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威廉·莫拉德

真遗憾你没能来到这个地方。我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小屋里。我的面前是大海，还有莫雷阿这座每隔一刻钟便会呈现出不同模样的岛屿。只需要一块缠腰布，仅此而已。不必忍热，也无需挨冻。啊，欧洲！……

眼下，塔希提岛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你或许知道，也可能并不清楚，自1890年以来，胡阿希内（Huahiné）、波拉—波拉、拉亚塔这三座岛屿便一直处于反抗的状态，要求拥有自治的权力。切斯（Chessé）先生[1]来到这里，正是为了把迷路的孩子带回正轨。已经有两座岛屿让步了，军舰参与到了达成和解的庆祝活动当中，一同欢庆的还有四百位塔希提民众和所有官方人士，以及我自己。我们聊天、呐喊、歌唱，度过了非同寻常的四天四夜，说真的，这情形与塞瑟岛[2]上的不无两样。身在法国的你，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场面。现在，就只剩下征服拉亚塔了，那将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必须开炮，必须烧杀。有人告诉我，这是由给他们带去文明所引发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好奇心驱使亲眼目睹这场战斗；我承认我很想这么做。然而，这件事又令我十分厌恶[3]……

——1895年10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刚刚收到你暖心的来信，到目前为止，除了在画室里制作彩色玻璃之外，我再没碰过画笔一下。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不得不住在帕皮提的临时营房里，最终，我打定主意，准备在乡下搭建一个宽敞的塔希提小屋。不得不说，屋子坐落的位置很不错，就在路边的树荫下，后面还有壮丽的山景。想象一下，一个用竹栅做屋身、用椰子叶做屋顶的巨大麻雀笼，被我从旧工作室带来的窗帘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卧室，没有太多光线，以便保持凉爽。另一部分有一扇很大的窗户，那是我的工作室。地板上有些垫子，还有我那块已经用旧了的波斯地毯；我还在其他地方用一些织物、小装饰品和画作进行了装饰。

如你所见，现在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每天晚上都有疯狂的年轻姑娘侵占我的床铺；昨天，我和三个姑娘共度了一晚。我要停止这种狂野的生活，给家里安置一个端庄的女人，而后疯狂地工作，当我感觉状态极佳时，一定会创作出比以前更好的作品。

……看看我对我的家人都做了什么：我不声不响地偷偷溜走了。只好让我的家人自己摆脱困境了，因为我大概是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好吧……！我决意要在这间小屋里平静地度过余生。哦，是的，我是个了不起的罪犯。那又如何！米开朗基罗也是如此；而我并非米开朗基罗……

——1895年11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舒芬尼克

经过一段相当漫长而又无聊透顶的旅程，我终于来到了这里。现在，我刚刚建完我的小屋，布置好我的工作室，可以松上一口气了。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画笔，但我的大脑和眼睛一直没有闲着。这段时间的休息——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段时间的旅程（我总是目光呆滞地凝望着大海）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疲累，坚定了我要在这里老去的决心，也让我为艺术创作做好了准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创造出一些较为积极的东西了。

也许有人会说我逃跑的行为很不道德。哎，我曾经同自己争论过很长一段时间，希望能想明白究竟该如何是好，每次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逃走，独自一人。我从未收到过任何信件，连一个简短的便条都没有，更不用说一张钞票了。每次邮船抵达的时候，我总盼着——都是徒劳……

——1895年12月6日，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你得承认，我的生活充满了坎坷。我第一次来塔希提岛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我得到了什么？彻头彻尾的失败。除了敌人，我一无所获，厄运始终无情地追随着我；我走得越远，就越是低迷……我刚刚完成一幅作品。……有那么多的油画都卖不出去，只换来了众人的嚎叫。在这样的情形下，把这幅画寄去还有什么意义？这幅画只会让他们叫得更大声[4]。

……我和我的“瓦依内”，一个十三岁半的女孩儿，每个月靠一百法郎生活：你看，这点钱并不算多，我得用它买烟、买肥皂，还得每个月花十法郎给女孩儿买件像样的衣服。你应该看看我住的地方！一座工作室带有窗户的茅草屋；两棵树干雕刻成当地神明模样的椰子树，开花的灌木，一个安顿马车和马的小棚子。

……很多人总能设法找到庇护，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很软弱，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寻求保护。从来没有谁保护过我，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很坚强，而且我一直都很高傲。如今，我已经变得堕落，我十分虚弱，被自己发动的残酷斗争搞得力倦神疲。我双膝跪地，把所有的骄傲都抛到一边。我只不过是个失败者……

——1896年4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舒芬尼克

……对于青春，虽然我不曾教给它什么，但可以这么说，我给了它自由。多亏我的大胆，如今，每个人都敢于在不模仿自然的情况下作画并从中受益，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摆在我的作品旁边出售，因为比起我的作品，他们的那些似乎要容易理解得多……

——1896年4月10日，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因为有位军官这个月要去法国，他会顺便帮我捎去几幅油画，它们画得都很笨拙，这与我目前的处境不无关系；但我又总想一口气把一幅画给画完，这兴许是我的急性子使然。而每天工作一个小时……好了，情况就是这样，我把它们寄去给你。这些作品或许还不错；我把太多的辛酸与苦闷融进了它们当中，这也许能够弥补技法上的笨拙。莫克莱尔说我粗俗野蛮、令人作呕。多么不公……

——1896年7月13日，塔希提岛

致阿尔弗雷德·瓦莱特[5]

我正在一家殖民地医院治疗我的脚，情况又变得有些糟糕。我从医院写信给你，主要是为了感谢你给我寄来《信使》。当我每个月读到你的评论时，便会忘却自己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虽然我得不到政界和街头流传的最新消息（它们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但我非常乐意了解学界的最新进展。

……让我来作个对比，并问你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组作品，其欣赏者包括德加、卡里埃、斯特芳·马拉美、让·多朗、阿尔贝·奥里埃、雷·德·古尔蒙这一类人，而反对者则是像卡米耶·莫克莱尔这样的无名之辈？

这是为了告诉你，在维埃雷—格里芬（Viélé-Griffin）[6]、德·古尔蒙等人那些精巧、学术的文学评论和卡米耶的艺术评论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于逾越的鸿沟，而《信使》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如此的开明，这让我很是费解。《信使》的忠诚读者中既有画家，也有文人。那个莫克莱尔应该为《两大陆评论》或时尚杂志撰写评论文章，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为《信使》撰写！我无法理解。这不是因为他在每一期杂志、每一场画展上都会抨击我——哦，不！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德加和其他那些人的欣赏对我来说已经足够——而是因为他莫名其妙地、在没有任何与评判绘画作品有关的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对一切有勇气表达自己想法的，一切非官方、非“沙龙”类型的作品作出不好的评价……在他口中，所有不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作家都高傲自大、一无所知。但请放心，莫克莱尔就在那里，守护着艺术的安全：“你是谁？这位公民，年轻人对你的称赞多有不公，请出示你的护照。你是从学院毕业的吗？回来，你这个自负的家伙，你总是标新立异……”相信我，我亲爱的编辑（我是把自己当成股东才这么说的），莫克莱尔并不属于《信使》。

我还得补充几句，对我来说，塔希提岛仍然令人陶醉，我的新妻子名叫特呼拉，她十四岁，非常**，但也不尽然——因为缺少某种与美德相比较的东西。最后要说的是，我还在继续画那些令人厌恶的庸俗之作……

——1896年7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舒芬刚刚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政府来帮助我，我认为这是徒劳的[7]。这种事情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在等待接受我应得的钱款期间，我请朋友们帮助，尽力为我筹集这笔钱，但我从来没有向政府乞讨的打算。我为在官方渠道之外取得成功所做的全部抗争，以及我毕生努力维护的尊严——这一切现在都变得毫无意义。到目前为止，我只不过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密谋者，而如果我早就屈服，不用怀疑，我现在会过得很舒服。说真的，这是我不曾料到的又一件麻烦事……

——1896年8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开始有所好转，趁此机会做了许多工作。雕塑。我把它们放得到处都是，铺满了草地。用蜡覆盖的粘土。首先是一位**，然后是一头想象出来的雄狮正和自己的幼崽玩耍。当地人从未见过野生动物，一个个瞠目结舌。

牧师，他当然使出了浑身解数，要我摒弃那位一丝不挂的**。法律当面嘲笑他，而我则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吧。啊！如果我拥有我应得的一切，我的生活将格外地平静、幸福。我很快就能当上一个混血儿的父亲了；我那迷人的爱妻决定生子。我的工作室非常漂亮，我可以向你保证，时间过得快极了。相信我，从早晨六点直到中午，我能做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啊，亲爱的丹尼尔！你不曾体验过塔希提人的生活，这多么令人遗憾；一旦尝试，你便会流连忘返。

——1896年11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查尔斯·莫里斯[8]

