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聊天气、饮食这些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各自的家乡。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都能说两句的话题。

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家乡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很多年。彼时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常常是“落后”的代名词。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讲到贵州对于中国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当四十多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我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假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当中，如果贵州真的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世人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经历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谈谈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几个贵州老乡。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其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推出来的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当下这段时间，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前台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任正非这样的人物：

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生长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任正非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优点都是承平盛世中出生的人们很难具备的。

第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地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对华为的管理上得到全面体现。

第三，任正非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那几段采访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不过，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然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地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

在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手机铃响，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微信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王老师，龙永图先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先生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俩在一起后，所以打电话来致意。”

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那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演讲完毕后，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

我说：“错了，你们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你们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与之相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周恩来、蔡元培、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数不胜数。在科举时代，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

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绝、信息闭塞，生存艰难，杰出人物就像贵州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他们这两位人物，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的贵州怪才。

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可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

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之一。

如果说张之洞只算“客家”贵州人，那么丁宝桢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丁宝桢的祖籍离我家只有三十里地，他留给后世的除了耳熟能详的“宫保鸡丁”外，还有就是日鼓鼓的贵州精神。

在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携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招权纳贿，耀武扬威。

权倾一时的人物驾到，地方官吏溜须拍马尚来不及，谁知丁宝桢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在泰安境内把“小安子”拿下，星夜解送济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宣判斩首示众。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刀下留人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当时名满天下的重臣曾国藩，听闻此事后都自问做不到，感到佩服不已。丁宝桢过世后，时人议曰“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寥寥数语，一个日鼓鼓的贵州人形象跃然纸上。

远有张之洞、丁宝桢，近有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而他们的某种鲜明共性，不由让人思索：贵州这方水土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一批人？

贵州人逐渐崛起，贵州的物产也风行天下。再加上近年来影视界刮起的贵州风，一批新锐的贵州籍导演、演员冒头，生猛鲜活的贵州方言成为了荧幕上的宠儿。

贵州人、贵州物产、贵州旅游，乃至贵州话，一改颓势，存在感越来越强，以至于让很多原本对贵州不屑一顾的人都开始惊叹：“贵州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