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绍命陈琳书撰写讨曹檄文并传檄天下，指责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枭雄”，标志着袁绍与曹操间的官渡之战正式爆发。二月，身为冀州牧的袁绍调动了十余万河北精锐进军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同时派遣大将颜良率领万余人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军白马，围攻驻守于该地的东郡太守刘延，牵制曹操右翼，拉开空挡，以保障主力顺利渡河南向，挺进中原。客观上地说，袁绍的谋划还是很不错的，颜良一军先入河南地区，一方面可作为试探性进攻，了解对手虚实，并分散曹军的注意力，降低了大军渡河的风险；另一方面，倘若曹操倾巢出动、全力来救白马，则可让颜良拖住曹操，同时出动大军进行穿插，或切断敌军归路，令其不战自溃；或对敌军形成合围，一举歼灭。刘延所统兵马非常有限，难以与颜良抗衡，只得向许昌告急请求增援。四月，曹操为解除侧翼威胁，准备亲率大军前去救援白马，同时又担心若与颜良形成相持局面而被袁绍大军借机合围。此时，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荀攸进谏说：“敌众我寡，不宜与袁军硬拼，若想取胜，应先分对手之势。可先派一支人马西去，装作在延津（今河南汲县东）一带渡河，把袁绍的主力吸引过去，然后派出轻兵锐卒突然回救白马，出其不意，则可取胜。”曹操采纳了荀攸的建议，率军先佯装在延津渡河，做出袭击袁军后方的姿态，诱使袁绍分兵向西进行堵截。曹操趁机暗遣将军张辽、关羽轻兵急进，奔袭白马。及距白马仅十余里时，颜良方才察觉，大为震惊，只得仓促迎战。关羽跃马阵前，望见颜良麾盖，单骑直入，在万众之中刺死颜良。围困白马的袁绍军失去了主将，顿时大乱，曹操见时机成熟，亲帅大军掩杀，袁军溃败，遂解白马之围。随后，曹操迁徙附近的百姓沿黄河向西缓慢撤退。袁绍闻知此事，立即渡河追赶曹操，兵至延津南，派遣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当时曹操仅有不足六百的骑兵，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骑兵多达五六千，且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见追兵势大且不断迫近，急令军士解鞍放马，并弃置辎重于道上。袁军一见果然中计，士卒争相抢夺曹军所弃辎重，造成了自身阵形的混乱。曹操率领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毙了袁绍另一员大将文丑。颜良、文丑具为袁军名将，二将分别被杀，袁军为大震恐。《三国演义》中描写关羽“杀颜良、诛文丑”的情节十分生动精彩，并被后世评书艺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世间广为流传，但据《三国志》记载，关羽斩杀颜良确有其事，而文丑则是死于乱军之中，不过我们通过有关的史料仍可以深深地感到关羽过人的勇气与高超的武艺，怪不得曹操对于此人也是格外器重。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袁军初战失利，但兵力仍然占据优势，因连损爱将，此时袁绍有些心急，迅速挥军南下寻找曹军决战，七月，进军阳武（今河南*北），八月，袁军主力连营而进，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与曹军形成对垒之势。

官渡之战初期，曹操的兵力和实力都远逊于袁绍，属于劣势的一方，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常理上讲，多应该采取守势。加之，白马、延津两次战斗又是曹、袁双方初次交手，本应该仅仅是试探性的接触，但是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了“袁绍军初入战局、过于局促”的弱点，积极上手争取主动，利用“声东击西”之计，调动对手，分散对手的注意力，轻兵突击，通过“斩杀主将”的方式，致使袁军出现混乱，而被曹军一举击溃，解救了白马之围。随后，曹操又采取“固壁清野”的策略，迁徙附近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并利用马匹、辎重为诱饵，引诱袁军，待其阵型散乱，出动骑兵再次将袁军击溃，斩其主将文丑，从而又赢得了延津之战的胜利。白马、延津两次战斗是官渡决战的前哨战，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是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两次战斗所取得的实际战果本身，对官渡之战整个战局的发展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其一，袁绍举十万精兵南下的消息初至许昌，朝野震动，很多人认为袁军强大难以抵敌，后来在曹操的坚持下勉强迎敌，但是相当一部分将领和士兵对战胜强敌还存在着许多疑虑，因而军心还是不够稳固的。曹操通过这两场连胜，大大地鼓舞了己方的士气，而使敌方的士气大受影响，并且使得曹军内部逐渐地稳定下来，正所谓“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初战的胜利为曹军下一步的固守待机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相反，如若这两场战斗失败的是曹操，其内部必然出现分裂或恐慌，一旦袁绍利用上分化、诱降等政治手段，官渡之战很可能就会以曹操的完败而提前结束。其二，白马、延津两次战斗的失败以及颜良、文丑二将的阵亡极大地激怒了袁绍，使得其既没有采纳“拒险固守，以奇兵趁虚迭出，骚扰河南”的疲敌策略，也没有采取“分兵掠地、逐渐蚕食”的方式稳步推进，而是放弃粮草、物资、人力等的优势，孤注一掷，倾国挥师南下寻求与曹操决战，导致袁军与曹军对垒于“于袁不利、于曹有利”的官渡地区。此举不仅使得曹军更有利于收缩己方阵线，易于集中兵力积极攻防；而且使得袁军阵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大大地增加了官渡之战的不确定性。其三，颜良、文丑均是袁绍手下的名将，结果才不过各自独立指挥了一次小仗就都曹操被斩杀，这在袁军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恐，迫使袁绍对于日后的分兵作战丧失了信心，致使袁军在官渡决战中丧失了很多次“奇正结合、分兵取胜”的良机。

我国古代的防御大多是采取“深沟高垒、以老敌军”的消极策略，利用时令、兵粮等制约因素迫使敌人退兵，再乘敌军退兵之际进行一定程度的追击；有的根本连此类的还击都没有，敌人一撤就算了事。如此的防御是相当被动的，只是一种“治标”的举措，很难达到“治本”的效果。往往敌人退兵之后，待准备充足又会继续进攻，如此反复，进攻方永远占据着战场上的主动，防守一方的人民也将限于无休止的战争之中。通过官渡之战中白马、延津两次战斗，我们不难看出，曹操对于“防御”这个战争命题的理解显然要深刻得多，即在防御中，不是一味的龟缩防守，而是采取“奇正分兵、穿插运动”的方式，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挫动对手的士气，转化力量对比，改变战略形势，以便适时地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这就是后世所津津乐道的“积极防御”的概念，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讲：“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强势进攻，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正是在曹操官渡之战防御策略的启发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著名论断，不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保存自身实力，伺机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完成了国共双方实力的反转，解放了全中国。孙子“以战止战”的关键，在于消灭发动战争的人与其爪牙，进攻与防御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兵多则进攻，兵少则防御，因此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战争的核心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还国家以安定，还民众以和平。由此可见，曹操生活在距今将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然而作为古代著名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其用兵的理念具有着明显时代的超越性，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