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位角度来看，湖北是个好地方。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湖北虽然属于荆楚文化，但其实是各种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湖北的区位特点，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东西”。如果把中国拟人化，湖北就是中国的丹田。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核心枢纽。

且不说“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也不说“千万年，屏吾国”的襄阳，举一个县——黄梅县——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枢纽。

今天的黄梅默默无闻，仅仅是黄冈市的下辖县。但在历史上，黄梅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长期活跃在黄梅地区，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黄梅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

除了禅宗，黄梅戏同样源自黄梅，后来传到安徽发扬光大。为什么黄梅这个不起眼的县城，能够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当年智纲智库曾给江西省南昌做战略策划，我和市领导交流时，他曾讲到一个观点，叫作“东南锁钥”。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归之时，中原文明往南逃有条通道，从河南第一站到达湖北，之后再顺江而下，黄梅和对岸的江西九江就是这个重要的过江渡口，自然也成了军事重地。三国时期周瑜作为东吴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领军驻守在鄱阳湖口的柴桑（今九江）以防御刘表、曹操。

南印度人达摩（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当年远涉重洋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前往南京见梁武帝时，也同样经过了黄梅-九江这条通道。所以黄梅既是移民迁徙的通道，也是风云交织的战场，更是一个文化交融、汇聚和杂居的大熔炉。

我曾经因工作几次到访黄梅，当时特地邀请了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先生一叙旧情，探讨关于湖北这段南渡北归的历史。熊先生之前也和我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七八两酒下肚即兴题诗相赠，挥笔就来，我现在家里还挂着他当年即兴赠我的诗。不只诗书畅达，此君身上还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情怀，他送我的书便是自己写的《明朝帝王师》。商界政界都人脉通达，他也算是一个奇才。

见微知著，整个湖北都是一个东南西北的大通道。

正所谓“南船北马”，北边骑马，南边行船，湖北就是马和船的转换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东西人文荟萃的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锁钥、枢纽和丹田。

从物产角度看，湖北也是个好地方。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论物产丰富是没得说，江汉平原肥沃富庶，两江河鲜味极鲜美，在这点上，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也比不过湖北。《洪湖赤卫队》电影插曲里面唱道：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此言诚然不虚。

在长江流域的所有省区市中，湖北可能是水资源优势最明显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在湖北境内全长一千多公里。省会武汉是来往长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枢纽。将来湖北能在中部经济地带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不过，物产丰富并不意味着无灾无难，湖北还有一句俗语：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说黄河有“黄泛区”的话，长江也有“长泛区”，正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在治水、修坝、建桥等技术没有成熟的时期，江汉平原就是水乡泽国的代名词，长江汉水一旦洪水泛滥，整个江汉地区一夜之间桑田变沧海，昨日天府转眼一派苍凉。

我在写河南的文中曾写到“黄泛区”给河南带来的深刻影响：周期性的水患导致了泛区人朝不保夕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了。

但“长泛区”跟“黄泛区”还有不同：黄河一淹就完，长江却还能“春风吹又生”。这种一年饥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

“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一形容湖北各地人情的俗语中，涉及的三个地名都在“长泛区”的范围内。

每次洪水冲刷过后，“长泛区”的地貌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变成淤地，同时会带来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地貌变化非常频繁，导致江汉平原上土地、湖区秩序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因此，以邻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见。

当然，这句俗语的产生，可能还和跟码头文化对农耕文明的欺压有很大的关系。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在入江口一带形成天然良港，汉口市镇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繁华的水陆大码头。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为不顺眼。“又奸又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农耕文明对码头文化的嘲讽和回敬。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总听人说起甘谷，而且是一说起来都大摇其头，说甘谷人不地道。并不是甘谷人真的有多坏，只是由于在铁道线附近，南来北往，商旅众多，甘谷形成了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老实巴交的农民比起来，自然显得精明。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推而广之，今天流传甚广关于湖北人精明算计的揶揄，可能也和这种心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