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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星期六，拂晓前2小时，2艘运输舰（威尼斯、热那亚各1艘）带着神圣的使命悄然驶出了佩拉的城墙；2艘威尼斯帆船紧随其后。这些船配备了40名桨手，负责指挥的是特雷维桑和扎卡里奥·格廖尼（Zaccario Grioni）。隐藏在其中的3艘小型划桨船（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火攻船），每艘配备了72名桨手，由贾科莫·科科亲自指挥。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行动配备的水手和桨手几乎都是经验丰富者，如果这些人大部分丧命，对拜占庭来说会无力承受——这个帝国将很难在短期内训练出这样的人才了。另外，在这支舰队出发前，不知道为什么在佩拉的一座高塔上升起了一团火焰。难道他们不知道会再次提醒敌人吗？一种说法是有人在给土耳其人发送暗号。

当这支船队快要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时，一切出奇的安静，仿佛土耳其人根本就没有防备似的。4艘大船放慢了速度，缓缓前行。此时贾科莫·科科比任何人都紧张，他甚至按捺不住自己等待时机的心情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乘坐的小船速度绝对可以轻易地超过这4艘大船。不过，也有可能是他知道这个计划已经泄密了，为了抢时间，为了那份荣耀，他突然命令自己的划桨船越过大船径直地向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冲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土耳其人的岸炮突然开火，贾科莫·科科乘坐的船在炮击中未能幸免，被击中后迅速沉入海底，只有少数水手泅渡上岸，其余人包括科科在内都葬身海底。这位在帝国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就这样牺牲了。剩余的船只也处在危险的境地中，2艘运输船被多次击中，伤痕累累，水手们忙于灭火，自顾不暇，导致一些小船纷纷被击沉。土耳其人集中火力轰击特雷维桑所在的船，好在有羊毛或棉花护卫着侧舷，避免了致命的伤害。然而，有2发炮弹击中了船舱，导致船舱进水。无奈之下，特雷维桑只能下令弃船，登上小船逃生。这时候曙光初现，海面上一片朦胧，土耳其人的舰队主动出击。拜占庭剩余的船只开始组织还击，并击毁了1艘敌舰，经过大约90分钟的激烈战斗后，他们终于退回了锚地。有近40名水手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作为惩罚，苏丹在当天晚些时候给予了他们极其残忍的刑罚——穿刺，而拜占庭皇帝也进行了报复，260名土耳其战俘被全部枭首示众。

虽然“科科计划”失败了，但这次海战再次证明了拜占庭海上力量的强大，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完全掌握金角湾的制海权。不过，失败的火攻计划中损失了九十多名优秀的水手无疑是最让人心痛的。

现在，金角湾的港口区已经不再安全了，海墙也将面临炮击的威胁。对拜占庭而言，金角湾的港口门户一旦打开，就像1204年十字军从海墙一侧破城后发生的悲剧那样，这座都城很难再保持禁闭的安全状态了。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有限的兵力守卫漫长的战线呢？

此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心情很好，因为他可以将半数舰队运到金角湾了。对拜占庭而言，补给也越来越困难，热那亚人依然保持中立，且态度十分暧昧。有些热那亚商人继续向君士坦丁堡输送物资，或许出于某种同情，极少部分热那亚人直接加入到守卫君士坦丁堡的战斗中，还有些热那亚商人在与土耳其人进行贸易的同时，借机窃取情报献给拜占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佩拉竟然允许拜占庭将海链的一端系在它的城墙上，而厉害的热那亚水手也暗中给予一些帮助。这些都是雪中送炭，虽然未必能扭转整个战局，但热那亚人的此般表现还是被视作个人英雄行为。对大部分热那亚人而言，他们没有感受到眼前的威胁，因此，中立或漠不关心的人占据了大多数。

依据威尼斯海军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的描述，希腊人和威尼斯人对热那亚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以及之前的诸多行为早已心生芥蒂，但佩拉或者说热那亚人在他们眼中已经“沦为叛徒的大本营”。拜占庭的局势越来越危险，甚至海上的战事也是如此，这不能不让拜占庭觉得要么是苏丹在佩拉安放了耳目，要么是热那亚人充当了眼线，做着卑劣的勾当。100

