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东林讲学如果我们的记忆还算好，那么就应该记得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万历皇帝并封三个儿子为王的事情。在这一年，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上疏万历皇帝，认为这是皇上对屡屡请求立太子的臣下的侮辱。万历皇帝愤怒，但愤怒的原因却是，此人太过于嚣张，敢推己及人。顾宪成被削官为民，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回到了江苏无锡老家。

其实，这件事只不过是顾宪成被贬回老家的直接导火索，在此之前，诸多事情早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朝堂上呆下去。

但促使他在朝堂下待不下去的并不是他传说中的刚直性格，从其在被贬之前的有关于他的记录中来看，此人并非是后人所传说的那样“为民请命”的大角色。

他初入朝廷时，正值张居正改革。此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对张居正进行了意**似的批评。也正如他自己给党争下的定义一样：往往激于意气而口无遮拦。他对张居正的批评就是如此。

张居正想这样，他偏要那样；张居正那样，他偏要这样。总之，和其他当时的言官们一样，张居正反对的，他支持；张居正支持的，他坚决反对。

他之所以没有被张居正打了屁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话根本还传不到张居正耳朵里，因为他官职太小，只能像一只蚊子一样在万里之外对张居正哼哼。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顾宪成书生渐渐地养成了对朝中事与天下事都看不顺眼的脾气。而让他这种脾气定性的是，无数反对张居正变法的那群言官。张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所以，想要改革就必须要清除这些阻力。在张居正时代，被清除的中下级官员多如牛毛。而这些被清除的人往往会抚慰着疼痛的屁股聚集在一起，这大概也就是后来顾宪成在无锡一讲学，就有许多人鼓掌相贺的原因。在这些人看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屁股上都挨过不同程度的拍打，所以，聚集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与两个人组成“三元会”，意在指斥朝廷之上的浑浊气息，事实上，他针对的还是张居正的改革。直到张居正死后还大骂张居正的新政是神奸诡计。

我们可以想一下，每天都把时间用在诅咒一个人的人定有变态的本性！顾宪成就有这方面的嫌疑。若按照常理来推论，被他一直叫骂的张居正一死，他应该高兴，并不再骂人了才对。可他并不，而是将愤怒又投向了张居正死后的内阁。

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被抄家夺谥，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看到张居正的下场后，马上转向，坚决不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了。在万历皇帝的几句话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一并废除。这样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内阁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悠闲状态。当然这种悠闲恐怕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与张居正当国时的忙碌操劳一比，王锡爵就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

顾宪成自然也看到了这种反差，他虽然不赞成张居正的改革，但他也绝对不赞成内阁只吃饭不干活。他频繁地发表议论，表示出了对内阁首辅的强烈不满。

万历十三年（1585年），曾在张居正被抄家一事上倾尽全力的言官李植、江东之等被王锡爵拿下，被张居正打过屁股的沉思孝、赵用贤替李植喊冤，大骂王锡爵是小人。两方各不相让，遂成派别，明末党争就此开始。过不久，“京察”开始。所谓“京察”就是对官员的考核，明时每六年举行一次大京察。而对京察起作用的则是一群言官，他们的职责就是说话，在每次京察时，吏部提出某些人称职，某些人不称职，然后由这些言官最后评定。这一年的“京察”就发生了党争。在对某一官员进行评定的时候，内阁的党羽说他好，和内阁作对的如顾宪成这样的人就说他不好。反之，亦然。

大家在朝堂之上之所以争得不亦乐乎，就是因为万历皇帝躲在深宫里睡觉。

接着就是争国本事件，顾宪成和其他小言官员与内阁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事实上，在国本之争上，两派没有根本分歧，都主张册立太子，但当权的阁臣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想过分催逼万历皇帝，认为多言为无事生非，要长远一点来看问题；而顾宪成等言官们却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深谋远虑根本就是扯淡，我现在看到了皇上不立国本，那么，就必须要求他马上立国本。最后，顾宪成把天下百姓搬出来，他自己推测，这是天下百姓的意思。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任何一个人都代表不了天下人，即使圣贤如孔夫子，也还有反对者。顾宪成居然不以为耻地想代表天下老百姓，简直是荒唐之极。

