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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1805年是属于“英格兰期盼”的一年。英国海军少将霍姆·里格斯·波帕姆（Home Riggs Popham，1762—1820年）爵士与约翰·古德林（John Goodhew）合作撰写了一本对海军历史影响深远的书：《供皇家海军使用的信号通用代码》（A General Code of Signals for the use of His Majesty's Navy），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海军使用的旗语。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在期盼这场战争的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

“英格兰期盼”的全部内容为“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职守”。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差不多需要30面旗子，升起旗组12次，每升旗8次表示一个词，有时候为了表示一个字母，需要升起4次。“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职守”这一内容以英文表示为“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最初句首是“Nelson confides”，即纳尔逊相信的意思，出于国家荣誉的考虑，最终改为“England”。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化词语——方便使用旗语——这当中没有相应的旗组表示“相信”一词（全句内容应该是“英格兰期盼相信人人都恪尽职守”），包括“责任”，即“duty”同样如此——它们需要逐个字母地拼出来。考虑到战事紧迫，信号需要及时发出，旗语官建议使用“期盼”，即“expects”，这样就符合波帕姆爵士所著的《供皇家海军使用的信号通用代码》一书中的要求了。1800年，这套编码系统被引入英国皇家海军，“首次借助9种可清楚区分的信号旗来组合表示正规字母”。“1805年10月21日临近正午时分，霍拉肖·纳尔逊海军中将在皇家海军‘胜利’号后桅上挂出了这条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旗语信号，命令舰队发起攻击。”

著名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230在1822—1824年间创作了油画《特拉法尔加之战》，在这幅画中，透纳较为清晰地呈现了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的帆具上飘扬着11点45分发出的著名旗语信号“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职守”。

现在，这场战争就像开弓的箭无法撤回：纳尔逊将在这场战争中大显身手，拿破仑遭遇了他人生中较为惨重的失败。

对纳尔逊而言，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为他带来无限的荣耀——英国人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崇拜已到了狂热的地步。当然，若不是他战胜的对手叫拿破仑，或许将是另一番景象。历史给予的评价是，他的行动以“纳尔逊突击”为名，为英国海军带来了伟大的胜利。从此，拿破仑的政权开始走向下坡路，大英帝国因此战的胜利步入全盛期，结果1805年之后的百余年里，人们还在传唱着这样的歌词：“统治吧！不列颠！统治这片汹涌的海洋！”

对拿破仑而言，他在欧洲的影响力在于——这位科西嘉岛出生的人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传奇般青云直上，先是成为将军，然后当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1804年，是拿破仑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年，他登上了法兰西皇帝的宝座。

纵观拿破仑一生的辉煌历程，我们会发现：作为陆军统帅的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灭亡，这意味着作为政治势力的教皇统治被推翻，他试图建立一个披着法国外衣的“新罗马世界帝国”。在此之前，他击败了老牌海上强国热那亚和威尼斯，法兰西舰队从此在地中海及其他海域有了更强的制海权。正当拿破仑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有一个同样准备成为世界帝国的国家横亘在它面前，它就是英国。

换言之，“当法兰西帝国开始着手建立世界霸权之时，也就自然威胁到了正在兴起的大英帝国”。一个帝国的兴起和另一个帝国的兴起，如果不是和平地相处，两者之间势必水火不容，这用在当时的英法之间再也合适不过了。“自1793年反法同盟战争爆发后，英国便成为法国的主要对手之一。为迫使英国臣服，法国自然必须夺取制海权与占领岛屿。面对威胁，英国拿出了与法国权力之争中最强的王牌——女王陛下的舰队，著名的皇家海军。”

因此，我们仿佛可以透过历史的光芒体会到特拉法尔加似乎注定是不会沉默的。毕竟，这个靠近直布罗陀海峡外侧的海域终于在1805年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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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7世纪在英吉利海峡完胜荷兰后，英国海军持续发展，18世纪时已成长为全世界作战能力独一无二的海军。1688—181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开始成为世界的作坊，这也使得为舰队大规模调配财政经费成为可能。很快，“皇家海军就成为第一大社会资金接受方”。

