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DON'T CHILDREN PLAY IN SCHOOL ANYMORE·
玩耍不是一种奢侈，而是各个年龄层身体、智力和社会情感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
—大卫·埃尔金德
孩子越早开始阅读越好。
谁有时间玩？
孩子们必须从幼儿园或学前班就学习阅读，否则他们将被落在后面，永远赶不上同龄人，并承受随之而来的后果。
这是许多成年人的想法。“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幼儿教育家埃里卡·克里斯塔基斯写道，“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学前教育，或者放松了在家的拼读练习，你的孩子就可能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也可能连小学一年级都上不了！”
我们成年人常常认为，今天的孩子需要更多的优质教育，才能在人生中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认为阅读、写作和数学的教学必须比我们年轻时更早开始。自由玩耍和户外体育活动似乎不太适合这个新的教育议程。对于今天的许多家长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早教方案—保证孩子能上一个好的幼儿园，然后进入一所好的小学？如果负担得起，有些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只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也可以被理解为最早、最学术密集的教育。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想法是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人生真理。不仅是政治家，许多家长也渴望通过“学术性”的幼儿园、学前班、学习软件、教育性的游戏、丰富的课堂和有趣的老师，在孩子年幼时就释放他们的语言解码技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然而，事实可能要复杂得多。倡导组织“捍卫童年”宣称：“许多幼儿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准备好在幼儿园阅读。也没有研究支持幼儿园开展阅读教学。而且，根本没有研究表明，5岁时阅读比6岁或7岁时阅读更具长期优势。”南希·卡尔松—佩奇教授说：“这项研究的结果很明确。在早期教育方面，并不是越快越好；幼儿需要玩耍和实践互动，才能真正进行学习。”
一项耐人寻味的国际研究表明，对于许多儿童来说，“越早越好”或“施压”的早期学习策略是没有必要的，甚至适得其反。为了适应4到7岁儿童的正规学术教学，剥夺玩耍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些研究表明，阅读和其他领域的早期教育可能对一些学生有所帮助，但这些好处似乎是暂时的，到了四五年级就会失效。
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延长入学年龄对心理健康有很大的益处，而且还可能带来学术回报。这项研究题为《时间的礼物？入学年龄与心理健康》，由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托马斯·迪和丹麦国家社会研究中心的汉斯·亨里克·西弗特森撰写，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这项研究使用了丹麦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名学生的数据。研究发现，儿童在7岁开始进入注意力缺陷以及多动障碍高发阶段。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的衡量标准，与学习成绩呈负相关。研究人员报告说：“我们发现，推迟一年上学的普通儿童，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发生率降低了73%。这实际上消除了这个年龄段儿童在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行为测试中出现‘异常’或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
2009年，德国教育研究和发展心理学家塞巴斯蒂安·萨格盖特对50多个国家的40万15岁儿童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了提早入学并没有长期的优势。
萨格盖特在2013年发表了另一项由他和萨格盖特共同撰写的研究，其中对300多名学生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观察。他们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初步结论，即“尽管阅读教学推迟了近两年，比如从5岁推迟到7岁，但依旧可以获得同等甚至更高的长期阅读成绩”。在两个讲英语的10岁学生样本中，从7岁开始学习阅读的孩子赶上了从5岁开始学习的孩子。此外，后起之秀在（语言）解码和阅读流畅性方面没有长期的劣势。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起之秀的阅读理解能力会稍好一些。
萨格盖特认为，没有研究明确表明，早期阅读教学能使孩子在阅读或整体学术成就方面具有长期优势。他说：“不管这项研究是使用国际数据，还是着眼于不同的方法，如玩耍的幼儿园、蒙台梭利或施泰纳式幼儿园，数据的平衡度清晰地表明了，早期阅读的优势在小学一年级就消失了。”他补充道，“当然，一般来说，在幼儿园学习阅读的孩子，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但这不太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早学会了阅读。相反，他们似乎享受运用天生的能力，或者他们可能身处于一个教育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存在，所以并不是早期阅读产生了优势，而是这些因素促使了孩子的成功。”此外，萨格盖特还警告道：“决策者可能会过分强调学术技能，从而参与一场‘关于儿童未来的危险游戏’。但实际上，玩耍式学习对身体、语言、社交、能动性、探索性、认知性和智力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项关于学前课程的长期纵向比较研究发现，61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正在接受玩耍式的早期教育，而不是更正式和“学术”的早期教育时，其生活体验明显更好。在另一项分析中，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教授丽贝卡·A.马可研究了343名儿童，他们的早教课程分别是“以学业为导向”、鼓励“孩子自主”学习，以及介于这两种方法之间的。马可说：“我们在现有的和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发现，与在更注重学术研究或更中庸的课程中学习的孩子相比，那些在（以玩耍为基础的）学前课程中学习的孩子，在所有学科中的成绩更优秀。”这些发现与美国儿科学会在其2018年关于儿童与玩耍的临床报告中所表达的立场一致。儿科医生们表示：“事实已经证明，玩玩具的孩子就像科学家一样，通过观察和倾听周围的人来学习。”他在报告中继续写道：
然而，事无巨细的指导性教学限制了孩子的创造力，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让孩子通过观察和主动参与来学习，而不是被动记忆或直接教学。学龄前儿童确实从学习内容中受益，但与20年前相比，这些课程包含了更多的说教内容。成功的课程是那些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有意义的探索发现，以及好玩的课程。