王锡爵当时就冷冷地说，依你这样讲，就让人很奇怪了。为什么朝廷有什么决定，天下就必然反对呢？

顾宪成读了那么多书，反应当然敏捷如猴，立即把球打了回去：我也奇怪的是，为什么天下有什么意见，朝廷就必然反对呢。

王锡爵笑了笑，不久，顾宪成被贬回老家当无业游民。他一回到老家，就将自己在朝堂上的失败归结于政治不可玩，玩火者，必将自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就像一个在生意场上大败而归觉得自己不是商人材料的人准备再进修一样，顾宪成开始在无锡交天下客探讨学术，称之为讲学。

此人本身就在嘴上有独到之处，况且，在朝廷时，与他同道之人多如牛毛。这些人在朝堂之上自然和顾宪成一样，很难待久。当他们一旦被贬为无业游民后，自然就找到了顾宪成在无锡的讲学之所。

十年后，顾宪成修复了前人留下的东林书院，经过十年与各种各样人物的交流，顾宪成的学术水平已不是一般。各地来听他讲学的人也多起来，东林书院名声大振，在许多老百姓眼里，这里住了许多好人。而这种好人是与朝廷的坏人针锋相对的。

但倘若要说，此时已有东林党，那显然是对历史不负责任。首先，顾宪成在东林学院只是讲学，他并不像后人传说中的那样评议时政。略有头脑的人就会想到，顾宪成并不像其他被贬的官员一样受过身体之苦，所以他对朝廷的愤恨并不深，他回到无锡后之所以讲学无非是因为看透了官场是一是非之地。一个具有这样想法的人怎么会回过头来对是非之地大谈特谈呢？假设他总是评议朝政，朝廷难道会任凭他胡说八道而不理？

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当时诸多被贬官员总到他那里听他讲学。这就让人有一种感觉：东林书院是失败者的乐园，大凡失败者对打败他的敌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评价。

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你做没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说你做了。认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评议时政，并将其命名为“东林党”的内阁一派之所以会这样讲，无非是因为当时朝中有许多反对派都是倾向于东林书院的，即使不是很倾心于东林书院，但对顾宪成于东林讲学并无恶感，或许还去听了几次。内阁一派为了大范围地打击这些人，总要找到他们的老巢，而这个老巢就是东林书院。

有人曾将东林书院的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当作是顾宪成议论时政的证据，但这副顾宪成写于年轻时代的对联就像是一个人的衣服，难道穿黑衣服的人就都是黑社会吗？

但凡一个人做事都有一定的目的，倘若顾宪成当时真的有评议朝政之事，那么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接到圣旨去南京任职时却婉言谢绝*就成了怪事。按照常理来讲，评议朝政无非是希望自己能颠倒该时的朝政，他不去做官，就说不过去了。

那么，顾宪成在东林书院干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他的确在讲学，讲孔孟思想，他想要从当时对孔孟思想纷繁复杂的解释中告诉人们真正的孔孟到底说的是什么。

所谓东林党的形成是明朝晚期的一件大事，东林党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清纯可爱。明朝的灭亡，和他们的反对党一样，他们也有一定的责任。

可以说，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之前，想要有所作为是有心栽花，而万历二十二年以后，其所为却是无心插柳，这棵柳树引起的党争并不是顾宪成所能想到的。

所以历史往往原谅这样“无心为恶”的人，虽恶不罚。

>>>并不纯净的东林党被对手扣以“东林党”这个帽子，其实戴起来并不舒服。明时所谓的“党”，文雅一点来讲是派系、团伙；不文明来讲，所谓“东林党”就是在东林书院和与东林书院有来往的那群家伙。

所以，这群家伙并不都是仗义之人，并不都是想为天下出力之人。顾宪成就曾在京察中联合吏部尚书打击内阁一派的推荐人，这些后来没有升职或者是被贬的人中肯定有多才刚直之人，只不过是内阁一派，就被顾宪成打击掉了。

