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里已经住得习惯了，军人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何况干休所那个家给他留下了太多耻辱和痛苦，他简直不愿去想它。女儿和儿子嘛，倒是经常到医院来看他，见见面也就很好了，不在一起过倒觉得少些烦恼多几分亲近。儿大不由娘，何况是爹呢！亚麟归来之后，父子再见面时总觉得仿佛隔着什么，常常相对无言，甚是尴尬。老干部病区内住的都是老人，可在一起谈的话题倒比与儿女们谈的话题多，聊天、下棋、打扑克。输了一样贴纸条在脸上，或是学猫狗钻桌子，闹腾得做一群孩童样，只有晚上独自睡去时，才又各自在被窝里搂着老人的那份难以排遣的孤寂。
渐渐的，他觉得医院比干休所还象他的家。这里虽然没有小菜园，但他可以侍弄院内的花木，一样的浇水、除草、松土，忙个没完。每天清晨，绕着干休所那几幢小楼的跑步，已改做绕着病区的大楼跑了，跑一圈下来，就顶上了原来了七八圈。生活的平静带来了心境的恬静，血压趋于平稳，心率也渐渐正常了。
谁知道遥远的大西北G省P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会发来一封邀请信呢！
庄家仁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很多，近年来这样的邀请信也接到过不少，但他总是以“身体不好”为由，婉言谢却了，只是以一篇篇回忆录式的文字做为回复。然而，这来自黄土高原之上的荒凉古城的请柬，竟使得他激动得难以自持，晚上吃了安眠药之后仍旧安静不下来，半夜里穿了衣服，跑到值班室丢看那幅挂在墙上的全国地图。第二天便忙着打电话给省军区机关，请他们协助安排到P城去的事宜。弄得机关领导同志慌着赶到医院，又是劝他“慎重行事”，又是不得不安排医院为他复查身体。医生为他做了检查之后，也是劝他“慎重”的，而他却当着机关领导同志和医生的面很不慎重地大发其火来，声言即便是死也决不死在这里，他是在那块黄土高原上生的，也要到那块黄土地上伸腿儿瞪眼去！
待机关无可奈何地为他安排好了出行的事宜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医院也为他办了出院手续之后，他倒反而象个自知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红着脸向医生们道歉，并且特意打电话给军区机关表示自己的歉意了。
他的一生有太多的东西与那黄土高原维系着。他早就该到那儿去的，他原本就打算到那儿去的！只是——，谁知道钟为什么有时会停摆了，只需拍一拍它，它就会不可遏＿止地行动起来。
庄家仁也行动起来了。
坐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换汽车，紧赶慢赶他还是迟了两天。P市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那座被西北风沙剥蚀得千疮百孔的荒凉小城，驰车经过宽阔的马路，望着两旁耸立的楼房，恍然间他竟疑心自己是不是摸错了地方。这座城市也有一座颇漂亮的宾馆，刚刚安顿下，那些先期到达的同志就在“座谈”的休息时间里，纷纷看他来了。
“哎，庄营长！你怎么还是那模样，啊哈哈……”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秃秃的脑袋放着光，乍瞧上去象个和尚。然而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雅致的金属框眼镜，又有些教授、工程师的气派。可是，他的双手不停地捻动着四只金属“健身球”，使它们铿铿锵锵地振响着，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洒脱不羁、风流调倪的公子哥儿味儿。
“哦，好，好。你——”
庄家仁尴尬地打着哈哈，真是的，别人认出了自己，而自己却……
“晤，记不得了？来，‘先生，先切脉，看看舌苔刀巴？’”
“噢——，‘中医赵先生’！老丁，丁一夫同志……”
当年的中共平固工作委员会书记丁一夫是一匹瘦骆驼，脸、肩、胯、肘、膝……所有骨架和关节能够凸起的地方，都奇奇怪怪地鼓突了出来，象是东倒西扭的支架撑持着塌瘪的帐篷。他那时是穿长衫的，鼻梁上也架着一副眼镜，在马家铺镇上开一个中药铺子。他公开的身份是中医先生，实际上做的是平固工委的领导工作。
随后过来的那些同志呢，唔，那小个子是工委的宣传部长、负责书店工作的“武大郎”！这位是——，南三镇中心区委书记廖——；唔，他是，不认识了，不认识了，他们都是后来的P市各级党组织的干部。