为什么学校不给孩子们时间来进行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玩耍，以此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学习呢？
这主要有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它们都含有GERM的特点：标准化测验的滥用和过度使用，一刀切的教学，狭隘的课程设置和学习观念，以及通过妖魔化失败来寻求成功。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被理解、正视和解决，以便让玩耍释放其学习效用，拯救我们的学校，帮助儿童茁壮成长。
问题1：标准化测验的滥用和过度使用
在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儿童的标准化测验已经成为学校体系的管理机制，测验数据经常被用来惩罚、关闭学校，奖励以及惩罚教师。这意味着标准化测验被滥用，其破坏性后果之一是排挤不进行测验的关键学科，并剥夺学生课间休息和玩耍时间。
教育中的标准化测验是满足两个标准的评估：
1.所有学生以相同的方式回答相同的问题—或者从公共题库中选出的一部分问题；
2.学生的答案以一致或标准化的方式被评分。标准化测验的目的是：衡量学生在某一学科中的知识基础（通常仅限于阅读和数学），这些数据可用于比较个别的学生或学生群体的相对成绩。教育测验公司目前正在推销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幼儿园儿童的标准化测验，承诺将帮助儿童更好地做好入学准备。
标准化测验可以是基于人口普查的，测验所有的学生；也可以是基于样本的，只测验随机抽取的具有代表性的学生样本。测验成绩被用来“要求教师和学校对学生在学校的进步负责”，是定期对所有儿童进行测验的理由。因此，在当今的许多教育体系中，对儿童进行大规模、高利害的标准化测验所获得的数据已成为衡量成绩的唯一标准。过度和不适当地使用标准化测验增加了准备这些测验的时间，让学校和教师之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竞争，课程范围缩小，学校的教与学脱节。所有这些后果加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玩耍在学校中的开展。“不测验的就是不重要的”，换言之，不参与测验学生的则不用教。
标准化测验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支持者声称，标准化的测量是最好的—对许多人来说也是唯一的方法—客观地确定孩子们是否在学校学到他们应该学习的东西。反对者则认为，标准化测验只部分地反映了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内容，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只注重衡量常规知识和记忆力，而不是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糟糕的是，它扭曲和腐蚀了整个教育体系，却收效甚微。
关于标准化测验的争论，主要在于如何处理这些测验生成的数据。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被这些数据所吸引，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控制公共教育体系绩效的有效途径。
滥用标准化测验可能对儿童及其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最常见的消极影响包括：学生成绩压力大，为了测验而进行教学，缩小课程范围，增加腐败的可能性。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说法：使用普遍的高利害（意味着它们与潜在的严厉惩罚和奖赏有关），标准化测验与提高学习成绩，学生幸福感或整体教育质量呈正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标准化测验文化风靡美国学校体系以来，美国学者在广泛的教育研究基础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就像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当测验的利害性越来越高，那些通过测验来衡量的学术科目被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对成功的痴迷和对失败的逃避成为教育的代名词，意味着留给玩耍的时间和空间所剩无几。
问题2：一刀切的教学
许多国家的共同教育目标是“让学生为全球经济做好准备”。这导致政府规定课程的采用，这些课程被认为是“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的；高度脚本化和僵化的教学方法直接与标准化测试数据生成挂钩，并用于官僚审查和分析。这种将教学标准化为“一刀切”的趋势，一路深入到学前教育阶段，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而其中一个净效应就是学校中玩耍的消失。
全球化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教育。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国际学术评估，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PISA测试，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作衡量教育质量的主要指标。这些全球测试为管理者和教育领导者提供教育政策和改革的指导。它们还被用作全球衡量标准，以应对教育体系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旨在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随着各国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实践，使之接近全球考试“计分卡”中的佼佼者，各国学校所教授的学科层次结构正趋于一致。排在最前面的是语言艺术和数学，然后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排在最后的是社会科学、艺术、音乐和体育活动。在那些旨在提供“世界一流教育”的教育政策中，玩耍甚至鲜少被提及。
标准化（使用标准化的学生评估，将学校的分数与地区或全国分数，还有与其他学校的分数进行比较）已成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方法。当政府官员以教育的经济效益为目标时，他们认为按照类似惯例和程序安排授课方案，会使教学和监督成本降低—这在汽车制造等工业生产中当然是正确的。
在儿童教育方面，详细的国家性课程规划、教师证明手册和指导方针以及控制结果的标准化评估，正在成为世界各地教育体系的共同要素。在美国，许多教师被要求根据预先确定的“剧本”进行教学，以保证学校教育的“产品”尽可能相似；在一些被西方营利性教育公司用作大规模社会实验基地的非洲国家，低成本的私立学校承诺，通过任何人都可以提供的基于平板电脑的课程计划实现高质量的学习—据说这样并不需要训练有素的合格教师。标准化，顾名思义，是一种不利于在学校中进行冒险、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更讽刺的是，即使是在高度标准化的行业，如今天的汽车行业，也正在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但是，儿童教育却朝着过时的工业实践方向倒退。
过度的标准化，限制了学校和课堂做一些对孩子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如尝试新的想法或通过玩耍学习。阻止教师进行实验，减少替代方法的使用。限制学校和课堂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的教学越规范，老师和孩子们就越不愿意冒险、创造性地思考和通过玩耍来学习。
问题3：狭隘的课程设置和学习观念