……法国派来了一艘船，名叫“迪盖—特鲁安”（Duguay-Trouin）号，还有一百五十名来自努美阿的士兵，他们是乘坐在那里驻扎的军舰“奥布”（L’Aube）号过来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武力镇压被认为已经叛乱的背风群岛[9]。塔希提岛被吞并以后，这几个岛屿拒绝成为吞并的一部分。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那个黑人，也就是拉卡斯卡德，塔希提岛的总督，决定耍一个诡计，让自己笼罩在光环之下。他派了一个使者，这个使者据说被赋予了所有的权力；使者在拉亚塔岛上岸后便立刻去找首领，并答应他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首领被使者的承诺打动，和其他几位首领走到海滩准备登上战舰。他们刚一踏上海滩，那艘奉拉卡斯卡德总督之命要把他们带走的战舰便放下武装船，把沉重的大炮对准了岸边。当地人的目光十分敏锐，而且非常多疑，立刻便察觉出要发生的事情，而后打了一个有序的撤退战。登陆部队遭到步枪的射击，不得不仓皇返回舰上。几个海员和一名海军少尉死在了战场上。从那以后，当地人继续平静地从事着他们的贸易活动，但拒绝让法国人在岛上随意走动，只分配给他们一片相当狭窄的地带……1895年8月[10]，切斯以总代表的身份来到塔希提岛，他向法国政府保证，会通过单纯地劝说征服那些反叛的当地人。这让原本就已不堪重负的殖民当局又花费了十万法郎。切斯，一只张开翅膀的鸭子，派遣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者给当地妇女带去礼物——红气球、小音乐盒，还有别的玩意儿（千真万确，我绝对没有胡编乱造）——还诵读了一箩筐圣经里的废话。尽管糖衣炮弹如此之多，但没有什么能够吸引这些女人。切斯离开了，被野蛮式的外交彻底击败。目前，所有可用的士兵，加上参与进来的塔希提志愿者，都集中在了拉亚塔岛上。在25日发出最后通牒后，他们在1897年1月1日开火。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这并没有对当地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在山里躲藏很长一段时间。

你可以把保罗·高更在战斗开始前对一位当地人的采访，写成一篇不错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在我看来，这个题材非常新颖）：

问：“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像塔希提岛那样，接受法国法律的管辖？”

答：“因为我们不想出卖自己，因为我们都很乐意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适合自己习性与生活方式的法律来管辖自己。一旦你搬到某个地方，那里的一切便全部属于你，无论是土地还是女人，两年后，你准备离开，那些女人怀里抱着孩子，而你却完全不用牵挂。到处都是官员和宪兵，我们必须时不时地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否则我们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即便是与贸易有关的短途旅行，我们也得浪费好几天的时间，等待一纸难以理解的文件，还要办理无数道手续。而且一切都十分昂贵，我们还将负担当地人无力支付的税收。我们早就识破了你们的谎言，看透了你们那些美好的承诺。只要有人唱歌或喝酒就会遭到罚款和监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带给我们所谓的美德，可你们自己却并没有身体力行。我们都记得塔希提岛总督帕皮诺（Papinaud）[11]的黑人仆人，是如何经常在夜里闯入民宅强奸女孩儿的。可是没有办法对他采取措施，因为他是总督的仆人！我们愿意服从一位首领，但不愿意服从这些官员。”

问：“可是现在，如果你们不投降、不求饶的话，大炮就会将你们打败。你们希望得到什么？”

答：“什么都不希望得到。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投降，最重要的首领就会被送到努美阿的监狱里去，而对一个毛利人来说，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死去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所以我们宁愿死在这里。让我来告诉你，如何让一切变得简单。只要你们法国人和我们毛利人待在一起，麻烦就会源源不断，我们不想这样。因此，你们必须杀掉我们所有人，这样你们就可以自己和自己争论了，这对你们来说易如反掌，用你们的大炮和枪就够了。我们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每天逃到山里面去。”（以上是在最后通牒期间给出的回答。）

我亲爱的莫里斯，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简洁的采访，整件事是由一个当地人用最简单的语言叙述出来的。

要是你想办法让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给我寄几份过来。我想让这边的几个卑鄙之徒看看我的影响力。当然，我的名字必须出现在上面，这才显得有分量。

让我们行动起来吧[12]。

——1897年1月（日期不详）

致蒙弗里德

……关于你提到的那些展出的油画，还有即将到来的展览（独立派的分裂），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并不支持画展。那个白痴舒芬，除了展览、宣传等这类事情，其他的什么也不考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的敌人很多，总是那么多，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我每每展出作品，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会在一旁狂吠不止，那些艺术爱好者总被搞得筋疲力尽、倍感沮丧。说到底，最好的销售方法应该是在与艺术品经销商打交道时保持安静。

……我并不渴慕荣华富贵，我所追求的就是在这里，在这可爱的世界的一隅平静地生活。若是你什么时候得空，若是你的母亲去世了，那我强烈建议你带着每个月两百法郎的收入到这里来。这里的生活多么宁静，多么适合艺术创作，去寻找其他生活方式的举动是那么愚蠢。

——1897年2月14日，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不管你怎么做，别让舒芬把我和贝尔纳、德尼、兰森（Ranson）[13]等人安排在一个展览中。那只会给来自《信使》的评论家一个机会，说塞尚和凡高才是现代运动的真正推动者。不，你看，展览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只会被不公平地斥责一顿，而后和任何人、每个人都混为一谈。

——1897年3月12日，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一分钱也没有了，谁也不愿意让我继续赊账，就连那个卖面包的中国人也不愿意。要是我可以走路，我会到山里待上几天，找些东西吃，可是不行，我连这一点也办不到！我去年没有死，这就是一个错误；要是去年死了就好了，现在再死就显得有些愚蠢了。然而，如果我在下一封信中依旧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的话，那我也只能去死了……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眼下的情况实在是有碍我的康复……

——1897年8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没有商人，也没有任何人为我找够一年的食粮，我会变成什么样？除了死亡，我看不到任何出路，唯有一死，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塔希提岛之旅是一场疯狂的冒险，但结果却是悲伤、凄惨的……

——1897年9月10日，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既然我的作品卖不出去，那就随它们去吧。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我是一个神话，或者认为我是报纸虚构出来的人物；那时，他们会问：“那些画在哪里？”而事实上，我的作品在法国甚至不超过五十幅。

……要时刻关注波斯人、柬埔寨人，并稍微留意一下埃及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希腊艺术，无论它有多美……

——1897年10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认为和我有关的一切都已经被讨论过了，无论是那些应该提及的，还是那些不应该提及的。我所渴望的，是沉默、沉默，更多的沉默。愿我能被允许平静地死去，被世人遗忘。要是我必须活着，愿我能更加平静地离去，被世人遗忘。我是贝尔纳的学生还是塞律西埃的学生，又有什么关系！若我所作皆为佳品，那便没什么能够玷污它们；若我所作皆为次品，那为何要去给它们镀金，在作品质量上向世人说谎？无论如何，社会也没道理指责我，说我通过谎言从它的口袋里骗走了大量金钱……

——1897年11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查尔斯·莫里斯

……要是我有精力，就誊写一份我近来写的文章寄给你（我已经有六个月没画过任何东西了），是关于艺术、天主教堂和现代精神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最清晰的一次了……

——1897年11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信件一到，看到没有肖代（Chaudet）[14]寄来的东西，我的身体几乎一下子就恢复了原样，这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自然死亡的机会，这让我想到了自杀。我躲进了山里，在那里，我的尸身会被蚂蚁啃食干净。我没有左轮手枪，但我有砒霜，是我在患湿疹的那段时间里囤积的。是服用的剂量太大，还是之后的呕吐影响了毒素的效果，使其失去了作用？我不得而知。最终，经过一整晚的煎熬，我回到了家里。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饱受折磨，我的太阳穴不停地跳动，还眩晕不止，在吞咽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时，还会不住地恶心想吐……

我应该告诉你，12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完成一件事情——在死之前，我要把已经在脑海里构思出来的场景落在画布上，创作出一幅大尺寸的油画[15]。那一整个月我都热情高涨，不舍昼夜地工作着。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幅作品和皮维·德·夏凡纳的大相径庭，他的作品是通过预先研究自然，并定好底稿所创作出来的。不，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完成的，是我用我的笔触在一块满是结和粗糙补丁的粗麻布上进行的摸索；因此它看上去十分粗拙。

人们会说它粗制滥造，根本没有完成。的确，任何人都很难去客观评判自己的作品，但即便如此，我也依然相信，这幅作品不仅比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更具价值，而且我也再无法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哪怕是和它相似的作品。在死之前，我心无旁骛，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幅画中，在糟糕的环境下，我体会着一种痛苦的**，我的想象如此清晰，它无须任何纠正，也不带有丝毫仓促之感，让生命得以从中迸发。画里嗅不到一丝模特儿的难闻气味，也不存在专业性和所谓的规则，我向来无视规则，尽管有时免不了会有些忐忑。