一连几夭的座谈会，都是回忆、回忆、回忆，仿佛他们已没有了现在和将来，剩下的仅仅是往昔。
丁一夫记得他到回民区去做回民武装的统战工作时，庄家仁还特意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他们在回来的时候，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兼M县保安司令钟克命保安队的伏击，为了掩护丁一夫，有两名战士牺牲了。
“老庄，你还记得这两位战士的姓名吗？”
“嗯？——”
庄家仁茫然地摇摇头。他甚至不记得这件事情了，在他的戎马生涯里，倒下来的人太多太多了，他自己也只是一个幸存者而已。
但是，他记得丁一夫险些成了他的枪下之鬼。
四三年审干的时候，丁一夫被宣布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特务。
工委的主要干部都集中起来了，由上级派来的马特派员负责领导审干工作。庄家仁一直是以部队驻军代表的身份参加工委工作担任副书记的，所以也参加了这次审干。
丁一夫骇人的背景和“真面目”被揭开了。
他的父亲，是西安盛福隆商行的大老板，西安商会的副会长，与国民党及日伪军政要员过从甚密。
他的伯父，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副主席。
他的二哥，是日伪绥中县县长。
他的族弟，是国民党一六八师师长，这支部队就驻防在F市一带，是搞反共摩擦事件的急先锋。
他本人，是国民党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
他这种人，怎么会来参加革命？
马特派员郑重地宣布，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丁一夫打入革命队伍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现在是要他坦白交待自己全部罪行的时候。每个参加审干的同志，也都应该进行积极的检举揭发。
组织上说了，他是特务！
大家都在回想往事，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寻找蛛丝马迹，越想越可疑，越想问题越多……
“武大郎”忽然回忆起来，那次书店被敌人破坏，实在是有些蹊跷。他买进的书刊大多是国统区公开发售的，好不容易辗转搞到了一批“违禁”的报刊，藏在内屋自己的两口木衣箱内。这件事，他在上午丁一夫到书店检查工作时，兴冲冲地告诉他了，别人他谁也没说。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敌人闯进来搜查了书店。更让人费解的是，有两个便衣径直冲进内屋，撬开那两口木箱，将那批书刊当场查获。若不是有人事前向敌人通风报信，如何会这样巧！
工委组织部长也想起来了，去年秋天他随丁一夫一起去参加白水镇中心区委工作会议。会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召开的，开到半夜，丁一夫说是要出去大便，他离开窑洞没多会儿，保安队就把窑洞包围了。开会的同志拿出枪往外冲，结果除了他和区委组织科长冲出来以外，其余同志全都牺牲了。可是丁一夫呢，一根汗毛也没碰着。据他说，枪一响，他就过来要接应，可是看到敌人太多，只好撤走了。他拉屎怎么拉得这么巧？不是他把同志们叛卖了又是谁？……
这么一说，庄家仁也想起一桩事。今年春天，丁一夫到部队驻地来，说是商量请部队帮助训练各区抗日自卫军的问题。可是到了部队驻地之后，却四处走动，察看部队的设防情况，还打听对面国民党一六八师的兵力分配、部署、动向，甚至还询问了和我们对峙的这两个团的团长的姓名。后来，这家伙居然爬上命梁，勾着脖子往敌人那边儿使劲儿瞅。你们说，这家伙是心怀鬼胎吧？……
你一句，我一句，越扯问题越多。平时对丁一夫的那些夸奖的话，什么“机智”啦、“有远见”啦、“到断分析能力强”啦……这时候全都翻了个儿！怪不得这些年平工委的部分地下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怪不得那么多同志牺牲了，怪不得丁一夫这家伙老是“化险为夷”、“坚持”了下来——敢情这家伙是个特务！
说！交待，坦白，是谁派你来的？你和特务组织的联系、任务、行动目的……
同志们全都愤怒地喊着、嚷着，仿佛要将这多年的挫折、牺牲的代价，都从这个家伙身上讨回来似的。
而他，却只是笑！