学习上的科学性，改变了我们对孩子学习方式的理解。三十年的系统研究表明，高效的学习往往是建设性的、有累积和情境的、合作的、自我调节的和以目标为导向的。这些学习特征也出现在当代许多学习理论中。注重提高公共教育系统效率和问责制的标准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研究结果，转而接受了机械式或工具化的学习观。这种学习观通常意味着信息的线性传递、知识的孤立及其外显动机的同化。所有的这些后果加在一起，严重阻碍了学校内真正的学习和玩耍。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由GERM推动的学校改革造成的最严重的负面后果，可能就是使人们坚信孩子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业指导、完成指定任务和家庭作业上。许多州和地区减少或取消了学校课表上的课间休息，越来越多的学校要求孩子们在晚间也要学习数小时，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坚持和做法真的有利于儿童的学习和健康。
问题4：通过妖魔化失败来寻求成功
所谓的“试错”策略是工程、创新、研究、科学、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的一种天赋技能。
但在许多地方，孩子一上学，甚至刚开始接受学前教育，就会学习（或者说接受灌输）如何避免失败，如何追求成功。失败被妖魔化了。孩子们很早就课堂上或通过标准化测验意识到，失败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失败和成功是连续体的极端对立：你离失败越远，你离成功就越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失败往往先于或伴随着成功。换句话说，失败和成功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对立的。在高利害标准化测验的推动下，现在很多学校的文化更倾向于安全和“注重结果”的教学实践，这种实践妖魔化了试错，贬低了新的学习方式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述这些都在为阻碍儿童教育中的玩耍推波助澜。
学龄儿童应该学会如何失败，如何犯错，以及如何“很好地失败”—如何把失败和错误转化为学习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在家里，在工作场所，敢于失败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成功往往是“好的失败”的结果，而“好的失败”则成为学习经验、尝试和成功的基石。
综上所述，GERM推动的教学标准化趋势，为确认这些标准是否已经达成而频繁进行的标准化测验、狭隘的学习观念和对失败的妖魔化共同阻挠了玩耍在学校中的开展（见图4和表1）。
学校是如何变成玩耍缺失的压力工厂的，以及这对我们的孩子造成的伤害
不久前，美国的幼儿园还是充满欢声笑语、玩耍和发现的地方，老师们通过对话、游戏、歌曲和对儿童友好的集体活动，温柔地迎接年幼的孩子们进入教育的世界，这为之后正式的小学学习奠定了基础。
今天，许多幼儿园已经变成了孩子们的压力工厂。根据早期儿童教育学家埃里卡·克里斯塔基斯的说法，如果你窥视当今美国普通的幼儿园教室，你很可能会看到“到处都贴着字母表、条形图、文字墙、教学海报、课堂规则、日程表和老掉牙的励志标语—4岁的孩子很难‘解读（decode）’，这个词如今的意思等同于我们熟悉的‘阅读’”。她写道，在过去的20年里，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静坐学习”和管理严格的脚本化“直接教学”，这种教学方法过去主要用于高年级。
莱斯利大学儿童发展专家和教育学荣誉教授南希·卡尔松—佩吉是研究性学习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也是演员马特·达蒙的母亲）。不久前，她拜访了迈阿密北部一个低收入社区的幼儿园和学前班。她发现那对孩子来说完全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噩梦。
“有10间教室，”她描述道，“这个项目的经费取决于测验成绩，所以毫不奇怪，老师们上课就是为了测验。有人告诉那些分数低的孩子，他们得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多加努力才行，艺术课就不用上了。他们用电脑程序教四五岁的孩子如何“填写答题卡”（将答案填入测验中答题用的空白格）。一位老师向我抱怨道：有些孩子都把答案写到框外了。”
卡尔松—佩吉教授参观过一所幼儿园，教室的墙上是空****的。黑板上写着奥威尔式的命令：“不许讲话。坐在你的座位上。手放在自己身上。”班上那些看起来惊慌失措的孩子正在桌上抄写着什么。一个小男孩坐在一旁，啜泣着。在房间的一边，一名正在电脑前对一个男孩进行测验的老师喊道：“安静！不许说话！”卡尔松—佩吉说，她永远忘不了看到孩子们在这样一个“与他们的需求严重不匹配”的环境中“受罪”时的感觉，她解释说：“像这样的低收入、资源不足的社区，孩子们最容易在老师的管教下接受大量的训练和测验。”卡尔松—佩吉补充道：“许多智力正常的孩子直到7岁才被允许自己看书。当我们要求所有孩子同时学习同样的技能时，就忽略了幼儿教育的一个基本概念—幼儿时期的学习进度可能差别非常大，但这都是正常的。”例如：在学习走路的问题上，一个孩子可能在9个月大时就掌握了，而另一个孩子可能在14个月大时才掌握，但是大多数孩子最后都走得一样好。
根据2016年由弗吉尼亚大学教育和公共政策学助理教授达夫纳·巴索克合著的题为《幼儿园是新时代的小学一年级吗？》的研究报告指出：在1998年到2010年的几年中，希望孩子们在年底前学会阅读的幼儿教师比例从31%上升到了80%，这一转变可能因为政策制定者和家长双方的压力。与此同时，幼儿园课程范围缩小，玩耍也被稳步淘汰。
“在这段时间里，”巴索克指出，“我们研究的每方面，几乎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更加注重学术，尤其是更加注重教授读写能力；在读写方面，又着重教授比以前更高阶的技能。”巴索克和她的同事发现，虽然在美国幼儿园的课堂上，花在读写上的时间增加了，但花在艺术、音乐和儿童自主活动（如课间）上的时间却显著减少。教师主导的教学也有所增加，这就揭示了巴索克所说的“教学评估大幅度增加”这一研究。
研究人员对12年来幼儿园做出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在90年代后期，幼儿园的课程结构和侧重点越来越类似于典型的小学一年级，但一年级的课程也已经从艺术、音乐和科学教学转移，并且更加重视评估。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幼儿园的变化无处不在，但在低收入和非白人儿童所占比例较高的学校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研究报告称：这些变化对儿童学习的影响尚不明确，因为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变化有助于缩小成绩差距，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这些变化“可能有害”。
根据一项广泛使用的、基于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美国学生样本的“创造力测试”—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玩耍匮乏，当然，还有教育和社会的其他重大转变后，美国儿童的创造力下降趋势惊人。
