没什么不同”。日本人的思路则与此相反，“他们只会计算轰炸中死亡的人数，然后指出，成千上万死于美军轰炸的本国无辜公民，要比日本战俘营里审讯者和警卫处决、肢解的美国俘虏多得多”。

这其实就是日本与西方思想冲突的分歧，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譬如，在欧洲人登陆美洲后，那个著名的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会因为阿兹特克屠杀俘虏而义愤填膺，但是他们自己会觉得，激烈交战中从后方追杀数千缺乏防护的土著人的行为则显得十分正当。这就是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而言，这种差异体现了军事理性的完美。在战场上进行的杀戮与非战场上进行的杀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具体来说，当美国人使用燃烧弹进行轰炸的战术，仅在1945年3月的一周之内就烧死居住在东京的日本士兵、工人和市民2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人又将日本战俘安置到美国内陆相对人道主义的战俘营，这两种行为可看作军事上的理性。不过，对日本人来说，“屠杀坠机的B-29飞行员的举动，只不过是为他们几十万被烧死同胞进行的一次小小报复”。当然，这绝不是为了给杀戮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是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讨论中途岛海战背后日本个人主义浸透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中的复杂性及要义，继而指向可怕的杀戮根源。

崛越二郎、奥宫正武在《零战》里有这样的描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最初6个月里，敌军和日本船舰的损失比例，完全实现了海军“理想战斗条件”的内容，即“只在拥有制空权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决定性海战”。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10年里，日本海航飞行员一直被灌输这样的理念——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进行海上交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太平洋战争初期阶段的神奇战果，很好地支持了这样的信念。

上述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分析价值。这份来自“理想战斗条件”的自信竟然让日本人对俘虏有了毫无理由的残忍杀戮行为，因为他们会认为凡是投降者都是懦夫。以珍珠港事件后的威克岛海战（1941年）为例，那些被日军俘获的美军水兵下场极惨，在将这些俘虏用船运回日本和中国的集中营之前，日本人通常会用棍棒猛烈击打他们。这还是轻的，在日本人看来，严重的刑罚是先让数名俘虏站在甲板上，然后在所谓斩首仪式的名义下施以斩首。最后欢呼雀跃的日本水兵会将死者的身体进行肢解，并将它们扔向大海。

日本人的这种残暴行为除了所谓“懦夫”的因素，还源自内心的种族仇恨，这不难解释，对极端主义者来说，这是很好的理由。另外，日本军国主义者往往对古代军事礼仪中的武士道核心理念缺乏理解，他们更愿意歪曲，认为只有杀戮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某种程度上出于对欧洲人长期殖民亚洲压抑的愤怒，也是其残暴的因素。日本人将这种行为放置到中途岛海战中，足以看出参战人员心理的高度紧张和亢奋，特别是这种暴虐、残忍的战争方式受到美英同盟的反击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人神共愤的是，在战场杀戮结束后，日本人对投降者、手无寸铁的俘虏或是平民的屠杀和折磨，几乎是最为普遍的行为。这种行为不限于太平洋战场，在中国、菲律宾等地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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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5年为止，日本从未被西方人殖民或征服过。首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岛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遥远，且亲近“秉持孤立主义和内向型做法的19世纪的美国”，以及缺乏诱人的土地和充足的资源（包括日本重要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轩等学者型的人物，他们认为像北海道这样的地区完全属于穷乡僻壤）。加之数量庞大的饥饿人口，这都使得日本对西方征服者不具备吸引力。

然而，在19世纪日本与西方首次发生接触后，即指1853年的黑船事件，日本人开始有意识地效法西方。特别是萨英战争302的失败，让日本坚定地认识到自己与欧洲的巨大差距。于是，日本努力与欧洲各国保持亲密关系，锐意取彼之长，补己之短。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更加注重的是西方的工业生产技术和技术研究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提高。像发明飞机的是美国人，铁甲舰和航空母舰的自力推进是英美创造的，以油为动力的海上舰队理念纯粹是欧洲人发展起来的，对于这些高端的技术若没有很强的吸收消化能力，外来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但是，日本人在1941年的时候，他们建造的舰船和飞机已经能与英美并驾齐驱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们。

