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史评杂论 春秋篇 第二十四 邲之战

春秋中期，在平定斗越椒的叛乱之后，楚国君民一心，国势日强，兵甲精足，庄王意欲伺机挥师北上，与晋争雄。周定王九年，楚庄王趁陈国内乱之机，起兵伐陈，大胜而还。次年，为争夺中原要冲，庄王亲率楚军进攻郑国。是时，陈国与郑国均为晋之属国，楚国伐陈攻郑，便是挑战晋国在中原业已确立的霸主地位。晋景公【1】为巩固自身固有的中原霸权，自然不甘示弱，于是年夏，命大将荀林父【2】为主帅，以先榖【3】为辅，统兵车六百，南下救郑。晋军主力刚至黄河，即得悉郑已降楚。荀林父本不愿与楚力拼，听此消息，决定回师。但副帅先榖仗先祖之功，轻蔑主帅，反对避战回师，拒不从命，决意与赵同【4】、赵括【5】二将渡河击楚。荀林父恐受“失属亡师”之罪，被迫命令全军尽渡黄河，进至邮地扎营。楚庄王得知晋兵渡河来攻，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众臣意见不一。此时，近臣伍参谏曰：“晋军主将荀林父初掌兵权，尚无威信，副将先榖依仗祖辈功劳，轻慢主帅，刚愎自用。栾、赵等将皆累世名将，各行其意，号令不一。故晋兵虽众且精，其实易破也。此乃楚军一雪城濮之耻的绝好时机。”楚庄王听罢，大喜，一边令楚军摆开阵势，迎击晋军；一边令郑国派人出使晋营劝战，以加深晋军内部矛盾。果然，晋军战、和两派意见相左，僵持难下，主将荀林父无所适从。为进一步麻痹晋军，庄王亦先后两次遣使至晋营求和，以懈其备。荀林父因将不听命，且无必胜把握，又被楚国求和假象所迷惑，未作任何战斗准备，并与楚使约定盟期，以图尽快定盟班师。孙叔敖【6】见时机成熟，建议庄王，宁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主动进攻，掌控战局。庄王遂传令各部，以左军攻晋上军，以右军攻晋下军，自引中军两广精锐，直导荀林父中军大营。由于晋军统帅层内部战和不一，矛盾重重，致使晋军准备不足，在楚军的突然袭击之下，战阵崩解，退至河上，众军争渡，死伤无数，史称“邲之战”。经此一战，楚国代晋国成为新一代的中原霸主。

在邲之战中，楚军可以大获全胜，其自身的强大军事实力和正确的临阵指挥固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晋军主将暗弱而造成的军队号令不一，战斗力大幅下降，才是楚军得以轻松取胜的直接原因。古今良将统兵皆以治军为制胜之基，注重“号令严明”和“赏罚必信”这两大原则。《三略》【7】中讲：“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而维护号令的权威不过赏、罚二法。诚有功，虽疏贱必赏；诚有过，虽近爱必诛。赏罚信，则令行禁止，三军如一；赏罚不信，则军心涣散，士不用命。故而，孙子将“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列为“决胜七计”中的两项，一同成为战前量化决胜的重要参数。军队的作战，不是江湖斗狠，靠的是整体的力量。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离心，则无一人用。古来兵家一贯非常重视“齐勇”的概念，而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通过令行禁止来树立将帅的绝对权威。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使勇者不能独进，令怯者不能独退，从而做到兵锋所指，不惧生死；剑之所向，无往不利。拥有此等精锐之师，方可以称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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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景公（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晋国君主，晋成公之子。

【2】荀林父（?~前593年），姬姓，中行氏，名林父。因任中行之将，故以中行为氏，史料中多用其大宗本家氏号，故多称荀林父。因死后的谥号为“桓”，称中行伯、中行桓子、荀桓子。春秋中期晋国正卿，中军元帅，名将。

【3~5】先榖、赵同、赵括，均是晋国将领。

【6】孙叔敖（前630年~前593年），楚国令尹，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

【7】《三略》，原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与《六韬》齐名。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

作者题外话：2010年3月22日，新浪网【文化漫谈】将本文加为精华，飞刀在此感谢论坛和各位管理员前辈的推荐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