他被清除出朝廷后，一心研究学术，对朝廷之事并不过问，直到李三才的出现。李三才这个人很倒霉，他在凤阳做巡抚时给万历皇帝上疏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结识了顾宪成，并成为好友，他很为这个朋友的讲学所为而激动。当朝廷希望顾宪成到南京就职时，李三才给顾宪成写信，希望他能重新出山。但顾宪成只是一笑置之。

可第二年，由于万历皇帝长时间的断头，内阁大量缺人，时大学士叶向高提议推选阁臣，朝中很多官员推选了李三才，但却遭到工部郎中邵辅忠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几乎可笑，他们认为李三才生活太奢侈。李三才在这方面的确不怎么注意，可这种生活细节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不能当阁臣的正当理由。通过叶向高的解释，我们得知此人正是前首辅王锡爵一党的，而且，此人也知道当年诸多兄弟在京察中落马，完全是顾宪成一伙的东林党人所赐。而李三才又和顾宪成交往甚密，这样成了邵辅忠反对的理由。

一时之间，诸多人站出来反对，诸多人站出来表示赞成。朝廷上下，南京北京仅围绕着一个阁臣问题开始了激烈的争论，由就事论事发展到了个人攻击，再由各人攻击发展到了派别之争。

一个李三才竟然引动了整个大明帝国两京的大臣们打嘴仗，真是毫无天理。远在无锡的顾宪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出于好意——别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给当时的叶向高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和李三才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对这位朋友很是了解，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对得起阁臣之职。

先接到他的信的是李三才的好朋友御史吴亮，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居然把这封信抄在了邸报上，遍递各衙门。无疑，这激起了那些反对李三才入阁的人的愤怒。他们认为，顾宪成以一介草民，居然敢干预政事，简直是大逆不道。

不过，在这个时候，关键是打胜李三才入阁这一仗，至于顾宪成，随便牵扯进来就是了。几天后，反对声最高的御史徐兆瑞忽出奇招，认为东林书院干预朝政，并给其命名为“东林党”。

徐兆瑞在大明的功劳本上并没有留下什么，但在反对东林那些家伙的历史上却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他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在他的言辞中，不知道历史的人还以为当时的执政政府是东林书院，而不是万历皇帝。自然，顾宪成是他首先冲击的对象。他说，此人虽然远在山林，却能遥控朝廷事务，这种胆量如果再让其发展下去，有一天不是要造反吗？

为了彻底地搞臭东林党，徐兆瑞捏造了东林书院的种种罪状，比如，说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浒墅关的官吏以“修书院”的名义向东林书院送银两；东林书院的成员到各地讲学，动辄一百多人，要县衙门迎接款待，每次耗费银子二百两上下；东林书院的讲会“杂以时事”，它的讲义刊印出来，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须照办。

万幸的是，万历皇帝对这种胡说并没有如其他皇帝那样很重视，原因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重视。所以，只有徐兆瑞在那里空喊，东林党毫发无损。可李三才就倒霉了，因为顾宪成的那封信，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入阁。并且，他原来的职位也无法保住，他只好请求辞职。当他一连向皇上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没有得到回音后，他就不等皇上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通州定居去了。

李三才事件拉开了东林党与反对派的争斗，在这件事上，无论后人多么想为顾宪成辩护，但一条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他希望李三才入阁来提高东林书院在朝廷的影响。

虽然，他后来解释说，自己所写给叶向高的信的缘由只不过是出于对李三才的了解与肯定，但在攻击他的言辞里，都有这样一条：李三才本就是东林一伙的。

几年后，发生了明末三案，直接引起了党争。这三案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我们在前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红丸案发生在泰昌元年（1620年），万历皇帝的那位太子朱常洛即位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泻药，服后病益剧。鸿胪寺丞李可灼就献上了两颗红色的丸子，说是仙方，可长生。朱常洛服后不但没有永远不死，反而立即就死了。朝臣群起弹劾崔、李二人，东林党人立即怀疑此二人是受郑贵妃指使而下毒；而反对派却反对，其实这些人反对的目的就是因为东林党赞成。争论一起，大学士方从哲从中协调，事久决不下。最终，两派谁也没有取得胜利，朱常洛死后，儿子朱由校即位，抚养他的李选侍坚决居住在乾清宫，以把持朝政。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联合大太监王安迫其移宫哕鸾宫。朱由校正式即位后，此事引起争论，成为官僚派系斗争的内容之一。

