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这块金字招牌是怎么炼成的？在我看来，三股力量塑造了山东。众所周知，山东古有齐、鲁之分；伴随“海上山东”的崛起，胶东也成为山东版图中的重要一极：齐、鲁、胶东撑起了山东的文化版图。

虽然山东号称“齐鲁大地”，但齐、鲁实则并非一体，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文化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齐人很像现代人：好功利、美姿色、重享受、通商工、便鱼盐。齐人的理想也很世俗，或是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或外出冒险闯**江湖。和正襟危坐的鲁国人相比，齐人有着更为开放的世界观，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容忍看似离经叛道的怪异思想，这也是稷下学宫能形成百家争鸣盛况的重要原因。

齐风的源头，或许和开国的姜太公有关。他是佐周灭商的首功之臣，而且出身微贱，曾“屠牛朝歌，卖食盟津”，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因此给齐国留下了好功名、善言辞、尚变革的传统。再加上他初封齐国时，与当地东夷少数民族相融合，“因其俗，简其礼”，导致齐文化中有很强的东夷文化色彩。

齐国作为一大强国，出过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代，齐国人管仲曾辅佐齐桓公称雄一方；战国时代，孟尝君门客三千，名满天下；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军队，也主要是由山东齐地人组成。齐人在政治、军事和经商活动中也慢慢锻炼出来了特有的好战、健谈和敏锐等特质。

中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叫“齐人之福”，典出《孟子·离娄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记载。虽然齐人有经邦治世之雄才，但我认为齐国最吸引人的文化其实是世俗文化，可以用“饮食男女”四个字来概括。

历史上的齐国国力强盛、商业发达，齐人不仅善于治国，更善于享乐，可以说是引领中国休闲文化之先的祖师爷，这可能和东夷遗风有关。

在重农抑商的春秋战国时代，唯齐重商。在我看来，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就是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他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两句话把人性看得清清楚楚，把家国天下讲得明明白白，到今天都很有借鉴价值。在这种重商思想下，齐国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最富庶的国家。

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享乐文化的发达，齐国历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都离不开“**”这个特点。除了千古流传的“齐人之福”以外，这里还是中国最早出现娼妓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性文化最发达的也是山东齐地。

明清山东文学的明珠，是欲望恣肆的《金瓶梅》与神鬼怪谈的《聊斋志异》，这二者都与山东的传统标签完全不沾边。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其实就是后世版的“齐人之福”。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聊城，《金瓶梅》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今天聊城的临清市，临清古街中的许多地名、街名、馆名、店名等都与《金瓶梅》里的描述吻合。

《聊斋》中书生与狐仙的怪谈，到了今天依旧在山东籍作家莫言的笔下可见一斑。不论是写人还是记事，莫言都写得来无影去无踪，鬼神难辨、灵异莫测，这种魔幻主义色彩也是齐地的一大特点。

与齐人相比，鲁人有明显的不同。齐国出战绩显赫的功臣，鲁国出的却是道德圣贤和文章圣手。这和两国开国君主的身份有关，分封到齐地的是西周开国重臣姜太公，分封到鲁地的则是道德模范周公。

西周建立之初，新旧王朝的斗争非常激烈，周公身负天下重担，必须在原殷商中心地区坐镇，只好派长子伯禽率部属前往封地建国。当时的鲁国被称为“东周”，即东方的周室政治中心，也是推广“周礼”的东方文化中心，因此，鲁国保留了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史册典籍。《诗经·鲁颂·閟宫》中的一节道：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就是鲁国在当时极高政治地位的最好说明。

由于鲁侯与周王室的亲密关系，导致鲁国长期恪守西周建国时周公制定的那套“尊尊亲亲”的礼仪制度。因此，鲁人好道义、重文章、讲教化，相对较为保守，鲁国文化伟人无与伦比，但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却寥寥无几。这也导致了鲁国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快速落后，最终在楚国的入侵下灭亡。