这幅油画宽四米五，高一米七。上面两角是铬黄色的，左边一角写有标题，右边一角是我的签名，好似一幅画在金色墙壁上、两角已经磨损的湿壁画。右下方画着一个熟睡的婴儿，还有三个坐着的女人。两个身穿紫色衣服的人彼此吐露着自己的心思；另一个人坐着（身形看上去被刻意描绘得很高大），一只手臂举起，惊诧地望向这两个敢于思考自己命运的人。中间的人物在摘水果。两只猫在一个孩子旁边。一只白色的母山羊。一尊神像，双臂神秘且富有韵致地抬起，似乎指向另一个世界。一个坐着的人用右手支撑着身体，好像在聆听神像的述说；最后是位风烛残年的老妪，她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放任自流；……在她脚边有一只奇怪的白鸟，它的爪子抓着一只蜥蜴，代表着空寂无谓。这一切都发生在森林中的溪流边。背景是一片海，还有临近岛屿的山脉。尽管颜色有深有浅，但整个景观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始终保持着蓝色和维罗纳绿的色调。所有**的人物形象均以大胆的橙色调描绘，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如果那些竞争罗马大奖（Prix de Rome）[16]的美术学院学生被告知：“你们所要完成的作品，其主题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他们会怎样去创作？我已经完成了一篇哲学论著，把这一主题与福音书进行了比较。我认为它非常出色。若是我有力气复制这幅作品，我就把它寄去给你……

——1898年2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的胃已经不怎么翻腾了，太阳穴跳动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了；另一方面，我正处于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整整一个月连画笔都拿不起来。我什么也没做。此外，这段时间以来，我那幅大尺寸的油画也让我心力交瘁；我总是忍不住要看它一眼，（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很欣赏它。我越看它，就越能够意识到它在数学上的巨大缺陷，但我绝不会修复这些缺陷；它将保持原样，就是一幅率性之作，如果你愿意这样叫的话。但与此同时，一个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它让我感到很困惑：一幅画的创作，从什么时候算开始，又到什么时候算结束呢？当极端的情感融入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一刻，当它们突然迸发、所有思绪像熔岩从火山口喷薄而出的那一刻，作品难道不会以一种或许有些野蛮，但宏大雄伟、明显超乎常人的方式突然创作出来吗？理智冷静的计算并不能造成这种爆发；可又有谁能够准确地说出，这项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开始的呢？也许它本就是无意识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复制一幅你非常满意的，灵感在一分钟，甚至是一秒钟之内闪现的随心之作时，你所能得到的就只是一个低劣的版本，特别是如果你去纠正它的比例，理性思考它体现出来的错误。我常常被人说胳膊画得太长了，像这样的评价还有不少。它长，也不长。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长，因为你把它画得越长，你离逼真性也就越远，从而进入了寓言的领域，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当然，整幅作品必须体现出一致的风格和相同的意旨。要是布格罗把胳膊画得太长——啊！既然他的整个视角以及全部的艺术意志仅仅由他那愚蠢的精确性构成，把我们都束缚在了物质现实的枷锁之中，那他这样下笔，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呢？……

——1898年3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很高兴你见到了德加，在尽力帮助我的同时，你也为自己建立了一些有用的联系，这让我感到欣慰。哦，是的！德加总是背负着脾气暴躁和尖酸刻薄的名声（舒芬尼克也是这么说我的）。

但德加对待他认为值得关注和尊重的人时，却并不是这样。他拥有源自内心的智慧，也就是直觉。在才华与举止这两方面，德加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展现了一位艺术家应有的样子：作为同行和仰慕者，那些当权人物都在他的身边，博纳、皮维等等，还有安东宁·普鲁斯特（Antonin Proust）[17]……但他从不需要任何帮助。谁也没有听说或看见他干过一桩不干净的勾当，有过一个不得体的举动，做过一件不光彩的丑事[18]……

——1898年8月15日，帕皮提

致蒙弗里德

……我病得越来越重了。若是我再也没有办法康复，那死亡不是要好上一百倍吗？你严厉地批评我那危险并且愚蠢的冒险行为，认为高更这样做很不值得。要是你了解经过这三年煎熬过后我心灵的状态，就不会这样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再爱，既不爱妻子，也不爱孩子，如果我再也不画画了，那么我的心也就空了。

我犯了罪吗？我不知道。

我被判继续活着，可我已经失去了所有让我活下去的道德方面的理由……对于名望来说，唯一重要的作用是让一个人获得自我认知：别人承认并宣扬你的名望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唯一真正的满足是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在这一点上，我厌恶自己。

……我在《信使》上看到了斯特芳·马拉美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悲恸不已。又多了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他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一样精彩……这个社会不可救药。你或许会认为它有意低估了人在世时的价值，并把这样一句话当作口号：“天才和正直，它们都是敌人。”

——1898年12月12日，帕皮提

致查尔斯·莫里斯夫人

……可谁告诉你我不相信他（查尔斯·莫里斯），尤其是不相信他的才华的？如果我有时很严苛……那是因为我为我所爱的人担心，不像当今这个时代特有的人一般冷漠。然而，上帝知道，我拥有充分的理智，使我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我现在很少读书。但当我想要阅读时，我便不再害怕痛苦，我读的不仅仅是书本的封面、章节标题和所有的文字。

……我知道莫里斯提高了多少、工作了多少。他那可怜的行当，为他挣得了“少得可怜的几餐温饱”……我了解这一点，但我并不责怪他，我为他哭泣。可怕的社会让小人物在作出巨大牺牲后取得胜利——然而，我们必须隐忍，这是我们所要背负的十字架。但是，对那些成功唾手可得之人来说，他们哪怕到最后也不会明白这些。

……还有件事，是关于《诺阿诺阿》这本书的。我恳请你能相信我的这点经验，以及我这个文明的野蛮人的直觉。讲故事的人不能被诗人掩盖起来。书就是书。不完整？好吧。可是，如果通过讲几个故事，你就能够把你想要表达的一切说出来，或者让读者猜到你想要表达的一切，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知道，莫里斯是要写诗的；可如果这本书里有太多诗句，那么讲故事者的所有天真便会消失，《诺阿诺阿》也将失去独创的味道。而且，你不怕那些等着看这本书的善妒之人吗？不是朋友，而是善妒之人，他们会说：“哦，没错，莫里斯有才华，但没有创作灵感，要是没有高更，他一个点子也想不出来。”我敢肯定，要是书里有很多诗句，人们一定会这么说的。而较少的诗句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清晰，能够让美好事物的到来更加顺畅，如你所知，这是他已经写过的。

最好是在之后立刻出版他的诗集，因为《诺阿诺阿》已经为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我强烈要求这样做，因为我非常肯定我是正确的。你一定不要认为我受到了自负的驱使——事实上，如果莫里斯想要在没有任何故事情节或合作成果的情况下，单独出版受《诺阿诺阿》启发而创作的诗歌，我是绝对同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为我的朋友作出这点小小的牺牲。若是那样的话，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份小小的手稿说：睡吧，夜幕降临了。现在是晚上……

——1899年2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安德烈·丰丹纳[19]

丰丹纳先生：

一月份刊行的《法国信使》登载了您的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20]，是关于伦勃朗和瓦拉德（Vollard）[21]画廊的。后一篇文章提到了我，尽管您不喜欢我，我对您来说并没有太多吸引力，但您还是试着去思考我的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去思考我的作品，并公平公正地进行了探讨。

在艺术评论中，这是非常罕见的。

我一直觉得，一个画家应该做的就是绝对不去回应评论，即便是那些无礼的评论，尤其是那些无礼的评论；而且一个画家也不应该去回应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评论，这样的评论往往是出于友谊。

虽然我一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这一次，我还是忍不住要给您写信，我想，这应该是我一时的心血**，而且和所有充满热情的人一样，我并不是很擅长压抑这种突如其来的情感。这不是一份书面的答复，因为它相对私人一些，只是一次有关艺术的闲谈：您的文章是一种诱导、一种刺激。

我们画家，我们这些注定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生活中那些来自物质的烦恼，可它们也确实令我们无比痛苦，妨碍了我们的创作。为生计奔波的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卑微的体力劳动、破烂不堪的工作室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阻碍，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气馁，导致我们无法进行创作，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暴力行径。这些思虑都与您毫不相干，我提起它们，只是为了使我们双方都相信，您指出的诸多不足都无比正确。狂烈、调性单一、色彩随心所欲，等等[22]。没错，这些缺陷都可能存在，都的确存在。然而有些时候，这样做其实是有意为之。这些重复的色调还有一致的和谐，从色彩的音乐意义上来说，不正与那些东方圣歌——用尖利的、有鼻音的声音吟唱，伴随着响亮的音符，通过对比进行充实——类似吗？贝多芬就总爱运用这一技巧（在我看来），比如在《悲怆》中。德拉克洛瓦用他那棕色和深紫色的重复和谐，描绘出了一件暗示戏剧的深色斗篷。您常去卢浮宫：当您近距离欣赏契马布埃（Cimabue）[23]的作品时，请记住我所说的话。现在，再想想看，色彩在现代绘画中发挥出来的极其重要的音乐性作用。色彩，就像音乐一样，是振动的，它能够穿透大自然中最普通也最隐晦的东西——内在力量。

在这里，在我的小屋附近，在万籁俱寂中，在大自然醉人的芬芳中，我梦见了一种强烈的和谐。我不知道我感受到了怎样一种神圣的恐惧，它来自某种古老的东西，这让我的快乐又多了几分。我现在吸入的，是昔日的快乐的味道。那如同雕塑般的动物形象——他们优雅的姿态和绝对的静止，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古老、庄严和虔诚。在梦中的眼睛里，模糊的外表下暗含着高深莫测的难解之谜。

