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针对几名被捕获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重大经济犯罪嫌疑犯的审判即将开始，庭审准备工作也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负责收集证据、提起公诉的中央特别犯罪调查小组主要由来自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资深检察官段正功和其他专家组成，而进行庭审审判的最高人民法院则以院长沈钧儒亲自作为审判长，剩下的就是让被告人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了。
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没有放松法律制度的建设，在1950年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有关刑事审判辩护人的制度，不过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合法律师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民国时期那些盘踞在南京和上海等地的知名律师，大多在革命时期被定性为黑律师和讼棍，送进劳改所进行劳动改造了。虽然合格的律师很难找，而且大多数现在都服务于国家法律机关，民间的律师凤毛麟角，但是这种最高级别的国家审判也不能就这么直接忽略掉辩护人这个程序。
我党统计了一下可以担任辩护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并制定了一份相应的名单，让即将受到审判的那几个前国民党高官自己选择。来自辽宁省的律师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报名这项工作，因此名单上基本都是本时代的法律工作者。
但是，当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找到正在看守所里面被羁押的宋子文的时候，这个喝饱了洋墨水的经济犯对我党工作人员提供的可选律师名单不屑一顾：“你们都是让自己人来当所谓的辩护律师，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辩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罗织罪名诬陷我们一家就算了，现在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我呸！”
站在囚室外面的看守所工作人员和法院的年轻小伙子们一看到这个反革命分子如此嚣张，差点就要冲进去揍他一顿，但是带队前来的工作小组组长把他们拦住了，用十分平静的语气对囚室里面的宋子文说道：“新中国的最高法院可不是你们手下的那种，也不是美国人的那种，我们为你提供的辩护人都有职业道德。”
“哼，那又怎么样，不还都是你们共产党的人？除非你们能让我请到香港的律师。”宋子文摆出一副高傲的态度来，让外面的工作组人员气得直咬牙。
“你还不知道吗？我们已经让英国人从香港滚蛋了，香港的那些律师现在大部分都在劳改所，我们确实可以破例让你请正在服刑的旧律师，但是他们没有阅读过新中国的法律，恐怕上了法庭也没有用的。”工作小组的组长还是一副脾气很好的样子，耐心地给宋子文解释目前的情况。
而听到这句话的宋子文倒是被惊呆了，他确实没听说过香港已经被收回的事情，事实上他一点都不看每天送到囚室里面的报纸。
我党在收回香港主权之后，已经按照既定手段清理了整座城市的旧势力和反动分子，那些英国人留下的法律从业者自然不例外。从理论上说，为了满足最高法院庭审的程序正义，也不是不能把正把在劳改所服刑的旧律师拉出来干“社会服务”，不过他们脑子里都是民国时期的法律，而最高法院此次审判要使用的是刚刚出炉没多久的新法。
“那好吧，你们这份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我辩护是吗？”宋子文沉默了一会儿后又开口问道。
“当然，我们保证任何一位辩护人都将以最公正的态度为你们辩护。”
“那就让你们的司法部长史良来给我辩护。”
此话一出，站在囚室外面的工作人员们都有些惊讶，没想到宋子文真的选择了时任新中国司法部部长的史良。身为民盟成员的史良不仅是新中国难得的法律方面的人才，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在建国之后为中国法律和妇女权益的事业做了不少贡献，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制定就有史良部长的参与。
理论上，宋子文这种人应该不信任在新中国司法部担任部长的史良，因此工作人员们才不明白为什么他做出这种选择。
“好的，既然您已经做好选择，我们之后会通知下一步进展。”工作小组的组长倒是没有多问，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件事。
“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土匪到时候要怎么给我罗织罪名，哼！”宋子文最后撂下一句气话，又躺回到自己的**，翻过身去不理睬工作人员了。
任务已经完成的工作人员们也不继续留着，在组长的带领下前往下一个囚室。
宋子文的打算其实很简单，他觉得自己到头来肯定是要被定罪的，无非是个枪毙或者吊死的区别，请什么律师都一样的。既然共产党要装模作样的审判自己，那不如就让他能叫到的级别最高的“律师”帮他辩护。
“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强词夺理。”宋子文侧躺在**，嘴巴里还在低声地碎碎念。
其他的几个受审人员也基本都作出了和宋子文相似的选择，让目前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官职的法律工作者作为辩护律师。到目前为止，庭审之前的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当天下午，史良部长和几位被受审者们选定的法律工作者一同来到了北京的一处会议室里面，讨论要如何在即将开始的大审判上为那几个经济及反革命罪犯进行刑事辩护。
在会议上，史良部长首先对众人说道：“大家都是法律工作者，知道依法审判对我们的新中国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要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原因。我们今天开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为我们的被告人进行辩护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中央的几位领导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辽宁省进入中央的几位官员坚持要在这次审判上过一遍完整的程序，而负责为老前辈们解释司法程序重要性的是吴铭。我党在革命时期一般是不搞什么法庭审判的，一来是当时没有法律可以用，只有党规党纪，二来是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不了解法律是什么，也不了解法律程序的重要性，遇到要惩罚的人的时候，一般是拖到群众面前，渲染一下群众情绪，游街示众搞斗争，然后枪毙或者送到劳改地点。但是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套随意性很强的程序最好逐渐淘汰掉。