2011年，威廉玛丽学院创意与创新教授金敬熙发表了她对30万儿童和成人的托伦斯分数的评估报告，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前一直不断上升的创意分数开始稳步下降，这一趋势在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儿童中尤为突出。金在2011年11月发表在《创造力研究期刊》上的文章《创造力危机》中写道：“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缺乏情绪表达能力和活力，他们不健谈，语言表达能力下降，缺乏幽默感和想象力、对新奇事物的尝试，以及活力和**，而且他们的洞察力不足，不太容易把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还缺乏总结概括的能力，也不太擅长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鉴于许多研究人员强调创造力和创新是21世纪的关键技能，儿童和青年的创造力的下降显得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世界各地的雇主都在寻找能够创造性地思考并与他人一起提出新想法的人。许多创造力专家认为：“我们不能传授创造力本身，但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孩子养成创造性思维和行动所必需的思维习惯和技能；玩耍是一种自然而有效的方法。”
现在，孩子们承受的学业压力之大，可能会让一些家长感到震惊。
莱斯利·麦金农，一位来自波士顿的母亲。她有两个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在谈到正上幼儿园的5岁儿子时，她说到：“他太累了。今年是他过得最糟糕的一年。他每天晚上都背着一个装满作业的大书包回家。不是我逼他这么做的。我觉得这只会增加他在学校的纪律问题。他才5岁，正是该到处走动、做美术手工和玩积木的年纪。”另一位波士顿地区的家长，詹妮弗·德宾也看到了类似的学业压力正在她儿子的幼儿园班级上演。“在旁听的过程中，我被吓到了。任务表和时间表无处不在，而且都是由老师主导的。”德宾在作为家长志愿者参加完旁听后表示，“在一个本该让孩子们为第一次踏入校园而兴奋的地方，几乎看不到学习的乐趣、欢声笑语，还有你所期待的喧哗和嬉戏。”
2012年至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的林肯联合学区启动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幼儿园实验。这个大型多种族学区的政府人员，决定将玩耍作为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上午和下午各增加一小时由儿童主导的开放式“自由玩耍”。也就是说，幼儿园没有变成小学一二年级模式，相反，他们正着手让幼儿园回到延续了几十年的正轨上，像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那样，为孩子打好正确的玩耍式学习基础。
2013至2014学年，该学区71.4%的学生都有资格享受免费以及降价后的午餐，49%的学生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该学区所在的城市是加州乃至全国暴力现象最严重的城区之一，许多学生亲眼目睹过他们社区的暴力事件。老师们曾说，玩耍干预的实验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孩子们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好。他们表现出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被认为是预测未来学术成就的关键因素。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社会情感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在2014年，针对该地区的资助重点发生了变化，这项实验也随之停止。
那时，玩耍已经绝迹于许多美国公立学校的课堂。这一变化，在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种儿童的所在地区尤为突出。实际上，美国进行了一场不受控制的大规模玩耍剥夺实验，影响了数千万儿童。
尽管关联性并不能保证因果关系，但一些专家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玩耍的急剧减少可能是导致年轻人出现多种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社交孤立和经济压力等其他因素。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心理学家，著名游戏研究者和倡导者彼得·格雷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儿童的自由玩耍急剧减少。在同一时期，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焦虑、抑郁、自杀、无助感和自恋急剧增加。”
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15岁以下儿童的自杀率翻了两番；如今，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和严重抑郁症的儿童比率则高出5至8倍。
据儿童联盟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9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幼儿园儿童压力过大容易引发行为问题，包括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攻击性，他们甚至有可能因此被开除学籍，这一问题在男童身上尤为严重。根据最近对各大学咨询中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94%的咨询主任说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严重的心理障碍。
2008年至2015年几年间，因想过或尝试过自杀而前往儿童医院和急诊室寻求救助的5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一项备受瞩目的研究显示，多年间，医院访问量总在春季中期和秋季中期达到顶峰，在夏季跌至最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的儿科医生格雷戈里·普莱蒙斯告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我们知道这和学校的学期安排有关系，但事实上，看到这种联系是令人惊讶的。”格伦奥克斯祖克山医院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副主任罗伯特·迪克博士表示：“这确实说明了来自学校的压力之重。”他补充说，“孩子们似乎还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
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教授、儿科医生斯图尔特·斯莱文对此表示赞同：“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正在对整整一代美国儿童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大量证据表明这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如维姬·阿贝莱斯在《不可估量》一书中所引述的那样，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容易导致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种情况尤其令人不安；当完全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教育方法实际上会带来更好的教育结果时，就更加令人不安了”。
你可能会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普遍执迷于将幼儿教育过度学术化，从而减少了孩子们在学校和家里玩耍的时间呢？其实，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提前开始正式的学术学习，会在学校里获得更好的成绩，成年后就会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但是，尽管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家长对此深信不疑，但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
