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帆影不绝，一百年风起云涌，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浓缩了整个时代风云际会的大湾区生成史背后，是古老国度的艰难突围与新生……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八十七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第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语重心长地嘱托身旁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还自责地说道：“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不少人也引以为憾，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保守使上海失去了十几年的黄金期。但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座巍峨大厦，上海就是支撑大厦的四梁八柱中最粗那根；当时整座大厦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上海决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邓小平绝对不会选择上海去冒险。

之所以选择福建与广东，道理也很简单：两军交战，排兵布阵，第一排的永远不会是精锐。从古至今，广东一次次扮演先锋军和过河卒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大陆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外敌几乎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万里长城、九边重镇不时上演着民族间碰撞、斗争与交融的奏鸣曲，而海洋似乎慢慢被遗忘。

但从版图来看，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可能不产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徐福东渡、鉴真过洋、八仙过海、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事迹还是商业贸易，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们文化中的海洋记忆与文化基因。

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

中国历朝历代，无论首都设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背枕五岭、面朝大海的广东都是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从秦汉开始，岭南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等消息再从岭南传回京师，一来一回半年已过，再大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天高皇帝远”的地缘特征，使得广东在政治上也越发边缘化。

万里波涛，长风相送，政治与经济的力量此消彼长，让广东在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广东滥觞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独步于明清的悠久海上贸易传统，一方面哺育了具有鲜明海洋意识的广东民系，一方面也见证了中国曾经作为海洋大国的繁荣。

珠三角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年间。秦军南征，平定当地百越部落后，建立了与中央遥相呼应的行政体系，岭南在名义上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两汉时期，珠三角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管辖，而番禺是整个岭南九郡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汉书·地理志（下）》说：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指中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由此可见，远在汉朝，珠三角海外贸易就很发达。各种来自海外的珍奇物品，通过海上贸易流入岭南。番禺成为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到了唐宋年间，珠三角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乃至竹木金石制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甚至欧洲，而中华文明也随之流传开去。当时最多曾有十万外商聚居在广州西门外，官府专门给他们划了块地叫作“藩坊”。坊间流传的大新街的“珍珠玛瑙次第排”美誉，就是“藩坊”繁华热闹的缩影。当时的广州，既是水陆杂陈的名利场，也是风月繁华的销金窟。

宋元之交，广东又一次在历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1279年，南宋与蒙古军队在崖山（在今广东江门）进行大规模海战。这场大宋的落幕之战，以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告终，宋朝十万军民跳海殉国，也标志着新旧纪元的分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出海”，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就此中断。成祖朱棣即位后更是下令，把民间原有用于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近海出行的平底船。船型转变的背后，是日趋封闭的海洋政策。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但也只为“扬天朝国威”，而无关乎商贸与开拓。到了清朝，海禁更加严重，海边的老百姓向内地搬迁，外贸陷入停滞。中华文明逐渐远离海洋，蜷缩在大陆一隅。

此时，在地球的另一面，西方各国纷纷下海。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发现“新大陆”——美洲，1519―1522年西班牙的麦哲伦船队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风帆所至，无远弗届，殖民开拓的海洋时代正式到来。西风终于压倒了东风，故步自封的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落幕，而广东却在阴差阳错间成为仅剩的那扇“南风窗”。

从明代初年开始，广州就被指定为专门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撤销浙、闽市舶司后，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明清以降，尽管海禁政策时有反复，但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合法口岸的地位从未变过。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从此，广州独揽全国海外贸易特权近百年。今天我们在史书记载中看到的那些西洋“珍奇之物”，如望远镜、西洋钟等，大都是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也多是通过这个渠道远销海外的。“岢峨大舶映云日”的商贸往来，成就了广州“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的繁华市井生活，也给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汤显祖贬谪广东途经广州时写下的“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堪称这千年商都盛景的最佳写照。

自明朝开始，为了监督市场活动、垄断海上贸易，官方扶持广州当地的豪强富户开设牙行商帮，为洋商提供中介服务，这就是日后“十三行”的前身。作为中国最早精通洋务、睁眼看世界的群体，“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由此，“十三行”垄断的对外贸易特权被取消，失去了“官商”地位。但是，拥有上百年从商经验的“十三行”商人，嗅觉远非常人可比，他们当中的一批人远赴美国，成为最早一代华侨的前身，另一批则选择迁往新开埠的上海开拓一片天地。沐浴欧风美雨的“十里洋场”上海，果然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十三行”商人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华人社会的金字塔尖。叱咤风云的粤商群体，再次站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风口浪尖上。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量内地富裕人家，诸如董建华家族、包玉刚家族，还有电影界大佬邵逸夫等，都选择迁往香港。国统区大量的财富、人才涌入香港，奠定了香港的产业基础。“十三行”的火种又从上海飘往香港，成就了香港在20世纪中期的高度繁荣，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从“十三行”商人到上海滩精英，再到香港巨鳄，最终通过改革开放反哺内陆，“十三行”火种不熄，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

从丝路海疆到洋务商行，因海而兴、因海而富的珠三角始终得风气之先；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也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从康梁的“公车上书”，到黄遵宪首倡仿效“明治维新”，再到孙中山誓师北伐，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报春花”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革命等方面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比拟。在频繁掀起时代浪潮的背后，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精神，这也是大湾区与生俱来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