“法律工作上的程序正义，是保护无辜群众、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措施。现在我们搞斗争、拖人上去游街示众，目标都是明确的，地主恶霸投机分子这些人都是群众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稳定之后，继续使用这一套的话，总有一天会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尤其是在基层。”吴铭解释的时候如此说道，“斗争大会、批斗大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自发搞的，上级党组织很难做到监督每一次这种‘民间审判’，这样里面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如果基层组织的内部出现问题，这种民间的审判行为就会成为私人斗争的工具。如果某个坏心眼的人混进了党组织，他就可以借用这种不需要切实证据，只需要煽动或者是造谣能力的审判，让他讨厌的人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是身败名裂。”
另外，这次审判的几个人，反革命罪行不是那么的明显，基本上没有像蒋光头或者某些原国民党将领一样直接下令屠戮革命群众，和革命军队对抗，他们犯下的主要是经济上的罪行，而且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此直接拉到群众面前搞公审的可行性不高。将他们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上明正典刑，还能为以后处理重大经济犯罪树立标杆。
“首先，我们这次受理辩护的几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人证物证齐全，社会影响重大，因此只考虑做减刑辩护，不考虑无罪辩护，大家是否同意？”史良先给今天的讨论开了个头，在场的几位同事都点头同意，这种情况总不会真的有人去考虑无罪辩护的。
“被告人的犯罪程度不同，因此难以统一讨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本次审判使用的法律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中，类似案件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院，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没有判决先例这一点，以适量减刑为目标。”一名司法部的同事说道。
“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上，但是少数几个被告人还被控诉犯有叛国罪，这个罪名的辩护比较难以处理......”
在史良部长开头之后，几位法律工作者热烈地讨论起来，这既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等级最高的庭审审判，也是新中国的法院审判制度第一次运作，每个人都想尽力做到最好，为后世留下制度榜样。他们被选为辩护律师之前，就已经让周总理嘱咐过，要出全力为被告人辩护，不要因为个人私情扭曲法律公正，否则从长远上看反而对国家和人民不利。
辩护人们的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最终大家整理出了几个庭审辩护时的共同着眼点。包括被告人的主动行为能力受到蒋光头的限制、被告人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有一定的贡献等等，这些辩护理由不会让那几个被告人得到多少减刑的机会，但确实是几位辩护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佳方案了。
看着大家整理出来的最终方案，史良苦笑着摇摇头，对讨论得满头大汗的同事们说道：“看来，这伙反革......被告人还真是难搞，我们想了这么久的时间，只想出来这么几条，如果我是检察官的话，现在就能逐条反驳里面的内容了。”
在场的其他几位辩护人也都无奈地笑了笑，他们或许不是很想接受这次辩护任务，但确实愿意尽力去做，不过想要辩护成功，那可就太难了。不过从另一层面上讲，他们接受辩护任务的初衷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程序正义，而不是真的要为这些人进行辩护。
“我听说特别犯罪调查小组那边，找到的罪证能堆得像山一样高，还把美国人的资料都给拿出来了，相比我们这边能做的准备，也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了。”一名同事笑着说道。
“铁证如山，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另一名同事笑道。
“好了，大家回去之后，都各自准备一下吧，虽然说任务比较难，但总归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拿出全力来。”
史良部长最后向众人总结了一下，大家也都同意这一说法。
于是，这场辩护方案讨论会在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总算结束了，而在同一时间，中央特别犯罪调查小组的组员们其实还在资料室里面整理之后要用到的证据。为了把那几个反革命从快从重地送进劳改营地或者刑场，调查小组的几十位检察官们已经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辽宁省的数据库、台湾省的原国民党档案库提取以及通过外交部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税务部门要求的资料足足有上千份之多。
组长段正功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检察官，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好几天时间，为庭审之前的准备工作做最后的检查。小组的其他组员们都劝段正功不必要这么拼命，毕竟现有的资料无论如何都足够把那些人全部判刑了，而且之后又补充材料的话也可以添加到案件卷宗里面，不急于一时。
而段正功则对他们说道：“我们是代表广大人民对他们提起了公诉，他们对所有的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如果我们在起诉他们的时候漏了任何一件罪行，那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群众啊。能参与到这样的工作当中，我不会觉得累，这可是我们法律工作者最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