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东北由于偏居一隅，所以没有中原地区那么复杂的朝代变迁。在世界进入近代化以前，东北一直是本土少数民族的舞台，他们周期性地崛起或衰落，时而布武天下，时而深藏于白山黑水之间。

和很多以劫掠为主的草原民族不同，东北的游牧民族大多有着建立统一大帝国的野心。鲜卑建北魏、契丹建辽、女真建金、满族建清，这些东北游牧民族的一致性行为，和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系——既有深山密林，又有肥沃土地，东北的游牧民族身上集渔猎、游牧、农耕三大特征于一体，再加上距中原的距离和落后程度恰到好处，他们更容易适应中原文明，容易建立纵跨草原、中原的二元封建政体。

东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漫漫两千多年的拉锯历史，最终以来自东北的满族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结束。清朝也代表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现在有一些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者，把清朝批驳得一无是处，仿佛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中国近代沉沦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不够客观的。清朝就像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进化得无比专业，无比适应环境。但正是因为彻底进化，才使其丧失了改变的源动力。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到来，清朝只能和恐龙一样成为大时代的殉葬者。

其实，在经略西域和草原方面，清朝远胜过中国其他封建王朝。满族入关，除了带来160万平方公里白山黑土的嫁妆外，更用一百多年时间陆续征服了明代疆域以外的准噶尔部、回部、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等，将王朝疆域推进至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阔领域，再将收复的台湾纳入版图后，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太沉醉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忽略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汉家大一统王朝只有汉、宋、明三个朝代。而且，任何王朝的历史发展都有游牧民族的参与，游牧民族不是与国家背道而驰的边缘性存在，他们有时也是挑起天下的中坚力量，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清朝即使在王朝后期一再割地（总共割掉了15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1140万平方公里，比明代疆域要大很多。这为中华民族日后的伟大复兴留下了宝贵的战略纵深。

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曾经布武天下，煊赫一时，但东北本土长期以来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大清帝国建立后，把东北当成了自家祖宅和龙兴之地。清王朝在东北设立了三个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以将军府衙进行管理，只保护不开发。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大清龙脉所在，守着大好江山，谁也不想在自家祖宅和祖坟上动土。自顺治朝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两千里“柳条边”封禁东北，尽一切可能禁止汉人在东北定居、垦荒，以及从事采参、猎貂等活动。在这种封禁政策下，东北一直处于线性发展的漫漫长夜。新中国成立时，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或半原始社会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北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是半割裂的。如果说开发程度极低的古代史对于东北在工业时代的崛起有什么影响，那么可能只有一条：因为过度原始，导致东北几乎没有强大的地主或宗族势力。对比江浙、华南地区，东北的封建势力、小农经济对工业化的阻碍极小，加之人口以移民为主，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容易诞生工人阶层。

东北真正的剧变，来自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带来的现代化浪潮。在20世纪上半叶，东北以奇迹般的速度完成开化与开放，成为中国近代版图中极为重要的角色。纵观世界，这样狂飙式的发展都十分罕见，其速度堪比日后深圳、迪拜的奇迹崛起。短短几十年，东北不仅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而且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世人皆知旧上海、老香港的繁华，却不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哈尔滨、沈阳同样是最发达的远东城市之一。

东北的快速崛起，大致经历了日俄冲突、伪满洲国、共和国长子这三大阶段。

20世纪初期，日俄两大新兴帝国主义豪强在东北亚迎头相撞，导致东北的地缘重要性急剧升温，再加上铁路带来的大量资本输入，东北就这样被列强生拉硬拽，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这是东北崛起的第一个阶段。

此前几百年来，东北一直是偏僻冷寂之地，虽然地处于几国交界，但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天寒地冻，人口比东北还要稀少；朝鲜虽然属于中国的藩属国，但处于农耕文明，对中国几乎无影响力；而日本也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整个东北亚可谓黎明静悄悄。

19世纪中后期，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沙俄。沙俄作为新兴帝国主义豪强，在瓜分世界的步伐上远远落后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其优势在于地域广阔，横跨欧亚大陆。如果把沙俄比作西伯利亚双头鹰的话，两个鹰头一个西顾欧洲，一个东顾亚洲。沙俄国策也是时而重点经略西线，时而掉头向东。