夜幕低垂。万物安歇。我闭上双眼，不解地看着梦想在无尽的空间里延伸，难以捉摸，我能感觉到希望正悲伤地前行。

……政府不委托我装饰公共建筑是正确的；那样的装饰势必冒犯大多数人，要是我接受了委托，那便大错特错，因为除了欺骗自己、对自己撒谎，我将别无选择。

……经过十五年的斗争，我们终于把自己从美术学院、从一团糟的技法之中解放了出来，离开了它，也就没有了对救赎、荣誉和金钱的指望……危险已经解除。是的，我们自由了，但我突然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一道危险之光……如今的评论——严肃、善意、博学——正试图强加给我们一种思考和想象的方法，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如果评论专注于它所关注的东西，它所在的特殊领域，也即文学，就会忽视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也即绘画。若是这样的话，我要冒昧地提醒您马拉美说过的一句话：“评论家就是些爱管闲事儿的绅士。”

为了纪念他，请允许我把对他容貌的速写寄送给您，好让您对他那张目不转睛凝视黑暗的俊美、可爱的脸庞有一个大略的印象[24]——它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个请求，请求您对我疯狂和野蛮的天性多多包涵。

——1899年3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最让我担心的是：我是不是在正确的轨道上，是不是在进步，是不是在艺术上犯了错误。诸如素材、实际作画过程中的细心，甚至画布的准备等等，这类事情都极不重要。它们总能解决，不是吗？而艺术——哦，这是一件很棘手、也很令人敬畏的事情，需要深入研究。

在给蒙帕纳斯画室（Atelier Montparnasse）的学生们提供建议的短暂时间里，我经常对他们说：“别指望我直接纠正你，告诉你一只胳膊画得太长或是太短（谁知道是不是真长或者真短），但我会纠正你在艺术和品味等方面的错误；你总能够学会如何做到精确，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通过练习，技巧便会不知不觉地出现，这样一来，当你考虑技巧以外的东西时，一切自然会变得更加容易……”

——1899年5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莫里斯·德尼[25]

……很抱歉，我不能对你的来信作出肯定的答复。的确，看到曾经聚在沃尔皮尼咖啡馆（Café Volpini）的艺术家们，在十年后与我欣赏的年轻人见面会很有意思，但我十年前的个性已经不再有任何吸引力。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敢于去做很多事，比如说去解放新的一代，然后通过创作增加一点才能。我规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开花结果；如今，你早已敢于去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会再感到惊讶。

可惜，第二部分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而且我也已经成了一个老伙计，成了你们画展中许多艺术家的门生；自我离开以后，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写了太多，大家都知道，我从我在绘画和雕塑领域的师父埃米尔·贝尔纳那里着实“偷”了很多，以至于（他自己曾在刊物上说过）他变得一无所有[26]。别以为我给他的那三十多幅油画，还有他卖给瓦拉德的油画都是我画的；它们是对贝尔纳作品的可怕的“剽窃”。

另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创作已经终结……我病得很重，但又不得不做一些不太费脑力的工作来换取食物，所以，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便不再作画；因此，我甚至连新的图样都无法提供给你，更何况它既不适合配框，也不符合潮流。我的巴布亚艺术没有任何理由与……象征主义和理想主义相提并论。我相信你们的展览一定会非常成功。你们几乎个个有钱，有大批的主顾和颇具影响力的朋友，如果你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不能从自己的才能和发现中获得合理的果实，那着实会令人感到惊讶。我有点儿担心你会被玫瑰十字会（Rosenkreutzer）[27]奚落，因为我认为艺术在佩拉丹（Péladan）[28]的运动中无法占据一席之地，尽管这可能是一个绝妙的广告……

——1899年6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没有画布可以作画了，不管怎么说，我依然对画画感到心灰意冷，也依然每时每刻都在忙着照顾自己的物质需求。更何况，如果我的作品只是堆在你的房子里，那它们一定会妨碍到你，或者被大量地廉价卖给瓦拉德，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作画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我对仍有一少部分人购买油画感到惊奇，特别是眼下这样的画家越来越多：他们的画作风格多样，没有进行任何自己的尝试，很快便吸收了其他画家的尝试成果，并把一切都调和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口味。从商业角度来说，每当艺术领域出现任何新的事物，必须要有一些人先去冒险尝试，而后才会被广泛接纳。

——1899年8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安德烈·丰丹纳

……人们说我的艺术是粗俗的艺术，是巴布亚艺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确，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是否正确。管他呢！首先，无论是好是坏，我都不会作出改变。我的作品就是极其严厉的评论家；正是它们声明了，并将继续声明我是谁，是糟糕透顶的还是值得称道的……

……我当然会阅读您的文章，由于我处境窘迫，所以他们会把《信使》免费寄来给我。作为文学作品的忠诚读者，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不是因为它教会了我什么（我的大脑在学习时很不听话），而是因为身处孤独之中——

哦，孤独的幸福！（O beata solitudo！）

哦，唯一的幸福！（O sola beatitudo！）

正如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29]所说——阅读使我可以与他人交流，而不必卷入总是让我感到畏惧的人潮。它是我独处的一抹亮色。啊，丰丹纳先生，如果您不是以“现代艺术”为题表达见解，而是经常撰写题为“孤独的点缀”的评论，那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对方了。

……您知道吗，十多年前，我特地去圣康坦（Saint-Quentin）[30]全方位欣赏了拉图尔（La Tour）[31]的作品：在卢浮宫，他的作品让我感觉很糟糕；而在圣康坦，我觉得自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知为何，我在卢浮宫总把他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32]混为一谈，可在圣康坦却完全不会。拉图尔是位如假包换的法国人，而且是位绅士，因为如果说在绘画中有一种品质是我看重的，那就是……这不是巴亚尔（Bayard）[33]的重剑，而是侯爵的正装剑；不是米开朗基罗的短棒，而是拉图尔的短剑。线条如拉斐尔的作品一般洗练；曲线总是编织得那么协调，富有深意。

我几乎把他给忘了，所幸《信使》寄来的正是时候，使我重温了从前的那种快乐，也让我分享了当您看到《歌手》（La Chan-teuse）这幅肖像画时的那种喜悦。您那篇言辞优美的文章，将德加和马奈这两个我所珍视的名字带到了我的眼前，我对他们的赞美无以复加；我的眼前也再一次浮现出萨马里（Samary）[34]的漂亮肖像，我曾经在美术学院的“世纪肖像”展览上欣赏过她的风姿。

我给您讲一个关于这幅画的小故事。与我同去那次展览的伙计，是马奈、雷诺阿和印象派画家的敌人。当他看到这幅肖像时，便称它令人生厌。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带他看了一张大幅肖像，名叫《餐厅里的父亲和母亲》（Père et mère dans une salle à manger）。这幅画的签名极小，几乎看不见。“啊，终于！”他惊叹道，“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油画。”“可这是马奈的作品。”我告诉他。他愤怒极了。打那以后，我们两个便一直剑拔弩张。

这就是我向您阐述的理由，亲爱的丰丹纳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写一些别的，与“孤独的点缀”有关的文章……

——1899年8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安伯斯·瓦拉德

首先，你的那些粉彩纸恐怕对我没有太大用处。我对纸张非常挑剔。最重要的是，“大幅尺寸”这个词确实吓到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开始。现如今，没有一位艺术家（如果你还认为我是艺术家，而不是一台按订单生产的机器的话）会乐意去做那些毫无感觉的事情，尺寸的事儿就更别提了！我一生都在尝试，即便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我喜欢去尝试；但如果它必须是水彩的、粉彩的或者别的什么，那我所有的创意便会消失，这样一来实际上也会给你造成损失，因为最终的成品将是单调乏味的。艺术爱好者的品味各不相同；有人喜欢作品铿锵有力，有人则喜欢作品甜如蜜糖。眼下，我手头上有一系列实验性的作品，我对它们比较满意，先给你寄去一幅很小的看看；它像是一幅印象画，但又不是。我用浓墨代替了铅笔，就是这样。你提到了我画的花：虽然我很少画花，但我实在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幅，这是因为（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并不是通过临摹自然来作画的——现在比过去更少了。我所创作的一切都源自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当我厌倦了画人物（我最喜欢的主题），便开始画静物；顺便提一句，我画的静物是没有参照物的……

倘若你总是想着价格的问题，你会说那是因为我的作品和别人的作品太不一样，根本没人想要……如果这样说不是夸大其词，那就显得过于苛刻了。我对此有些怀疑。大约在1875年，我看到克劳德·莫奈的作品价格在每幅三十法郎，我自己也以三十法郎的价格买下了一幅雷诺阿的作品。事实上，我曾经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所有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那是在丹麦，和我的姐夫，著名的勃兰兑斯（Brandes）[35]一起，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他们的。这些作品中，还包括十二幅塞尚的。

当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的画以两千法郎到最低五百法郎的价格出售。不，事实是，当艺术品经销商知道该怎么做时，价格的走向是由他们来决定的。当他们坚信不疑时，尤其是当作品很优秀时。优秀的作品总能卖到一个不错的价钱。