对穆罕默德二世而言，他现在还不能与热那亚人翻脸，他深知翻脸的结果是丧失制海权。就算现在突袭佩拉地区，他也没有胜算。因此，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严守金角湾海域，让那些愿意为拜占庭解决燃眉之急或输送情报者再也不能轻易而为了。除非热那亚人一改中立的态度，而他的密探已经给了他一个让人宽心的情报，佩拉当局绝不会与苏丹为敌，中立态度将持续下去。

根据乔治·斯弗兰采斯的描述，奥斯曼帝国舰队进入金角湾后，大大方便了“苏丹与驻守佩拉附近的扎加诺斯帕夏及博斯普鲁斯的海军总部的联系。当时土耳其人在金角湾一带只有一条迂回的道路，虽然利用海岸的浅滩也有捷径，但交通依然不便。而现在既然土耳其舰队已经进入海湾，苏丹就可以修建桥梁横跨海峡，直抵城市的海墙。这是一座浮桥，由大约上百只纵向捆绑在一起的空酒桶连接而成，每对浮桶间略有空隙，上面铺设横梁及厚木板。此桥可供五名士兵并排而行，还能通过重型车辆。浮桥两侧辅以浮动平台，上面安放大炮。于是军队在大炮掩护下可以在佩拉区与君士坦丁堡陆墙之间通行无阻，同时大炮还可从新的角度轰击布雷契耐区”。101

虽然土耳其人没有立刻着手与海链内的拜占庭舰队展开决战，可是金角湾的制海权基本上已经不属于拜占庭了。心急如焚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召开了紧急秘密会议，决定派出一艘快船，经达达尼尔海峡南下寻找威尼斯大使米诺托许诺过的威尼斯增援舰队（之前大使曾表示与君士坦丁堡共存亡，并致信催促威尼斯尽早派出一支舰队），希望能在某处海面上找到这根救命的稻草。

这支舰队会带着承诺出发吗？如果出发了，是否已经晚矣？

2

早在1月26日，威尼斯大使米诺托就已经向威尼斯政府申请援助，然而迄今仍无回音。实际上，这份申请在2月19日就已经收到了，而且威尼斯议会也专门讨论了此事。根据乔治·斯弗兰采斯的描述，可叹的是威尼斯高层竟然还以为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虽然已经意识到了拜占庭面临的威胁。因此，决定派出支援舰队的日期从2月19日一直拖延到了6月5日。

不过，拜占庭派出去的那艘快船一直没有寻找到威尼斯增援的舰队。他们的足迹遍及了爱琴海上的各个岛屿，他们心急如焚、热切期盼，可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蓝蓝的海水，除了孤独的地平线。船长说：“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回去羊入虎口，还是舍弃都城、舍弃妻儿逃生？”大多数人都一致回答一定要回去，回去告诉他们的皇帝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根据乔治·斯弗兰采斯的描述，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十一世接见了他们，在听完他们的陈述后，眼含泪光，对他们深表谢意。随后，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悲哀又决绝地说道：“这座城市只能依靠自己，依靠基督、圣母与建城者圣君士坦丁的保佑了。”102

上帝是真的要抛弃君士坦丁堡了吗？是否真如那个可恶的金纳迪奥斯所说，当他看到“蜘蛛在凯撒的宫殿中织网”，听到“枭鸟在阿弗沙市的城堡上挽歌”；当黑色余烬散尽，他是否会有一丝忏悔？

一些异样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它们都被解释为上帝已经狠心地抛弃了君士坦丁堡。人们在这样的情境中轻易想起了那则可怕的预言：帝国将亡于和最初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同名的皇帝之手，并且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另一则预言是：帝国在满月渐渐成形时是不会灭亡的。可怕的异象来自后者，因为自5月24日满月后，天空中的月亮就随即转缺，意味着危险也将到来——之前月满，人们的士气高昂就是受到它影响。在满月的当天夜里，出现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月全食。受到月食打击的人们在得知不会有援军到来的消息后，于次日手捧圣母像在君士坦丁堡街头游行，当游行队伍庄严地缓缓前行时，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恐的事情发生了——圣母像不知为何“突然从摆放的铜制平台上滑落下来”，当人们“慌乱地赶去准备扶起画像，却发现它犹如铅一般沉重，需几人合力才将它搬回原处”。实际上，圣母像并不沉重，因为它是木制的，之所以感到它沉重，很可能是与慌乱、恐惧，甚至是绝望的心理紧密相关。103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人们相信了预言。