在经济的长足发展下，科技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航海各领域，地理大发现使得18世纪这个重要的时代具备了翻天覆地的进步意义。著名的库克船长231在制图学方面的成就同样为英国的航海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从国家层面来讲，英国皇家海军直至19世纪还是探索世界最活跃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英国人试图独霸地理这门学科。然而，在这门学科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经度。它是认识地球转动和区域地理划分的基础理论，有了它就能划分时区，并算出时间。

具体来说，由于地球自转，要精确确定经度，就必须先精确测出本初子午线的时间。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成本极高的天文学观察或者利用携带的钟表进行精确到秒的时间测定。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加利莱伊（Galileo Galilei）23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做了许多次尝试，最终却徒劳无功。在历史的进程里，人们已经发现在航海中，若船上没有精确的计时仪器，就无法测出舰船出发港口的时间。鉴于时间对海上航行的重要性，经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舰船在航行中还会产生高温，以及剧烈的湿度变化，它们都将对机械运转构成巨大危险。在很长时间里，已经有大量船只因此而遭遇不幸。众所周知，航向的认定，相比实际不是偏东就是偏西，现实中却因无法计算误差导致舰船闯入礁石密布的滩头，轻则伤及船只，重则人员受伤或罹难。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675年，查理二世花重金建立了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英国开始尝试系统性地精确测量经度。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漫长历程，“整个18世纪，英国设立了高达2万英镑的奖金以解决经度问题，管理此项事务的是由众多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组成的经度委员会”。随后，一个叫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1776年）的英国天才木匠制造了几台精密钟表——航海精密计时器，虽然其中一台还是木制的，但这样的钟表依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解决了经度问题关键的一环，让舰船安全地进行长距离航行有了更大的可能。鉴于约翰·哈里森的重大贡献，英国议会给予他20000英镑奖金。詹姆斯·库克从第二次环球之旅返回（1775年）后，确认了约翰·哈里森制造出来的其中一台试验钟表（系哈里森在1759年所制钟表样品的精确仿制品）的精确度，“从此，解决经度问题对大多数天文学家来说已不再困难”。对英国来说，更是受益匪浅，英国人终于可以确切了解舰队在海洋中所处的位置了。233

经度问题的解决，伴随而来的是新船型的诞生，也让长期备受青睐的高大艏楼和艏楼在18世纪完全消失。人们欣喜地看到，“取消了高大艏楼与艏楼的舰船，其重心降低了，展开的风帆面积也因此得到扩大了，并且舰船在航行中的平稳度和航速都得到提升。桅杆之间的新式三角形支索帆的出现，以及改进的船艏三角帆与经过优化的纵倾装置的使用，舰船的逆风航行能力就比之前强悍多了”。横杆上可推拉的帆布同样便利了背风帆的使用。18世纪的许多舰船，特别是大型战舰，最多可有36面风帆，这些风帆完全张满之后，战舰航速可达9～12节。考虑到海水的腐蚀性，许多舰船被铜板包裹起来。

18世纪的英国海军使用的舰船不再像之前那样单独建造了，而是在完全工业化的船厂中批量生产。也就是说，英国人基本建成了制造大型舰船的生产线。当时最著名的船坞要数普利茅斯、朴次茅斯（Portsmouth）和查塔姆。皇家海军的旗舰“胜利”号就是在查塔姆建造出来的，服役超过30年，可见其质量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17世纪战列线战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将战舰称为战列舰。到了18世纪，战列舰的划分更为科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是长管火炮的数量，按照这样的指标，人们将战舰分为6个等级。像第一级的三层甲板战舰至少要装备100门火炮，所需船员近1000人。其后等级的战舰火炮数量逐级减少，只有前3个等级的战舰才能被称作战列舰。

自乌尔班大炮问世以来，火炮在海战的作用中就愈加明显了。英国人之所以能在海上取得诸多胜利，最主要的因素少不了威力巨大的火炮。一般来讲，在大型的战列舰中，甲板上会配备轻型的12磅炮、较重的18磅炮与24磅炮以及最重的32磅炮。这些火炮的炮弹大部分为铁质实心弹，有时也会发射用铁链连接起来的半球形弹丸，它们主要用于摧毁敌舰的帆具。为对付敌舰上的人员，舰船上多装备了一种由许多小型弹丸组成的霰弹。