我还收到了一封来自莫里斯·德尼的信，他对巴黎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告诉我，德加和鲁亚尔（Rouart）[36]在争我的画，还说在拍卖大厦，它们的价钱相当不错。所以当你说“没人想要我的画”时，这足以令一个对惊讶之事习以为常的人感到震惊。

……然而，尽管没人想要我的作品，只因它与别人的不同——古怪、愚蠢的大众要求画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独创性，但除非他的作品与其他画家的类似，否则他们便不会接受他！顺便提一句，我类似于那些类似我的人（那些模仿我的人）——好吧，尽管如此，你还是想和我做生意。

……我是，而且想要继续做这样的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因此，以下是我的正式提议，我可以向你保证（作为一名艺术家，我的忠实承诺就是你的保证），我所提供给你的将是艺术，而不是纯粹为了赚钱而制作出来的东西。我们要么达成共识，要么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我总说——提奥·凡高也这么认为——可以通过我赚到很多钱，因为：（1）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在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有一定声望；（2）由于我很晚才开始画画，所以我的作品很少，而在丹麦和瑞典，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此，没有必要像担心别人那样担心我，会有无数幅作品被不断地买走。要是我的妻子（甚至是她！）在卖画的时候没有把全部东西都拿走，我早就可以在丹麦把我做的所有东西给卖掉了。一旦它到了那里，便不会再回到巴黎。因此，对经销商来说，这只是决心和耐心的问题，而不是像克劳德·莫奈那样的大笔投资的问题。我估计，自从我开始画画以来，我最多画了三百幅油画，其中一百幅不算，因为它们是早期的作品。在余下的作品当中，你一定要想到，有大约五十幅被成功地卖到了国外，还有一部分被法国的那些严谨之人购得，他们是不会转卖这些作品的。如你所见，这样一来，总数就非常小了。这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尤其是二百法郎的价格是付给一个初学者，而不是一个享有名望之人的。我相信，这应该回答了你在信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1900年1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在最后一刻，我收到了一封我并不认识的人寄来的信，信里还夹了一百五十法郎，所以，我要给他回寄一幅小画。我写信告诉他，要是我寄给他的这幅不适合他，可以去找你，再选一幅新的。［埃曼纽尔·比贝斯科（Emmanuel Bibesco），库尔塞勒街（Rue de Courcelles）六十九号。］

——1900年1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埃曼纽尔·比贝斯科[37]

你的两封信和丹尼尔还有瓦拉德的信同时到了。

是的，我当然乐意接受你的提议，和你这个艺术爱好者，而不是瓦拉德这个艺术品经销商打交道，他不仅在我的贫穷上投机，还做了很多事来临时降低我作品的价格，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为了来场“大清理”。

但是，我们艺术家只能像艺术家那样行事，也就是说，要永远真诚，言出必行；现在，瓦拉德写信给我，说他同意我对他的提议做出的全部要求，并提前寄给了我三百法郎，以此作为开始。因此，我们两个只能忘记你的提议，但请相信我，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分毫不减。不过，我在信中也列出了几个保留条款，在特定的时间里，我也可以出售我以前的油画，或者我自己挑选出来的其他油画，同时，我也写信告诉丹尼尔，当收藏家找到他问他要油画时，他应当怎么做。说到这里，请容许我插几句题外话：丹尼尔以每幅一百五十法郎的价格卖给了你五幅油画，这样的价格是个例外，因为他知道我缺钱；但从现在开始，他不会再以低于五百法郎的价格出售任何一幅作品了……此外，鉴于我和瓦拉德的约定，以低于他的价格出售既不诚实也不合适，而且也有损我的利益。他的推断是正确的，但他也在冒险，因为正如我告诉你的，相比先前的增长和我的声望，以及我创作的油画数量很少这一事实来说，这只是一个极小的、公平合理的增长。

——1900年5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的油画和雕塑作品应该得到妥善的保管。

说到雕塑，我希望我创作的为数不多的这几件作品不要散落……那个大陶像[38]还没找到买家——而德拉赫切（Delaherche）[39]的那个丑陋的瓶子却卖了一个很高的价钱，还进了博物馆——我想把它放进我在塔希提岛的坟墓里，在此之前，它将摆在我的花园里。也就是说，我想让你把它小心包好，然后寄来给我……

——1900年10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在马克萨斯，很容易就能够找到可以入画的图样（这一点在塔希提岛变得越来越难），那里有开阔的风景，简单来说就是全新的、更加天然的元素，我想我可以创作出一些不错的作品。在这里，我的想象力已经开始变弱，公众也对塔希提岛过于适应了。当人们看到油画中包含了新的、令人惊惧的元素时，总是显得特别愚蠢，到那时，塔希提岛就会变得容易理解，变得迷人了。我的布列塔尼油画就是因为塔希提岛才变成玫瑰香水的；而塔希提岛油画将会因为马克萨斯变成科隆香水。

——1901年6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查尔斯·莫里斯

……今天，我跌入了谷底，被贫穷，尤其是过早衰老所引发的疾病给打败了。我还能够得到喘息，完成好我的创作吗？我不敢奢望；不论怎样，我都会在下个月做出最后的努力，到法图希瓦岛（Fatu Hiva）上生活，这是马克萨斯的一座岛屿，那里依然存在食人的现象。我想，在那里，在一个完全野蛮的环境中，彻底的孤独会让我最后一次迸发热情，我的想象力将得以恢复，以使我在死前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

——1901年7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总是说，如果没说出来，至少也会在心里想，一个画家所吟咏出来的诗词是特别的，不是通过图形说明或者翻译出来所写下的东西。换言之，你在绘画中应该尝试的是暗示而非描述，就如同在音乐中一样。我有时会因为作品难以理解而受到指责，这正是因为人们在我的油画中寻找的是一种解释性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可以针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讨论，但不会产生任何肯定的结果；那就更好了，我说；评论家们胡说八道，而我们如果拥有一种合理的优越感和完成职责的满足感，便会深感欣喜。一群妄想分析我们快乐来源的笨蛋。还是说，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有义务要让他们感到快乐？……

——1901年8月（日期不详），塔希提岛

致蒙弗里德

……我对我的决定感到越来越高兴，我向你保证，从绘画的角度来看，这是令人钦佩的。可以入画的图样！棒极了，我已经开始创作了。

……你说的不错，新闻界会让你声名狼藉！首先要问心无愧，还要拥有一部分人的尊敬，贵族们明白这一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

那些关于象征主义或者其他绘画文学的错误观念，你知道我对它们的一贯看法，所以我不需要再多作重复；况且，你和我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后辈也是如此，因为不管发生什么，那些健全、健康的作品永远都会存在，世界上所有的文艺批评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也许，当我庆幸自己没有落入新闻界的赞美让我落入的陷阱时，我是显得有些自负了，因为有那么多人都中招了，比如德尼，或许还有雷东。当我读到那么多不理解我的评论时，尽管我很恼火，可我还是笑了。

此外，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一个人真的能够得到新的开始。在这里，诗歌是自己创作出来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在你作画之时给自己的梦想让路。我所要求的只是两年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不要有太多经济方面的担忧（这些担忧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我的神经），这样我就可以在我的艺术创作当中达到一定的成熟。我觉得就艺术而言，我是正确的，可我有力量把它肯定地表达出来吗？无论如何，我将尽到我的责任，哪怕我的作品不能持久，人们也会永远记得这位画家，是他把绘画从以前的那些学术失败和象征主义失败（另一种感情主义）当中解放出来……

——1901年11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蒙弗里德

……两个月以来，我心中一直充斥着一种致命的恐惧：我不再是曾经的高更了。过去的几年异常艰难，我的身体恢复得很慢，这让我变得极其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我打不起半点精神（也没有人来安慰我），彻底孤独。

……你向我谈起莫里斯在《诺阿诺阿》上的合作，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快。在我看来，这样的合作有两个目的。它不像别的合作，即两个作者共同工作。这个主意是我提出来的，当谈到非文明人时，把他们的特征和我们自己的特征放到一起，我认为这样写起来会相当新颖（非常简单，就像一个野蛮人），旁边附上文明人的风格，也就是莫里斯的风格。所以，我想到了我们的合作，并为此作出了安排；而且正如他们所说，写作也不是我的本行，我们两个谁更好些：天真无邪、说话粗鲁的野蛮人，还是被文明腐蚀的人？莫里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出版这本书，还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里；毕竟，这不会让我蒙羞。

——1902年5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安德烈·丰丹纳

我把这份仓促写就的小小手稿给您寄去，以便您读完以后（如果您同意的话），可以代表我请求《法国信使》予以登载。我没有把它直接寄给《信使》，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您是《信使》的艺术评论家，您可能会认为我这么做是出于恶意，而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第二个原因是，我收到的《信使》是免费寄来的。因为我很穷，所以还是保持安静为好。

我写的东西不带有一丝文学上的做作，但它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信念，我希望将这种信念分享出来。……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作品（正如大家所见）都是单独的个体，具有艺术家的教育所蕴含的全部层次。我对一切始终保持缄默，并将继续下去，因为我坚信，揭示真相的不是雄辩，而是一个人创作出来的所有画作。另外，我与社会完全隔绝的事实，足以表明我并不追求转瞬即逝的荣耀。我的快乐是看到别人的才华。