虽然自春秋以来，齐国国力长期凌强于鲁国，且齐国在文化上也不逊色，产生于齐地的成语甚至比鲁地的还多，但今天山东简称依旧是“鲁”而非“齐”，关键就在于鲁国奠定了整个中国的道统文化。鲁国虽然式微，但其代表的礼乐文化却没有消亡，反而在经历了时代的大变革后，通过吸收其他学派的新鲜血液，形成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而其中起到关键发展和演进作用的是“圣人”孔子。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创立的儒家，尽管像混杂泥沙的黄河一样含有不少糟粕，但它依旧浩瀚肃穆、大气醇和、奔流不息，可以说儒家文化以其坚韧的凝聚性团结着中华民族，使它虽历经苦难而终不被征服，最终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家文化圈。这可以说是山东给中华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

齐和鲁两者，一个把世俗营造到了极致，一个把伦理约束到了极致，两者在各展风姿的同时，也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稷下道家的熏陶。而一向文质彬彬的鲁国，居然是废除井田制、实施初税亩制度的先驱，这场改革标志着国家执政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强，可以说是由封建转向郡县的先声。

战国初期，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因他妻子是齐国人，所以心怀猜忌。结果吴起回家，直接手起刀落，砍下妻子的人头求得大将，大败齐国。这个故事也多少从经世致用的角度体现了齐鲁合流的影响。

齐鲁两地的合流，还表现在齐人的求功仅限于为臣，鲁人的求德也仅限于辅王，所以山东在历史上没出过皇帝。在这点上，齐人和鲁人可谓是殊途同归，齐人总希望做的是体制内的豪杰，鲁人追求的则是循规蹈矩的圣贤。各具特色又互相影响的齐鲁文化，构成了山东人性格的基本面。

讲完齐、鲁，山东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胶东——不得不提。历代以来，中国人民其实都在远离海洋，在文学上也是如此。除了曹操的一首《短歌行·观沧海》，中国鲜少有直接描写海洋的诗篇；不论是李白的“海客谈瀛洲”，还是苏轼的“江海寄余生”，更多是诗人的浪漫想象。波诡云谲的海洋往往意味着灾难和变化，所以在农耕文明的传统语境下，中国人对海洋一向敬而远之。

相比之下，在传统中国的“九州”天下观中，山东是离海洋最近的。在古代中国（从夏商周到秦汉这两千多年），山东的沿海区域——胶东——主导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海洋观。

胶东的定义其实很模糊：有广义的胶东，有狭义的胶东，有大范围的胶东，有小范围的胶东。2009年，山东省出台《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设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意见》，从经济发展方面明确了胶东的定义及概念：

胶东半岛主要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坊四市。

这个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范畴，跨越了胶莱河界，将四市全部区域划为胶东。虽然还有分歧，例如青岛人不太愿意自称胶东人等，但总体而言，这一片区域离齐鲁远而离海洋近，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近代以来，西方叩开国门，胶东半岛乘风崛起，烟台、青岛先后成为山东明星。

烟台曾经是胶东半岛的老大。历史上烟台受制于地理位置，偏于一角。烟台在1861年开埠后三十年左右，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青岛还是个小渔村，济南也相当破旧，整个山东省的经济都围绕烟台展开。

进入20世纪后，青岛崛起，迅速成为山东新的龙头，烟台被边缘化，但一直没有被打倒。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来自日韩的产业转移浪潮使烟台再度迎来腾飞的契机，并且十分顽强地继续占据着山东第二城的位置，其经济长期强过省城济南。直到济南合并了莱芜，才把烟台挤到了第三。放眼全山东，胶东出来的干部很多，这跟胶东的经济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胶东进行了大范围采访，与时任烟台市委书记也交道颇深。平心而论，此人还是很有水平的。他阐述的整个烟台和大胶东发展战略，有高度、有广度、有逻辑、有思路，战略也很清晰。很难想象他是从大队党支部书记走出来的干部。可惜他的欲望太强烈、功利心太重，后来出事也在所难免，但总归还是令人遗憾。

采访过程中还有一个精彩的故事。1992年邓小平南巡，全中国掀起开放热潮，当时的山东省领导为了思想解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只要不装错口袋，只要不上错床，啥都可以干！”没料到后来，胶东走私迅速地猖獗起来。当地一些百姓拉拢官方人员走私韩国汽车，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拖。我去山东时，好多村支部书记开着“现代”车来接我，一问都是走私车。我很奇怪，别人走私都是偷偷地进村，胶东却是明火执仗地搞。哪知道村支书同样理直气壮：“不是都在讲发财致富吗？俺是给集体干怕啥？又不往自己口袋装，又上不错床，有啥不行！”