你或许不相信，一个新的全球性测验竞赛，将在全球面向5岁儿童开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一个新的全球测试工具，该工具将统计了5岁儿童在读写和计算方面取得进步的数据。国际早期学习和儿童福利研究（IELS）是一项试点测验，可以通俗地称为“婴儿版PIS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声称，“婴儿版PISA”将“通过包括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在内的广泛领域，提供关于儿童早期学习的可靠实证数据”。同时，它创建了另一个标准化全球学习指标，最终将根据5岁儿童为小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准备程度，对各国数据进行排名。
“婴儿版PISA”可能会加速国际教育“竞赛”，各国之间就更早期的教育进行比拼，争取更高的考试分数。随着赌注越来越大，正如“原版”PISA对15岁儿童进行测验那样，这项运动开始了新一轮的读写和数学超龄辅导，并且剥夺了孩子的玩耍机会。这将影响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国际儿童教育协会虽然乐于接纳更多的比较研究，以了解儿童发展和学习的重要性，但仍对国际早期学习和儿童福利研究有所担心：“幼儿早期教育学者和从业者最关心的是，各国对幼儿的标准化评估将如何考虑其文化和历史背景。”这对儿童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幼儿教育可能缩减到可衡量的范围—读写和计算能力。当政府迫使家长让孩子在更小的时候开始接受教育，用不适合孩子年龄的家庭作业、读写和算术练习取代玩耍时，更多的玩耍将从孩子们的学校和家庭生活中消失。
一项备受争议的理论称，标准化测验和学校压力的增加，与玩耍剥夺的流行同步发生，甚至可能引发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ADHD）诊断的增加，这是一种儿童过度活跃、难以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行为的状态。
近年来，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和用药儿童数量急剧上升，这可能是由于人们重视程度的加强和疾病检测水平的提高。但问题是，是否可能由于儿童学业压力过大和玩耍缺失引发的过度诊断呢？令人震惊的是，现在已有600万美国学生被贴上了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标签，约占所有儿童总数的15%，。其中男孩群体中的患病数量达到2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被误诊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儿童数量，超过了那些有普通临床问题的儿童。这让该症状变得混乱，以至于没有人完全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针对该问题撰写重要调查报告的《纽约时报》记者阿兰·施瓦兹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心理学公报》编辑斯蒂芬·辛肖研究了2001年颁布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影响。该法案奖励那些在标准化测验中得分较高的州。他发现，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孩子通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完成测验。在一些学校，这些孩子的分数不被计算在总平均分之内。“也就是说，”辛肖说，“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孩子，不会降低学区总成绩排名。”而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儿童的过度诊断。
2003至2007年间，一项针对《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早期实施阶段的研究显示，8至13岁儿童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率从10%跃升至15.3%，仅4年就跃升了53%。到了2011年，20%的高中男生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2015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服务》学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问世后的几年里，将奖惩与标准化测验分数挂钩的州内，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小学和初中生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率上升尤其明显。研究人员总结说，这些测验“为教师解决和推荐有学习困难的儿童接受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治疗提供了激励”。
杜克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前精神科主席艾伦·弗朗西斯博士认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过度诊断过多，其本身的定义“在应用过程中被淡化了很多，以至于现在它包含了许多成长发育各异，或不成熟的孩子”。他说：“这是一种叫作‘童年’的疾病。”
2010年发表于《健康经济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几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数据库后发现，年龄比同班同学大的幼儿园学生，与在（幼儿园接收年龄）截止日期前出生的类似儿童相比，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发生率显著降低。从而，研究人员推断出，由于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种生理状态，其发病率在一个出生日期到下一个出生日期之间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变化。他们的发现表明，一个孩子在班级中的相对年龄及年龄差异导致的行为差异，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并接受治疗的概率。换句话说，一些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错误诊断可能是由孩子对不适当的学习压力的自然反应所引起的。
正如行为神经学家贾克·潘克塞普颇有争议性的推测：“尽管少数儿童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但大多数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儿童并没有临床相关的脑部疾病。当他们玩耍的欲望受到阻碍时，许多人只是出现了社会服从行为方面的问题。”潘克塞普写道，“对于幼儿园高年级的学生来说，至少每天的第一堂课应该是休息时间。利用那段休息时间，鼓励他们进行愉快的体育活动和积极的社交。”他解释说，我们身处的后现代社会已经从孩子那里偷走了自然的玩耍，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和减少孩子们玩耍欲望的药物。临床前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能以崭新的创造性的方式，让玩耍重新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注入能量，那么我们就可能大幅扭转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蔓延速度。2003年发表在《学校心理学季刊》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理论，该研究发现，“在参与者没有休息的日子里，不适当行为的水平一直较高”，而课间休息“可能会通过改善课堂行为或提高学术投入时间来潜在地促进学业成就”。