我对您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珍视您的尊重；我不希望您对我的手稿产生误解，以为我想要把它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不……只是，当我看到一个像毕沙罗那样的人被粗暴对待时，我会暗自生气。我想知道明天又会轮到谁。

当我受到粗暴对待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并不介意。我对自己说：“好吧，好吧，兴许我也是个人物！”

——1902年9月（日期不详），阿图奥纳

致蒙弗里德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你大概已经读过我给《信使》寄去的那篇反批评的文章了——要是《信使》刊登了的话。我认为它应该符合你的喜好，因为我竭力证明了，画家无论如何也不需要文人的支持和说教。

我还试着与党派展开斗争，这些党派在每个时代都制定教条，不仅让画家，也让热爱艺术的公众倍感困惑……你早就知道我想要实现什么：敢于挑战一切的权利；然而，找到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而且我的能力并没有形成足够大的成果。不过，虽然如此，机制已经开始运作了。公众并不欠我任何东西，因为我的绘画作品只是相对优秀而已，但如今受惠于这种自由的画家们，确实欠我一些东西。

的确，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在自然而然中发生的。不管怎样，我不会要求他们什么，我的良心便是足够的酬劳。

——1902年10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

致爱德华·佩蒂特[40]阁下

亲爱的总督，您就像一个急于在八十天之内环游世界的游客一样，对马克萨斯进行了访问。这是一次正式的访问，一艘闪耀着法国国旗颜色的军舰被指定为您的游艇，有着一贯的豪华气派。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甚至是设想，您来这里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最新情况，而后稳定地治理这片殖民地，并尽可能多做一些大家热切盼望的改进。这片殖民地完全掌握在您的手中，在议会上没有代表，因此，它没办法表达自己的希望、宣告自己的权利，除非有一个敢说话的、好心的殖民地居民站上前来。

我们的希望和期望全部都在军舰的烟雾中消散了。您到主教的官邸拜访，之后又去了政府办公地，好让宪兵向您致敬。

毫无疑问，这件非同寻常的苦差事把您搞得疲惫不堪，于是，您便靠拍照来休息。胸部丰满、小腹光滑的漂亮姑娘在溪流中嬉戏，为您精彩的收藏提供了绝佳的主题，这也是自然主义学派感兴趣的东西。可惜，您没有一丝想要处理殖民事务的欲望。

有趣且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您在抵达塔希提岛的那一刻就放弃了您所采取的傲慢态度（毋庸置疑，这使得殖民地居民和您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并咨询唯一能够向您提供信息的人，亦即那些在马克萨斯生活，正试图通过自己的智慧、资本和行动开拓土地，但却徒劳无功的人——那样的话，您就会明白我们不是您的马夫（您对我们做出的行为举止，似乎表明您相信这一点）；您也会学到很多您假装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的东西。

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法国，大家都对这些事情颇感兴趣，因为它与一个归属法国的殖民地是繁荣还是毁灭利害攸关，而法国，出于对您能力和善意的信任，让您对这片殖民地负责。

这也是一个关乎人道的问题。似乎只有您一个人对它一无所知、毫无兴趣。

从您在马克萨斯拍摄的那些精美照片来看，这里显然是一处引人入胜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动人，富有生活的乐趣，植被也繁密茂盛。

优质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里，和煦的微风负责剩下的事情；奇迹实现了，收获的农作物只需要装到定期服务的坚固大船上就万事大吉了——缴过出口关税即可。

但是，另一方面，撇开摄影不谈，如果您看着这些照片，如果您想做点好事，就应该去向那些有经验的智者请教，天空马上就会变暗，您能感受到的只有失望。

首先，您会发现，由于缺乏劳动力（尤其是如果一个人并非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话），两三个农民不可能收获五公顷的咖啡或者香草。可若是几乎所有的良田都归少数人所有——实际上几乎一半都归主教所有，为什么还要去谈论农业呢？

所以，殖民地居民仅有的资源就是找到一小块剩下的土地，建一间小屋，做一点小生意，但规模非常有限；因为像这样的小资本家必须与大企业（贸易公司）竞争，而后者早已具备接管所有贸易的能力。

或者养牛，这就需要在牧场、围栏、运输和工人上花费大量的资金，而工人如今变得越来越难找了。考虑到养牛所面临的问题——售价低迷、运输困难，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口关税——这一方案被抛弃在所难免。

当你直面问题（对经济形势进行极其简化的总结），就会发现只剩下两种产品可以交易，一种是牛，这几乎是不得已的；另一种，也是真正可以用来交易的，则是干椰子肉。无论哪一种，都必须预先缴纳出口关税。

……“劳动贡献”是一种不合理的、过高的税收[41]。说它不合理，老实讲，是因为路上除了骡子的足迹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从来就没维护过；不光不合理，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消耗的比得到的还要多，为了强制执行这一税收，需要许多宪兵参与大量的文书工作，而原本一个宪兵就足够处理出生、结婚和死亡的证明。至于犯罪，这些岛屿上几乎就不存在，当地人的性情非常温和，也很胆小，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武装部队。

自1901年9月以来，没有一位法官来阿图奥纳审理过哪怕一桩案件，所以必须承认，这几乎不能称作一项支出。即便有人来，他所能裁决的也只是少数荒谬可笑的轻罪，比如在河流某处相当隐蔽的地方洗澡，没系遮羞布。

既然如此，马克萨斯纳税人以通行费、什一税等名目所缴纳的巨额款项，都用来干什么了呢？

……“但确实没钱！”什么？我们付了那么多税，什么都没得到，而你们却说没钱？

……总督阁下，这对您来说或许无关紧要，但对我们殖民地居民（殖民地唯一的活力所在）来说却极为重要。我们对这样的待遇感到愤慨，我们认为提高我们抗议的声音也很重要。因此，爱德华·佩蒂特先生，我强烈抗议，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法国，人们都知道该如何倾听。或许，一个像麦克马洪（MacMahon）[42]那样比您更有权势的人会说：“你要么服从，要么辞职。”

——1902年11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此时在马克萨斯的殖民地视察员

……我只是想请你们思考一下，马克萨斯这片殖民地上的当地人是什么样子的，宪兵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以下是我的理由。为了节约资金，每十八个月才派一次法官给我们。结果，法官只是急着审理案件，而对当地人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当他看到一张纹着刺青的脸出现在眼前，便会自言自语，称这个人是食人的恶棍，而宪兵往往会宣称确实如此。

……因此，法官到地方后，故意选择在宪兵的居所住宿，并在那里用餐，除了向他递交文件并附上评论的警察之外，谁也不见。警察会对他说：“某某、某某，就是一帮无赖。您看，法官，要是您对这些人不严厉的话，我们都会被暗杀。”于是，法官便相信了这番话。

……在法庭上，被告通过一名翻译接受讯问，而这名翻译并不通晓语言的微妙之处，尤其不了解该如何把法官的语言用原始的语言翻译出来，除非运用大量迂回曲折的说法，否则很难将法官的意思解释明白。

打个比方，一个当地的被告被问及是否喝了酒，他回答没有，翻译就说：“他说他从不喝酒。”然后法官大声说道：“但是他已经因为醉酒被宣判了！”

一个当地人，在欧洲人面前本能地表现出胆怯之情，在他看来，欧洲人知道得很多，并且比自己的地位要高，同时，他也仍然记得过去的大炮。在法庭上，他看上去很害怕宪兵，害怕之前的法官，即使他是无辜的，也宁愿承认自己有罪，因为他知道如果否认了这一点，自己受到的惩罚会更重。恐怖的政权。

……可以说，栅栏的另一边是宪兵，他们占据着被赋予了绝对权力的职位；他们的言辞在任何诉讼中都是法律，他们不会立即向任何人负责，他们还图谋靠贫穷但慷慨的当地人获得财富。宪兵皱了皱眉，当地人就会给他鸡、蛋、猪，等等；不然的话，当地人就会面临罚款。

……这里的宪兵在执行任务时粗鲁、无知、腐败、残忍，但他非常善于掩盖自己的痕迹。比如，假设他收了贿赂，你可以肯定他手里握着相关的单据。

……一般来说，这里的人们都很温和，因此，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对醉酒这种轻罪进行罚款。由于当地人一无所有，绝对一无所有，作为消遣，他们唯一的乐趣便是品尝大自然免费提供的饮料，也即橙子、椰子花、香蕉等经过几天发酵后的汁液，它们比我们欧洲的酒精危害要小得多。

最近颁布的禁酒令废掉了一项对殖民者非常有利的贸易，打那以后，当地人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便是喝酒，因此，它们逃离城镇，到其他地方躲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找不到工人的原因。不妨告诉他们，让他们就此恢复野蛮人的生活。

……宪兵在尽自己的本分。搜捕。

……一方面，你们通过了特殊的法令来阻止他们喝酒，而欧洲人和黑人却依然可以喝酒；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辞和他们在法庭上的陈述变得一文不值。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竟然被告知自己是法国选民，还被灌输了来自学校和宗教的一堆没用的思想。