采访结束后，当地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礼节性地请我吃顿饭，虽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毕竟归口管理。临行前，双方很客气地寒暄两句，突然他看到墙上挂的电视里中央电视台正在播一档节目。他看一下我，看一下电视，眼神中充满狐疑：“诶！那个人长得好像你啊，说话声音也很像，那是你吗？”原来电视上正在播的是我为广东拍摄的纪录片《大潮涌珠江》。1992年，小平南巡引发了全中国对广东的高度关注，而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并拍摄了这部专题纪录片，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给广东带来的天翻地覆之变。

这个老兄一看总策划、总导演、总撰稿、制片人、采访人都是我，态度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把逮住我，然后使尽浑身解数劝我留下。他说：“南方看广东，北方看山东，山东又看胶东。王记者呀，你把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都总结了，就剩北方黄河以北的胶东模式没总结，这太遗憾了。你应该来做这个事啊，我们全力配合。”

他的真诚把我打动了，最后我留下一句话：“我非常愿意做这个事，但毕竟在体制内，我做不了主，如果你们能把我借调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他当时信心满满地说，保证能借到。我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半年不到，他们真把我从新华社里“借”出来拍片子了。

在山东的半年，对我这一辈子来说都获益匪浅。我几乎把胶东每个县市都跑遍了，采访了成百上千人，最后在烟台的养马岛上把剧本写了出来，就叫《北方的躁动——胶东纪实》。我现在还记得片子的开头语，其实是对整个北方农村的诠释：

十三亿人口，九亿农民，这是中国的国情。奔市场，亿万农民从田间怎样走向市场？带着这个世纪话题，我从市场经济已经掀起撼天嚣声的南方都市广州，来到了北方农村，来到北方日益隆起的经济高地——胶东。

这部片子首先在山东电视台播出，而后在中央电视台两次播出。中央台审批小组对片子的评语是：

此片是多少年来不可多见的，关于北方农村商品经济的大片。看了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不可多得。建议台里面专批特殊时间播出。《人民日报》也不惜版面刊登了解说词。它还获得了当年的纪录片大奖。

我下海后去胶东做项目，山东老乡们的热情真是没说的，他们开了句玩笑：“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你采访过的官员全升官了，做企业的全发财了。”以后我每年只要有条件，都会去一次胶东。但是非常遗憾，当时力邀我的那位宣传部干部的仕途之路让人惋惜。

这位老兄和我年龄相仿，也自诩为策划高手，可惜囿于体制，难以展示才华。他对我很敬重的同时，也不太服气。1994年左右，我下海创办“王志纲工作室”，他也成了主政一方的领导。他专门跑到深圳请我为他那里做策划，但在邀请的同时也不忘强调：“你不帮我，我也会策划好的，但首选是你帮我。”我说：“我帮你可以，但现在我已经下海了，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你不出钱不可能。”事后虽然没有合作，但我们还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

这么多年来我和官场打交道，一贯是“君子之交淡若水”，有事偶尔见一面，平时从不主动联系。这十多年来，我们又陆续见过几面，大多是我去胶东时，他请我吃顿饭，聊一聊对于当地发展的看法。他能力的确很出众，也给当地做了不少贡献：大力推广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标准化，还提出葡萄海岸的概念，为当地发展葡萄酒产业打下良好基础。

几年前，我和他在成都偶遇，我请他在智纲书院吃了顿饭，席间还有一帮簇拥着他的山东企业家。那时候他不知为何，已经调到了某个大学当党委书记。他平生喜欢给老板出谋划策，老板们也是言听计从。但他不知道的是，官场的策划讲究支配资源，市场的策划却是整合资源。我用了十多年才补上了市场这堂课，而他却一辈子都处在官场的话语体系中，而且一唱一和之间他和那些老板走得有点过于近了。当时我就替他捏了把汗，后来果不其然。不久后听说他出了事，真是让人非常惋惜。

平心而论，这个老兄能力的确很强，也勇于任事，要不然当年他也不会在没半点好处的情况下，忙前忙后把我“借”来拍片。但能力出众也让他逐渐自视甚高，导致官运不济，最终身陷囹圄。我深知这种“二律背反”的宿命，这么多年来也见过太多类似的故事，这些人都对社会有过贡献，可惜造化弄人，多以悲剧收场，这也算是大变革当中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