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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时期内，至少持续到16世纪初期，地中海一直是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人们发现新大陆之后，对世界的格局才有了更加明显与直观的认识，将视野拓宽到大洋。对于环地中海国家而言，它们将地中海看作是一个内海，因此，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古代的贸易线路伴随地中海及周围区域的相互交流合作而不断拓展，因为商业贸易的滋养，一些城市变得实力雄厚。除了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前者依赖信仰的力量、先进的知识体系、连贯东西的地理特性以及善于经商的民族传统，一度成为沙漠强国，尽管也曾一度称霸于海上，但并不具备成为一个海洋国家所需的主要特性，况且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就已经看出了这个帝国的力不从心；后者在中世纪初期和中期依赖神奇的“希腊火”成为海上强国。

自公元1000年以来，地中海延岸还诞生了一些海军强国，这当中最有名的当数亚平宁海岸上的商业城市，像威尼斯、热那亚、比萨（Pisa）60或者阿马尔菲。这些新兴的经济中心具有超强的生命力，从中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近代前期，它们在地中海崭露头角，拥有高效的强大舰队。以威尼斯为例，作为腓特烈二世时代的海上强国，威尼斯早在1204年就攻下了具有坚强壁垒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的协同作战也是重要因素）。

就海战而言，直到近代早期，应该没有出现过在技术和组织水平上能赶超地中海地区的强大海洋国家。因此，发生在1241年的基督山岛海战，实际上是海洋强国之间角逐的产物。这与前文所述的仅仅是为了“俘获搭载着神职人员的战舰”并不矛盾。因为从战争的表层意义来讲，腓特烈二世是出于保住自己的帝王权力：从战争的深层次来讲，新的竞争者出现，便会给老牌强国以压力，而这压力可能比之前都大。毕竟，被称为“海上战狼”的维京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就是称霸海洋的“弄潮儿”。与西西里王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例证当数维京民族当中的坦克雷德（Tancred）家族。当时，人们把所有向西欧、南欧发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称作“诺曼人”，诺曼人在12世纪就开始崭露锋芒，他们在9—10世纪期间是以劫掠为主的狼性水手，四处入侵，这种海盗式的行径可谓臭名昭著。在坦克雷德家族中出现了不少非常厉害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叫罗杰一世，他征服了当时还在阿拉伯人手里的西西里，虽然在他1101年去世了，但他的儿子罗杰二世依然厉害，成功地兼并了意大利的诸多小国，并于1130年通过教皇阿纳克莱图斯二世（Anacletus Ⅱ，1130—1138年在位）将西西里提升为一个王国。经过发展，西西里王国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包括西西里岛和陆上领地，后者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南半部。

现在，西西里王国遭到了挑战。

威尼斯和热那亚是新兴的海洋帝国，它们依靠港口城市、岛屿据点、代理商号组成的贸易网络，在商品和货物的流动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一点，我们从后期诞生的海洋强国葡萄牙、荷兰身上也能体会得到。当威尼斯、热那亚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的时候，它们越来越感受到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是多么重要。事实的确如此，这些由海上诞生的帝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贸易网络，将它们的权力及影响力推广到世界范围。

技术知识和实践能力也让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新兴海洋强国具备了打造一支强大舰队的潜力。一旦自身的利益遭受到威胁和破坏，那么，在诉诸武力解决的时候就可以派出装备完整的舰队出海。威尼斯兵工厂拥有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造船体系，它分工明确精细，让人惊叹。对此，我们可以从诗人但丁的《神曲》中找到印证：“如同在威尼斯人的造船厂里，把坚硬的沥青熬煮在冬季。这些沥青用来涂抹他们那些磨损的舟楫，因为在那个季节，他们无法去航海。既然如此，有的人就在制造自己的新舟，有的人则修补航行过多的船舶的两侧；有的人在加固船艉，有的人在加固船头；有的人在做船桨，有的人在卷船缆；也有的人在缝补前帆和主帆。”

海洋的不平静就如同海洋的气候一样，1239年夏天的那次事件注定不会风平浪静：教皇试图通过与热那亚、威尼斯联合征服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王国。因此，对这位国王来说，如何统治并保卫它成为当务之急。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一支舰队，这样才能护卫西西里王国拥有的漫长海岸线，而且这个国家与地中海南部经济区之间的联系也需要舰队来维持。纵观西西里王国的历代诺曼国王，他们大都具备天生的海洋能力，同时也为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而努力着。