三百年来，寻找不冻港是沙俄始终的战略目标。当时的沙俄在西线已经扩无可扩：中亚和巴尔干地区均陷入僵局，再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沙俄对奥斯曼帝国的推进也告一段落。在东线战局实现对中亚和新疆的成功入侵之后，这只西伯利亚双头鹰开始掉头东顾，这也直接引发了东北亚地区的百年风云。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沙俄鲸吞外东北，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部分纳入版图，其中包括港口重镇海参崴。1886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国土的铁路。这是沙俄东部大开发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东北崛起的历史性契机。

这条西起莫斯科，东至远东太平洋港口海参崴的“远东大铁路”，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图谋占领朝鲜、中国的东北及西北，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以期在中国东北或朝鲜夺取不冻港，进而控制太平洋沿岸，同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海上霸权。

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另一个新兴帝国主义豪强——日本。原本只是蕞尔小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雄起，其野心持续膨胀。岛国的局限性限制了日本的发展前景，因此日本开始实施大陆经略政策，“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将东北视为第一站。

为了牵制日本，清政府也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1896年，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

沙俄势力沿火车一路向东，而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同样蠢蠢欲动。一方意图南下，一方意图北上，夹在其中的东北成了日、俄两大强国扩张国策的碰撞点。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在我国的领土爆发。翌年，日本虽然获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却得不偿失——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看似打得不可开交的日俄两国，实际上却形成了战局之下的默契——联手瓜分东北。

铁路的到来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它不以农耕或者游牧为界，它瞄准的是地上地下的资源和因铁路而繁荣的商业。一条丁字形铁路，奠定了东北的框架。因为铁路经过，当年还是小村庄的哈尔滨，一跃成为东方小巴黎；长春也取代了吉林市，成为吉林省的中心。

顺“远东大铁路”而东下的，除了沙俄的军队和工厂，还有源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东北是中国欧风东渐最早的区域之一，大列巴面包、红肠、啤酒纷纷流入中国。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很多受迫害的俄国贵族逃到了东北，他们带来了钢琴、舞蹈、美声等现代艺术。今天额尔古纳的俄罗斯族，其实就是山东淘金汉子和俄罗斯逃难的上流阶层妇女结合形成的民族。从这些俄罗斯族后人的艺术造诣、生活品位中，都明显可以看出长期浸染的贵族气质。

造就东北奇迹的第三股势力，是本土奉系军阀张作霖。尽管这段历史现在被有意淡化，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他统治的十来年间，东北实现了人口、工业、社会的多重腾飞，成了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依托领先于全国的铁路系统与东北丰富的资源，东北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军工厂、炼钢厂和造船厂，钢产量达日本的40%。东北是当时中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

不仅工业化发达，东北还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铁路网。从哈尔滨火车站能买到去欧洲各大城市的火车票，中国和欧洲的往来电报也要通过哈尔滨进行中转。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当时的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

铁路的开通，在经济、社会、军事各个方面发挥了深刻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闯关东”。受电视剧《闯关东》的影响，大众认知中的闯关东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流亡血泪史，而且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还是从事耕种或传统手工业，过着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农耕渔猎生活。这其实是文艺作品带来的误会。早期的闯关东或许真是如此，但伴随东北的快速工业化，军工厂、钢铁厂、面粉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涌现，整个东北面临巨大用工缺口，因此才有了张作霖想方设法地从关内往关外运人。闯关东的移民一大部分都进了工厂，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技术工人。从规模角度来看，闯关东其实是张作霖组织的一场人口大迁移，而且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

从20世纪初“京奉铁路”全线通车起，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高速增长。除了原本的山东移民外，大量来自河北、河南、江苏、山西、湖北等地的移民进入东北。黑龙江人口从1912年的两百万增长至1931年的六百万，不到二十年间超过三百万人从关内定居黑龙江。整个东北的人口在1912―1931年间大约增长了两千万，平均每年都有接近一百万人从关内来到东北定居。东北人族群的基本认同，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张氏父子对东北的耕耘，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对国防来说，都具有重要而长期的意义，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东北崛起的第二个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日本势力范围，东北的发展进入伪满洲国时代。

