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六省市搭界的湖北，是南北融合、东西碰撞的大杂烩。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

明清时期的汉口，“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身处中华文明各路支系的交汇点，湖北人保留楚风楚韵的同时，也打上了临近省份的诸多烙印。长期的交融和进化，让湖北人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九头鸟。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而没有湖南人的霸蛮。同为洞庭滋润，同享楚风拂面，自古书香鼎盛，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南方人基因里的霸蛮。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而没有江西人的含蓄。同为码头重地，同拥千年商都，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比湖北人更多了一丝含蓄儒雅。同样是精于算计，湖北人是一手钱一手货当面算清，可以不占便宜但绝不能吃亏；江西人是可以月结，小账可以缓一缓，但算总账的时候，同样把算盘打得滴水不漏。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但没有安徽人的谦和。同样是重农崇文，同样是勤勉上进，安徽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难得的谦和。多灾少田的安徽，稍有不慎就面临饿肚皮的窘况，求人就要懂得放下面子；相对于湖北人不愿求人也不轻易帮人的禀性，安徽人的容忍和谦和让他们的勤勉得到了更丰厚的回报。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而没有河南人的变通。同为中国之中，同样四通八达，河南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在现实面前可以抛开历史包袱，但过于善变了就如同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害人伤己。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于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有大出息。

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而没有陕西人的敦厚。同为文明策源地，同样文化气重，陕西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敦厚，既是对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历史的敬畏。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是无事找事，但也从不怕事。如果说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气势磅礴，实际度数不高，那么，陕西人就是一壶烈酒，表面风平浪静，入口烧喉蚀骨。

湖北人有重庆人的火爆气，而没有重庆人的率真。同为“火炉”，同样嗜辣如命，脾气一样火爆，但湖北人发脾气既会照顾情绪也会兼顾形势，该发脾气的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表演的机会，但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也能面色如常、压制怒火。最可怕的是，重庆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心里记下这笔账。

不过，自古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最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从楚国繁华到三国鼎盛，再到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一直是农耕文明的重镇，尤其是江汉平原，耕读传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主题，要么读书，要么当兵，只有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去做生意。这也导致了武汉虽然在经济上独领**，但在基础教育上反而优势不大，在全国的名声还不如小小一个黄冈。

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通衢要地。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清末重臣张之洞认为：

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20世纪初，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

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所以，说湖北人善做生意，更多只是想象。

那么，九省通衢给湖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我的老家贵州，大山一锁，谁也出不来；而八面来风的湖北，天下风云际会，久而久之，湖北人想不聪明都不可能。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其艰难。尤其是武汉，其环境之恶劣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想舒服点都不可能。

但我走遍中国后发现，越舒服的地方越难出人才：因为资源富集之下，人也就没有了拼搏奋进的必要，自然慢慢退化，成了植物脑；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我曾沿长江顺流而下，天气炎热难熬，然而触目皆是草木葱翠。人和植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强，辛苦一点，困难也就过去了，但品格却磨砺了出来。今天中国的处长和司局级干部，湖北人所占比例相当之高，这也是明证。

春秋更替、兴衰沉浮，湖北曾因区域而兴，也曾因区域而衰。湖北、重庆是中国“唯二”既不靠海也不邻国的，也不和任何靠海的或邻国的省区市接壤的省区市，即想要从湖北出国，必须要跨两个省区市以上。在沿海崛起的时代，湖北乃至武汉，的确沾不上什么光。当然，湖北也不算吃亏，毕竟它扼住了长江的腰部，多年来的发展还称得上差强人意：正如它的GDP一样，排在全中国的中不溜，虽然比不过沿海省份，但比之周围的兄弟省份还是强不少。

作为新中国成立期间国家布置的中部核心工业基地，湖北在共和国的建设中起到了应有的支柱作用。此后，湖北虽然也能稳住GDP全国前十的位置，但多少褪去了昔日的光环。

湖北曾经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工业基础和明星企业，当前产业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不如说是思维和体制上的更新换代。

湖北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顶着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光环，产量上早已跌出前三；中高端家用小汽车方面，除了合资的日产、本田，基本乏善可陈。

湖北曾经拥有红极一时的钢铁产业，“红钢城”号称国内唯一的城中之城，关上门都可以独立运转，如今却被并入宝钢。

湖北曾经寄予厚望的机械产业，号称产业基础和配套可以吊打中部各省，在工程机械、高端装备等方面却一再延误战机，被湖南打得满地找牙。

湖北的重工业，与东北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东北重工业的沉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产业衰落加上人口流出；而省会武汉，坐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每年有四十万毕业生，人才就在家门口。湖北在重工业上的失利，除了大企业病，更多的是大体制病，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积重难返；当然，也有大武汉病，在后起之秀汹涌向前的时候，多少有点托大、自封的犹豫。

在轻工业方面，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武汉，一面被天时、地利都不占的江浙等地蚕食殆尽，一面被全国纷纷建立起来的轻工业品牌压得喘不过气，武汉赚小钱、赚快钱的小商人意识一览无余。

不过，伴随高铁时代的到来，湖北的“流通”基因正在重新焕发光芒。不同于古代的车船交通，人流、物流、信息量、金融流、科技流这五大流的汇聚，就是湖北的未来。

接下来，聪明绝顶又善于计算的湖北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方面，将展现出自己巨大的优势。这些产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技术至上，一个人一个项目突破就可能带动一个产业的振兴，不像传统产业需要大部队的联合作战。

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在传统的商贸物流、现代的金融服务、前沿的科创文创上，武汉都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如果策略得当，小则可以自称一核，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大则可以借势过道武汉的长三角，问鼎中西部龙头。

当然，武汉还有一个大文章就是文旅。武汉的旅游资源，即使在文化鼎盛的中部地区，仍有明显的优势。在做大武汉的大背景下，周边市县统筹发展的同时，以武汉为中心，用一条旅游黄金路线将湖北串联起来，将楚风楚韵、楚山楚水、南北交融、东西汇合的文化特色重新包装，推向日渐兴盛的体验旅游大市场，必然会是全国一道独绝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