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丰厚，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故史称“杂家”。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等并列，足见该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

从内容上看，《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是全书的主旨所在，象征“道法天地”，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各十五篇，共六十篇。“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即“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时君”，现存六十三篇，疑似遗失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问题。“六论”，即“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共三十六篇，杂论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学说。

从思想上看，《吕氏春秋》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其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包容性和时空观念的开放性。首先，该书对于先秦各大思想流派进行了客观性地总结与取舍，使之融为一炉。“不二篇”中讲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这些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才能实现“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的目的。实质上，这是一个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吸收借鉴的过程，将诸子各家精华内化为“道之用”，成为道家思想的外延或者在某一领域的表现。其二，《吕氏春秋》对时空和历史的认识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视野极为开阔，如“长见篇”所论述，“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意思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它还用“刻舟求剑”这则著名的寓言讽刺了那种拘泥古法而不知时变的人，同时生动地表现了自己开放的历史观。此外，该书还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飞刀以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包容性和时空开放性，不是一人所见，也非一时的产物，而是秦国文化元素的长期积淀。春秋之际，秦国地处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汇处，特定的地理环境铸就了秦文化兼容并包的鲜明特征，其不仅积极吸收了周朝的宗法制、礼乐制等作为自身主体，而且还在不断与戎族的交往与斗争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因素和君民一体的朴实作风。地分南北，人有华夷，但治国的大道却是相同的，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无所谓好坏，均属于“术”的范畴，周朝有周朝的体制，商代有商代的令法，兵无常势，制无常形，关键要看它服不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服不符合当时民众的意愿。正所谓：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文化的崛起，而打破一切时空束缚、兼容并包的文化才是真正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化，它既不拘泥于组成元素来源的国家、民族或是种族，也不拘泥于组成元素创造者所处的阶层与时代，泰山不让寸土而成其大，江河不捐细流而就其深，只要有益于自身民族的发展和壮大、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均可一概采纳，真正的王者总是善于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整合普天下的智慧而化为己用的。这正是秦文化的伟大内涵，也是华夏文明底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