这种超强的能力还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当时日本人首次与葡萄牙人接触。这次接触为日本人带来了惊喜，他们从葡萄牙人那里学到了火器制造技术，之后数十年内就给整支军队装备了改进后的火炮和火枪。这是非常大的进步，由于使用了这种新式装备，甚至威胁到了武士阶层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武士阶层的“军事资本是建立在精神性的、反技术的、排外的、反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因此，日本现代化进程之一——革新军事技术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出于对这些新技术的反动，封建领主们逐步解除了人民的武装，此外，作为对外国各方面影响的全面禁令的一部分，他们还阻止了武器的进一步输入。海船被禁止建造。基督教被宣布为非法，大部分外国人遭到驱逐”。这一切的改观得益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当时，一支由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指挥的美国舰队驶入了江户湾。在这一刻，日本的技术进步几乎是完全停滞的，在全国上下的武器库里很难找出能用于抵抗美军的装备。

佩里的火炮和榴弹，还有他的蒸汽舰队以及他麾下携带有线膛枪的陆战队，让日本人猛然醒悟过来。因此，与其说是一种羞辱，还不如说是一种“神奇的觉醒力量”。日本人认识到拒绝西方科学的愚蠢，对入侵者的反应不仅仅是愤怒，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西方化”一词是比较中肯的诠释，“在进行了少数徒劳抵抗后，日本开始全面接受西方制造业和银行业。”1877年，这一年是日本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在萨摩发生了一起暴动。古板的、固执的武士们装备着传统的日本刀，同装备着欧式武器，并具备欧式训练特质的军队对决，结果显而易见，武士们被彻底打败。换句话说，19世纪最后的25年，日本军阀的权力已被终结。

日本同欧洲的广泛接触，上至天皇，下至其他阶层，开始了效法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努力。这一进程具备划时代的意义，阶层不再固化，它们开始演变；国民意识发生转变，不再故步自封。学者罗伯特·埃杰顿（Robert Edgerton）在《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里这样描述道：“步枪和火炮的订单雪片般飞向法国……当德国于1871年击败法国后，日本人迅速转向了胜利者，改变了学习对象。很快日本士兵开始走鹅步，效法普鲁士步兵战术。日本海军军官大部分来自一度反叛的萨摩藩，他们向英国皇家海军学习，时常经年累月搭乘英军战舰出海。日本的新式战舰也会在英国制造，因为英国统治了海洋，而日本人希望学习最优秀的国家。日本的西方化并不局限于军事事物，西方的艺术、文学、科技、音乐和风尚也在日本繁荣兴旺。大学生们尽情接触一切西方化的东西……而武士们也变成了工业家、铁路巨头和银行家。”在军队建制和军衔上，日本也与欧洲同行类似。直到这种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并打算用它支配亚洲事务，乃至更广阔的区域。

因此，“西方化”的日本国力越来越强，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1894年，日本将当时满清的军事力量赶出了朝鲜；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中，日本远征军是开赴北京、援救使馆的欧式部队中武装、纪律和组织最好的军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最后是日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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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在进行“西方化”的过程中，并不像开始时那样对西方技术和意识形态等广泛接受。日本依然固守着顽固的文化传统。这种力量会“阻碍科学研究和武器研发过程中真正的、不狭隘的西方方法”。这种接受形式或态度，我们完全可以用“非西方化的日本”来形容。正如学者埃杰顿在《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里的描述：“在佩里到访后，日本人只得承认西方技术远远优于本国技术（如果不是承认西方文化其他各个方面也完全占优的话）。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这样的承认都是令人不快的，对日本人来说就尤其如此了，因为他们与地球上的大部分民族不一样，怀有对‘大和’民族自身的伟大、内在优越乃至神性的信念。日本人在思考自身价值时的矛盾心理，显得尤为痛苦。由于许多人自惭形秽，因此他们开始害怕并厌恶西方人，就像他们之前害怕并厌恶中国人一样。当西方人后来被证明并非不可伤害时，摧毁他们的**就开始滋长了。”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做了更为直接的描述：“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却仍然是东洋人。日本由封建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速度之快，使得只想学习西方方法而不想学习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来不及或者无意去发展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

