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一个习惯：任何事情成功后，我们总要为其涂脂抹粉，重塑金身，标榜其伟大、光荣与正确。今日我们关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奇迹，其力度、强度、深刻度在人类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他的说法，“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也完全出人意料”。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在徘徊迷茫、左右摇摆之中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

细品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把福建、广东选为开放的前沿阵地。第一，闽粤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借助外部动力的可能性。第二，正是因为闽粤位于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汇处，矛盾空前尖锐，1976―1978年间广东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逃港事件，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逃赴香港。局面之严峻，让中央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闽粤位于边缘地带，远离中央，作为对台湾地区防卫的前沿阵地，时刻备战。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在“三线（内地）建设”上，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因此，即使经济特区的探索出师不利也无碍大局，这实质上还是广东历史上“无足轻重”特色的延伸。

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一场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一旦尝试成功，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一旦失败，则吸取教训，另谋新路，把损失控制于福建、广东一隅。

以小博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担此重任者，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重要二传手作用的、被广东人民亲切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夷。

我跟任仲夷相识，是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智纲智库以后。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聘请我当总顾问，任仲夷也是总顾问，后来我和他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

那时任仲夷已是近八十岁高龄。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跟一帮商会企业家一起见到任仲夷，那帮商会的老板们为了恭维我就跟任老说：“这位是我们的大策划家，我们很多项目都是他帮助做的策划。”然后，任仲夷居然这么说：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知本家”——“知识”的“知”，“本钱”的“本”，他就是“知本家”，而不是他们原来说的那种和资产相关的“资本家”；未来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时代。从这点就看出来，这位老人家的思想真是非常了不起。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指挥官，任仲夷有几段话在广东广为流传，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不要停。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灯论”。

到了1984年，改革开放出现了一定动摇。当时一边是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入，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一边是走私猖獗，虽然政府严厉打击，但被曝光者不过是冰山一角，无数人参与到了这场疯狂的游戏之中，同为经济特区的汕头、厦门，连同深圳、珠海、海南一线，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走私的黄金海岸，席卷了整个大陆沿海地区。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区被描绘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货之源”。

这时候的广东承担了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任仲夷作为操盘手硬生生地顶了下来。他说了一句充满了辩证法和政治智慧的话，叫作“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蚊子苍蝇飞入，我们不能够因为出现问题就一棒子打死。他的坚定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一些极“左”的浪潮，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

任仲夷还有一句话更精彩，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一旦看准就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准的，边做边说，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

作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提出的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1979年深圳蛇口炸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蛇口的创始人就是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了，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

1975年10月，五十八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因为他就是地道的深圳宝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又过了三年，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1979年，他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第一，他因为不懂计划经济，才对其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时不我待，事在人为。他一到招商局就积极配合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

在这块试验田上，袁庚开始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彼时的蛇口，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招商、平安、华为……无数巨头从蛇口走出，最终走向世界。

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举动，可能很多人都听过。1984年，邓小平去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政治冒险，果然也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一时间，蛇口成为舆论的焦点，被抨击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后肯定了这条标语。改革开放的风潮由此传遍全中国，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完成了加持。

在经济发展之外，袁庚还有蓬勃的政治追求，这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之处。

1987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采访了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

当时的蛇口人心浮动，香港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其中，“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

采访完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一流。他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袁庚则雄心勃勃。在他看来，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这才是他所谓“试管”的真正价值。

按照熊秉权的说法，袁庚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在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弄政客手腕？”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也成全了袁庚。他在先行先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手段，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在袁庚卸任以后，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整合、走向消失的整个过程。但是，毕竟蛇口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也使蛇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除了任仲夷、袁庚这两大改革初期标志性人物外，珠三角还有很多个性鲜明、锐意改革的官员。

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佛山有两个乡镇企业明星县——顺德、南海。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广东本地人，经历也大致相同：从大队支部书记开始，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书记。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非常传奇的人物。

其中一位叫黎子流，当地人称“黎叔”。他在顺德任职之后，被调到江门——破格提拔为江门市委书记，最后退休前任职广州市市长。他在推动广州走向复兴，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黎叔有一句话在当时的广东传得很广。他是农民出身，人很朴实，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到广州当市长的时候，很多广州干部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泥腿子出身。他就用顺德方言说了一句话：“大不大，木大返顺德。”意思就是：“你们看得上我，行就行；不行的话，老子不过就是回到顺德继续当农民。你们看着办吧！”