18世纪70年代末，苏格兰卡伦公司制造出了一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卡伦炮。这种炮的最大特点是短管、大口径，且重量轻于一般的火炮，可安装在一条可移动的轨道上，让火炮有了灵活更换位置的优势。虽然卡伦炮射程短，但当它装上霰弹（最多可包含500粒弹丸）后，威力就变得巨大而可怕。当时，只有英国舰船装备了这种卡伦炮，法国人曾深受其害，他们将卡伦炮称为“魔鬼大炮”。值得一叙的是，卡伦炮的射速是由火炮口径与弹药种类决定的。轻型火炮的填装速度就很快，只需3～6分钟；32磅炮填装时间就较长了，最长可达15分钟。考虑到作战时的有效攻击性，一些侧舷炮则配有特制的双簧弹，由于要同时发射两颗火炮弹丸，自然就要装填两份火药了。虽然装填的时间增加了，但给予敌方的杀伤力也提高了。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加快填装速度，那么作战效果将会更好。英国人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就意识到火炮填装速度的重要性，经历过实战的英国炮手的填装速度比一般人要快2倍。再看看法国，法国人在大革命中损失惨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优秀、有经验的作战人员，尤其是军官和娴熟的炮手。换句话说，这样的弊端将为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失败埋下伏笔，同时也反映了英国皇家海军在作战中的优势。

当时不少战舰都还是木质的，一旦遇到火炮轰击，其自身的防御性能就大大降低了。在炮弹给予木质战舰的可怕杀伤中，金属弹丸产生的直接打击效果非常明显，它会导致碎木片四处乱飞，许多时候舰船上的人员也深受其害。虽然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2000米，但实际操作中产生的误差有可能超过100米。更何况，舰船是可移动的物体，不是任人宰割的死靶。只要舰船略一晃动，就容易使侧舷炮的炮口偏离目标，因此优秀的舰船指挥官会特别注重这一点。

早期的点火方式是火绳点火，它存在一些缺点，在点火击发时会延时几秒钟，一旦遇到逆风或雨天，更是困难重重。为了提高发射速度，英国人采用了更加现代的石点火方式，瞬间完成点火，因而占据了优势。

纳尔逊所率分舰队的旗舰“胜利”号是三层甲板战舰，当时它是第六艘使用此舰名的皇家海军战舰。该舰于1759年便开始建造，但由于采取节约措施，直到1778年才进入现役。因此，“胜利”号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时已是一艘高龄战舰。

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朴次茅斯看到这艘唯一保留下来的风帆战列舰。根据英国海洋历史学家布赖恩·莱弗里（Brian Lavery）的描述，它于1759年在查塔姆船坞开始建造，在下水前仅船体造价就花费了6.3176万英镑又3先令。它的尺寸在当时也属于非常巨大，“其船体长近70米，宽约16米；排水量达3500吨，吃水深度约9米”。而厚达60厘米的坚固舱壁和里外包裹的舱板至少“需要2500根大型橡木”。为确保弹性，设计师用枞木制成了三根桅杆，“其中主桅高出水线62米。当时没有这么高的树木，因此桅杆是由三根接在一起的木杆组成。建造该舰总共需要6000棵树，除橡木和枞木外，还使用了榆木和特别坚硬的热带愈疮木234等木材。两座锚具每座都重约5吨，必须由260个人拖上绞盘。‘胜利’号共配备102门火炮，舰艏还装有2门卡伦炮，因此是一艘一级战列舰。其侧舵炮可向敌舰发射重达半吨的铁质弹丸。‘胜利’号在当时是一座令人恐惧的浮动堡垒和一台复杂的战争机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英国皇家海军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完胜，船坚炮利功不可没。因为它面对的法西联合舰队，似乎在舰船性能方面要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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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率领的分舰队由27艘战列舰和4艘巡航舰组成，与它对阵的是一支法国和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由33艘战列舰和7艘巡航舰组成。就在英国人从“胜利”号上发出“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职守”的信号后，在晚间时分，各舰舰长商讨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偏西风掠过微波泛起的海面，英国舰队向前驶去，非常缓慢地接近法西联合舰队。这主要是受极其微弱的西风影响，它让庞大的战列舰几乎不受舵盘的控制，因此英国人花费了较长时间才靠近了法西联合舰队。

