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宋、明六百年风流之后，江西在清代明显开始后劲不足，所幸底蕴深厚，还足以支撑。随着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江西如同一个有着悠久传承的耕读世家，在工业时代宣告黯然落幕。

关于江西的衰落，很多人认为与太平天国之乱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十余年，江西正是主要战场之一。经此一役，江西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城乡残破、田地荒废、民户流散、财力匮乏，从而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但是，在我看来，太平天国战乱属于偶发事件，并非事关方向性、全局性的挑战。同样受灾严重，江浙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而江西却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江西衰落之罪魁祸首。透过现象看本质，江西在近现代遭遇的发展困局，有着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发展日趋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差距不仅未见缩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这再也正常不过，齐头并进本来就只是空想。区域发展失衡的真正原因，并非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东西差距、南北差距，而在于“格”与“局”之间的顺应与错位。江西真正的问题在于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双重错位。

从客观上而言，江西在近代被抛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

经济发展主轴线的重要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江西在宋、明年间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正是因为它位于“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上。近代以来，这条主轴线迅速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条。首先是沿海线，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到广东，这六个地方的经济总和，占据了中国的一半。另一条轴线是沿长江经济带，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成都，一系列沿长江城市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条轴线就是沿“京广铁路”城市带，如石家庄、郑州、长沙等。除沿海、沿江、沿线这三大轴线上的少数城市外，广大内陆省份普遍存在发展滞后的现象。寥寥几个集全省之力打造的区域型中心城市，也同样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此外，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由此，原本的“大运河-长江-赣江”轴线被迅速废弃。这对整条轴线的区域发展都是致命的打击，杭州、苏州相对影响较小，扬州、淮安等传统运河沿线城市只好黯然退场，另一个受影响严重的区域就是江西，由江西至广东的传统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

尽管不久江西九江也被辟为通商口岸，现代化、工业化浪潮得以从长江逐步侵入江西内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道的改变反映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改变、中国对世界开放程度的变化，带来的是中国经济中心与经济格局的改变，对整个赣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沿海、沿江轴线的发展已经让江西感到大势旁落，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

1906年动工、1936年筑成的“粤汉铁路”（“京广铁路”的南段），自武汉南下之后转向西南，跨越湖南全省，沿线迅速形成一条工矿业城市带，对湖南经济发展帮助巨大。湖南的一些大城市如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等，皆是“粤汉铁路”沿线的城市。反观江西，虽早早修建了“南浔铁路”，但只限于长江鄱阳湖一隅，对全省的带动并不强。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浙赣铁路”，所涉及范围也只限于赣北、赣中。广大的赣南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因“京九铁路”的修建感受到轨道交通的便捷。时代不等人，在因铁路错过的这些年里，多少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发生，而江西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等待衰落的必然命运。

客观来说，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旁落导致的衰落实非人力所能改变，江西的命运带有某种“格局”之上的必然性；但是，从主观来看，在新思想、新理念于华夏大地上如春潮般涌起之际，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难以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

费正清曾说过：

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这句话用在江西人身上再合适不过。江西固有丰厚文化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式，是它落后时代潮流的更深刻内因。

江西的地利“格局”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特征。江西虽然位于南北交汇的枢纽，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盆地，有着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气质：在低调温和的同时保守谨慎，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瞻前顾后，在朴实热情的同时缺乏锐气与创新，小富即安、缺乏拼劲的“盆地”意识强烈。因此，尽管江西在历史上文化昌明、商贸发达，但无论是文坛还是商界都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农业文明的普遍世俗化与泛化的深刻影响。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句广泛流传于江西的朴实家训，生动地诠释了江西耕读传家的民风。

19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从欧洲传导向全世界，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中国仍然保持着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与机械化大工业浪潮发生了剧烈碰撞，时代主题已经转向“救亡图存”。然而，科举是江西传统的优势项目，江西士子们当然不愿意放弃。彼时的江西，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被太平天国耽误十余年的江西士子们，正在用尽浑身解数，朝奄奄一息的科举发起最后冲击。那些精于“四书五经”和考据辞章的传统读书人们，在坚船利炮面前一筹莫展，对“奇技**巧”的西学也一无所知。在这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下，他们只好慢慢落伍。

江西商帮与知识界的衰落同步。尽管它在历史上被称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全国三大商帮之一，但与坐拥巨资、富比王侯的徽商，以及经营票号的金融巨头晋商相比，江西商帮的生意特点就是做不大。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大商人和小商人的算账方式完全不同，想要实现由小到大的蜕变实在是千难万难。以贩卖本地土特产起家的、精打细算的江西商人，只好长期在小生意中打转。

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百工记》中曾记载：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其中，“江右”即江西。江西商人除了资本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之外，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即所谓“百工技艺”。“百工”就是一些有手艺的小商小贩，诸如做糖人的、补瓷器的、冶铁铸器的，较上档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纸商和书商。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创造了江西商人在小农和自然经济时代的辉煌。然而，江西商人在工业化时代却快速落伍。

行文至此，再度审视江西的“格局”，不由让人遗憾：人生如行路，乱世如渡河，有人踏浪而行，有人半渡而击，也有人逡巡不前。尽管地利仍在，但天时已去、人和不彰，主客观两方面均与时局严重背离的江西，陷入停滞也成了必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