东林党的势力逐渐扩大，特别是当朱由校登基后，由于是他们的努力，所以皇帝对这些人很是器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失意的政客，善于钻营的士大夫纷纷投进东林，而且，在这些人信誓旦旦的承诺下，东林也接纳了他们。

在后期，东林党之所以敌不过阉党，有一部分原因即在此。诸多的政客发现自己所凭借的东林已经不是当初的东林时，他们立即掉转，把枪口对准了真正的东林党人。

我们回过来看，当初，万历皇帝下令全国开展矿监税使活动，最先反对的就是东林党。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为天下百姓着想。因为在万历皇帝最先派出矿监时，老百姓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受到影响的是一些富民。那么，东林党的人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大都是有功名、田地或是资产的中小地主阶层。

税使刚刚成立时，其所征税的对象也无非是一些开旅店的店主，这些人自然也被称为富户。也就是万历皇帝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才使得他们奋起而反对之。

在天启三年（1623年）的京察之中，东林党人赵南星掌管吏部，力斥反对派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议当罢黜。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坚决不同意。赵南星可不管，总之，不和自己站在一边的就是敌人。他写了《四凶论》攻击亓诗教等，最终这些人在强大的东林势力的打击下被罢黜了。从各种史料来看，赵南星通过这次京察大肆打压其他派别的人，完全是一种斩草除根的想法。的确，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从而获得清誉之名。但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自诩，对三党官员心存报复，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却也是他们的愚蠢之处。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被东林排斥的官员，便投依阉党求存。东林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贤的阉党的势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针对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就说：“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后来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他这句话其实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后来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大肆清洗，一半责任要归于自己。

假设，只是假设，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也就显现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彻底沦为了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个人恩怨之报复。齐、楚、浙三党自然如此，东林党更是不能逃脱。

所以，东林党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十分纯净，纯净到只为百姓着想。晚明的清官、好官都出在东林或是对东林有一定的好感。这只不过是因为其他党派太差劲了，这些官员只能退而求其次而已。

>>>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挣扎被反对派命名的东林党在其产生到灭亡，到底争论了哪些事呢？这是一个很不能让人解释清楚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的争论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另一方面，在争论中，是否真的是从大局着想的。

顾宪成似乎就是东林党的开始，而在他死后，东林党也并没有结束，直到明朝灭亡，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我们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此，我们不对他们的声音确认是对还是错。我们只是想看一下，他们用了几十年时间到底都争论了些什么。

第一起事件是关于张居正的，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第二年，张居正被抄家，顾宪成认为这是张居正咎由自取。

第二件事是争国本，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科臣——后来的东林党人——姜应麟上疏皇帝应立太子，万历皇帝迟迟不立，东林党人与内阁一派和皇上争论了十五年。

第三件事是丁亥京察，发生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北察主计人之一为左都御史辛自修，南察主计人有右都御史海瑞。两人都欲借京察整饬吏治。顾宪成在北察中支持辛自修，他的弟弟顾允成等在南察中支持海瑞。结果，辛自修与海瑞都失败，顾宪成兄弟被降斥。

第四件事就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三王并封，顾宪成强烈反对。

第五件事是癸巳京察，主计人是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考察贯彻了严于自身、严于要律、贪吏必察的原则，但不久，赵南星被斥为民，孙鑨被迫辞职。支持京察的官吏纷纷被贬。

第六件事是万历皇帝设矿监税使活动引起的争论。

第七件事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发生的《闺范图说》事件，早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山西按察使吕坤编辑了《闺范图说》，里面提到的妇女都是皇后级别的，郑贵妃拿到这本书后，就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这样做的目的当即被东林党人拆穿，引起争论。