“哎呀，同志们——”
“住口宜谁是你的同志？”
“唉，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笑：微笑，苦笑、干笑、尴尬的笑、绝望的笑……甚至是求饶，也带着笑。
最初是马特派员揪住他的衣领，气狠狠地叫着，“说！”丁一夫那件泛白的灰长衫象条空口袋似的缩拢在他那干瘪的胸前。马特派员松开手时，丁一夫赳超了一下，扑在“武大郎”身上。
“说！”，“武大郎”操了他一下。他倒向了另一边。
“说！”那一边的人又愤怒地将他推过去。
他喘不过气来了，“饶，饶了我吧——”。他那又瘦又高的骨架在长衫里抖动着，象竹竿挑着一个摆来摆去的白旗。然而，他那张大嘴依旧咧着。娘的，他就是求饶，也带着笑：
庄家仁被完完全全地激怒了，他霍地抽出驳壳枪，将：丁一夫拖到了窑洞外。
“再不交待，老子毙了你！”
丁一夫还是不交待，却咧开嘴，又露出那讨厌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笑——
“呼！”庄家仁开枪了。丁一夫应声倒在了地上。
“弄种里装死狗。”庄家仁郡夷地上前踢了他一脚。
他那一枪，是往天上放的。
一无所获。马特派员宣布将丁一夫先关押起来，明天再审。
睡到半夜里，大家都被一声尖厉的枪声惊起。看守丁一夫的战士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丁一夫逃跑了！
原来，当夜深了的时候，丁一夫忽然在他被看押的那孔窑洞里呻吟哀叫起来，低低哼着说他自己要死了。哨兵点着油灯隔着窗看，果然见他痛苦不堪地在草窝里滚。他翻滚哀叫了一会儿，忽然长长呻吟一声，再也不动弹。哨兵担心他果真出什么意外，就执着油灯开了门进去看。不想刚凑过去俯下身去瞧，丁一夫却猛地撞过来，扑灭了油灯，摸黑窜了出去。
庄家仁带着人到窑洞去看，果然，窑洞门大开着，地上丢着一截磨断了的麻绳，那一团草窝子里还温乎乎的。
“追！抓不到活的，就开枪打死他。娘的，不能让他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组织上通知他们，丁一夫回到了延安！
庄家仁他们把封锁、追捕的部队都布置到往白区的那个方向去了，而丁一夫却是往相反的方向跑的。
他到延安找那位了解和指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中央负责同志去了。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丁一夫是平津学联的发起和领导者之一。“反对华北自治”，“争取爱国自由”，在游行示威中，这个大个子热血青年是扛大旗走在最前面的角色。他赤手空拳与军替的大刀、水龙进行搏斗，负了伤，后来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用“保外就医”的方法，才把他营救了出来。
自然，他是一位坚强而机敏的共产党员。
“喂，老伙计，开完会咱们搭伴儿一起转转吧？”丁一夫问庄家仁。
“好。”
“你说上哪儿吧。”
“咱到径泉怎么样？”庄家仁立刻想到了那儿，他曾带着部队在那儿驻防了好长一段时间。
“行。我在那儿领着自卫军配合你们打过双岔堡，你还记得不？”
“记得。你们搬柴烧寨门，风转了向，差点儿燎了自己！”
“还去哪儿？”
“富县。我家在那儿，拐过去看看。再就是，延安！”
“行。我奉陪到底，咱们一起过富县去延安。回来的时候，祭祭黄陵，然后到西安。我在陕西一直工作到离休，熟得很。到我家吃一碗老伴儿做的‘羊肉泡’，好攒足劲儿看看茂陵、乾陵和兵马俑，然后到华清池痛痛快快洗个澡，再送你回家去。不知意下如何？”
“好，好啊！”有老朋友做伴儿同行，自然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五月的黄土高原已经望得着绿了，只有经历过满眼都是枯黄的高原人，才会感到绿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颜色。那一片片象剪裁后铺在源上的绿块块是麦子，一簇簇一团团象淡绿色的绒毛一般的是野百合。当麦子变做黄色的时候，它们就变出一团团红色来，那是野百合花——山丹丹。
坐在奔驰的汽车上是看不到径泉镇的，眼前是一马平川，脚下的这块地仿佛是广阔无垠的，在极目处与天边相接。然而，不对了，猛然间仿佛你又来到了悬崖旁，那巨大的黄土板块居然断裂了，留出一条让人看了头晕目眩的深谷来。粘稠的黄水在谷底流，仿佛是黄土板块断裂时淌出的黄色的血。