游行队伍继续前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雷雨，夹杂着冰雹，当雨水和冰雹一同倾落到人们身上，人们感觉呼吸都很困难了，人几乎难以站立。在大雨滂沱中，道路变成河流，汹涌的水势冲走了一些孩童，游行被迫中止。第二天清晨，人们的恐惧并没有消除，因为浓雾笼罩了整座城市。依据斯弗兰采斯的描述，人们认为以往5月里从未有过这种现象。人们认为这是神迹，“是为了掩护耶稣与圣母离开首都。入夜，当浓雾散去，一道奇怪的光线出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土耳其人与君士坦丁堡市民都见证了这一奇景，并深感不安。苏丹的智囊团向他解释说这一征兆表明真正的信仰终将降临圣索菲亚大教堂”。穆罕默德二世听了这样的解释，内心渐渐宽慰下来，而拜占庭人内心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听到身边大臣们喋喋不休，顿感身心疲惫：为了挽救帝国命运，他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甚至都快要成功了——他花费20年时间在希腊南部经营的事业曾达到巅峰，攻入了雅典。然而，从瓦尔纳战争抽身出来的苏丹横扫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成千上万的希腊人沦为奴隶，他的心血付诸东流。往后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君士坦丁堡深陷重围的情况下，这位皇帝带领他的臣民坚守了53天，抵挡住了5000发炮弹和5.5万磅火药对城墙的轰击。根据乔治·辛克洛斯（George Synkellos）的《斯拉夫编年史》（Slavic Chronicle）的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因身心疲惫一度昏厥过去，苏醒后，他坚定地表示绝不叛离自己的人民，与首都共存亡。

苦苦期盼救援的拜占庭并没有放弃希望。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是关于威尼斯方面的援助，那支舰队的确已经准备出发了，不过其间经历了多次变故。当舰队真正起锚出航，时间已经是6月5日。拜占庭皇帝并不知道他寄予希望的威尼斯舰队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变故，他甚至认为指挥这次援助行动的威尼斯海军司令贾科莫·洛雷丹（Giacomo Loredan），是一位他听说过的极为英勇的将领，在危难之际能力挽狂澜。然而，他并不知道4月13日威尼斯高层给舰队司令阿尔维塞·隆戈（Alvise Longo）的指示极大地拖延了行动时间。

根据朗西曼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的描述，威尼斯指示隆戈的“舰队应快速前往特内多斯（Tendos）岛，中途只许在莫顿（Modon，今希腊麦西尼亚）停留一天以补充物资”。在特内多斯岛，隆戈需“等待至5月20日，其间完成对土耳其的侦察，随后可与洛雷丹的舰队及来自克里特岛的船只会师。此后舰队将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并强行抵达君士坦丁堡”。

如果洛雷丹能早点接到命令——威尼斯应该在给隆戈指示的那天同时给他发出命令，结果造成了洛雷丹5月7日才接到命令的尴尬局面。于是，让人郁闷的行动开始了，洛雷丹需要先去克基拉岛与总督的船只会合，然后再前往内格罗庞特（Negropont，今希腊哈尔基斯），因为那里有2艘克里特船。抵达那里后，就可以驶向特内多斯岛与隆戈的舰队会合。这支援助拜占庭的威尼斯舰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威尼斯方面并未做事前筹备，或者说出于不能与奥斯曼帝国有过于激烈冲突的心态，最终导致这行动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援助时期。

威尼斯方面的构想是这样的：当洛雷丹到达特内多斯岛后，如果隆戈的舰队已经出发，那么隆戈就需要留下一艘船等待前者，并护送前者穿过海峡。在舰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一定不能挑衅土耳其人。如果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指挥下，必须要让君士坦丁十一世明白威尼斯为了这次援助行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君士坦丁堡已经和苏丹签订了盟约，这支舰队就转航至伯罗奔尼撒，并迫使那里的托马斯君主归还吞并的一些威尼斯村庄。