第八件事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的民变，东林党人或支持民变或者参与民变。

第九件事是万历二十七年的己亥京察，北察主计人吏部尚书李戴秉承阁臣沉一贯意大肆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反击，此事过后，东林党人被迫去无锡听顾宪成讲学。

第十件事是关于真假楚王的，当时，楚王朱华奎的下属向朝廷告发朱华奎是异姓假王。当时，沉一贯想隐瞒此事。但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郭正域上疏请勘，楚王派人送礼给郭正域，郭正域依旧不依不饶，后被沉一贯一伙清除出朝廷。在这件事上，楚王的真假另当别论，而沉一贯不想把事情闹大是符合当时形势的，郭正域偏想要事情水落石出，被弹劾去无锡听讲是活该。

第十一件事还是关于书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一本《国本攸关》的图书出现，大学士朱庚得到此书后，发现此书是托“郑福成”问答的。“郑福成”喻郑贵妃之福王当成。时谓之妖书。这一次，皇帝大怒，东林党人没有挑起事端，但沉一贯却以此事拿下了东林党人大学士沉鲤。正要趁势拿下其他东林人士时，太子朱常洛大怒，此事才算结束。

从这以后，几乎每件朝廷之事都有东林党人的参与，直至其被阉党打败。也就是说，从有东林党那天起，党争在明末就没有停止过。

魏忠贤没有掌权时，东林党的最大敌人是掌权人物，比如当时的王锡爵，后来的沉一贯，还有万历皇帝。东林党人大部分都是言官，分布在六部里，自从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将内阁权力降低，大权尽归于六部，所以，六部的言官们敢于向内阁首辅发威。而万历皇帝又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内阁首辅自然就要反击，归根结底，都是万历皇帝的错。

万历皇帝是非常明智与愚蠢的，在有关于他自己的争论中，他总是不肯给答复，或者是默许内阁对东林党进行打击。而内阁，也就是朝廷的掌权派对东林党人的态度却是四个字：坚决打击。可以这样讲：谁在内阁，只要不是自己人，东林党人就发了疯似的去咬。一件事只要被东林党人捉到了，就绝不轻易放口。比如，明末三案*，它促成了党争，党争反过来又影响了三案，使得一件很普通的案子，成了惊天动地的大案。

我们还不得不提发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事件，和以前、以后的京察事件一样，党派之争如火如荼。这一年的京察在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东林党人，所以齐、浙、楚诸党遭到了他们的打击。但南直隶的京察却为齐、浙、楚党所把持，故在南京的东林党人受到了排斥。正是辛亥京察南直隶的形势，科道言官们遂依籍贯有了齐、楚、浙三党。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丁巳京察，三党势力大盛，由楚党的吏部尚书郑继之、浙党的刑部尚书李志和考功郎中赵士谔主持，因此东林党人在此次京察中几乎被驱逐殆尽。

通过这几次京察，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一步步地明确和巩固，党争之风日盛，并几乎使朝中大臣都卷入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便无法立足之势。从这次以后，一直到天启朝东林党才再获朝政大权。如你所知道的，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将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把党争带进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于是，就有了那次大清洗。

［事实上，对明代官吏的京察在万历之前是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考核过程并不怎么严格，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却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这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故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是以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自律。然而，从“癸巳京察”起到“辛亥京察”、“丁巳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都是因党争而致，弹劾与被计官吏的品格及政绩几乎再无什么关系，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评判标准的职能，彻底沦为了党争工具，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从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尊崇，再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荡然无存，故而吏风日坏。］可当他们将对手清洗完毕以后，发现又出现了一个魏忠贤。这些士大夫居然想以笼络的方法希望魏忠贤不要干政，他们曾把对手同样是士大夫的三党清洗干净，却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而束手无策。似乎在这些人看来，动用武力永远是匹夫所为。最终，他们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

从顾宪成成立东林书院到被魏忠贤屠戮，东林党人苦心经营十七年。最终，他们整体以一发不可收拾的气势消失了。当时人对他们的赞颂至今仍在史书的某一角落里发着光芒，现今我们来看他们，多一点理性，总归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