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至巴蜀，不识中国。

因为咨询行业的特点，过去几十年间我参与过许多城市的变革，其中感触最深的当属成都。谚语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固然物产阜盛、人文风流，但却很难说得上多接地气，所谓“天堂”更多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中国千年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城市，还是成都。

这里有三国的刀光剑影，有武侯祠的竹影红墙，有当垆卖酒的浪漫传奇，更有烟火人间的市井气息：一席川菜，一壶川酒，一出川戏，一桌麻将……不论贫富，你都可以在成都找到惬意生存的空间。真正的“典型中国”不在“天堂”江南，而在“天府”成都。

成都的“天府”之称由来已久，《华阳国志·蜀志》有云：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天府之国”其实本是指关中平原。在《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向秦惠王进言，称赞秦国曰：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可见当时的“天府”指的尚是关中平原。

两山夹一平原的成都，固然占据了四川盆地最精华的区域，但是，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建以前，时常泛滥的岷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灾害。江水从高山峻岭中突然注入成都平原，落差极大，雨季涝灾严重，遍地河沼。如果不解决水利问题，成都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因此，从三千多年前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蜀文明开始，蜀地治理者的主要内政基本上就围绕着对成都盆地的洪水和沼泽治理而展开。传说中的蜀王杜宇、鳖灵，无不与治水——尤其是对岷江的利用——有关。

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水战争”，到秦昭王年间终获成效。蜀郡太守李冰组织蜀人移山凿河，将时常泛滥的岷江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不断分支，使源源不绝的天河之水分散流淌于广袤的平原地区，才让成都平原变成千里沃野，成为秦国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天府”美誉原本属于关中平原，随着八百里秦川的承载力过剩、水土流失，也很快让给了成都平原。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这场耗资巨大的都江堰工程，其实是秦国攻灭六国的战略决策。秦军原计划是以蜀地为据点，从岷江上游出发，沿长江而下攻楚国——楚亡则天下并。没想到嬴政继位时，秦国的国力已经远超山东六国，这条巴蜀水道终究没有用上。不过，它却浇灌出了一片富饶的“天府之国”。

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都繁华了数千年，成都人也安逸了数千年，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农耕文明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农耕文明的终极理想莫过于《桃花源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落差，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靠天吃饭的现象非常严重，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十年九旱更是常态，再加上黄河时常泛滥、改道，以及战乱频仍，可以说广阔中原大地上的百姓常年只受耕耘之苦，未享富庶之乐。

相比之下，长江流域的生存环境相对良好，但其问题在于水土。在没有发明铁器前，那里濡湿黏滞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疏松肥沃的黄土，相对更适合于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农耕文明周、秦、汉、唐都崛起于黄土地带。

除了土之外，水也成问题。长江流域水网纵横，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因此长江流域农业发展水平与治水技术的成熟度密切相关。

伴随着生产力进步，在水土的问题克服之后，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水平后来居上，迅速超过黄河流域，这也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基础。

成都占尽长江流域自然条件优势，加上拥有四川盆地只聚集不耗散的地缘特征，一马平川、气候湿润、良田万顷，逐渐形成了农耕文明最理想的聚落形态。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吃喝玩乐、诗词歌赋、酒色财气、柴米油盐在这里应有尽有。

讲到吃，成都对于美食的评判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不在环境与服务，而在于味道。“食在中国，味在四川”，这句话是当今美食家们的口头禅。成都餐馆的数量超过十五万家，全国第一；拥有一万多家茶馆，总数大于北上广深之和。在成都，哪怕是又小又破的馆子，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队。这些馆子小则小矣，味道却从不将就。相反，我曾在成都吃过一家所谓的私房菜，用米其林餐厅的做法来处理川菜，燕翅鲍肚，晶莹剔透，我吃着却索然无味，盖因其失去了川菜真正的灵魂——烟火气。

讲到喝，成都人喝酒也喝茶，川酒能祛寒，川茶能养心。在成都老街巷偶遇一个小茶馆，门口的对联颇有巧思：

余生很长

何事慌张

再就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开了近百年，可以同时容纳三千人，一壶茶、一桌麻将，很多老成都人在这里喝掉了大半生的时光。

讲到穿，成都号称“锦城”，蜀锦往往引领一时潮流。南朝刘宋文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这样说：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锦独称妙。

当东南沿海地区还不知道丝绸是什么玩意的时候，成都已经把丝绸玩出花样来了。

讲到住，成都虽然地处内陆，但属于海洋性气候，年温差、日温差都不大，住起来很舒服。

讲到行，成都人的爱玩好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宋史》上就有巴蜀人“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的记载。况且成都可玩之处又非常多，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宽窄巷子、望江楼等，简直玩不过来。陆游曾写有《梅花绝句》：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

说的就是成都人“好耍”的天性。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民国时期，四川省内军阀林立，军阀头子刘湘、刘文辉等相互之间打得天昏地暗，他们的亲属家眷大多安置在成都，敌对双方的太太却是闺蜜、麻友，一边打麻将一边谈笑风生，殊无半点敌意。军阀们打完仗回城之后，也是呼朋唤友，打麻将吃火锅。有时对垒双方在一张桌子上巧遇，赢家得意扬扬，输家则往往不服气：“龟儿子你给老子等着，明天战场上见。”第二天部队拉出去再打，打完回来麻将接着搓、火锅接着吃。这就是典型的成都故事。

吃喝玩乐穿住行样样不担心，成都人性格自然优哉游哉。其实，几经灾祸洗礼，再加上贯穿历史长河中的四次大移民的成都，早没了纯粹的成都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但是，“自然比人强”的演化规律，却一直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无论来自东南西北的各色人等，在成都久了都会被改造为成都人。

我经常说，成都像是一个超级泡菜坛子，来自天南海北的萝卜白菜跳进坛子又捞走，但味道沉淀了下来。这股从容淡定、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追求享受的成都味儿，不仅仅属于成都人，而且是全体中国人——上至精英权贵、下到升斗小民——的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