1194年，一支西西里王国倾力打造的舰队到了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1152—1190年在位）的儿子亨利六世的手中。1186年，亨利六世与西西里王国的公主康斯坦丝结婚，这场婚姻的结果就是有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即日后的腓特烈二世。大概是耳濡目染，年轻时候的腓特烈二世就想打造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他还多次登上桨帆战船，跟随舰队完成了若干次航行。1228年夏天，他登上舰船，从布林迪西出发，途经塞浦路斯前往朝圣地麦加。第二年，他从海路返回。

曾有人称他为“航海者腓特烈二世”，可见这位国王对舰队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的祖先诺曼人。在腓特烈二世的先辈时代，如果要采取海上行动，就只能从海军强国那里租借舰船。现在，到了腓特烈二世时代，通过税收得来的巨额收入让他有信心打造出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经历了几任舰队司令，到安萨尔多担任舰队司令的时候，国王的底气更足了。

就这样，第勒尼安海上的海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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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胜算——毕竟像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海军强国实力不容小觑——腓特烈二世打算与盟友比萨人的舰队联合作战。1241年年初，27艘桨帆战船驶往比萨，与那里的舰船会合后组成了一支全新的舰队。随后，这支舰队驶向厄尔巴（Elba）岛以南的海域，并在这一海区实施封锁，切断了大陆与基督山岛之间的海路联系。

1241年4月25日，近30艘装备良好的桨帆战船从热那亚的港口出发。这次出行与以往有所不同，船上除了作战人员，还搭载了100多名教士。这些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北部地区为主，成员中有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两名充当教皇使节的红衣主教。在几周前，热那亚人从尼斯（Nice）将他们接过来，并在自己的城市里招待了他们一番。现在，他们打算继续出发去罗马参加宗教大会。按照格列高利九世的想法，利用宗教的力量将那个不听话的任性的国王除名，继而孤立他。而腓特烈二世试图通过一场海战阻止教士前往罗马参加宗教大会的举动，显然是有些愚蠢的。首要的一点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不够充分，无论胜利与否，都对西西里王国，尤其是国王本人，没有什么益处。不过，国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至少从他的个性和行动来看如此。

从热那亚港口驶出的舰队首先沿着海岸线航行到韦内雷港（Portovenere）。在这里，舰队司令贾科博·马洛切罗（Giacobo Malocello）才得知腓特烈二世的舰队和比萨人的舰队联合了，通往目的地的航线也被封锁了。作为舰队司令，他应该具备能听取属下建议的心胸，但是马洛切罗并没有听取属下的多次警告，反而一意孤行选择走最近的航线，甚至不愿意等来自热那亚的援军抵达再行动。现在，他的舰队会面临致命的危险：如果不绕过敌方舰队设伏地点，就只能选择驶向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港，舰队抵达此处后，就能受到这座良港的庇佑。要是腓特烈二世的舰队在马洛切罗率部抵达此港之前就设伏拦截呢？其面临的危险是无法轻易忽略的。因为马洛切罗的舰队正好处在敌方船艏撞角的正前方——中世纪的海战中，撞角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

马洛切罗固执地按照自己设定的路线航行，可能是考虑到舰队航行时间和天气状况的因素。海上作战，有一种先机叫作“谁先发现了对方”，而海战史上，由于彼此都没有发现对方，因而避免一场大战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像1942年的阿留申（Aleutian）群岛战役，日军就曾趁着浓雾陆续撤离，美军也未察觉到日军在撤退，暂时避免了一场大战。在那个时代，因受到天气状况的干扰，人们未必能在地平线上发现什么。从物理学上讲，这是地球的曲面造成的，它限制了观察物体的最大可视距离。如果是在有大雾的情况下，这种可视距离还会缩小。就算是已经装备了更为先进设备的现代舰船，我们也只能在10～20海里外刚刚看见高高的舰桥，而船身却是隐没在海平面以下的。假设我们作为观测者站在一艘甲板高度只有2米左右的桨帆战船上，我们只能看到大约4海里远的地方，这个距离差不多有7000米。实际上，当我们置身在海上观察船只时，这个距离还要乘以2，因为被发现的船只的船身和风帆也是高出海平面的。而且，“当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距离水面越高，那么在桅杆顶端瞭望敌情的视野也就越远”。如观察者在10米的高度进行观察，他能看到的距离大约是6海里，相当于1.1万米左右。