此刻，一切都是如此安静，仿佛就是海上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如此形容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即将爆发的海战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战；二是在海战中，作为英方指挥官的纳尔逊不幸阵亡；三是在海战结束后不久，一场持续多日的飓风使大量舰船葬身于海底。

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人除了皇家舰队外，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纳尔逊海军中将。他几乎和拿破仑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其职业生涯堪称皇家海军中的典范，凭借自身的天赋和野心，21岁的他就升任舰长。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和卡思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携手共进，此人正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军第二舰队的指挥官。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力波及国外，欧洲各国君主形成反法同盟。1793年，纳尔逊被派往地中海执行任务，参加了封锁法国在地中海最重要的军港土伦的战役，而拿破仑也是在这场战役中崭露头角的。1794年7月，纳尔逊在进攻科西嘉岛的卡尔维（Calvi）城时右眼严重受伤，这为他永久性失明埋下了隐患。1796年8月，纳尔逊被任命为署理海军少将，从此开启了他人生巅峰中四场著名的海战之旅：1797年2月14日的圣维森特角（Cape St Vincent）海战、1798年8月1日的阿布基尔（Aboukir ）海战、1801年4月2日的哥本哈根海战和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在经历了前三次著名的海战后，“霍拉肖·纳尔逊不再只是皇家海军众多将领中的一员，他成为一颗有风度的将星，公众敬仰他，水手们爱戴他，各位舰长信任他。许多水手希望永远追随纳尔逊，深深崇拜着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英雄，很多人甚至想与他们这位勇猛的指挥官同生共死”。235

1804年，拿破仑制定出了一份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这份计划历来有争议，或许拿破仑只是为了威吓英国而已——法军的所有举措似乎只是为了扰乱英国人的本土防御，阻挠其向地中海派遣部队，然后法国人再攻击其殖民地。无论如何，这份计划出台后，英国人一定倍感形势凶险。“法国皇帝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建造了数以千计的小型战舰、船只、小艇以及平底驳船，用以运输士兵、马匹与火炮，然后在海峡旁召集了一支拥有16万名士兵的大军，其中骑兵1.6万人。这支大西洋沿岸军就是后来那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陆军的起源。法国最优秀的士兵云集于此，再也没有一支法国军队能拥有如此精良的装备。这些士兵中还有超过2万名水手。入侵工作的筹备中心位于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罗马人曾称该地为不列颠港，朱利乌斯·凯撒就是从此地成功渡海前往不列颠的。人们在这里特意挖掘了内河以便大量运输船航行。拿破仑皇帝在这里阅兵并颁发了勋章，入侵行动将从这里开始。”

具体来说，这份计划需要利用法国舰队进行掩护，并且要拿下英吉利海峡至少1天的制海权，只有这样才能够渡海登岛。在西班牙对英国宣战后，出于安全防范考虑，英国人对法国及西班牙的军港实施了海域封锁，这就使得法国舰队无法集中力量。如果法国舰队分散在诸多港口，想要集中起来，就需要消耗不少时间，而且是在无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对此，拿破仑采取了欺骗英国人的策略，这也是权宜之计——面对英国压倒性的海上优势——“所有被封锁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地区的法国与西班牙战舰要尝试打破英国封锁，并驶向加勒比海地区”。236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要将英国舰队骗出欧洲战场。德国历史学家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认为：“拿破仑认定海峡与大西洋上的英国舰队会追逐法西联合舰队。在英国舰队抵达加勒比海之后，法国舰队会立即远航，然后比尾追的英国战舰早好些天重返欧洲。如果一切顺利，它们将会与地中海的其他法西舰队会合。之后，这些战舰将摧毁已被削弱的英国海峡防御力量，并掩护对英国的入侵。”

