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潮汕，我们再讲讲潮汕人。潮汕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聪明的族群之一，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勤劳、聪明、勇敢。

潮汕人的勤劳、聪明，让他们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做到超乎想象的精细。

以美食举例来说，潮汕的牛肉丸汤堪称一绝。其实潮汕并不多养牛，我们吃到的潮牛大多是从江西、贵州甚至新疆运过去的。但是，把牛肉料理到世所罕见的精细，将一碗牛肉丸汤做到至臻至美的境地，这就是潮汕人的功夫所在了。

潮汕人做牛肉丸，第一不加任何添加剂，第二对于牛肉的各个部位如何选用也很有讲究，关键还有一招——把牛肉内在的香味调出来。为了让捣出来的肉糜更加细腻，潮汕人摒弃了用刀背锤的传统方式，换用专门用来捶打肉糜的特制铁棒。这样的铁棒或呈方形，或呈三角形，每根都足有三斤重，两根铁棒握在师傅手里，左右开弓，捶制出来的肉浆细腻无比。揉成牛肉丸以后，放在用牛肉跟牛骨熬制出来的高汤里面进行二次加工。这种牛肉丸入口，用牙一咬，“砰”的一声汁液就会爆出来，真是美味。

总之，潮汕人在吃上所花的功夫，完全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虽然只是一碗小吃，但其中凝结了潮汕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精益求精的追求。

除了勤劳、聪明外，潮汕人还十分勇敢。

如今，潮汕本土有一千多万潮汕人，潮外海内有一千多万潮汕人，海外也有一千多万潮汕人，故有“本土一个潮汕，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之说。

这样的人口结构来源于潮汕独特的地缘结构：三面背山，一面向海。境内虽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台风等自然灾害频仍，而且地少人稠，人均耕地不到三分田，有“耕田如绣花”之誉。仅依靠农业生产，连维持温饱都很困难，于是大量潮汕人不畏艰险，乘“红头船”漂洋出海远赴他乡。经过长达几百年的打拼，潮汕人终于成为世界上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汉族民系之一。

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身影，潮汕人创业几乎都是从底层做起的：在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陈弼臣，初期当过厨工、小贩、司账员；正大集团的创始人谢易初，从当工人做起；牛仔裤大王马介璋，当过裁缝店学徒；皮革大王林世铿，曾在塑胶厂打过工。太多这样的故事在潮汕民间口口相传。这种翻江倒海的大成就背后，就是早已融化在潮汕人性格里的勇敢基因。

一句潮汕俗语讲得十分形象：

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潮汕人整体的成功欲、探索欲非常强烈，表现在商业上，他们往往会具备更强的冒险精神、改变现状的冲动。这也意味着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风险的动作获得更高的收益。

如今，大多数人很难相信，“潮汕”这个称呼的出现，迄今仅逾百年时间，而且和一条铁路的通车有关。1906年11月16日，印尼著名华侨张煜南兄弟投资兴建的“潮汕铁路”建成，同名的机车头“潮汕号”正式通车。由此开始，“潮汕”一词才日渐为人所常用。1921年汕头建市，汕头开始与潮州府城并驾齐驱，“潮汕”正式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但是，毕竟“潮不是汕，汕不是潮”，潮州人和汕头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可以说，潮汕文化是“潮”“汕”两种文化的骄子。

潮州是儒雅的农耕文明，安土重迁、尊师重道、敬畏祖宗、耕读传家。

说起潮州的儒雅，不得不提唐代的韩愈。韩江本名“鳄溪”，韩山本名“笔架山”等，在宋代为纪念韩愈而改名，这都体现出了潮州人对于韩愈的怀念。其一，韩愈在文学上“文起八代之衰”；其二，他官居高位，门生故吏遍天下。也就是说，当时的韩愈既是文坛领主，也是朝廷重臣。

在韩愈晚年，唐宪宗信奉佛教，甚至宣称找到了佛祖的舍利子，皇帝带头“迎佛骨”。韩愈有感于“国将不国”，就写了一篇《谏迎佛骨》，很尖刻地表明“佛不足事”。皇上看罢大怒，把韩愈贬到潮州。在前往潮州途中，韩愈写下一生中最经典的诗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贬谪诗成了千古名诗，但凡稍有文化素养的国人，读后无不为之感动。我当年过秦岭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来纪念韩愈。