另一位更有特点的叫梁广大，当时是南海县委书记，后来成了珠海市市长、市委书记，人称“梁大胆”。

今天的深圳不负众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高地；但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也不可小觑。论及深圳的成功，毗邻香港占了很大的因素，这种地理优势无可取代。相比之下，仅有二三十万人口、产业极度单一的澳门，根本无法带动珠海的发展，甚至还要反抽珠海的血，它和香港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并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经济特区的探索不应该简单地用经济总量来衡量。谈到珠海，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就是它的奠基人——梁广大。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上，梁广大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写下了“珠海特区好”五个大字；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接近一半的重要讲话是在珠海所讲，这次讲话将中国这辆即将脱轨的列车推回到正轨上来。2012年12月18日，中共最高领导人再次来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南中国的常青树，梁广大与其他三位陪同过邓小平南巡的老干部一起出席。暌违多年后，我再度在新闻中看到梁广大，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故人已经垂垂老矣，岁月的确从来不饶人。值得欣慰的是，梁广大的心血永远地留在了南中国的土地上，那就是珠海经济特区。

在珠海，梁广大四两拨千斤，做出了很多超出其本身政治地位的贡献：第一，他坚持生态优先、环保优先的高门槛，污染行业绝对不能进珠海，给珠海留下了确立花园城市的“魂”，也留下了未来的发展机会；第二，他跳出珠海看珠海，站在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谋划了大港口、大机场、大交通等在今天看来都相当惊人的手笔。以机场为例，他不仅要建机场，还要办世界性的航展。很多人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带着一帮土农民官员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全世界跑，去荷兰、法国找国际航展公司谈合作，硬是把航展做起来了。

在航展表面风光的背后，是十足的辛苦与窘迫。这种思路毕竟太超前，没有想到坚持了将近二十年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终于迎来了巨大发展，珠海航展成了中国展现自己的实力，甚至是出售航空航天产品的世界级平台。在2018年的航展上，歼-20、歼-10B矢量验证机等国产先进战机大量出现，四十三个国家的七百多家供应商、采购商纷纷出席，这些都标志着珠海航展成功跻身于世界五大航展之列，从当初以航展为平台的大型展会，发展到现在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工业乃至军事工业的缩影。珠海航展不仅拉动了珠海的航空航天工业，而且给共和国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高端平台和窗口。追根溯源，梁广大功不可没。

从仕途之路来说，梁广大走得不算远，但他的命运和珠海的兴衰荣辱紧紧捆在一起，这也算是从政者的另一种成就吧。

那个年代里的广东，出现了一大批这样敢作敢为、披荆斩棘的人，上至省委书记任仲夷，中至蛇口先驱袁庚，下至两个广东“土包子”黎子流、梁广大，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给这批官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

正是这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干部，把邓小平在南海边画的一个圈，种成了整个中国希望的田野，成为中国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有人曾经问梁广大：“经济特区对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是：“试验。”也有人曾经问袁庚：“蛇口对于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袁庚的答案是：“试管。”两者异曲同工，小至蛇口、中至经济特区、大至整个广东省，它们对于中国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是“试管实验”。

正是这一系列“试管实验”的成功，给了邓小平最大的底气，这才使得他在第二次南巡的时候能够力挽狂澜。以往邓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上都不发表讲话，但是1992年那次到广东时，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就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句句掷地有声。

第二次南巡时，在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邓小平甚至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这对于八十八岁的老人而言，其劳心费神可想而知。邓小平仿佛是在讲述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炉火纯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的话，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

邓小平最后这次南巡，四两拨千斤，把中国这趟几乎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此后的中国大搞经济建设，几无偏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今天我们回头讲大湾区前世今生的时候，真的不能忘掉这批人，要向他们致敬。如果没有他们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今日山呼海应的大湾区也不可能出现。他们是大湾区真正的奠基人。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红头文件，不是港资台资，而是对常识的尊重、对规律的顺应、对本质的把握，这是大湾区强势崛起的真正基石！

什么是常识？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什么是规律？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什么是本质？简简单单两个字：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