法国国旗下伪善版本的“自由，平等，博爱”，与人们只不过是税收的饲料（五花八门的税收）或者专制宪兵的饲料这种令人憎恶的现象相比，具有独一无二的讽刺意味。然而，人们却不得不高呼：“总督阁下万岁，共和国万岁！”

——1902年底（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蒙弗里德

……我收到了一封丰丹纳寄来的信，说《信使》拒绝了我的投稿。我早有预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想批评画家，但他们不喜欢画家跳出来证明他们有多么愚蠢……

——1903年2月（日期不详）

致安德烈·丰丹纳

……关于《信使》的拒绝，您善意的来信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我早有预感会发生这样的事。《信使》有像莫克莱尔这样的人，你连一根指头都碰不得他们一下。比起我的文章不受关注，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1903年2月（日期不详），阿图奥纳

致蒙弗里德

……最近，在几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我把我一生当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都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中，包括了对一些人来说非常刺耳的声音，尤其是对我妻子的行为和丹麦人的……

——1903年2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

致安德烈·丰丹纳

我刚刚写完一整本东西，其中记录了我的童年记忆，以及我对自己的本能和智力发展的阐释；还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包括对人和事的评论），我的艺术，别人的艺术，我所欣赏以及憎恨的人和事。这不是一部刻意按照特定框架创作的文学作品。它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文明人和野蛮人的面对面。风格必须保持一致，**，展现整个人物，常常令人震惊。这些很容易就能做到。我并不是一位作家。

我会在下一次随信寄给您这份手稿；通过阅读这份手稿，您就会从字里行间明白，我希望这本书得到出版，是出于一些迫切的、个人的原因。它必须出版，哪怕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版本；我不渴求它的读者规模多么庞大，只要有一小部分就够了。

可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委托给您，一个和我并不相熟的人？这又得归功于我那奇怪的性格，我的本能。虽然相隔甚远，我却不由自主地信任您。所以，我要把这件严肃的事情、这桩费力的差事，交给您去办。为此，我还写信给一个朋友[43]……让他牺牲掉我在第一次塔希提岛展览上展出的所有作品（为了筹到出版这本书所需的资金，他可以不计价格地卖掉它们）。

如果您愿意接受这桩差事——我相信您一定不希望我的梦想破灭，不愿意我难过——请把我写的东西交给《信使》，插进您认为合适的随便什么地方。

那些图画的风格也很相似，十分与众不同，有时还带有冒犯的意味。倘若您把这份手稿和其中的草图作为对我的纪念放在某个角落里，就像随意放置某个物件一样，而不是放在您收藏珍品的抽屉里，我将不胜感激（无论发生什么）。这不是付款或者易货。我们马克萨斯人从不这样做；但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伸出手来，打一个友好的手势。我们的双手从不戴手套。

您在您那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对我说：“为什么我们再也看不到你的作品了？你就那么轻视自己吗？”不，恰恰相反，我并不轻视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年，我的双脚和双腿的下半部分患了湿疹，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它带给了我极大的折磨，让我不可能去做任何持续时间较长的工作；有时，我一连两个月甚至连画笔都拿不起来……如果我成功痊愈，或者至少症状有所减轻，那损害就不会太过严重，加之我的大脑一直在持续运转，我也就能够投入工作，尝试为已经展开的工作找到一个合理的结论。

说实话，在最绝望的时候，这是唯一能够阻止我打爆自己脑袋的理由。我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亲爱的丰丹纳先生，您看，我并不轻视自己。我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失明。……要是那样的话，我会被彻底击垮。

——1903年2月（日期不详），阿图奥纳

致行政长官[44]

……在检查了我的文件之后，宪兵吉切奈（Guichenay）[45]给他的中尉寄去了我给你写的信的副本，还有关于你在1903年3月17日给我的回复。经总督批准，中尉认定那封信是诽谤。

……我打算对他们给我的判决提起上诉，这个判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很奇怪；此外，1881年7月的法律仅涉及在新闻界或公开场合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涉及私人甚至是私密的文字[46]。

——1903年3月31日，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莱翁斯·布劳特[47]先生

……请回信告诉我，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是否需要立刻登船。我病得很重，不想在帕皮提逗留太久……

——1903年4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宪兵队中尉

……出于对正义的崇高追求，我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控诉，所有控诉都是有正当理由的，我选择对许多事缄口不言，是因为我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实质性证据——尽管这里的每个人对此都十分清楚。

……在目前的形势下，当地人并没有反抗——他们太过温柔、太过胆小，不敢这么做——但他们都很恐慌，也很沮丧，每天都在幻想宪兵会把他们带去哪里，每天都在等候新的苦难，因为他们是那种很容易恐慌的人。

……我在马克萨斯过的是一种隐居的生活，远离道路，残疾，努力进行艺术创作，一句马克萨斯语也不会讲，很少见到欧洲人过来打招呼。的确，女人们经常过来小坐，但这是因为她们对挂在墙上的照片和画作感到好奇，特别是她们想试着演奏我的簧风琴。

……由于身患残疾，生活对我来说变得无法忍受，就像巴尔扎克（Balzac）[48]在《农民》（Les Paysans）[49]中所描述的那样挣扎。

……幸好我是当地人的保护者……我被指控为手无寸铁的可怜虫们辩护！然而，这里却有一个防止虐待动物的协会。

……我想让你知道，我会去塔希提岛为自己辩护，我的律师会有很多话要说……即使被判入狱——我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并不习惯这样的事情）——我也会永远高昂头颅，为我应得的声望感到骄傲……

——1903年4月底（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希瓦瓦岛

致查尔斯·莫里斯

……正如我寄给你的那篇关于马克萨斯宪兵队的文章所预言的那样，我刚刚落入了同一支宪兵队设下的圈套；事实上，我已经被宣判了。这会把我毁掉，我上诉之后，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不管怎样，我都必须做好准备，迈出第一步。

我在上一封信里敦促你要积极、迅速地行动，你看，我说得多么正确。如果我们胜利了，这场斗争会变成一场精彩的斗争，我将得以在马克萨斯完成一些伟大的事情。许多罪恶将被摧毁，为此而受苦，颇为值得。

我很失落，但还没被打败。在困境中微笑的印度人被打败了吗？毫无疑问，野蛮人一定比我们优秀。有一次，你说我不该称自己是野蛮人，你错了。因为这千真万确，我就是一个野蛮人。文明人对此将信将疑，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比这种“不由自主的野蛮”更令人惊讶和困惑了。这就是它独一无二的原因。

……在艺术领域，物理、机械化学和自然研究刚刚让我们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反常状态。艺术家们失去了他们的野性，失去了他们的本能，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想象力，所以，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徘徊，以寻找他们没有能力创造的生产元素；结果，他们只是像群散兵游勇纠合行事，独自一人时，他们会感到害怕，会迷失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不把独处推荐给每个人的缘故，因为你必须坚强，才能承受孤独，独自行动。我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一切，只会阻碍我。如此一来，我便可以说：没人教我任何东西。另一方面，我知道的确实太少！但我更喜欢自己创造的那一小点。谁知道那一小点经别人运用之后，会不会变成某些大的东西呢？……

——1903年4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阿图奥纳

致蒙弗里德[50]

……我刚刚落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圈套。在马克萨斯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事件之后，我写信给行政长官，请他进行调查。我没有停下来思考，没有想过所有宪兵都是同流合污的，比如行政长官是站在总督一边的，等等。无论如何，中尉已经决定要起诉我，一个流氓法官服从总督和我曾经欺负过的一个小检察官的命令，因为一封私人信件判处我（根据1881年7月有关新闻界的法律）监禁三个月、罚款一千法郎。要想上诉，我就得去塔希提岛。这趟旅行，我的生活费，尤其是律师费，要花掉我多少钱？我就要被毁灭，我的健康也将被彻底摧毁。

……这些担忧让我心力交瘁。

——1903年4月（日期不详），马克萨斯群岛阿图奥纳

[1] 亨利· 伊西多尔· 切斯（Henri Isidore Chessé，1839—1912）：1881年任法国在大洋洲殖民地的总督，1895年以总代表的身份赴塔希提岛和拉亚塔岛执行外交任务。

[2] 塞瑟岛：希腊神话中的一座想象岛屿，是爱神和诗神游赏嬉戏之地。

[3] 参见下文高更在1897年1月给查尔斯·莫里斯的去信。

[4] 指高更1896年所作油画《国王的妻子》（Te Arii Vahine）。

[5] 阿尔弗雷德·瓦莱特（Alfred Vallette，1858—1935）：法国作家，曾在十九世纪末担任《法国信使》的编辑。他推崇象征主义，经常在《法国信使》上选登有关文章，如奥里埃的《绘画中的象征主义：保罗·高更》等。

[6] 弗朗西斯·维埃雷—格里芬（Francis Viélé-Griffin）：真名埃格伯特·卢多维库斯·维埃雷（Egbert Ludovicus Viele，1864—1937），美籍法国诗人，著有诗集《四月的收获》《天鹅》《欢乐》等。他推崇象征主义，与马拉美等人多有往来。