韩愈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潮州，其实只待了八个月左右。但是，他离开以后，潮州人把他的事功放大了千万倍，甚至山河为之变名。这并不是因为韩愈有多伟大，而是潮汕人急于寻找文化的归属感。

自从晋朝到唐朝，潮汕人先祖从中原迁到江南，又辗转到闽南，最后到岭南，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筚路蓝缕，终于站稳了脚跟。他们心怀中原，但毕竟山长水远，教化之光难以普照到他们。没想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下子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尽管没有待多久，但潮州人的文明归化之心便把韩愈越抬越高。这一“抬”，“抬”到了极致，“抬”出了故事，“抬”出了历史。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特别多。比如，苏东坡曾被贬惠州，“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如，王阳明到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成一代圣贤。其实，名人的到来哪有这么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边缘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这种落差带来的无限向往。

说起这些文化的传灯者，我不由想到当年的“知青下乡”运动。对于那些清北复交等名校的高才生来说，被强行甩到了穷乡僻壤，前途晦暗，这无异于是命运的捉弄。但是，这批大学生到了“老少边穷”地区，到了最基层的村寨中，他们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文明的火种与希望。我有一个好朋友龙建刚，他所在的那个小小苗寨，当时连电灯都没有，只能爬上山顶最高的那棵树遥望县城的灯火，但就这个小小的苗寨，日后走出了数位外交官、教授、作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拜这批命途跌宕的知青所赐。

“潮”温文儒雅，“汕”则大不相同。

汕头人是典型的海洋族群。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和平的时候当渔夫，混乱的时候就成了快乐的海盗，形成私人武装，打家劫舍。这种“渔盗一体”的现象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比较普遍，但汕头表现得更典型。

“潮”和“汕”这两种文化传统，交织成了潮汕人两头摇摆的族群特质，形成了海盗与儒雅并存的文化格局。儒雅文化培育出了工夫茶、潮汕菜、潮剧等厚重的文化底蕴，还有诚信、义气等良性文化基因。海盗文化则鼓励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因为缺乏底线意识，只要能发横财，用什么手段无所谓。

相比潮州、汕头，汕尾更加野性十足。广东有一句话叫：

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陆丰。

海陆丰于1988年改称“汕尾”。汕尾的生猛、百无禁忌相当吓人。“改革开放第一案”的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就是因为走私贪腐被枪毙。当时整个沿海都在走私，但总归还有个度；然而，汕尾一搞走私，简直是明火执仗。不仅走私，印制假钞、制毒造毒也成建制地出现。

二三十年前，我去福建厦门采访，坐长途客车过了汕头再往前走的时候，售票员提醒说：“旅客同志们注意了，前面就是海陆丰，你们千万不要随便下车，不要随便伸头，请带好随身物品。”当时我就很感慨，潮州、汕头尽管也有不守规矩者，但大多只是以官商勾兑这种相对灰色的手段赚钱；汕尾那种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玩法，着实吓人。汕尾到现在发展还是不尽人意，可能也和这种生猛的风俗有一定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和发展成了时代的主流。潮汕人多地少的情况非常严重，时任省委书记陶铸用行政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当时的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在1988年析置为海南省）还是刀耕火种的状态，农业十分落后。陶铸大笔一挥，几十万潮汕移民被送到了海南，所以如今的海南话里面有潮汕话的影子。可以说，海南是潮汕文化的一块飞地。今日的商业明星马化腾，其父就是潮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潮汕也是上海文化的一大源头。在明清很长一段时间里，潮汕人坐“红头船”去南洋闯**，对于外界的文明可以说浸**已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夷商到广东来做生意，精明的潮汕人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纷纷投身“洋务”，他们小则成为夷商的翻译，中则成为牙商，大则成为买办。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夷商的生意开始由广东向上海迁移。彼时“广州十三行”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潮汕人也在这个行当耕耘了几代，他们非常积极地跟着夷商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就像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一样，基本上是文化荒地，精明的潮汕人在这个舞台上大展身手。在上海的华人人文金字塔中，第一层——塔尖——就是广东人，这批广东人的构成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外层是广府人和客家人，中间的核心则是潮汕人；第二层——中部——是宁波人；第三层——基础层——才是苏北人、安徽人。上海滩的豪华别墅群“思南公馆”，大部分别墅的原主人就是广东人，其中潮汕人又占了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