日本照搬巴黎的城市规划设计规划了长春，将其打造为高度国际化的东北亚商业中心。按照日本军部的战略判断，一旦和美国开战，日本岛本土有可能面临美国的致命打击，因此，日本很早就开始实施经济中心的大转移，长春甚至一度被称为“日本新京”。

在这期间，日本在鞍山发现了铁矿，在抚顺建立现代煤矿，钢铁行业大大繁荣；日本人投资了从电器到机械、医药、农业、军垦的各行各业，修建了京大线。东北年平均移入一百万人左右；到1948年底东北解放前夕，全区人口已超过四千万。此外，有大约三十万日本人带着先进的农耕技术到东三省来开垦农业。

日本一方面依靠伪满洲国的产出，支撑其对华侵略战争的野心，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工业经济体系的全面建成。1931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相形而言，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抗战后期，伪满洲国甚至超越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到1945年9月，东北的铁路达到11479公里，而全国的铁路总里程仅接近两万公里。1946年，东北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亚洲翘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5%。换句话说，当时东北约等于三十个上海。

除了众所周知的1905年日俄战争外，1939年日俄还在诺门罕（在今呼伦贝尔）发生过一场战役。我曾专门赴呼伦贝尔考察，追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场诺门罕战役，实质上是日本和苏联的生死较量。对于苏联来说，如果东线失败，它将不得不面临东西双线作战的危险；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失败，将难保在东北亚的利益，只能放弃北进战略。双方各派出了大规模兵力，投入大量精良武器装备——包括大量的坦克车与装甲车，史称“第一次立体战争”。

在短短的五个月之间，日军元气大挫，而苏军则大获全胜。日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诺门罕几乎全歼日本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更毙伤俘虏日军达五万四千人以上。朱可夫一战成名，二战的历史也从此被改写。

日本军部北上汇合德国、南下控制太平洋的长期战略路线之争，以北上派的彻底失败告终；随后爆发“珍珠港事件”，开启了日本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苏联方面，从此东线无战事，可以把所有的兵力投入到对德战争中。诺门罕这一役中，苏联和日本的坦克、飞机把诺门罕变成了钢铁战场，更昭示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征服和改造的开始。小小诺门罕，居然成了撬动世界大势的关键锁钥。

诚然，列强的初心并不是为了造福东北，而是为了满足扩张的野心，掠夺资源。日本人在经济殖民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日后的苏俄更是借“剿灭关东军”之名，在东北进行了疯狂的劫掠，无论厂矿、企业还是基础设施，能拉走的全都拉走，甚至连铁轨都拆掉。

但不可否认，列强间的战争和经济殖民，尤其是日占时期，大量的铁路、厂房、机器、技术和工厂组织制度永远留在了东北，客观上为东北奠定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而在成熟工业化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商业、服务业，则让东北从蛮荒走向文明。

东北崛起的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时的东北迎来了最好的地缘政治格局：头枕苏联、蒙古，背靠朝鲜，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温暖怀抱之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首屈一指的资源大省、重工业大省、战备大省。能源、钢铁和工业铁路基础冠绝全国的东北，顺理成章地乘上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一班车。

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完善一个，铺开大网。”这里的“一个”指的就是东北，于是“一五计划”还有一个别称叫“东北计划”。以1950年为例，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0%。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有56个在东北。大庆油田让全中国告别洋油，“铁人”王进喜家喻户晓，一重、二重、一汽、鞍钢、哈尔滨轴承厂……东北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站稳脚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中苏交恶后的20世纪70年代，东北依然凭借着良好的发展基础领跑全国，并援建全国各类工业项目。在“三线建设”中，中国其他各地很大一部分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都来自东北。

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还为东北沉淀下了教育资源，即使到了当下，东北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在校大学生占比高居全国第一位。吉林有近六十个科研院所、知名高校，辽宁有九百多家科研所、近八十所高等院校，更不用说黑龙江赫赫有名的哈工大了。可以说，东北是科研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的重要培养基地。

以1916年“远东大铁路”的全线通车为起点，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积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东北步入了最辉煌的阶段，这也是东北人最硬气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