这个堪称美妙的计划当然没能成功！

问题出在法军舰队司令皮埃尔―夏尔―让―巴蒂斯特―西尔韦斯特·德维尔纳夫（Pierre-Charles-Jean-Baptiste-Silvestre de Villeneuve）237身上，在与一支英国分舰队发生战斗之后，他公然违抗了皇帝拿破仑的命令，没有驶向英吉利海峡，而是驶向了南边的加的斯。拿破仑对这一抗命行为大发雷霆，因为“法西舰队成功地将强大的英国舰队吸引到了加勒比海，并在时间上先于它们回到了欧洲”。我们能够理解拿破仑当时的心情，他所做的计划竟然这样失败了——“德维尔纳夫的肆意妄为宣告了拿破仑侵英计划的终结”——气得他在写给海军大臣德尼·德克雷（Denis Decrès）的信中直呼德维尔纳夫是个“不知耻的懦夫”。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俘的德维尔纳夫于1806年4月获释，并于4月22日在雷恩（Rennes）的一家宾馆里自杀身亡，他在遗言里表露幸好没有子嗣来承担他的耻辱。另一种说法是德维尔纳夫是被拿破仑派人暗杀的，因为他死时身中7刀，很难想象一个自杀的人会捅自己这么多刀。

在当时一幅名叫《隔水对话》（Conversation across the water）的讽刺漫画里，“约翰牛”（John Bull）这一形象被英国人运用到了极致。约翰牛是英国人拟人化的形象，源自1727年苏格兰作家约翰·阿巴思诺特（John Arbuthnot）创作的作品《约翰牛的生平》中的主人公，作者的原意是为了讽刺辉格党内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卑劣行径。主人公约翰牛粗暴愚笨、冷酷桀骜、欺凌弱小，但外表却是一位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由于约翰牛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英国人常用这一形象自嘲，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向法国人表明，一个国家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就能够战无不胜，同时也反映了英国人掌控着制海权。在这幅漫画里，我们可以看到矮小的拿破仑向约翰牛进行告诫，然而约翰牛叼着烟斗，表现得十分冷静——因为在海面的前方已经出现了呈海天一线状的“木墙”（指舰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人曾把木墙比作舰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雅典海军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1805年9月29日，“纳尔逊的舰队在加的斯附近与另外3艘战列舰会合并组成封锁舰队，由他担任指挥官”。随后，纳尔逊就采取了具体行动：他命令巡航舰紧密观察加的斯的敌舰动向，让舰队主力位于海平线之后。这样的目的在于，巡航舰与主力舰形成互相接应态势，而主力舰又能远离陆地观察者的视野。换句话说，尽量避免法国人获取到舰队动向信息。接下来的2周里，英国人布置了一条更长的封锁线，并有一批战舰加入，它们将替换需要修理或补给的战舰。

到10月中旬时，英国方面已经完成舰队组合，拥有27艘战列舰和4艘巡航舰。法西联合舰队方面，在加的斯港的舰队有40艘船。从数量上讲，法西联合舰队明显占优。

“10月19日清晨，法西联合舰队启程离开，但当时风势极为微弱。风在中午时完全停止，这时仅有7艘战列舰离港，舰队不得不使用小艇拖曳庞大的战舰”。因此，从时间上来讲，法西联合舰队延误了时机，这也让纳尔逊有相对充足的时间了解其舰队动向。直到10月20日中午，整个联合舰队才出港入海。“此时，纳尔逊在敌舰队开始离港后两个小时命令各舰准备排成战斗队列。”具体来说，纳尔逊“让执行观察任务的巡航舰返回主力舰队，并率先命令各舰准备排成战斗队列”。这是从17世纪起就广泛采用的标准战斗阵型，即战舰密集排列成战列线。当这样的战列线形成后，就意味着“交战一方要么与敌舰队并排开战，要么发生遭遇战。排成两条战列的战舰在50～200米的距离内尽可能快地朝对方开火”。在具体作战中，“由于火炮因长度所限分布在甲板各处，因此战舰使用侧舷炮射击这一方式最为有效。通常情况下，当战列无法继续维持、战舰由于受损退出战列或者将敌方主力战舰俘获或击沉之后，战斗即告结束”。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种海上作战模式充斥着古板、不灵活的特质。很难相信，只有在双方都排成相应阵型时才可以进行作战，这与宋襄公不信“半济而击”238一样。从19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抨击这一战术是不合时宜的。纳尔逊深谙其中的不合理性，早在之前的一些海战中就敢于打破常规，也为他的扬名奠定了基础。在1797年的圣维森特角之战中，他“违抗了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的命令，迎头驶向数量占优的敌舰，他后方的战舰（其中就有当时任上校的卡思伯特·科林伍德）也紧紧跟随，这一行动对敌方来说是毁灭性的。尽管向前攻击敌方战列线的英国战舰几乎被打残，但它们依然揳入敌方战列，将其分割成更容易攻击的小块舰群”。