这就是说，马洛切罗估算了舰队到达奇维塔韦基亚港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点出现大雾的可能性极大。那么，他就可以让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浓雾。只要舰队进入奇维塔韦基亚港，一切就都安全了，因为接下来的一些港口诸如波佐利（Pozzuoli）、那不勒斯等都在热那亚或者盟友的掌控中。

另外，他必须让舰船上的神职人员如期到达罗马，若是选择其他路线当然安全，但一定会花费更多的航行时间。更何况，像热那亚这样的海军强国，似乎没有必要把腓特烈二世舰队的危险系数看得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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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年5月3日，这天是星期六，也是教会纪念发现“真十字架”61的日子。马洛切罗率领的舰队在海上航行了8天，这天清晨如他预测的那样，海面被层层浓雾笼罩着。舰队距离奇维塔韦基亚港只有50多海里了，然而，在晨雾中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场景：两支舰队都发现了对方，在基督山岛和吉廖（Giglio）岛之间，两者相距仅约30海里。

马洛切罗显得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腓特烈二世的舰队会出现在这里。看来，想从横亘在面前的敌方舰队中间悄无声息地溜过去已不可能了。

当热那亚的舰队正处在基督山岛与吉廖岛之间时，腓特烈二世舰队的司令官早已命令舰队做好了战斗准备，并率先发动了攻击。

一场海战就这样开始了。从时间上看，正好是上午9时。

热那亚作家巴塞洛缪（Bartholomew）描述了他的祖国舰队失败的过程。很奇怪的是，他对这次海战的描述极为简洁，仿佛不愿意多说一句似的。大概是他认为热那亚舰队的惨败极不光彩吧。“当他们（热那亚）在一个不幸的时刻继续他们的航行，结果在吉廖岛以北的比萨海域……皇帝（腓特烈二世）手下的27艘桨帆战船——他们的司令是马里的安萨尔多的儿子安德罗鲁斯——还有许多艘比萨人的桨帆战船和小帆船，另外还有一些萨沃纳的‘撒吉塔船’，（它们）一起向我们的舰队扑来。并且，由于我们运气不佳，他们在开始的战斗中就占了上风。”巴塞洛缪描述的海战过程实在是太简单了，几乎对海战本身只字不提，并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到“运气不佳”，显然是在刻意回避失败的真相。62

关于这场海战的记载的确很少。我们几乎只能知道上午9时战斗打响时，战局对腓特烈二世的舰队并不是有利的——从这点来看，热那亚人轻视西西里王国的情绪是存在的，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的马洛切罗的固执己见不是凭空臆测。因为有3艘作为前锋的桨帆战船竟然被热那亚人跳帮或击沉了。

不过，战局很快发生了变化。腓特烈二世的舰队趁着大雾，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一艘接着一艘地击败了热那亚人的战船。

实际上，这样的海战只能叫作“船上的陆战”，特别是在中世纪，海战大都如此。那时候的作战地点虽然在海上，但未涉及战船的战术动作。交战时，距离较远的时候常用弓箭互射（中世纪的海战中，船一般不作为武器，即便有撞角存在，很多时候未必就发挥了作用，船更多的是作为运输军队和发射箭矢的平台使用）；双方船只靠拢时，则强行登船，像陆上作战那样进行厮杀、搏斗。即便到了1340年，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发生的斯鲁伊斯海战（交战双方是爱德华三世率领的英国舰队、法王腓力六世率领的热那亚-法国舰队）也是如此。

这次海战以腓特烈二世的舰队大胜而结束，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与热那亚、威尼斯的联合舰队一共损失了22艘船。其中，有3艘被敌方水手从底部凿穿，包括贝桑松的大主教在内，许多船员和乘客被淹死了。最后只剩下5艘桨帆战船和少数小一些的船逃回了热那亚，真可谓是新舰队大杀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