不得不说，上述构想处处都显得自私。而5月8日威尼斯高层又补充了构想：“如果洛雷丹的舰队中途发现君士坦丁堡仍在抵抗，他可先在内格罗庞特就地转入防御。”为了稳妥起见，威尼斯还准备派遣一名叫马切洛的特使随洛雷丹的舰队同行。特使在到达苏丹宫廷后有两个任务：一是表明这次行动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仅仅是为了护送威尼斯商船，保护威尼斯在黎凡特的利益；二是极力促成拜占庭与奥斯曼帝国停战，希望苏丹能够接受一切可行的条件。如果苏丹态度强硬，不接受任何调停，特使不能与之发生争执，应立刻返回威尼斯复命。

5月3日，拜占庭派出去寻求救援的一艘船从金角湾出发了，船上一共有12人。依据尼科洛·巴尔巴罗的描述，他们乔装打扮成土耳其人的模样，在伪装的掩护下安全穿越了马尔马拉海，进入到爱琴海域，向伯罗奔尼撒、各群岛以及法兰克求援。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而威尼斯人考虑到金角湾已经不安全，于是在5月8日决定卸下战舰上的军用物资，全部存放到皇家兵工厂。5月9日，他们决定拆分舰队，将一些舰船“从金角湾海链移至阿克罗波利斯海链附近的内奥里翁（Neorion）或普洛斯费瑞纳斯（Prosphorianus）码头”。这样调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受损严重的布雷契耐区的防御力量。5月13日，部署全部完成。另外，所有水手都必须上岸对受损的城墙进行修复。

威尼斯人的上述举措无疑是正确的。土耳其人在5月13日对布雷契耐区与赛奥多西城墙的接合部发动了猛烈攻击。在威尼斯人的协助下，拜占庭击败了对这一区域的进攻者，事实证明，这一处的城墙依然坚固。

5月14日，土耳其人发现威尼斯人将舰队调动后，不再担心受到攻击。苏丹将原本用于部署在泉源河谷的炮兵移至金角湾浮桥。至此，苏丹的炮火几乎没日没夜地狂轰。

5月16日和17日，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两次从双圆柱航行到海链处，试图发动攻击。但一看拜占庭海军严阵以待，防守严密，他们只能一弹未发地返回了港口。

5月21日，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再次出动。这一次锣鼓喧天，但结果与之前的情形一样，一弹未发，返回港口。

土耳其人的上述怪异行为，很可能是因为士气低沉，久攻不下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让苏丹无法轻易下命令在海上继续发动攻击。这时候，如果有援军到来，拜占庭方面扭转战局的可能性也是较大的。前提是死守住各城墙段，尤其是较薄弱的区域。

5月就快要过去了，没有看到任何一支援军到来。有的只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还有绝望。

3

苏丹陷入困境中，他想尽一切办法破城，但都失败了。

土耳其人开始采用挖地道的形式破城，不过，好几条地道都被拜占庭人发现了。依据尼科洛·巴尔巴罗的描述，在格兰特的指挥下，他们要么用浓烟熏出挖地道的土耳其人，要么引用水塔（用于护城河供水的装置）的蓄水灌入坑道中，土耳其人伤亡惨重。

土耳其人依然不放弃四处挖地道，同时，他们用泥土填充护城河。到天黑时，拜占庭人悄然出动，在泥土里埋上火药桶。当第二天土耳其人攻城时，这些火药桶被点燃，瞬间产生了剧烈爆炸，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5月3日，土耳其继续挖着地道，试图突破布雷契耐城墙。这一次，拜占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俘获了大量坑道兵，包括一名高级军官。在严刑拷打后，这名军官实在忍受不住痛苦，交代了所有挖掘的地道位置。就这样，苏丹试图用挖地道的形式破城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失败的情绪在土耳其人心中蔓延，围攻已经持续7周了，所有能用上的招数都用上了，还是无法破城。加之宫廷里的老维齐哈里一派也极力劝阻苏丹不要再对君士坦丁堡进攻了，穆罕默德二世再次表现出招降的意愿，并准备派一位名叫伊斯梅尔的使臣前往君士坦丁堡。苏丹的主要条件是皇帝如果缴纳10万金币，他就考虑撤围。