我们中的一人曾亲眼目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多么常见，多么容易被误判。当时，帕西正带着妻子还有两岁的儿子参加新英格兰的一个教育会议。那是一个爽朗的八月早晨，帕西参加会议时，他的妻子和儿子与一位协助帕西的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散步。午饭时，她小心翼翼地走近帕西，她表情严肃地问：“你知道你儿子可能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吗？”
帕西被她问得一愣，紧接着追问她在说什么。
她解释说，整个上午，她都注意到他儿子站不住或坐不下来。她描述道：“他疯狂地到处乱跑，根本不专注于任何一件事。”
“但他只是个两岁的孩子啊，”帕西想，“他就该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我的儿子，”心理学家说，“我会马上带他去看医生，看看是否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早期症状。”
“在芬兰的时候，他也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帕西说，“但我们通常有不同的叫法。”
“你们叫什么？”心理学家问。
“我们称之为‘童年’，”帕西说，“当孩子们18岁左右时，这种症状就消失了，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症状会持续更长时间。”
如果诊断正确，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但根据哈佛医学院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被过度诊断了。作者指出：相关专家估计，5%是实际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儿童的数量上限。但在美国许多地区，多达33%的白人男孩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据几个州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有超过13%的男孩和女孩都被诊断为患有这种疾病。
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某些确诊病例中，是否有孩子承受了过早和过度的学习压力？他们的学校是否缺乏足够的玩耍、课间休息和体育活动？这是否可能导致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误诊？如果美国儿童玩得更多，我们相信他们很有可能比现在少一些焦虑和注意力方面的缺陷。
在美国各地，许多天资过人、经验丰富的幼儿教师，在经历过学术浪潮的洗礼、过早施加于孩子身上的学术压力、频繁的标准化测验和游戏匮乏之后，绝望地放弃了挣扎。“他们正在离开这个行业，”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卡拉·霍维茨博士说，“因为他们再也不能确保孩子们以最广泛、最深入的方式学习和成长。”
2015年发表在《玩耍期刊》上的一篇关于教师在线讨论会的评论中，一位教师将部分原因归结于家长的错误期望。“为了招生，很多幼儿园都在大肆炒作自己的学术水平，给父母提供错误的信息。当孩子进入幼儿园时，家长们看到有专门的厨房区域就会很困惑。”老师总结道，“家长们认为如果孩子不用纸和笔做作业，他们就不会学习。”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教师和校长正采取这种“推倒式”策略，对年幼的孩子施加越来越多的学术要求和压力，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四五岁的孩子在进入幼儿园时已经具备学术、社交和自我调节能力。在政治家和决策者要求提高标准化测验分数的压力下，许多幼儿园教师和管理者放弃了让孩子们玩耍。那些没有接受过幼儿教育培训的校长，也给教学施加了压力，教师往往感到无力反击。一位老师感叹道：“通常那些最有能力影响你教学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最佳实践。”
校长有时也是问题之一。用一位幼儿园老师的话说，一位美国校长看到幼儿园的家政中心和不同活动区设置时“感到震惊”。幼儿园老师表示：“我遇到了麻烦，因为我在开学第六天，就要完成强制性的个人测验，为此不得不让孩子们用20分钟来算数。”老师感叹道：“我觉得我班里的孩子没有时间进行社会性发展，我当然也一点都不了解他们。我班上有测验成绩不及格的孩子，但他们没有错。要求所有的孩子在5岁的时候掌握读写是不现实的，告诉学生及其家长他们的不及格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这是不公平的。”
有些老师甚至因为允许孩子在学校玩耍而受到惩罚。2015年《玩耍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教师们因允许孩子在课堂上玩耍而受到管理者处罚的事情。那天，一所学校的一群孩子围坐在地板上唱着《戴尔的农夫》，一名校监走过来说：“你们得停下来，别唱了，要开始上课了，对吧？”据报道，老师们接到“教育系统”的命令，要求取消课堂上的自由玩耍，因为“所有的玩耍活动背后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这些在幕后指点的人，显然不知道在学校玩能带来的广泛好处，包括创造力、自我调节能力、协作能力、识字能力和交流能力—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剑桥大学心理学家戴维·怀特布雷德教授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一课题，他指出：“玩耍通常被认为是不会带来任何成就的不成熟行为。但这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怀特布雷德所说，孩子们需要学会持之以恒，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他们通过玩耍来学习这些东西。
课堂上的老师反应道：“一些小学校长没有儿童早期教育背景，而是中学或高中教学背景，甚至根本没有教学经验，因此他们可能对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的学习方式，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真正的了解。”一位校长对一位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孩子们不能在幼儿园里画画和玩耍。”另一位老师震惊而极度沮丧地发现，她整个以玩耍为主导的幼儿教学用品，已经在校长的命令下被扔进了垃圾桶。
甚至连孩子们的零食时间也遭遇了“入侵”。一位老师透露：“这些活动至少需要10分钟，而我们新的数学课程每天占70分钟，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和‘玩耍’相关的事。”另一位老师坦言，她担心零食时间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评估，她说：“他们来评估我的工作时，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占用我的教学时间。”老师们感叹道：“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展示和讲解，没有时间去休假，没有时间开展特别的手工作品项目，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日常的音乐活动和运动。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太多了。”另一位老师写道：“我们甚至再也没有家政区域和其他活动区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时间做那些事！”在康涅狄格州，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感叹道：“所有的教学都在向越来越小的孩子开展。看到他们给年轻学生施加的压力，真是令人害怕。”
