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失守，后果极其严重！

由于塔察儿极速下城，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人，尽落他手，粮食在仓库者超过了三十万石，黄金、白银、铜钱约合百万贯，全归蒙古军所有，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库，皆为敌有，宋人资敌之厚，塔察儿素来严谨，喜怒不形于色，也笑到见牙不见嘴。

盖自岳飞收复襄阳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

襄阳失守后，自知失职的赵范组织了随州、郢州、鄂州及荆州军等三万余人，反攻襄阳。

两军在汉水东的鹿门山大战，结果宋军一败涂地，不过，鞑军想要进一步，也是困难重重。

骑兵可以华北大平原横冲直撞，但在京湖地区，山地、丘陵、河流、湖泊等复杂地形无所不包，骑兵打起来束手缚脚，无能为力。

先锋察罕的遭遇更增加鞑军的疑惑，当时他在追击着逃跑的宋军时，一时马失前蹄，把他摔下马去，摔断了左手臂骨，不得不上夹板。

而他的大宛良马，也摔断了四蹄，只好将它人道毁灭。

察罕的千夫长乌格巴古，骁勇异常，是个冲阵好手，路遇交通事故---他不注意安全驾驶，所乘的马匹由于速度过快而刹不住，一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乌格巴古成了空中飞人，落地后一动不动了，部下检查，这才发现自已的千夫长的颈骨断折，一命呜呼！

还有一位年轻的十夫长，因为身披沉重铁甲，陷入沼泽没顶，没救回来，这十夫长正是察罕的子侄辈，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结果没立下什么功劳，就回老家卖咸鸭蛋去了！

气得察罕恼怒异常地说：“我从北打到南，从没遭遇过这么大损也！”

不仅如此，宋军在正面战场上不是对手，却利用复杂地形对鞑靼人进行伏击和偷袭，攻击粮道，致使鞑靼人难以前进。

当蒙古军击破枣阳军、德安府，让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一时之间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时，其实，蒙古军的攻势也是强弩之末，最终东路伐宋军的阔出（曲出）及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都元帅塔察儿等人，撤离荆襄地区，留下游显守襄阳。

随着襄樊战事告一段落，此时蒙古在中原地区的巩固下来，元太宗诏忽都虎点检中原户口，得一百一十余万，定税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赐贵戚、功臣。上田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以为永额。

到了此时，宋人也都看出赵范无能为力和水平差劣了，即使如此，遭遇御史弹劾，赵范去职，转为沿江制置使，提举玉清宫宫观使，可见赵家势大！

赵范将败阵的原因尽推给北军，以北军不服王化，目无君父为由，北军造成了恶劣后果，是襄樊失守的直接原因！

一时言路大哗，以赵范败绩不受严惩，如北宋童贯伐辽败阵没有严惩一样的后果，则“……天下臣将谁人不可败！”

最终，赵范被去职，只保留提举玉清宫宫观使的职务，送建宁府居住。

至于襄樊失守的重要诱因之一的镇江都统李虎、光州都统王福等人，之前只受了降级的小惩，当赵范被削职后，他们这才丢掉了官职，但依旧享受官禄，没有严惩！

大宋药丸，除了襄樊失守，四川的形势也是极劣。

朝廷拒绝接纳实力强大的金朝大将汪世显的归附，使其转投蒙古，给自己之后带来了棘手大麻烦！

汪世显，本姓汪，隶属蒙古汪古部。

此人虽是蒙古人，却一直在金朝为官，是一个中原化了的汪古部人。

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汪世显以军功擢千夫长。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巩州（今甘肃陇西）主帅田瑞造反，汪世显时为巩州门将，开城迎陕西行省平乱军，遂平田瑞。

转官，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陕西陇县)防御使。正大六年（1229），改兼巩昌府（甘肃陇西）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辅佐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

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汪世显任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

天兴三年（1234）初，金亡，秦州（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欲兼制巩昌，汪世显不服，攻杀粘葛完展，并其军，成为秦、巩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正朔。

蔡州城破，金朝灭亡，摆在汪世显面前的出路有二条。

事到如今他没有太多的选择，无非是要么投宋、要么降蒙、要么自己独立一方这三条路。第三条路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不通，那就只有投宋或降蒙了。

但他通过对比宋蒙双方，认为还是南宋更开化文明些，身为蒙古族汪古部的他竟然愿意投奔南宋，因此在蔡州城破之后的第二年，汪世显屡次向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南宋。

汪世显归附并不是空手来归，而是带着地盘、军队和辎重来的，可谓是要地有地、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地盘是秦州、巩昌一带，地域面积不小，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是进陕入川的重要门户，不光如此，汪世显的兵马也还不少，足有十万之众。

有他守着，宋朝助兵送粮，有得打！

面对这样的一支强大武装势力如果前来投靠，按道理说南宋朝廷怎么着也应该大喜万分，开诚接纳，加官晋爵，高官厚禄的好好从上到下安置一下吧。就是不来投靠也要好好地主动争取汪世显，可是南宋朝廷面对汪世显的归附请求，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促成此事。

原因也不复杂，那就是汪世显多次向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投书请求归附，而赵彦呐也向朝廷请求再四，可是丞相郑清之却对此并不感冒，因为在端平入洛之时他让赵彦呐出兵，赵彦呐没有给予配合，不发一兵一卒，恰好端平入洛又功败垂成，于是郑清之便对赵彦呐很有意见，二人产生了矛盾。

因为看到赵彦呐出面招降汪世显，郑清之才百般阻挠，生怕日后二者关系密切，联合起来势力强大，更加不好操弄。

于是郑清之给了一个这样的说辞，说是汪世显成分不清，有历史问题，还需要等待考察等等不着边际的鬼话。

一句话：“帝不许！”

好一个“帝不许！”人家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郑清之虽不是独相，却也是本朝唯一的“真宰相”---参知政事是副宰相，但不是真宰相，居然看不清形势，做出了让南宋将会重大损失的决定。

而宋理宗也是个无主见的皇帝，任由他的宰相摆布，当初端平入洛，宋理宗错了一次，现在又不纳汪世显，再错第二次！

汪世显当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那点鸡毛蒜皮之事，也没兴趣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搞了半天诚意满满地多次低三下四请求投降归附到头来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不说，还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怎么忍，根本不能忍，既然此处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们。

于是当蒙古“二太子”阔端率领大军攻打巩昌之时，汪世显投降了蒙古人。当然一开始也没有直接投降，而是先守城，蒙古军围而不克之时，派同是汪古部的征行大元帅按竺迩劝降后，汪世显才投降了蒙古。

阔端赐汪世显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旧官职。

这样本来阔端带领的伐宋西路军实际上只有四万多人，随着汪世显的加入一下骤然变成了十几万大军。之后就是这个汪世显随阔端的西路军南下攻宋，将给宋军造成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