[7] 舒芬尼克自作主张，主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递交政府，希望政府能屈尊来帮助高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包括皮维·德·夏凡纳、埃德加·德加、斯特芳·马拉美、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848—1917）和欧仁·卡里埃。

[8] 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ice，1861—1919）：法国作家、象征主义诗人、艺术评论家，高更的好友。

[9] 背风群岛：拉亚塔岛、波拉—波拉岛、胡阿希内岛、塔哈岛（Tahaa）。——高更注

[10] 参见上文高更在1895年10月给威廉·莫拉德的去信。

[11] 皮埃尔·路易·克洛维斯·帕皮诺（Pierre Louis Clovis Papinaud，1844—1900）：1893年、1894—1896年两度担任法国在大洋洲殖民地的总督，曾在1895年尝试使用武力来镇压背风群岛的叛乱。

[12] 1897年11月，查尔斯·莫里斯在《白色杂志》（Revue Blanche）上发表了由他改编的《诺阿诺阿》节选，在节选的中间部分，他插入了这篇经过自己润色的“采访”，并为其取名为“笔记”。

[13] 保罗·兰森（Paul Ranson，1864—1909）：法国纳比派画家、作家。他倾向于描绘异国情调、象征性或准宗教的图案，作品融合了新艺术和日本版画等多种风格。代表作有《隐士传奇》《基督和佛祖》《三浴女与鸢尾花》等。

[14] 乔治—阿尔弗雷德· 肖代（Georges-Alfred Chaudet，1870—1899）：法国画家、艺术品经销商。他和高更在布列塔尼的杜瓦讷内（Douarnenez）相识，后来，高更靠他在巴黎出售自己的作品。

[15] 指高更在1897年所作油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D’où venons-nous？Que sommes-nous？Où allons-nous？）。

[16] 罗马大奖（Prix de Rome）：法国的一项艺术奖学金，由路易十四在1663年创立，旨在每年通过比赛的形式，选拔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领域最优秀的学生，供他们前往罗马公费学习。

[17] 安东宁·普鲁斯特（Antonin Proust，1832—1905）：法国政治家、新闻工作者，1881—1882年任美术国务秘书，1889年任巴黎世界博览会高级专员。

[18] 参见《此前此后》“关于埃德加·德加”一题。

[19] 安德烈·丰丹纳（André Fontainas，1865—1948）：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艺术评论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度过。

[20] 丰丹纳的这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在家里的伦勃朗》，另一篇题为《高更的展览》。

[21] 安伯斯·瓦拉德（Ambroise Vollard，1865—1939）：法国画商。他从十九世纪末起开办画廊，为画家举办个人画展，先后经营过马奈、雷诺阿、德加等人的作品，后来又将目光投向前卫艺术，推广塞尚、高更、凡高、马蒂斯（Matisse，1869—1954）、毕加索（Picasso，1881—1973）等人的作品。画家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雷诺阿、塞尚对他充满感激，而高更却称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马蒂斯则唤他为“小偷”。

[22] 丰丹纳在文章里写道：“纵然丰富、饱满、鲜亮的色调形成了直观的对比……在一开始将你抛弃之后又迫使你去欣赏，让你觉得它们如音乐般动听、醒目大胆、代表胜利，这些都无可否认。但在其他时候，它们又显得离题太远，因为它们的重复是单调乏味的，从长远来看，明亮鲜艳的红色与紧挨着的充满活力的绿色之间的对抗，着实会令人恼火。”

[23] 乔瓦尼·契马布埃（Giovanni Cimabue）：真名切尼·迪·佩波（Cenni di Pepo，约1240—约1302），意大利画家。擅长圣像画，在承袭拜占庭风格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作品色彩对比分明。代表作有《圣特里尼塔的圣母像》《基督受难图》《圣母子与两个天使》等。

[24] 高更在这里指的是他在1891年所作的蚀刻版画《马拉美的肖像》（Portrait de Stéphane Mallarmé）。

[25] 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法国画家、艺术理论家，纳比派创始人之一。他主要为教堂创作装饰壁画，作品色彩明快、柔美和谐；他的艺术思想深受高更的影响。代表作有《向塞尚致敬》《缪斯》《墓旁的圣女》等。

[26] 1895年6月，埃米尔·贝尔纳在《法国信使》上发表了一封致卡米耶·莫克莱尔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指责高更“剽窃”了他的作品。

[27] 玫瑰十字会（Rosenkreutzer）：德国的一个秘密会社，成员包括炼金术士及哲人等。该会自称拥有神秘的宇宙知识，认为神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折衷采纳神秘主义、哲学和科学的观点，提出借“神秘智能”改造世界的主张。

[28] 约瑟芬·佩拉丹（Joséphin Péladan，1858—1918）：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玫瑰十字会的信徒。1892—1897年，他每年都在巴黎举办一场“玫瑰十字沙龙”，以推广象征主义艺术，展出的作品充满神秘色彩。

[29] 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约1090—1153）：法国修士、神学家。著有《论恩宠与自由意志》《致圣殿骑士团书》等。

[30] 圣康坦（Saint-Quentin）：法国皮卡第大区埃纳省的一座城市，地处巴黎盆地北部。该市历史悠久，艺术文化气息浓郁，安托万·莱库耶博物馆（Antoine Lecuyer Museum）拥有拉图尔的多幅画作。

[31] 莫里斯·康坦·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1704—1788）：法国洛可可派画家。以粉彩肖像画著称，曾为众多名人画像。代表作有《拉图尔自画像》《伏尔泰》《蓬巴杜夫人全身像》等。

[32]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画家。擅长肖像画和风景画，喜欢把人物放在流动的风景前。代表作有《蓝衣少年》《萨拉·西登斯夫人》《萨福克的风景》等。

[33] 巴亚尔（Bayard）：真名皮埃尔· 特利尔（Pierre Terrail，约1473—1524），法国名将，以“骑士巴亚尔”闻名于世，被誉为“无懈可击的无畏骑士”。后常用以指称勇猛威武、品德高尚之人。

[34] 珍妮·萨马里（Jeanne Samary，1857—1890）：法国女演员，法兰西喜剧院的成员。她是雷诺阿的模特，1877—1881年，雷诺阿创作了不少与她有关的肖像画，包括半身像、全身像和群像等。

[35]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高更的姐夫。著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

[36] 亨利·鲁亚尔（Henri Rouart，1833—1912）：法国印象派画家、艺术收藏家。他是德加的好友，在德加影响下开始收藏画作，先后收藏了德加、高更、委拉斯开兹、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塞尚、柯罗等人的作品。

[37] 埃曼纽尔·德·比贝斯科（Emmanuel de Bibesco，1877—1917）：罗马尼亚王子，艺术品收藏爱好者。

[38] 指高更于1894年创作的雕塑《奥维里》（Oviri）。在塔希提语中，“Oviri”意为野蛮人；在塔希提神话中，“Oviri”是哀悼女神，有着白色的长发和狂野的双眼，她用脚踩死了一只狼，怀里还抱着一只幼崽。高更对这件作品非常认同。

[39] 奥古斯特·德拉赫切（Auguste Delaherche，1857—1940）：法国陶艺家。他完善了搪瓷釉技术，实现了色调的微妙渐变，先后在1889年和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40] 爱德华· 乔治· 泰奥菲尔· 佩蒂特（édouard Georges Théophile Petit，1856—1904）：1901—1904年任法国在大洋洲殖民地的总督。

[41] 一种理论上被指定用于维护当地道路的税收，以货币或实物支付。

[42] 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国元帅，在克里米亚战争及马坚塔战役中扬名。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期间，曾与共和派控制的议会发生激烈对抗，最后以失败告终。

[43] 指丹尼尔·德·蒙弗里德。

[44] 指 弗 朗 索 瓦· 皮 克 诺（Fran?ois Picquenot，1861—1907），1902—1903年担任马克萨斯的行政长官。

[45] 艾蒂安·吉切奈（Etienne Guichenay）：马克萨斯群岛南部塔瓦塔岛上的宪兵。

[46] 1903年2月初，高更写信给弗朗索瓦·皮克诺，要求对吉切奈进行调查。据称，吉切奈曾接受美国捕鲸船船长的贿赂，这些船长向当地人非法出售大量货物，损害了当地的贸易。皮克诺给吉切奈写信要求解释，吉切奈则把信交给了他在希瓦瓦岛的同事克拉维里（Claverie）。高更原本就因煽动当地人反对权威、鼓励他们拒绝纳税并停止送孩子上学引起了殖民当局的不满，于是，克拉维里决定起诉高更诽谤。最终，高更在1903年3月31日被判处监禁三个月、罚款一千法郎，他不服判决，想要上诉，却筹集不到去塔希提岛的路费。

[47] 莱翁斯·布劳特（Léonce Brault，1858—1933）：1903年任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律师。

[48]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小说家。一生共创作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驴皮记》等九十余部作品，合称《人间喜剧》。

[49] 《农民》（Les Paysans）：巴尔扎克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描绘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农民在贵族大地主、农村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苦难和抗争。

[50] 蒙弗里德收到这封信时，高更已经在1903年5月8日突然辞世。然而，直到8月23日，蒙弗里德才得知高更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