现在，纳尔逊基于这些经验制订了计划。他“将己方舰队分成实力近乎对等的两排攻击纵队，冲向法舰确信还很牢固的长排战列。纳尔逊在皇家海军‘胜利’号上亲自指挥上风纵队的战舰，这支纵队向着敌方纵列中央前段挺进，他想抓住机会立即攻击敌人旗舰”。而科林伍德中将也积极配合，他在“皇家海军‘王权’号（Royal Sovereign）上指挥相距约1.8千米远的下风纵队，从敌舰后卫部分前段切入敌方战列线”。

需要说明的是，纳尔逊是突然采取这样的作战策略的。也就是说，他敢于打破常规战列线战术，并以突击的形式呈现出来，打了法西联合舰队一个措手不及。因此，这一行动也以“纳尔逊突击”之名被载入史册。这种作战策略的效果非常明显，首要的是能将敌前卫舰队长时间排除在战斗之外。这样就能分割掉敌方舰队力量的一部分，至少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对另一方产生较大的攻击威胁，如果敌舰航向不变的话，它们会始终远离主战场。这时候，英国舰队中下风纵队的右舷侧与正在接近的敌后卫舰队就能面对面了，同时其左舷侧又威胁到法西联合舰队的中央舰队后方。简言之，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要集中数量优势于一点攻击敌舰，又不逼迫敌舰脱离战列线，实在是高明之举！另外，纳尔逊绝非专横独断之将，他能给予各舰指挥官极大的决策空间，使舰队面对突**况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这也是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制胜的法宝之一。

虽然上述“纳尔逊突击”的作战策略听起来绝妙完美，但是这一行动充斥着很大的冒险性。按照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描述：“首先，纳尔逊需要考虑（两个攻击纵队的）指挥舰接敌时遭受多艘敌舰长时间集中射击的不利局面。更为严重的是，纳尔逊的战舰基本处于百年之后的海战中最令人恐惧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纵穿T字横头’。在穿越这个巨大的‘T字横头’阵列时，处于横头位、排成战列航行的多艘战舰能够利用侧舷重炮对成90度接近的纵列敌舰实施集火射击（后者却无法发挥火力），其毁灭性效果可想而知。这正是两支进攻纵队指挥舰的既定命运。此外，两支进攻纵队在航行中完全没有侧翼防护。上风纵队指挥舰‘胜利’号的全体船员和纳尔逊本人在这场即将来临的密集弹雨中生存机会微乎其微。”

既然如此具有冒险性，纳尔逊为什么“执意如此”呢？实际上，英国人从抓获的俘虏中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法西联合舰队的状态。资源有限的费罗尔无法在这次海峡战役所要求的时限内为德维尔纳夫的舰队完成补给，加之德维尔纳夫不清楚纳尔逊舰队的位置，他惊惶的姿态早已尽显无余。从心理层面来讲，德维尔纳夫已经处于失败的关口了，而这样的作战心理将成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梦魇，比1588年无敌舰队更为恐怖的灾难即将到来。拿破仑本来已经下决心撤换德维尔纳夫，由弗朗索瓦·艾蒂安·德罗西里―梅斯罗（Fran?ois étienne de Rosily-Mesros）海军中将取代，然而德罗西里―梅斯罗的马车出了问题，在路上耽搁了几天。德维尔纳夫担心自己官位不保，同时也想给自己争取最后一个机会，以证明自己的能力。1805年10月19日，德维尔纳夫命令舰队提前从加的斯港出发。10月20日傍晚，纳尔逊的舰队便尾随而来。

因此，“纳尔逊突击”绝对不是一味冒险，纳尔逊也并非完全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