那么，君士坦丁十一世同意这样的条件了吗？他说，愿意交出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显然是不够的，这个帝国早已经没有什么钱了，10万金币的天文数字，很难在短时间内筹齐。一旦逾期，苏丹又会以此为由发动战争，因此他能给出的就是自己的财产，君士坦丁堡除外。

谈判就这样变成徒劳了。

在经过几天的沉寂后，君士坦丁堡最后的战斗开始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决战的前一夜骑着阿拉伯牝马前往大教堂做了祷告，随后回到皇宫告别了家人，并在忠心耿耿的国务秘书乔治·斯弗兰采斯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巡视了陆墙。巡视结束后返回布雷契耐区的途中，他在卡里加利亚门附近下马，同乔治·斯弗兰采斯一起登上了布雷契耐城墙最外角的一座城楼。在那里，君臣二人相处了1小时左右，之后，皇帝让他离开了。

我们不知道在这1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君臣二人具体说了什么，或者一切无言。不过，我们可以设身处地进行猜测：这极有可能是一次诀别，皇帝本人早就做好了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准备。若干年后，乔治·斯弗兰采斯写下一些关于君士坦丁堡的著作104，记载了君士坦丁堡围城前后详情。

土耳其人破墙成功源自一个被称作“科克波塔”门（位于布雷契耐城墙与赛奥多西城墙交接的转角处，“科克波塔”是否存在尚有争议）的地方被他们突破了。“科克波塔”的塔门常年关闭，现在因战事需要而打开，负责守卫这一区域的长官是朱斯蒂尼亚尼。当时，一些战斗人员归来忘记关上身后的小门，土耳其士兵发现后，迅速冲进了城门，然后顺着楼梯向城墙顶端突击。城内的拜占庭士兵发现了他们，急忙回身阻止更多的敌军涌入，混乱中大约有50名土耳其士兵冲上了城墙。就是在这样微妙的时刻，一场惨祸的到来改变了局面，甚至整个拜占庭帝国的一切。其实，这些进入城墙的土耳其士兵并不可惧，拜占庭的士兵能够杀死掉他们——朱斯蒂尼亚尼手下有大约700名雇佣兵。

就在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一颗近距离射出的手铳子弹击中了朱斯蒂尼亚尼的胸部。顿时，他身上血流不止，鲜血染红了胸甲（关于其受伤部位说法不一，说腿部、手部和腋窝受伤的都有。可能是记录这段历史的人十分厌恨这位热那亚人，甚至有历史学家对他受伤一事只字不提，只说他擅离职守）。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恳求部下带自己离开战场，大概是朱斯蒂尼亚尼觉得守城无望，败局不可更改，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故选择离开。

朗西曼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描述道：“一名部下奔向在附近作战的皇帝，并要求获得通往内城墙的小门钥匙。君士坦丁闻讯急忙赶到朱斯蒂尼亚尼身边，希望他不要放弃战斗。但后者的精神已然崩溃，他坚持撤退。门打开了，他的卫兵护送他穿过城市，来到码头，并登上了一艘热那亚船。他的部下注意到主将撤离，其中一些人或许认为朱斯蒂尼亚尼只是退往内城墙防守，但更多人认定战役已经失败了，部分士兵恐惧地高喊土耳其人已经突破城墙。在小门关闭前，热那亚人蜂拥般从此逃命，唯独留下皇帝与希腊士兵孤军奋战。”随后，“这一阵恐慌被护城河边的苏丹发现，他振臂高呼：‘这座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整个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体系自此开始分崩离析。苏丹梦寐以求的都城终于到手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战斗中身亡，不过，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关于这位皇帝的下落众说纷纭。依据学者铁达尔迪的观点，他认为君士坦丁十一世死于乱军之中。当苏丹派人寻找皇帝的尸体时，人们献上了许多尸体和头颅，其中一具尸体上发现了有双头鹰标志的护胫，苏丹据此认为这就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真身。然而，许多史料以及来自意大利的流传都有着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死，而是被救走了。无论是什么结局，对穆罕默德二世而言，他本人是非常满意的。他俨然把自己当作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了，他心里多少次想让自己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人物啊！战后，他尽自己最大努力重建了君士坦丁堡，在那繁华的街道上和圣洁的教堂里，或许还回**着啾啾的嘶鸣声。若干个世纪过去，今天在土耳其，这座城市已被称作伊斯坦布尔，许多意大利人还会想起那个黑色的星期二（城破那天正好是星期二）。