2014年，苏珊·斯鲁伊特，一位有2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教师，辞去了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公立学校学前教育和幼儿园的教师工作，并公开发表了辞职信。在这封信和其他公开声明中，斯鲁伊特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测验、数据收集、竞争和惩罚”的时代，这个时代正以一连串的，带有小学一二年级味道的新的学术要求，冲击着幼儿园的学生，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是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阶段的要求。她总结说，这些不适当和不事先告知的压力，对她班上4至6岁的幼童产生了影响，导致孩子们经常出现极端行为，包括“发脾气、爆粗口、扔东西、乱动、自残、陷入悲伤和无精打采”。斯鲁伊特回忆了很久之前—她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实践活动、探索发现、快乐氛围和对学习的热爱是幼儿课堂的特点，她解释道：“当成年人迫使孩子在学习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忙得焦头烂额，过早地增加额外的挑战和压力时，许多孩子开始感到无能和沮丧。他们不明白，并且觉得自己很蠢。于是，快乐便消失了。”
在美国，标准化测验的过度使用确实让我们的孩子生病了。马萨诸塞州朗梅多市的一名在小学工作的护士凯西·范尼尼表示，在这个令人生厌的春季考试季，“我的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头痛和胃痛的孩子”。她说，这次考试“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焦虑程度”。2013年，纽约一些重点学校的校长给家长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表示对学生压力的激增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在测验期间或之后会哭，还有一些孩子会呕吐，甚至失去了对肠胃或**的控制。其他人干脆放弃了。一位老师反映说，有一名学生一直把头撞往桌子上撞，他的试题册上写着‘这太难了’，‘我做不到’。”
到2007年，美国标准化测验狂热的噩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俄亥俄州为8岁和9岁的三年级学生提供了官方指导，要求他们接受强制性的标准化阅读测验：“如果一个学生生病了，吐在自己的试题册上，但能够继续进行测验，那么应该给她或他提供一套全新的试题册，以便她或他能继续测验。之后，学生的答案和个人信息必须转录到新的试题册中，这将是要评分的测验副本。弄脏的手册应放在一个拉链袋中，并连同未使用的材料返给学校测试协调员（STC）。请提醒协调员注意这种情况，以便她或他能将其记录在学区/学校的安全检查表上。”换句话说，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珍贵物品，不是不得不忍受痛苦的生病的孩子，而是测验数据。官方指导中没有提到对受挫儿童的医疗或情感帮助。
在佛罗里达州，一个9岁的男孩以一分之差未能通过该州的综合评估测验，之后又未能通过复测。他的母亲反映说孩子“完全崩溃了”。当她注意到男孩的房间突然一片寂静时，她跑到大厅，用力敲他的门，但没有得到回应。她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把门推开了。那是我最爱的儿子，9岁的他脸上有点儿雀斑，脖子上挂着一条腰带，另一头系在床铺的柱子上。他眼神呆滞，嘴唇发青，面无表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有力气把他拽起来，又把皮带取下来的，但我确实做到了，然后倒在地上，尽可能地把他抱在靠近我心脏的位置。”除了标准化测验和学校压力，还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自杀，但我们的高压学术文化正在给年轻的孩子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达到了让孩子难以承受的程度。
2010年，来自密尔沃基的凯利·麦克马洪老师反馈说，她的幼儿园学生接受了至少100种不同的州政府制定的评估，这种超负荷的测验把她的学校和许多其他学校推向了“数据浸入痴迷”的地步。她感叹老师们几乎没有宝贵的时间去激发孩子们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或开发他们的艺术天分，或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爱，或传授一些关键的生活技能，如和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麦克马洪说：“许多情况下，玩耍被学校剔除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腾出空间为更多的测验做准备。其实如果我们还在意孩子的健康成长，就会知道这恰恰是错误的做法。”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尤其体会到了这种影响。“较贫穷的孩子更有可能参加公共资助的教学项目，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从长期发展来看，是更不合适的。”倡导组织“捍卫童年”2013年的报告称：他们很少有时间去探索、玩耍和积极学习，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直接教学和不适当的测验上。简单地说，正是我们最贫穷的孩子、那些参加公共资助项目的孩子，接受的早期教育最不充分。相比之下，上私立幼儿园的孩子，往往更能享有以玩耍为基础的学习。
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教师、早期教育者和家长意识到，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存在着严重的谬误。例如：非裔美国人受贫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和社会中，黑人男孩和女孩的比例似乎过高。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8000名4至5岁的黑人被停学。黑人儿童占学龄前儿童入学人数的18%，但48%的学龄前儿童受到过不止一次校外停学的处罚。小学到高中阶段的黑人学生被停学一次及以上的概率，是白人学生的近四倍。这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他们成绩下降、犯罪、辍学、进入少管所或走上更严重的犯罪道路。
为了提高少数族裔和极端贫困学生的学业成绩，一些美国慈善家，与前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等政治家，一同推动了一些招致批评的政策。批评人士谴责这些做法是严厉且带有惩罚性的，而且适得其反—就像“没有借口”的新兵训练营式学校，有着严苛的纪律，为高压的标准化测验做着无休止的准备，进行长时间的练习，很少或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这些政策通过“提高标准”，旨在缓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成绩差距，进而提高美国的国际测验成绩。但是，在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政府及其盟友在此类政策上进行了近15年的不懈努力之后，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测验成绩基本保持平稳，成绩差距几乎没有改善。