就在这巨大的黄土裂缝里，藏着小小的径泉镇。一排排窑洞和房屋仿佛顺着黄土的悬崖掉了下去，掉着掉着，却被什么看不觅的绳索从上面一扯，便停住了，悬在那深幽幽的峡谷之中。真让人担心什么时候那巨大的黄土板块会忽然合拢，将这小小的村镇无影无踪地夹在了里面。
径泉镇怕是藏在了深谷中的缘故，模样并未大变。一条串起全镇的黄土路似乎是宽了些，窑洞群里也杂进了些砖瓦房，但是庄家仁和丁一夫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
拖着黄龙的两辆轿车在镇上一停，立刻招致了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有干部模样的人拨开人群挤过来，迎着两位老头子说：“啊呀，辛苦了，辛苦了。请到办公室去坐，坐。”
干部模样的人身后有随员的，介绍说：、“这是我们李乡长。”
不待两位老头子的随员介绍，丁一夫自己介绍上了，“不去坐了，我们随便转转。我们俩是这儿的老人，抗战时期在这儿呆过，这位是庄营长。”
“哦，庄营长！”
乡长是很年轻的，二三十岁，似乎并不知道，“庄营长”是怎么回事。
“这位，当年是平固工委书记。”庄家仁也指了指丁一夫。
“哦，丁书记。”
年轻人怕也未必知道“工委书记”是个什么职务。
“呵哟，这是庄营长呀？庄拐子嘛！——”
“嗬嗬，丁大个子……”
上了岁数的人便惊叫起来，有老头老太婆们毫不客气地挤开乡长，争着与两位老人说话，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是谁，要他俩到自己窑里去坐。
“哈哈，刘麻子！我在你家吃过胡萝卜炖羊肉哩。”
“哟，张大嫂。穿走的你那件光板皮袄，我可没法还你啦！”
两个老头子乐得象年轻了三四十岁，亲亲热热地随着老乡往他们的窑里走。乡长责任心很强，紧紧随在后面，时时做着驱赶娃子们的工作。
这家坐了那家坐，间了这个人问那个人。庄家仁拍着脑门想起一个人来。“哎，那个张贵——？就是会编个蒲篮、筛子进城卖的。那次是他做的内应，引咱们打下了双岔堡。”
“张贵银！那是三八年，我在这儿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唔，张傻子呀！他不在这儿住了。那年走了青海，回来——，唉，可怜呐，他住的窑早塌了，眼下已搬到了后沟住。不远，拐过一道梁就是。”
于是，一行人起身往后沟去。路，越来越陡，窑，越来越稀。
“到了。”
最尽头靠近梁嘴嘴儿上，有一孔没有砌石头的破土窑。窑口四周的土有些坍塌了，乍一看上去，不象是有人住的样子。
“傻子，张傻子！有人看你来了。”
应着声从窑里钻出一个人来，庄家仁和丁一夫全愣住了。他是张贵银吗？杂灰色的长发乱纷纷地缠在一起，一双混浊的眼睛呆呆地死盯着人瞅，凹陷的两腮和突起的嘴唇不停地抖动着，似乎是在不停地吃着什么东西或是不住地叨叨着什么。那身衣服也太破烂了，五月天，裹着棉袄裤。棉花全炸出来了，一疙瘩一疙瘩的，象老绵羊皮。
过去的张贵银可不是这样子。
他是这一带数得着的精干利索的小伙子，打下双岔堡的时候，给他戴过花，油印小报上称他为边区自卫军英雄。
可如今，张贵银怎么变成了这个样？
他翻着眼望望人高马大的丁一夫，又瞅了瞅跟在庄家仁身后的那位身穿军装的参谋，忽然用愤怒的嗓音吼道：
“干啥呀，干啥？我不就是吃不饱么？……”
乡干部推了他一下，“别怕，不是抓你哩。两位领导来看看你，这位是当年的庄营长，这位是当年工委的丁书记。”
张贵银的双眼犹如有活水泛动的深潭似的一闪，忽然用枯硬的大手紧紧握住他们俩说：“是营长不？是书记不？由你们给他们说，我打老日那年就是在党的，不能不做数了呀！……”
犹如有尖锥扎了他的心，他浑身抖颤着，痛楚不堪地弯下了腰。
原来，他“脱党”过。
他做过互助组长、农业社长，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一直没有脱产做国家干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他还做过一任大队长，由于不愿砍树而顶撞公社书记，把个小乌纱帽也丢了。他心直，性子暴，又加上参加革命早，所以说起话来无所顾忌，动不动就嚷嚷着要“上京城”找刘伯承、徐向前、张才千“递状纸”去。那公社书记初来时还有些怕，后来见他只是嚷，并没有什么动静，也就认做这只是一个“睁眼瞎”瞎胡炮罢了，便放下心时不时捏巴他两下。
六二年饿肚子，村里躺倒了七八个，有人就求他这位老革命出头到公社要点儿粮去。他到了公社，谁知道公社干部都躲着不见。张贵银急了眼，就在公社院子里跳着脚骂，“饿死老百姓就是反动派”。
他从公社回来后的第二天，有人悄悄递过来口信，公社准备派人抓他。定下了“假党员、真反革命”、“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可怕罪名。