4

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是结束。希腊精神今天依然存在，俄国人在漫长的奋斗中曾试图担任东正教派的领袖，并将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随着他们击败了鞑靼异教徒，这个斯拉夫民族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俄国人是这场战争的最终受益人。

如果威尼斯的那支援助舰队真的到来，如果朱斯蒂尼亚尼没有受伤，君士坦丁堡的命运能否彻底改变呢？斯蒂文·朗西曼认为，君士坦堡虽然陷落，但奥斯曼土耳其方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战争的消耗角度以及战略布局来讲，土耳其人既需要养精蓄锐，也不能让欧洲诸国产生过于仇视的心理。假如在这场保卫战中真有威尼斯舰队的援助前来，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也是较小的，拜占庭人可以凭借舰队的力量以及秘密武器——希腊火进行殊死抵抗，可战争的消耗是无法在短时间得到有效补充的。比如能够作战的人员，拥有可保障舰队正常运行的技术人员……都是摆在拜占庭面前的巨大困难。朗西曼在著作中写道：“拜占庭也许能额外苟延10年（人口、领土面积都在锐减），土耳其对欧洲的入侵也许将放慢步伐，但西方国家并不能因此获利。换言之，不妨将君士坦丁堡的安全视作西方心理上的屏障——只要它还在基督徒手中，危险似乎就是不那么迫切的。”

拜占庭的灭亡不等同于其文明的终结，相反，这个帝国的知识和华章典籍以及君士坦丁的英勇与忠贞都在影响着世人。每当人们提及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不免心潮起伏。许多人相信，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必将在未来礼拜之时与其重逢！“双头鹰”还在。

纵观欧洲历史，双头鹰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最先出现在拜占庭，到今天不少国家依然在使用这个标志。俄罗斯、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依然可见双头鹰，说明这种符号的传承更多是指向拜占庭帝国的精神所在。从这一角度讲，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保卫战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会让人们心情激**，那种虽败犹荣的豪情绝不会连同这个帝国的灭亡而消逝。幸存下来的拜占庭精英，比如格弥斯托士·卜列东，他是帝国末期最优秀的学者，他掌握着拜占庭帝国的文化精髓，假如他可以重振帝国雄风，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东正教的人民，尽可能保留帝国的文化、精神，甚至礼仪……但这一天终未到来。朗西曼将君士坦丁堡视作“西方心理上的屏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切的到来是不可能的。热那亚在1453年后也开始衰落，威尼斯的海上掌控能力也不如从前，其原因之一与新航路的发现有莫大干系。无论我们对拜占庭有多少难以解脱的情结，现实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只属于土耳其，不再属于希腊人了。

金角湾失守的那一刻，是这场都城保卫战失败的关键之一。从海权的角度来讲，这种失败还会波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意大利到黑海的商业航线受到严重影响，对其他海域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土耳其人对航线进行控制，并由此征收高昂的赋税，一度让欧洲各国嗤之以鼻。直到新航路的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到来，欧洲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角色愈加耀眼。因此，1453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既是结束，也是开始。都城的陷落到重建，欧洲门户的打开，土耳其人带去了野蛮，也有文明。至少，欧洲人感受到了东方香料的魅力。

在这场都城保卫战的海战中，土耳其人大量使用巨炮无疑也为今后的海战提供了一个变革思路，在战舰上装配各式舰炮的工作也在不断改进。对攻城而言，因为这种巨炮的出现，欧洲传统的要塞防御逐渐不起作用了，欧洲人不得不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保卫城市要塞。可见，一种军事技术的革新也能对一个帝国的命运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人在1565年对马耳他进行了围攻。一场西方基督教联盟和奥斯曼帝国在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战争将激烈交锋引向了一个沸腾点。而那些在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幸存下来的勇士后代也将参与其中，继续用他们的热血在马耳他与土耳其人做一个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