换言之，在公立学校里度过的童年，是充斥着过度测验、压力过大和玩耍缺失的黑暗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方法起了作用，即使是以其拥护者推崇的狭隘标准—标准化测验分数—来衡量，也是如此。
到2011年，也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及其后继的《力争上游》出台大约8年之后，这些联邦计划对通用标准化测验和数据收集的依赖大幅提升。受国会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对美国“基于测验的问责制度”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测验没有将学生的成绩提高到足以使美国接近成绩最好的国家的水平。报告的其中一位作者总结了评估结果：“这些举措对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业进步几乎没有任何积极影响，为了这些测验而进行的教学和练习反映出资源的浪费，显示出绩效衡量标准的偏颇或夸大。”学校管理者协会的执行董事丹尼尔·多梅内克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以来，已经过去12年了。标准和问责制运动席卷全国，紧随其后的是一项通常由非教育工作者推动的教育改革议程。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半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没能从高中毕业。他们的辍学比例仍然很大。进入大学和能够大学毕业的人数少得可怜。”
宾夕法尼亚州教育心理学家艾丽斯·贝尔纳普和理查德·哈兹在2014年6月的《心理健康中的创造力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游戏剥夺对已经遭受歧视、挑战和高压力的人群的潜在影响最大。”文章例举了少数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残障儿童面临的风险。
近15年的标准化测验教育改革，已经成功地将玩耍从学校中驱逐，但是它的主要目标并没有达到—根据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EP，一个基于样本的全国学生评估计划，用于监测美国学校系统的绩效表现）所示，消除白人、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之间，以及富裕和低收入群体学生之间不光彩的成绩差距。与此同时，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2016年的一份报告，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加剧了。全美范围内的儿童贫困率已经上升到22%，是发达国家中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教师们正纷纷离开这个行业，只有不到一半的教师在职业生涯开始的5年后仍留在学校任教。
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抛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高度贫困学生的境遇是当下最需要被改善的—比如美国的父母争取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私立学校，从而接受以丰富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那为什么高度贫困的儿童就不能得到这些呢？至少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和内城区学校专家坚定地支持着这样的想法。芭芭拉·达里戈是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也是纽约哈莱姆区的P.S.149寄居者真理学校的退休校长。该校是一所大型学校，接收学前教育阶段到八年级的学生，学生中黑人群体、有特殊需要的群体、享受“免费和降价午餐”的群体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占比很大。
在达里戈看来，高度贫困儿童在学校需要很多和其他孩子一样的东西，包括玩耍。“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有机会成为孩子，”她说，“玩耍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儿童上学期间，必须有时间与其他儿童一起玩耍。这包括创造性的自由玩耍和体育活动时间，以及课间休息时间。”对于达里戈来说，融洽的师生关系对于任何学生，特别是那些有额外需求的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达里戈继续说道：“孩子们必须感到自己处于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中。这不仅仅是个人安全的问题。在教育环境中的成年人必须意识到，并接受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变化。在考虑和评估孩子的社交技能和学习准备时，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孩子们必须能‘安全’地‘犯错误’。重要的是学校里的人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错误’的，这将对孩子的发展和自尊产生巨大的影响。”
贾马尔·鲍曼是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社会行动基石学院的校长，该学院是他于2009年创办的一所公立中学，主要为黑人家庭、西班牙裔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服务。他认为，标准化测验是一种“现代奴隶制形式”，旨在继续扩大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国家（标准化测验）考试不衡量创造力、语言交流能力、现实世界的问题解决能力、空间智力、协作力、主动性和适应性及其他能力，只有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国家（标准化测验）考试忽视了学生的直觉才能，我认为，要把我们的经济和人性从继续助长不平等，以及绝望的旧思维、旧政策的破坏中拯救出来，需要的正是学生们直觉上的才能。”
鲍曼认为，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玩耍是一个关键的缺失因素。他继续说道：“难道我们忘记了玩耍是如何促进快乐，快乐又是如何让我们热爱生活的吗？我们玩得越多，压力就越小，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愤怒就越能消散，犯下的罪行就越少。想象一下，在一个以玩耍和体育活动为核心的学校体系中，会发生什么？或者至少让它们成为公共教育整体方案的一部分？特殊教育转诊率将会下降，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和抑郁症的诊断也会减少。我认为，如果运动和玩耍成为我们课程的支柱，那么从学校到监狱的孩子，以及大量被安置在特殊教育中和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男孩子将不复存在。为什么公立学校的学生就该落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