这就导致日本在采用西方战争方式时，他们更愿意发起一场全面歼灭、毫无怜悯的战争。他们更愿意以天皇的名义作战，这样才不会使他们思考自我价值时的矛盾心理显得更为痛苦。极端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让他们感受到欧洲人会在意他们的长相、臭味或者说缺乏男子气概——这是多么悖谬，也许有欧洲人认为他们是靠聪明的发明和机器换来胜利，而不是靠男子气概中的内在勇气。

中途岛海战失败后，一些日本军官开始反思这场失败。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中途岛海战中》一书中，他们这样写道：“归根结底，不仅是在中途岛海战中，而且是在整个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根源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里。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往往自相矛盾。地方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主观固执、因循守旧，对于即便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我们优柔寡断，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这又使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投机取巧，缺乏大胆和独立精神，习惯于依赖别人和奉承上司。”

这样看来，似乎又很好解释“非西方化的日本”了。就在那些“工业家和科研人员推动日本经济和军事沿着欧洲路线现代化时，多数日本人依然停留在相当大程度上等级化、专制化的亚洲社会中”。于是，这种矛盾的、深层自卑的心理控制着这些人的公众行为。对天皇的忠诚是绝对的，军方却又享有对政府几乎完全的控制。随着日本国内自然资源的大规模缺乏，欧洲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崛起，“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历史、美国针对亚洲移民的歧视，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在二战前夕巩固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军国主义者的地位”。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军人与国家》里这样说：“因为它（日本领导层）浸透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因为它难以（如果不是无法的话）用冷静的现实主义方法和科学方法分析军事局面……从本质上讲，那是用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和原则……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和他对天皇意志的服从……这给军方提供了事实上以武士道和皇道理想培养全体男性人口的机会。”因此，这群人才是更可怕的，疯狂杀戮在他们的眼里太正常不过了。当不可避免的战争爆发，自然就会发生最糟糕的暴行了。

古老的封建武士信条在被19世纪的军国主义者重新诠释和包装后，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残忍杀戮罪恶”罢了。1931年与中国爆发的战争便是这种特质下的表现形式。随后，这种疯狂下的野心开始逐步扩大区域，给那些区域下的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疯狂的杀戮必将导致被杀戮者的复仇行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利用神风战机（一种自杀式飞机，舱门被封死，用自身去撞击战舰）攻击美军的行为让世人震惊。就在之前，像渊田美津雄这样的日本海航指挥官还嘲笑美国人缺乏战斗意愿。当美军实施复仇行动后，杀戮与杀戮的对决便进行得更加激烈了。戈登·威廉·普朗奇（Gordon William Prange）在其著作《中途岛奇迹》（Miracle at Midway）中描述了美军军官的心头之怒，中途岛海战期间，“大黄蜂”号VT-8鱼雷轰炸机中队中队长约翰·查尔斯·“杰克”·沃尔德隆（John Charles“Jack”Waldron）少校在起飞前对同僚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获得有利的战术条件，但倘若我们的处境越发糟糕，我依旧希望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能竭尽全力去摧毁敌人。如果只有一架飞机能够成功切入进行投弹，我希望机组成员能勉力飞行，命中目标。上帝将与我们同在。祝大家好运，希望你们能够顺利着陆，让敌人下地狱吧！”

这样看来，“漂浮的地狱”终将是杀戮者的最终归宿，曾经的被杀戮者会以莫大的勇气和正义的使命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力量。而“非西方化的日本”既让日本在一段时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让日本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

然而，以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为典型代表的日本人，却将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攻击计划的泄密。“美军提前发觉日本的攻击计划，是日本失利的唯一最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这无可置疑。从日本方面来看，敌人情报工作这一成就转而成为我方的失败——我们没有采取充分的保密措施……但是，说它是美国情报工作的胜利，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一次敌人情报工作的积极成就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反面，亦即日本情报工作的糟糕和不顶事。”303

并非要否定进攻计划被泄密是重要的失败因素，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可供商榷的思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日本仅仅将战争失败归结于技术层面的个人主义者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反思。譬如，在当时的战争困境下，有多少人还愿意让个体完全服从于国家；当战争演变成飞蛾扑火式的炼狱场，有多少人不会认为自己正在为日本军部的威权主义而白白葬送了性命；极端的个人神性崇拜是否会因这场战争的失败而得到改变……或许从这样的角度重新阐释中途岛海战，将给予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而本文所做的一切努力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