张贵银带着老婆和姑娘连夜出走了。
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党员成了讨饭花子。他不能回去，他知道，那个敢饿死老百姓的书记也敢整死他。他领着全家往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跑，他不明白，他跑了那么远，怎么那里还是饥饿统治的地方？
饥饿总是和疾病连在一起的，老婆和姑娘相给去世，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他什么事情没于过？人总想竭力生存下来的。
他偷扒过路边的花生地，将小米粒大的花生和棵子一起嚼了龙多。
他钻进小饭铺，在狼吞虎咽的顾客面前伸出乞讨的手。运气好的时候，他会得到人家费下的一块模或剩在碗底的一口汤，他睡过城市火车站的长椅，扒过居民区的垃圾箱，他捡废纸卖，也眼巴巴地希望垃圾堆里会出现他偶而得到过的红薯头、白菜帮、一双烂鞋、一顶皱瘪的破帽子……
他最终被公安部门收容，做为“盲流”人员遣送回来了。
队里不能不承认他的“队籍”，可是，人家却不承认他的党籍。谁知道你这种人什么时候入过党？既使过去真入过，你这儿年没参加组织活动，早就“脱党”了！
往后，一连那么多的“运动”，他几乎都是靶子。一开会，他总是和“四类分子”站到一堆儿。他站在大台子上戴过英雄花的呀！又硬又直的汉子变得有些疯癫了。
“贵银同志，这多年，你受苦了。”庄家仁痛心地说。
“大家伙都受苦了嘛。”张贵银居然笑了笑。
他不疯！他只是受刺激太多，一时清楚，一时糊涂。
“贵银同志，你跟我走吧。我去带你瞧瞧病。”庄家仁说。
“跟我走吧。我在这个省人熟，帮你把问题弄清楚。”丁一夫去拉他的手。
“放开我——”张贵银忽然惊叫起来，他双手死死地抓住门框，生怕别人会把他抓走似的，“我一走，你们就又说我是盲流，丢的党籍，就别想找回来啦！……”
离开窑洞，两个老头子都眼泪巴巴地半晌说不出话。乡长请他们到乡政府去，说是饭已安排下了。他们去了乡政府，可是那顿午饭，他们谁也没吃下去。庄家仁不停地写信，证明张贵银的过去，表示自己要求解决他的问题的意见。丁一夫也签了字，并且和庄家仁一起留了钱，要乡里安排一下张贵银的生活。
在庄家仁写信的时候，丁一夫不停地摇着电话机，要县委，要地委。可是，那电话不是挂不通，便是挂通了找不到人。他窝了一肚子火，摔下电话机，怒气冲冲地对乡长说，“张贵银的事，我要管到底的。告诉你们县委书记，就说是丁一夫讲的。你们地委邓义样书记，我熟得’很，五四年做过我的秘书。哦，他现在离休了。离了休也得管里新书记叫——，叫什么呀？回头我还要来的，张贵银你们照顾好他，出了事我可不依你们！”
丁一夫把手里的铁健身球晃得象“滋滋”冒烟的手榴弹一般，－头钻到了汽车里。
车到富县的时候，夕阳已斜在了黄土高原最远处的那梁上。庄家仁盼咐司机拐下公路，沿着一条颠簸的土路一直往山沟沟里开。终于，没有汽车能行走的路了，他便撇了车，急匆匆地步行。他一拐拐的，却没有人能跟得上他。
走到一条没有人烟的荒沟里，他缓缓地站住了。
丁一夫气喘喘地跟上来，疑惑地说：“怎么不走了？老伙计，你的家在哪儿？”
“就是这儿。蚂炸沟……”
丁一夫沉默了，连他手里的健身球也不再响动。
“这条沟，住着十几户人家哩，全是红军家属和抗属。狗日的胡宗南进来，全杀了，烧了！…”
庄家仁胸口一阵闷痛，软软地颓坐在黄土坡上。周围的同志慌忙来扶，他无力地摆摆手，喘着气说：“不要一一紧，你们让我，自己，坐一会儿。”
晚风哀哀地在沟里徜徉着，撩起黄沙，轻轻抚在人的面颊上。这片黄土地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人们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印迹了，只有一处矗立的黄土壁上，留下了当年修窑洞时砍削过的痕迹。夕阳的余辉将那黄土壁染得乌红，象凝血，象铸铁，象一座不倒的碑石。
庄家仁将一瓶酒打开来，洒在这片黄土上祭奠。清醇的酒液宛如泪雨，无声地落下。沉郁的酒香渐渐地淡开，却又淡而不断，如同一缕缕扯不断的哀思愁绪……
“呜呜呜……”老人失声痛哭了。那老年人特有的哭声象沉闷的雷声将人心震撼。
他喊着自己的亲人，然而空****的山沟里静无回应。只有满坡的野百合在风中微微点着头，它们年年都要开出红艳艳的山丹丹花的。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 2024全本小说网novel九一。com